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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它按照文体分类编排，“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计赋、诗、骚等 37 体
。其中，“史论”“史述赞”是单列的两种文体。然《文选》中与之并列的又有论、赞等文体。彼此间是何关系？如此分类的成因何在？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研讨。
（一）“史论”“史述赞”与“论”“赞”之关系
《文选》在“史述赞”下收录班固《述高纪第一》《述成纪第十》《述韩英彭卢吴传第四》
以及范晔《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四篇；在“史论”下收录班固《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晋纪总论》、范晔《后汉书·皇后纪论》《后汉二十八将论》《宦者传论》《逸民传论》、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恩幸传论》等九篇。《文选》另列“赞”体，收录夏侯湛《东方朔画赞》与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两篇；列“论”体，收录贾谊《过秦论》、东方朔《非有先生论》、曹丕《典论·论文》等十三篇。其间关系较为错综。
检索有关文献，在《文选》产生之前，人们在辨析文体时，对以上四种文体，较多提及的是“论”体，亦见“赞”体，而“史论”“史述赞”则难得一见。试看如下资料：
奏、议宜雅，书、 论 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 论 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文赋》）
容象图而 赞 立，宜使辞简而义正，孔融之赞杨公，亦其义也。（《太平御览》五百八十八引李充《翰林论》）
研核名理，而 论 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美矣。（《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五引李充《翰林论》）
在《文章流别集》和《文章流别论》中，还提及了“述”（指“汉书述”）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心雕龙》。该书列“论”体与“赞”体，并有如下两段重要论述：
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抑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自《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二论》，后人追题乎！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文心雕龙·论说》）
赞者，明也，助也。昔虞舜之祀，乐正重赞，盖唱发之辞也。及益赞于禹，伊陟赞于巫咸，并扬言以明事，嗟叹以助辞也。故汉置鸿胪，以唱拜为赞，即古之遗语也。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及景纯注《雅》，动植赞之，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文心雕龙·颂赞》）
通过以上文献可知，“论”“赞”二体是发源甚早、较为成熟的，且类型多样，不拘一格。“辨史，则与赞评齐行”云云，意味着在辨析史事时论、赞、评是异名同体的。刘勰所云“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则是对史赞（论）的详细说明，此“托赞褒贬”之“赞”，即《史记》“太史公曰”和《汉书》“赞曰”等论赞之文，“纪传后评”则指《太史公自序》《叙传》中叙写各篇大意的文字，就《汉书》而言即是挚虞所谓的“汉书述”。正是基于“论”“赞”二体在辨析史事时有所交集，刘知几才顺势提出“论赞”之名，其云：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指出史书论赞是从《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发展而来的，其称名众多，有序、诠、评、议、论、赞等，而“取便于时，则总归论赞”。黄侃亦云：“班孟坚《汉书赞》，亦由纪传意有未明，作此以彰显之，善恶并施。故赞非赞美之意。（太史书每纪传世家后称太史公曰，亦同此例。荀悦改名为论。自是以后，或名序，或名诠，或名评，或名议，或名述，或名奏，要之皆赞体耳）。”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史书中的论赞皆以散体行文，重在评论说明，所谓“辩疑惑，释凝滞”（刘知几《史通·论赞》）。如《文选》所录班固《公孙弘传赞》。其全名乃《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以汉武帝、宣帝时期君臣相遇、开创盛世为例，论说士人要想建功立业，能否“遇于时”至关重要。再看《文选》中“论”体下所收录的贾谊《过秦论》、班彪《王命论》等篇，用散体行文，或辨析秦朝之过失，或论述帝王与天命之关系，与《公孙弘传赞》同属“辨史”的范畴，其主要区别只是载于史籍与否。
此外，刘知几还考察了“史述赞”的源流，其云：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指出“述赞”的由来。作者认为是班固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撰《叙传》，其中“历写诸篇，各叙其意”的文字由司马氏的散体变为诗体，并名之为述，随后范晔《后汉书》又改“述”为“赞”，并“各附本事，书于卷末”。其后“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二是指出“述赞”内容上的特点。刘知几认为述赞本为叙写各篇大意，后变为约事彰理，遂“名实多爽”。这两点看法都有其道理，从《文选》的分体与选文中亦可得到印证。笔者认为，“史述赞”初见于史书“自序”，后渐分散附于各篇，内容上主要是概述大意，或评论褒贬，形式上为四言韵文，多为四句、八句、十句或十二句，篇幅多者亦有十四、十六、二十乃至三十句者。在押韵上，两句一韵，多为通篇一韵到底，或是每四句抑或每六句一换韵。《文选》在“史述赞”下收录班固《述高纪第一》《述成纪第十》《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及范晔《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四篇，内容均是概述相关纪传的大意，词兼褒贬。其体制符合《文心雕龙·颂赞》所谓“四言数韵”的要求。尤其是《后汉书·光武纪赞》，颇具情辞之美。该述赞主要写光武帝除莽平乱之事，称颂其光复汉祚之功，情韵跌宕，文采斐然。黄侃云：“赞之精整可法，以范蔚宗《后汉书赞》为最”
，《后汉书·光武纪赞》尤然。再看《文选》“赞”体所收录的袁宏《三国名臣序赞》。此文先有序后有赞。在序中，作者简要叙述了三国时名臣的品性行迹，为赞文作一铺垫。在赞文中，首尾各有一段，分别起导引和总结作用，中间部分则是主体，就二十位三国名臣一一作赞。故此赞合则属一篇，分则可视作二十篇。就整篇而言，皆是四言韵文，两句一韵，押韵较为严整，多为八句或四句一换韵。再看具体赞二十位名臣的赞文，长则二十句，短则四句，多为八句、十二句或十六句，两句一韵，多是通篇押韵，或是一韵到底，或是四句或八句一换韵。就其内容而言，多是对这些三国名臣的称颂，尤其是最后一段，可谓极称颂之能事：“诜诜众贤，千载一遇。整辔高衢，骧首天路。仰挹玄流，俯弘时务。名节殊涂，雅致同趣。日月丽天，瞻之不坠。仁义在躬，用之不匮。尚想重晖，载挹载味。后生击节，懦夫增气。”至于具体称颂名臣的赞文，如赞袁涣：“郎中温雅，器识纯素。贞而不谅，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轨度。志成弱冠，道敷岁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虽遇履虎，神气恬然。行不修饰，名迹无愆。操不激切，素风愈鲜。”主要是赞美袁涣温雅纯素、固守正道、仁勇有德，名迹可述。再如赞诸葛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独禀先觉。标榜风流，远明管乐。初九龙盘，雅志弥确。百六道丧，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扫雰雺。宗子思宁，薄言解控。释褐中林，郁为明栋。”称颂诸葛孔明器识高远、先知先觉，自比管仲乐毅，为靖宇之栋梁。其他赞文亦多是对所赞名臣的德行功绩的称颂褒扬。由此看来，《文选》所收录的“史述赞”，与“赞”体下所录袁宏的《三国名臣序赞》，都符合赞文的体制特征，即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所言“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
；从内容而言，都与史事人物相关，寄寓褒贬评论之旨。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史论”“史述赞”二体是“论”“赞”体在辨史时的产物，或者说是“论”“赞”体下的一个品类。“史论”用散体，“史述赞”乃韵文。若就文体形式来细分的话，“史论”归于“论”，而“史述赞”则属于“赞”；若从内容出发，则“史论”“史述赞”都与史事人物相关，都有褒贬评论之意，都可涵盖在“论”体下的“史论赞”一类中。值得注意的是，《文选》编者将“史论”“史述赞”与“论”“赞”并列，一个显见的原因是所收录的“史论”“史述赞”均来自史籍，而与其他来自子书或别集的“篇什”有别。
（二）《文选》单列“史论”“史述赞”的成因
《文选》为何要单列“史论”“史述赞”，且将之与论、赞等文体并列？其成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选》编者自我的主体意识；二是前人对有关文体的认识。
《文选》编者目睹“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志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其主体意识自然会贯穿在《文选》一书的编辑过程中。编者在《文选序》中声明了不选“经”“史”“子”部典籍的理由：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编者认为“经”书神圣，不可剪截；“子”书讲求立意，不重文采，故而略之；“史”书辨是非，别异同，与词人才子“飞文染翰”之作不同，而其中的赞论、序述，因其“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所以与那些“篇什”杂而集之。编者排除“经”“史”“子”部典籍而专取集部，可见其“文学自觉”的意识相当强烈；其不因史籍中赞论、序述与“篇什”的不同而一概排斥，而是激赏其议论的精审、文辞的雅丽进而加以选录，这一做法更加凸显编者对文采的重视与推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司马迁《史记》乃“史论”“史述赞”的奠基之作，《文选》的“史论”“史述赞”却不选《史记》，而是选录其后的《汉书》《后汉书》，其原因恐怕也只有结合彼此文辞的差异才能更好地予以解释。关于《史记》，班彪《史记论》称《史记》“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称《汉书》“《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后汉书》，正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评所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史》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
由此，偏好文采的《文选》编者取《汉书》《后汉书》而弃《史记》当不足为怪了。
《文选》单列“史论”“史述赞”，且将之与论、赞等文体并列，即是《文选序》“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的自觉实践。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单列的“史论”“史述赞”，所收录的作品均来自史籍，而其他文体及作品多来自别集
，并列一处，正可谓是“杂而集之”。这一做法，可议之处甚多
，故未能得到后人的认同。在后世编纂的总集、选集以及评论著作中，“史述赞”极少被提到
，即便提到也多归并到“史论”中，而“史论”也不再成为单独的一体，而是作为“论”或者“论辩”等体式下的一类。如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论》指出“论”有八品，“四曰史论（有评议、述赞二体）”。
在后人认为续编《文选》的《文苑英华》一书中，卷七百三十九至七百六十为“论”，其中卷七百五十四至七百五十七为“史论”。清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文体为十三类，首列“论辩类”，收录贾谊《过秦论》、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论》等。然而，正是《文选》自身的这种可议或矛盾之处，彰显了《文选》编者在魏晋六朝这一文学自觉时期辨析文体的自主性以及偏好文采、集其清英的旨趣。当然，如果我们再对照前人对有关文体的辨析，这一认识将更加深刻。
自曹丕《典论·论文》以来，人们对文体的辨析日趋深入，一直到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标志着文体论的集大成。通过上引《典论·论文》《文赋》《翰林论》《文章流别集》《文章流别论》《文心雕龙·论说》《文心雕龙·颂赞》等文献，不难看出“论”“赞”等文体是较为成熟的，人们的认识也较为深入。一般而言，“论”体涵盖甚广，“史论”乃其中的一个品类，而“史述赞”未见提及，属于《文选》编者的首创。
《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论”用途甚广，可以陈政、释经、辨史、铨文，且“辨史，则与赞评齐行”，可以看出“史论”乃是“论”之一体，且“史论”“史赞”“史评”乃名异而实同。《文选》编者在“史论”下收录班固《公孙弘传赞》、干宝《晋武帝革命论》等九篇，已有将“史论”“史赞”视同一体的意味，这与刘勰《文心雕龙·论说》所论有一致的一面。在另一方面，《文选》不仅将“史论”单列一体，且将之与“论”体并列，显示出突出“史论”的效果，这又显示出《文选》编者立异的一面。当然，《文选》编者突出“史论”，除了缘于编者的主体意识外，也与长期以来“史论”创作的发达以及“史论”作者的自觉意识有关。我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史论”创作早在先秦时期就已萌芽，而《史记》《汉书》则奠定了“史论”的规范。影响所及，文人笔下也时有议论史事、褒贬人物之作，如陶渊明作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赞》《五柳先生传赞》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史论”作者日益强烈的自觉意识。如《后汉书》作者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言其不屑于作一文士，反对为文“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而主张“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又不满于古今史籍方面的著述及评论，创为体大思精的《后汉书》，自诩其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并断言“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范晔无意于作一文士，却又强调抒情言志以意为主，以文传意；在结撰《后汉书》之序例论赞时力求裁断精审，文辞熨帖。这表明范晔对史书论赞的文体特征有着自觉而充分的关注和体认，并身体力行地贯彻到实践中。而且，范晔《后汉书》的论赞曾脱离史书而单行于世，《隋书·经籍志》载有范晔《后汉书赞论》四卷，《旧唐书·艺文志》载有范哗《后汉书论赞》五卷，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范晔撰作史书论赞的自觉意识及其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学魅力。
再看“史述赞”。“赞”是一种文体，发源于上古“赞辞”
，按体式可分为散体之赞和韵文之赞，其大旨在辅助或阐明，正所谓“赞者，明也，助也”
。关于“述”字，许慎《说文解字》云：“述，循也。从辵，术声。”
“述”亦是一种文体。《文体明辨序说·述》载：“按字书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与状同，不曰状，而曰述，亦别名也。”
然“述”“赞”并称，却无取于“述”这一文体意蕴。如果考察“述”“赞”“述赞”“史述赞”之间的流变，颜师古的一段话值得注意：
自“皇矣汉祖”以下诸叙，皆班固自论撰《汉书》意，此亦依放史记之叙目耳。史迁则云为某事作某本纪，某列传。班固谦，不言作而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但后之学者，不晓此为《汉书》叙目，见有述字，因谓此文追述《汉书》之事，乃呼为“汉书述”，失之远矣。挚虞尚有此惑，其余曷足怪乎！
上文引刘知几《史通·论赞》也已指出“述赞”的由来乃是班固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撰《叙传》，其中“历写诸篇，各叙其意”的文字由司马氏的散体变为诗体，并名之为述，随后范晔《后汉书》又改“述”为“赞”，并“各附本事，书于卷末”。一直到《文选》编者列“史述赞”体，并选录《汉书》《后汉书》有关述赞作品。由此可知，“述”“赞”连称含有一定的误解成分，尤其是班固《汉书》叙目不当称“述”。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曾批评说：“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挚虞字）《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黄侃《文选平点》进一步指出：“然则昭明承仲洽【治】之误者也。”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述”“赞”二字本义相近，时而相提并论，亦可互通。东汉孔安国《尚书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孔颖达正义云：“修而不改曰‘定’，就而减削曰‘删’，准依其事曰‘约’，因而佐成曰‘赞’，显而明之曰‘述’，各从义理而言……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浦镗云：‘更’前疑脱‘非’字）有书以述之。”
据此可知，人们认为赞、述其义相近，“显而明之”与赞之训诂“明也”无异。汉末杨修较早将“述”“赞”连称，作有《司空荀爽述赞》
，前为“述”文，散体，概述荀爽体性与学说，后文“赞”文，称颂荀爽德行与功绩，四言十八句，两句一韵，前八句为庚、青通押，后十句为支、职、寘通押。这种情形，与班固《汉书》在纪、传、志、表后有赞文予以评论，在《叙传》中有所谓的“述”来叙写《汉书》各篇大意、词兼褒贬，并无二致。曹魏卞兰有《赞述太子赋》
，一赋一赞，以赋为主，附以赞文，计四言二十二句，两句一韵，灵活换韵。其篇题“赞述”，取其显明之义。东晋陶渊明有《读史述九章》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篇题，其第一章《夷齐》、第八章《鲁二儒》、第九章《张长公》，《艺文类聚》分别作《夷齐赞》《鲁二儒赞》《张长公赞》；二是各篇内容及形式。陶渊明自称“读《史记》有所感而述之”，各篇皆褒贬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气节操守，间以寓感。其形式皆是四言八句，两句一韵，通篇一韵到底。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将班固《汉书》中的“赞”改称为“论”，而将《叙传》中叙写各篇作意的“述”改称为“赞”，并分散置于各篇。此类性质同于“述”的赞文，更具声辞之美。体式上多为八句体，短则四句，长则达三十句（指《光武纪赞》），亦有六句、十句、十二句、十四句等体式。在韵律上，两句一韵，或一韵到底，或四句一换韵，亦偶有六句一换韵者。内容上则是概括各篇内容，兼寓褒贬，如其名篇《后汉书·光武纪赞》，除概述大意外，极尽褒扬之能事。《文心雕龙》每篇后均附以“赞曰”之文，其内容亦是概述大意以辅助说明，其形式则皆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或一韵到底，或四句一换韵。这些与挚虞所称的“汉书述”是基本一致的。
以上这些情形，反映出“述”与“赞”连称是有着相当基础的。其本义的相近，创作上的积累以及人们对这种文体的认识，都为后来《文选》编者提出“史述赞”这一体类作出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