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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统编《文选》是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收录从东周至南朝梁代的名篇佳作，涵盖了赋、诗、骚等 37 种文体
。因此，《文选》的文体研究应成为“文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观《文选》分体中有“赞”体，选录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并序》、袁宏《三国名臣序赞》各一首；又另列“史述赞”“史论”二体，分别以《汉书·述高纪赞》一首、《述成纪赞》一首、《述韩彭英卢吴传赞》一首与《后汉书·光武纪赞》一首为史述赞类，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后汉书·二十八将论》等八首为史论。其关系错综，欲明其故，需详考“赞”之源流。
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较早对赞体源流有细致的分析，明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也有专门评述，然均有疏漏之处，近人刘师培《文心雕龙讲录二种》收有《文心雕龙·颂赞篇》，黄侃有《文心雕龙札记·颂赞》，对赞体考辨更为深入。今人钟嘉芳《汉魏赞文研究》
、李成荣《先唐赞体文研究》
、郗文倩《汉代图画人物风尚与赞体的生成流变》
、高华平《赞体的演变及其所受佛经影响探讨》
、张立兵《赞的源流初探》
，对赞的源流作了较系统的考察，然亦有可商可补之处。故此笔者草成此文，祈请指正。
“赞”，《说文解字》云：“赞，见也，从贝，从兟。”段玉裁注曰：“此以叠韵为训，疑当作所以见也，谓彼此相见必资赞者。士冠礼‘赞冠者’，士婚礼‘赞者’注皆曰：‘赞，佐也’。《周礼·大宰》注曰：‘赞，助也’，是则凡行礼必有赞，非独相见也。”“铉曰：‘兟音诜，进也。’锴曰：‘进见以贝为礼也。’”
《玉篇》：“賛（赞），子旦切，佐也，遵也，助也，具也。”
可见“赞”字本义当是“进见以贝为礼”，引申为“助也，佐也”。
考察有关文献记载，“赞”字释义又由“佐也”“助也”进一步引申为“明也”“告也”。
《周易·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王弼注：“赞，明也。”孔颖达正义：“赞者，佐而助成，而令微者得著，故训为明。”
郑玄有《尚书赞》，关于其篇名题“赞”之原由，孔颖达云：“《易》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亦作《尚书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郑玄谓之赞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谓之赞。赞者，明也，佐也。佐成序义，明以注解故也。”
《尚书·皋陶谟》载皋陶向禹陈古人九德，认为顺于古道，可致行。禹赞同并嘉许之，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因而谦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孔颖达正义引郑玄注云：“赞，明也。襄之言畅，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赞明帝德，畅我忠言而已。”
《书序》载：“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颖达正义云：“礼有赞者，皆以言告人，故赞为告也。”
《尚书·皋陶谟》载皋陶因受禹嘉许后谦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孔安国传云：“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尚书·皋陶谟》“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一句，郑玄和孔安国分别训“赞”为“明也”“告也”（即“赞奏”），故知此二义可互通。
故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
刘师培《文心雕龙·颂赞篇》称：“赞之训诂：（一）明也；（二）助也。本义惟此而已。”
所言甚是，唯此二义并非“赞”字本义，皆是其引申义，引申过程如上所述。
与“赞”相关的，是上古出现的大量“赞辞”：
《尚书大传》载乐正的赞辞：“舜为宾客，而禹为主人，乐正道赞曰：‘尚考大室之义，唐为虞宾，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于时，卿云聚，俊士集，百工相和而歌《卿云》。”郑玄注：“舜既使禹摄天子之事，于祭祀避之宾客之位……乐正，乐官之长，《周礼》曰大司乐。”
刘师培《文心雕龙·颂赞篇》认为“此为赞字见于古书之最早者。当为赞礼之赞，有助字之义，犹言相礼也”。
这是祭祀时由乐正唱诵的赞辞，内容主要是赞颂舜仿效尧禅位于禹，在祭祀时避居宾位。形式上则采用四六句式，骈散兼行，“尚考大室之义”为单句，“唐为虞宾，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变，垂于万世之后”则属偶句双行。
《尚书·顾命》载康王受册命后又祭祀先王：“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即大宗伯）曰：‘飨！’”。孔安国注云：“祭必受福，赞王曰：‘飨福酒。’”然后太保又祭祀先王：“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孔颖达正义云：“太保受同，降自东阶……祭讫，乃受福。祝酌同以授太保，宗人（小宗伯）赞太保曰：‘飨福酒。’……”
由此可知，因“祭必受福”，故“飨”（“飨福酒”）成为祭祀中固有的赞辞，唱诵赞辞的有大、小宗伯。
《仪礼·士冠礼》载加冠行礼时“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寿考惟祺，介尔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敬尔威仪，淑慎尔德。眉寿万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黄耇无疆，受天之庆。’”
这些祝辞（即赞辞）提出了对冠者德行方面的严格要求，并表达了对其福寿的美好祝愿。形式上均为四言句，除“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外，都是两句一韵，通篇押韵，适于唱诵。
以上所列均为仪式赞辞。它们是整个仪式的组成部分，由专门之人即“赞者”负责唱诵。《书序》载：“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颖达正义云：“礼有赞者，皆以言告人，故赞为告也。”
《仪礼注疏》“宰自右少退，赞命”一句下郑玄注云：“赞，佐也。”《尚书正义》载：“益赞于禹曰……”孔安国传云：“赞，佐也。”孔颖达正义曰：“《礼》有赞佐，是助祭之人，故赞为佐也。”
这些材料指出了“赞者”在仪式中的作用是佐助仪式的完成，主要任务是以言告人，即唱诵赞辞，当然也有仪式导引的职责。唯认为赞佐乃助祭之人，仅限于祭祀，则不尽然，因为除祭祀外，“赞者”还出现在诸如冠礼、昏礼、朝觐礼等各类仪式场合中，《仪礼·士冠礼》《仪礼·士昏礼》均详细记载了“赞者”如何导引仪式的完成，朝觐会同亦离不开摈、相（即赞礼者）
。上引祭祀之礼中乐正、宗伯担当了“赞者”的角色。此外担当“赞者”的角色还有“大宰”“小宰”等，《周礼注疏》载大宰“及祀之日，赞玉币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赞玉几、玉爵。大朝觐会同，赞玉币、玉献、玉几、玉爵。大丧，赞赠玉、含玉。作大事，则戒于百官，赞王命。王眡治朝，则赞听治；眡四方之听朝，亦如之”，小宰“凡祭祀，赞玉币爵之事、祼将之事。凡宾客，赞祼，凡受爵之事、凡受币之事。丧荒，受其含襚、币玉之事”。
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祝”。《说文解字》：“祝，祭主赞词者。”
《周礼注疏·大祝》载：“大祝掌六祝之辞，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贞。一曰顺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郑玄引郑众注云：“顺祝，顺丰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筴祝，远罪疾也。”
据此可知赞辞内容之丰富。
值得注意的是，上古赞辞除仪式赞辞外，还有非仪式赞辞。
《尚书·大禹谟》载苗民叛乱，舜命禹领兵征讨，益劝告禹修德致远的赞辞：“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帝初于历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负罪引慝，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亦允若，至诚感神，矧兹有苗。”
《书序》载：“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孔颖达正义云：“伊陟辅相太戊，于亳都之内，有不善之祥，桑谷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处，是为不善之征。伊陟以此桑谷之事告于巫咸，史录其事，作《咸乂》四篇。‘乂’训治也，言所以致妖，须治理之，故名篇为《咸乂》也。伊陟不先告太戊而告巫咸者，《君奭》云：‘在太戊，时则有若巫咸乂王家。’则咸是贤臣，能治王事，大臣见怪而惧，先共议论而后以告君。下篇序云：‘太戊赞于伊陟。’明先告于巫咸而后告太戊。”至于如何治理以除妖，则如皇甫谧所云：“太戊问于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事有阙。’白帝修德。太戊退而占之曰：‘桑谷野木而不合生于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惧，修先王之政，明养老之礼，三年而远方重译而至七十六国。”
据此可知，伊陟乃是以妖不胜德，修德勤政来辅相太戊。伊陟所言“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事有阙”等可视为其赞太戊之辞。
《尚书·皋陶谟》，在篇题后孔安国传云：“谟，谋也。皋陶为帝舜谋。”
在正文中皋陶向禹陈古人九德，认为顺于古道，可致行。禹赞同并嘉许之，重其言以深戒帝。皋陶因而谦之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孔安国传云：“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亦赞奏上古行事而言之。”
据此可知，皋陶是以信实践行古人之德来为帝王谋划谏言。
以上所论赞辞，均关乎治国理政。《周礼注疏》载大宰“王眡治朝，则赞听治”，郑玄注云：“治朝在路门外，群臣治事之朝。王视之，则助王平断。”
指出了大臣有为君王谋划、平断的职责，上引益、伊陟、皋陶进赞，均是在履行这一职责。因为是谋划、平断之言，要言之成理，故这些赞辞篇幅较长，且用散体，带有议论成分，显示出与仪式赞辞不同的面貌。
要之，上古“赞辞”在各种仪式及治国理政中是经常出现的。它们成为了后世赞文的最早发源。这些赞辞在形式上有散句、有骈句、有韵语：仪式赞辞为骈句或韵语，篇幅短小，以合唱诵之需；非仪式赞辞则多为散句，且篇幅较长。赞辞内容则与应用场合密切相关，或称颂，或祝福，或劝勉，或议论，不一而足，这些都为后世赞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考察现存的赞文，可以说它们都是在“赞”字“助也”“明也”的意义上因应不同的场合与对象而衍生的。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前人对赞的分类。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将之分为三类：“一曰杂赞，意专褒美，若诸集所载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是也。二曰哀赞，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者是也。三曰史赞，词兼褒贬，若《史记索隐》（案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每篇后皆附《述赞》）、东汉、晋书诸赞是也。”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将之分为二体：“若作散文，当祖班氏史评；若作韵语，当宗《东方朔画象赞》。”
近代刘师培亦把赞分为有韵无韵两大类，无韵之赞包括孔子赞《周易》之《十翼》、班固《汉书》之赞、郑玄《尚书赞》等，而有韵之赞则包括哀赞、像赞、史赞、杂赞四类：
赞文之有韵者，可分为四：（一）哀赞——以蔡中郎《胡公夫人哀赞》为准则。（二）像赞——李充《翰林论》云：“图象立而赞兴。”知东汉时，此体至为盛行；《后汉书·赵岐传》云：“图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卷九十四）可证。《东方朔画赞》即属此类。（三）史赞——此类以范蔚宗《后汉书》纪传后之赞为最佳。（大抵撮其人大略，为之作赞者，不出此三类。特东汉之时，有为当时具令德之人作赞者，如蔡中郎《焦君赞》；亦有为古人作赞者，如王仲宣《正考父赞》是也。）（四）杂赞——以上三者，皆为对人而作。至于为一切品物作赞者，则属此类。如郭璞《山海经图赞》《尔雅图赞》，皆据图而为物所作赞者；又有不据图而为物作赞者，如繁钦《砚赞》等是。
在这三种分类中，徐师曾是按照赞的具体作用或褒美或褒贬或哀人之没而述德以赞之来划分的，吴讷则按照赞的形式或为散文或为韵语来区分的，而刘师培则综合了前二者的分类法，先分为有韵无韵两大类，然后对作为赞文主体的有韵之赞作详细分类。应该指出，刘氏的分类更为可取，但仍有不足，譬如，他忽略了上古仪式赞辞的承传。在此，就以刘氏的分类为基础，对赞文的流变作一考察。
赞文在上古赞辞的基础上，为用日广，品类亦繁。要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韵的散体之赞，另一类则是与之相对而言的韵语之赞。
散体之赞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经赞”，为某儒经而发，主旨在阐明其义，起辅助说明的作用。
如相传孔子赞《周易》而作《十翼》
、东汉郑玄撰《尚书赞》《易赞》等。《十翼》即《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序卦》，《说卦》，《杂卦》。《易纬·乾凿度》称其为《十翼》，“言其为《易经》之羽翼，有辅助之意，表示是专门用来解释《易经》的”，“《易传》的主要部分是解释《周易》经文和筮法的……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卦爻辞的意义及其凶吉辞句的解释；一是论揲蓍求卦的过程”。
故知《十翼》是用来辅助和阐明《易经》的，其在形式上采用的是散体。刘师培指出：“文之主赞明者，当推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为最古；乃知赞者，盖将一书之旨为文融会贯通以明之者也。”
所论有一定道理，尽管今人一般认定《十翼》非孔子所作，但它产生于战国时期
，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经赞”。郑玄《易赞》，其文不长，引述如下：
易之为名也，一言而函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故《系辞》云：“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之门户耶”，又曰：“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
然示人简矣”，“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此言其易简之法则也。又曰：“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此言从（一作顺）时变易，出入移动者也。又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言张设布列“不易”者也。据兹三义而说，易之道广矣大矣。
据此可知，郑氏《易赞》以散体行文，重在阐明易之一名而涵三义，“据兹三义而说，易之道广矣大矣”，换言之，其主旨在于强调如何来阐说易道，故有辅助阐明《周易》之功。至于郑玄《尚书赞》，刘师培称其“叙尚书之源流；文亦散行，有类于后世之序”
，所论甚是，唯在郑玄之前已有书序存在。孔安国《尚书序》篇题后孔颖达正义云：“序者，言序述《尚书》起讫、存亡注说之由，序为《尚书》而作，故曰《尚书序》。《周颂》曰：‘继序思不忘。’《毛传》云：‘序者，绪也。’则绪述其事，使理相胤续，若茧之抽绪。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诗序》，孔子亦作《尚书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郑玄谓之赞者，以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谓之赞。赞者，明也，佐也。佐成序义，明以注解故也。安国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总述亦谓之序。事不烦重，义无所嫌故也。”
由此可知，郑玄《尚书赞》之所以名之为“赞”，是因孔子《尚书序》“不分散，避其序名，故谓之赞”，其主旨在“佐成序义，明以注解”，亦即“序述《尚书》起讫、存亡注说之由”。而孔安国之所以称其所撰为序，乃是“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总述亦谓之序。事不烦重，义无所嫌故也”。易言之，郑玄《尚书赞》与孔安国《尚书序》是名异而实同，与概述各篇作意的孔子《尚书序》
在内容上略有区别，在实质上则颇为接近。
以上所论“经赞”，后世几无续者。东晋谢道韫有《论语赞》，为赞明《论语》之作，惜已散佚。《艺文类聚》卷五十五存其一篇，其文曰：“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庶则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归宗。粗者乖本，妙极令终。嗟我怀矣，兴言攸同。孔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未见蹈仁而死者矣。’”文之首尾是出自《论语·卫灵公第十五》的引文，“庶则大矣，比德中庸。斯言之善，莫不归宗。粗者乖本，妙极令终。嗟我怀矣，兴言攸同”云云，则是作者赞语，为四言韵文，通篇押韵，重在对孔子言论进行阐发评述。唐孔颖达等撰有《五经正义》，初名《义赞》
，则是针对“五经”作赞，内容亦重在阐明其义。
散体之赞的另一类则是“史论赞”，重在对人物史事予以评论说明。这类“史论赞”主要出现在史书中，附在纪传或书志之后。《史记》“太史公曰”和《汉书》“赞曰”等均是。刘勰《文心雕龙·论说》：“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
指出“论”之品类众多，在辨析史事时，与赞、评并驾齐驱。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加注云：“《颂赞》篇：‘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而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足赞评与论同也。”
刘知几《史通·论赞》有更充分的阐述：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穀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常璩曰撰，刘昺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这里指出史书论赞是从《春秋左氏传》“君子曰”发展而来的，其称名众多，有序、诠、评、议、论、赞等，而“取便于时，则总归论赞”。黄侃亦云：“班孟坚《汉书赞》，亦由纪传意有未明，作此以彰显之，善恶并施。故赞非赞美之意。（太史书每纪传世家后称太史公曰，亦同此例。荀悦改名为论。自是以后，或名序，或名诠，或名评，或名议，或名述，或名奏，要之皆赞体耳）。”
这类史书中的论赞皆以散体行文，重在评论说明，所谓“辩疑惑，释凝滞”（刘知几《史通·论赞》）。萧统《文选》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后汉书·二十八将论》等八首为史论，即此处所言史书中之论赞。即以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为例。其全名应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全文如下：
赞曰：公孙弘、卜式、倪宽，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爵，远迹羊豕之间，非遇其时，焉能致此位乎？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孝宣承统，纂修洪业，亦讲论六艺，招选茂异，而萧望之、梁丘贺、夏侯胜、韦玄成、严彭祖、尹更始以儒术进，刘向、王褒以文章显，将相则张安世、赵充国、魏相、邴吉、于定国、杜延年，治民则黄霸、王成、龚遂、郑弘、召信臣、韩延寿、尹翁归、赵广汉、严延年、张敞之属，皆有功迹见述于后世。参其名臣，亦其次也。
此“赞”以散体行文，间用偶句，重在说明公孙弘、卜式、倪宽等人虽有大才却为俗所薄，最终身居高位、建功立业而名垂后世，其原因在于“遇于时”，即适逢武帝时期经济兴盛、政治安定而边患未除、制度阙失，故广纳文武，求贤若渴。于是君臣相谐，建立盛世之业。宣帝时期士人建功，亦缘于君臣相遇，是为进一步补证。要之，此“赞”以汉武帝、宣帝时期君臣相遇、开创盛世为例，论说士人要想建功立业，能否“遇于时”至关重要。
当然，“史论赞”除了出现在史书中之外，还有其他不依附史书者。
文献记载较早的如司马相如《荆轲赞》。《文心雕龙·颂赞》：“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
刘师培在其下有注云：“《汉书·艺文志·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班固原注曰：‘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彦和之言，当本于此。惟究为论为赞，今不可考，或即如《后汉书》之论，而在司马相如时，尚称为赞耶？”
李详《文心雕龙补注》云：“《汉书·艺文志》杂家有《荆轲论》五篇。班固自注：‘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马相如等论之。’案王氏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彦和论系于《荆轲论》下，而未辨论与赞歧分之故；详疑彦和所见《汉书》本作《荆轲赞》，故采入《颂赞》篇。若是论字，则必纳入《论说》篇中，列班彪《王命》、严尤《三将》之上矣。”
由此可知，对司马相如《荆轲赞》尚有称名为“赞”或“论”的争论，然不论究竟为何，其实质是一致的，其主旨都是在对“轲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予以评论。惜其词已亡，今已无从详论，不过根据题名推测，其文当为散体。司马相如《荆轲赞》在赞的发展过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亦值得注意。刘勰《文心雕龙·颂赞》将之视为上古赞辞与《史记》《汉书》“论赞”的重要过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亦云：“昔汉司马相如初赞荆轲，其词虽亡，而后人祖之，著述甚众。”
此外，史书“论赞”，尤其是班固《汉书》在纪、传、志后附以“赞曰”之文的形式，影响到文人在为亲友或僚属等作传时也多喜附录“赞曰”一段文字以作评论。如陶渊明为其外祖孟嘉作《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传后“赞曰：孔子称：‘进德修业，以及时也。’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
，在称颂外祖孟嘉德行的同时对其生命短暂而未及建立丰功伟业表示惋惜，对圣人所谓的“仁者必寿”发出诘问。陶渊明又有《五柳先生传》，传后附赞文如下：“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此赞乃是在《五柳先生传》叙其为人品性、人生旨趣的基础上作进一步概括性的评论，强调其人有甘于贫贱、淡泊名利的古朴之风。
韵语之赞则品类众多，蔚为大观，成为赞文的主流。刘勰《文心雕龙·颂赞》谈到赞的文体特征时所云“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此其体也”，即是就韵语之赞而言。考察韵语之赞的品类，可以将之分为仪赞、画赞、史述赞以及杂赞。兹略作阐述。
（一）仪赞
仪赞即为仪式赞文，乃是上古仪式赞辞的承传产物。如婚礼赞文。东汉初郑众的《婚礼谒文赞》可视为其代表，它也是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收录最早的赞，尽管只剩残言片语，亦可见一斑。古代婚俗要送聘礼，这些赞文即是与谒文一并书写于木简上，随同相应的礼物送与女方的。从这些赞文可知，其所写对象分别是婚礼中所用的雁、粳米、稷米、卷柏、嘉禾、长命缕、九子墨、金钱、舍利兽、鸳鸯鸟等礼物，通过揭示这些礼物的特性来寄寓对新人的祝福与劝勉，主旨与上文所引上古婚礼祝赞辞相类。如其文云：“九子之墨，藏于松烟。本性长生，子孙图边”（《初学记》卷二十），“金钱为质，所历长久。金取和明，钱用不止”（《太平御览》卷八百三十六），“舍利为兽，廉而能谦。礼义乃食，口无讥愆”（《太平御览》卷九百十三），此三章分别写九子墨、金钱和舍利兽，取其长生、长久、廉谦等品质，以此祝福新人子孙满堂、婚姻长久，勉励新人廉而能谦，奉礼守义。其文取四言韵语、隔句押韵的形式，便于在婚礼中唱诵。
再如宗教偈赞。先看佛教偈赞。古印度佛教中有偈颂
，用于礼佛、诵佛等佛事活动，亦见于佛经。后秦时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指出：“天竺国制，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
慧皎《高僧传·经师·论》云：“东国之歌也，则结韵而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为奥妙。”
自东汉末佛教输入中土后，伴随着佛经的传译，佛教偈颂也与中国传统的韵文，包括上古的仪式赞辞结合形成新兴的佛教偈赞。这类偈赞多用于法事道场中礼佛、诵佛等佛事活动。为便于唱诵，其形式多采用韵文体，“两晋南北朝时佛教赞文多集中于对佛、菩萨的咏赞，在形式上多采用四、五言韵文体。到了隋唐以后，佛教赞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日益丰富起来，在敦煌文献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大量唐、五代、宋初的佛教赞文，如赞佛功德的……赞颂高僧的……赞叹佛子出家的……赞美佛教圣地的……其形式则既有以往传统的四言、五言，又有新兴的七言、杂言等多种形式。”
中唐法照编撰有《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三卷和《净土五会念佛略法事仪赞》一卷，所收录的即是佛教净土五会念佛道场中使用的赞文。据学者研究，这些赞文具有丰富性、音乐性、通俗性和文学性四个特点，而其文学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主要普遍采用押韵形式以追求韵律，二是运用排比、顶真连珠、比喻等多种修辞方法。
这些都可以视为对仪赞的丰富和发展。当然，有的偈赞只为诵佛，并不用于法事。如东晋支遁有《文殊师利赞》《善思菩萨赞》《閈首菩萨赞》等（《广弘明集》卷十六），分别赞颂文殊、善思诸菩萨的体性与功业。体式上皆用五言，篇幅长短不一，短者八句或十二句，长者十八句甚或二十二句，通篇押韵，一韵到底。至于道教偈赞，其性质同于佛教偈赞，在内容与形式上两者亦颇相似，此不赘述。
此外，还有“哀赞”也值得一提。前人如徐师曾、刘师培等均将之单列为赞体之一类。实际上，我们可将之归于“仪赞”。今存哀赞仅有蔡邕《议郎胡公夫人哀赞》一篇（《蔡中郎集》卷六），为代人之作，其文分两部分，前为序文，叙议郎胡公夫人赵氏的德行，后为赞文，感念养育之恩，寄托伤悼之情。其赞文句式整齐，两句一韵，或四句或八句一换韵，前半部分均为四言句，后半为骚体，除一句四言，一句七言外，皆为六言句。
就其渊源来讲，乃是由上古祝赞辞演变而来。《说文解字》：“祝，祭主赞辞者。”
《周礼》在谈到“大祝”职能时云：“大祝掌六祝之辞……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诰，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诔。”
祭祝在后世有所变迁，刘勰《文心雕龙·祝盟》：“若乃礼之祭祝，事止告飨；而中代（按：詹锳义证：”“这里是以‘中代’指汉魏时期”。）祭文，兼赞言行。祭而兼赞，盖引神（伸）而作也。……太史所读之赞，固周之祝文也。”
《文心雕龙校证》：“‘太史所读之赞，故周之祝文也’，唐写本作‘太祝所读，固祝之文者也’。汪本以下作‘太史所读之赞，因周之祝文也。’今参订如此。言汉之哀策，即周之祝文耳。”
《文体明辨序说·祭文》：“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
据此可知，哀祭文乃由上古祝赞之辞承传而来，其重要变化是“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再结合以下材料：
《文体明辨序说·哀辞》：“按哀辞者，哀死之文也，故或称文……其文皆用韵语，而四言骚体，惟意所之。”
《文体明辨序说·诔》：“按诔者，累也，累列其德行而称之也……其体先述世系行业，而末寓哀伤之意。”
《文章辨体序说·诔辞、哀辞》：“大抵诔则多叙世业，故今率仿魏晋，以四言为句；哀辞则寓伤悼之情，而有长短句及楚体不同。”
可知蔡邕《议郎胡公夫人哀赞》亦属哀祭文之一类，其先叙德行，后寄哀思的体例仿于诔文，赞文前半四言韵语，后半以六言骚体为主，兼有四、七杂言的形式则吸收了诔文四言、哀辞长短句及骚体等体式特点。
（二）画赞
所谓画赞，即是就图画而赞文，主要针对人物图像而作，故刘师培特别标举出“像赞”，并将之列为有韵之赞的一类。考察画赞源流，可知“画赞”在最初是指以图画来赞明人事。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云：“汉明帝画宫图五十卷，第一卷起庖牺，第五十卷杂画赞。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室，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至陈思王曹植为赞传。”
这里说得很清楚，汉明帝让班固、贾逵等人选取经书史事，然后由画工据之作画，是为“画赞”。其后，才有后世所谓的据画而赞文，曹植所作赞文即是如此。两汉时期绘画之风盛行，据画而作的“画赞”亦随之兴起。刘师培指出：“李充《翰林论》云：‘图象立而赞兴。’知东汉时，此体至为盛行；《后汉书·赵岐传》云：‘图季扎、子产、晏婴、叔向四像居宾位，又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卷九十四）可证。《东方朔画赞》即属此类。”
所论甚是。观这类画赞，依画而作，旨在辅助阐明图画。略如黄侃所说：“夏侯孝若《东方朔画赞》，则赞为画施；郭景纯《山海经、尔雅图赞》，则赞为图起，此赞有所附者，专以助为义者也。”
其人物图像，由于选取的图画对象多为三皇五帝、古圣先贤及今世德行可称之人，抑或佛教中的菩萨高僧、道教中的天师真人等，故画赞多为赞颂之辞；至于图画事物之类，则径取辅助阐明之义，并不以褒贬为重。如曹植就汉明帝《画赞》而作的赞文，分别是称颂庖羲、女娲、神农、周公等古时帝王圣贤的德行功绩，在形式上均为四言韵文，多为八句，偶有六句或十二句。就图画事物而作的赞文，如郭璞《山海经图赞》《尔雅图赞》等，主要是辅助说明。如《尔雅图赞·比目鱼》：“比目之鳞，别号王余。虽有二片，其实一鱼。协不能密，离不为疏。”（《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山海经图赞·象》：“象实魁梧，体巨貌诡。肉兼十牛，目不逾豕。望头如尾，动若丘徙。”（《艺文类聚》卷九十五）分别在阐明比目鱼和象的体态特征，并不以褒贬为意。至于有的篇章词兼褒贬
，其重点仍在辅助说明。在形式上，《山海经图赞》多为四言六句，偶有四言四句或四言八句者，两句一韵，通篇押韵。《尔雅图赞》在形式上与《山海经图赞》基本一致。至于为佛经神变故事的图画即所谓“变相”而作的赞文，如王齐之撰《萨陀波仑赞》《萨陀波仑入山求法赞》《萨陀波仑始悟欲供养大师赞》《昙无竭菩萨赞》四篇
（《广弘明集》卷三十九）、苏颋《净信变赞》（《全唐文》卷二百五十六）等，在辅助说明图画的同时多褒扬之词。其体式不一，王齐之所撰四篇皆属短篇，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苏颋《净信变赞》则为长篇，前三十六句皆四言句，后四句为骚体，通篇押韵，或四句、八句一换韵。
在画赞中，称颂德行功绩的像赞蔚为大观，占据主流地位。李充《翰林论》云“容像图而赞立”（《太平御览》卷五百八十八），又“按字书云：‘赞，称美也……’”
，或与此不无关系。《文选》列有“赞”体，收录了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并序》和袁宏《三国名臣序赞》两首。前者乃就东方朔画像而作赞称颂之，后者虽不依托画像，然亦据其人其事，取赞美之义，称颂三国名臣，可归入下文所述“杂赞”之“赞人”一类。兹举《东方朔画赞》作一分析。
夏侯湛《东方朔画赞并序》，前有序文，在序中叙写了东方朔“诙谐以取容。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弛张而不为邪，进退而不离群”的处世态度及赡智宏材、倜傥博物、雄节高气、弃俗登仙等为人品性与旨趣，同时点出了作赞的缘由：“大人来守此国，仆自京都，言归定省。睹先生之县邑，想先生之高风；徘徊路寝，见先生之遗像。逍遥城郭，观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怀，乃作颂焉，其辞曰……”据此可知，夏侯湛睹东方朔故乡，观其祠堂，见其遗像，乃作赞文。其称“乃作颂焉”表明，颂赞二体已趋合流。其赞文如下：
矫矫先生，肥遯居贞。退不终否，进亦避荣。临世濯足，希古振缨。涅而无滓，既浊能清。无滓伊何，高明克柔。能清伊何，视汙若浮。乐在必行，处沦罔忧。跨世凌时，远蹈独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踪。邈邈先生，其道犹龙。染迹朝隐，和而不同。栖迟下位，聊以从容。我来自东，言适兹邑。敬问虚坟，企伫原隰。墟墓徒存，精灵永戢。民思其轨，祠宇斯立。徘徊寺寝，遗像在图。周旋祠宇，庭序荒芜。榱栋倾落，草莱弗除。肃肃先生，岂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昔在有德，罔不遗灵。天秩有礼，神监孔明。仿佛风尘，用垂颂声。
此赞皆用四言，共四十八句，近 200 字，其篇幅之长在画赞中较为少见，而与颂体接近。在声韵上，两句一韵，基本是通篇押韵，每八句一换韵，故颇有声调跌宕之趣。在内容上，前半部分称颂东方朔“跨世凌时，远蹈独游”与“和而不同、从容自得”的人生取向与追求，后半部分通过作者对东方朔祠堂荒芜所发的感慨“墟墓徒存，精灵永戢”“仿佛风尘，用垂颂声”来强调对东方朔品行的赞美与企慕，亦寄寓对东方朔品行高洁却身后荒凉的感伤。由此，作者的称颂之情与感慨伤悼相融合，再辅以跌宕的声韵、整饬的句式，就具有了情韵兼胜的特点。所以，尽管《东方朔画赞》的篇幅之长在画赞中诚属少见，萧统《文选》仍以之为赞体之代表作，这当与其情辞之美颇有关系。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亦认为：“大抵赞有二体：若作散文，当祖班氏史评；若作韵语，当宗《东方朔画象赞》。”
（三）史述赞
所谓史述赞，是指带有“述”“赞”等标记符号的四言韵文，其内容以概述篇章大意为主，词兼褒贬，后渐以评论褒贬为主，多见于史书中，亦可用于品读或注解史书。
对于“史述赞”的源流，刘知几《史通·论赞》有一段重要论述：
马迁《自序传》后，历写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变为诗体，号之曰述。范晔改彼述名，呼之以赞。寻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事多者则约之使少，理寡者则张之令大，名实多爽，详略不同。且欲观人之善恶，史之褒贬，盖无假于此也。然固之总述，合在一篇，使其条贯有序，历然可阅。蔚宗《后书》，实同班氏，乃各附本事，书于卷末，篇目相离，断绝失次。而后生作者，不悟其非，如萧、李《南、北齐史》，大唐新修《晋史》，皆依范《书》误本，篇终有赞。夫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亦犹文士制碑，序终而续以铭曰；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苟撰史若斯，难以议夫简要者矣。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指出“述赞”的由来。作者认为是班固仿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撰《叙传》，其中“历写诸篇，各叙其意”的文字由司马氏的散体变为诗体，并名之为述，随后范晔《后汉书》又改“述”为“赞”，并“各附本事，书于卷末”。其后“述赞为例，篇有一章”。二是指出“述赞”内容上的特点。刘知几认为述赞本为叙写各篇大意，后变为约事彰理，遂“名实多爽”。这两点看法都有其道理，亦颇具启发意义。惜限于篇幅，未及深论。兹申论之。
关于“述”字，许慎《说文解字》云：“述，循也。从辵，术声。”
“述”亦是一种文体。《文体明辨序说·述》载：“按字书云：‘述，譔也，纂譔其人之言行以俟考也。’其文与状同，不曰状，而曰述，亦别名也。”
述与赞并称，较早见于东汉孔安国《尚书序》：“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孔颖达正义云：“修而不改曰‘定’，就而减削曰‘删’，准依其事曰‘约’，因而佐成曰‘赞’，显而明之曰‘述’，各从义理而言……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浦镗云：‘更’前疑脱‘非’字）有书以述之。”
据此可知，人们认为赞、述其义相近，甚至可以互通。东汉班固《汉书》在纪、传、志、表后有赞文予以评论，即上文所言无韵之论赞，在仿司马迁《太史公自序》所撰的《叙传》中，则有叙写《汉书》各篇大意的“述”，词兼褒贬，如“述《成纪》第十”云：“孝成煌煌，临朝有光。威仪之盛，如圭如璋。壶闱恣赵，朝政在王。炎炎燎火，亦允不阳。”
其文变司马氏之散体为四言韵文，短则四句，长则三十句（指《述高祖纪第一》），另有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十四句等体式，多数能押韵，或一韵到底，或四句、六句一换韵。由此可知，在《汉书》中，述和赞性质不同，其内容与形式互异。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还曾将班固《叙传》之“述”集为一卷，谓之“汉书述”。汉末杨修较早将“述”“赞”连称，作有《司空荀爽述赞》（《艺文类聚》卷四十七）前为散体“述”文，后为韵语“赞”文。曹魏卞兰有《赞述太子赋》（《艺文类聚》卷十六），一赋一赞，以赋为主，附以赞文。东晋陶渊明有《读史述九章》
，其第一章《夷齐》、第八章《鲁二儒》、第九章《张长公》，《艺文类聚》分别作《夷齐赞》《鲁二儒赞》《张长公赞》。这些情况反映出述、赞趋于合流。
南朝刘宋范晔《后汉书》将班固《汉书》中的“赞”改称为“论”，而将《叙传》中叙写各篇作意的“述”改称为“赞”，并分散置于各篇。此类性质同于“述”的赞文，更具声辞之美。体式上多为八句体，短则四句，长则达三十句（指《光武纪赞》），亦有六句、十句、十二句、十四句等体式。在韵律上，两句一韵，或一韵到底，或四句一换韵，亦偶有六句一换韵者。内容上则是概括各篇内容，兼寓褒贬，如其名篇《后汉书·光武纪赞》，除概述大意外，极尽褒扬之能事。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亦认为《汉书》之“述”应名之为“赞”。其云：“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约文以总录，颂体以论辞；又纪传后评，亦同其名。而仲治（挚虞字）《流别》，谬称为述，失之远矣。”
“托赞褒贬”之“赞”，即《史记》“太史公曰”和《汉书》“赞曰”等论赞之文，“纪传后评”则指《太史公自序》《叙传》中叙写各篇大意的文字，就《汉书》而言即是挚虞所谓“汉书述”。其“纪传后评，亦同其名”一语，以及对挚虞称“述”的做法提出的批评，反映出刘勰主张将《叙传》中叙写各篇作意的“述”称为“赞”，当然此赞乃指韵文之赞，与散体的史论赞不同。
这一意见在刘勰自身的实际创作中也得到了体现，其《文心雕龙》每篇后均附以“赞曰”之文，其内容亦是概述大意以辅助说明，其形式则皆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或一韵到底，或四句一换韵。这些与挚虞所称的“汉书述”是基本一致的。随后，梁代萧统编《文选》时将“述”与“赞”连称，提出“史述赞”一名。《文选》“目录”中列有“史述赞”一体，其下收录《汉书·述高纪赞》一首、《述成纪赞》一首、《述韩彭英卢吴传赞》一首及《后汉书·光武纪赞》一首，共四篇。据此可知，萧统亦将《汉书》之“述”视为“赞”，并在篇题上自加“赞”字，因所收《汉书》三篇“述”，在班固《汉书》中本题作《述高纪第一》《述成纪第十》《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文选》选文之篇题亦同于此。
由于范晔《后汉书》的深远影响，后之史书多有依仿其例者，如由齐入梁的萧子显撰《南齐书》、唐李百药撰《北齐书》及唐代新修《晋书》等，包括梁释慧皎所撰佛教传记《高僧传》，均在篇末附四言的“赞曰”之文，内容除概括大意外，兼重评论褒贬。譬如，《南齐书·豫章文献王列传》：“赞曰：堂堂烈考，德迈前踪。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载初造，我王奋庸。邦家有阙，我王弥缝。道深日用，事缉民雍。爱传余祀，声流景钟。”
《北齐书·李元忠卢文伟李义深列传》：“赞曰：晋阳、大夏，抱质怀文。蹈仁履义，感会风云。卢婴货殖，李厌嚣氛。始终之操，清浊斯分。义深参赞，有谢忠勤。”
均属概述中有褒赞。再如《北齐书·暴显皮景和鲜于世荣綦连猛元景安孤独永业傅伏高保宁列传》：“赞曰：唯此诸将，荣名是保。不愆不忘，以斯终老。傅子之辈，逢兹不造。未遇烈风，谁知劲草。”
概述中寓评论。《南齐书·孝义列传》：“赞曰：孝为行首，义实因心。白华秉节，寒木齐心。”
则偏于评论矣。此外，更有甚者，作为《史记》注书的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在《史记》每篇后皆附“述赞”，其内容已不重概述大意，而是褒贬评论，这点与上文所言散体的论赞已渐趋同。在首篇《五帝本纪述赞》后，司马贞作了说明：“右述赞之体，深所不安。何者？夫叙事美功，合有首末；惩恶劝善，是称褒贬。观太史公赞论之中，或国有数君，或士兼百行，不能备论终始，自可略申梗概。遂乃颇取一事，偏引一奇，即为一篇之赞。将为龟镜，诚所不取，斯亦明月之珠，不能无颣矣。今并重为一百三十篇之赞云。”
据此可知，司马贞作《述赞》，其目的在补太史公赞论之不足，“略申梗概”，其内容则是“颇取一事，偏引一奇”，以作评论褒贬，兼具“叙事美功”与“惩恶劝善”两个方面。在《淮阴侯列传》后，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方式作论赞，指出韩信若能“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将功勋比于周公、召公、姜太公等，而不至于“夷灭宗族”。而司马贞《淮阴侯列传述赞》云：“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沉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
则在简述韩信为汉王刘邦立下赫赫功绩的同时，对其功高盖主，又不能采纳蒯通之计三分天下，而终致君臣不和，遭刘邦猜忌，以至亡身灭族的命运予以评论和感慨。这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概述该篇大意的文字“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
，在性质上的区别极为明显。再就《史记索隐述赞》的形式而言，亦极为整饬。具言之，其《十二本纪述赞》，除《孝文本纪述赞》为四言十六句外，其余皆为四言二十句，两句一韵，通篇押韵，多数为一韵到底或十句一换韵，偶有四句一换韵者；《十表述赞》，多为四言十六句，偶有十二句或十四句者，押韵为一韵到底；《八书述赞》，皆四言十二句，一韵到底；《三十世家述赞》，皆四言十六句，一韵到底；《七十列传述赞》，皆四言十句，一韵到底。
从以上论述可知，“史述赞”初见于史书“自序”，后渐分散附于各篇，内容上主要是概述大意，或评论褒贬，形式上为四言韵文，多为四句、八句或十句、十二句，篇幅多者亦有十四、十六、二十句者。至于长达三十句的《汉书·述高祖纪第一》《后汉书·光武纪赞》，为数甚少，不足为式，依照刘勰《文心雕龙·颂赞》所言“赞”之体式“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词”
，可称变体。在押韵上，两句一韵，多为通篇一韵到底，或是每四句抑或每六句一换韵。
《文选》“史述赞”体共收录《汉书·述高纪赞》《述成纪赞》《述韩彭英卢吴传赞》及《后汉书·光武纪赞》四篇，内容均是概述相关纪传的大意，词兼褒贬。《述成纪赞》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通篇押阳韵。《述韩彭英卢吴传赞》为四言十四句，两句一韵，前四句押虞韵，后十句押阳韵。其体制符合“四言数韵”的要求。《汉书·述高纪赞》和《后汉书·光武纪赞》则都是三十句，两句一韵，但押韵较为复杂。《汉书·述高纪赞》前十二句为语、麌、有通押，中间十二句，纪、晷押纸韵，汉、怨为瀚、元通押，秦、民押真韵，最后六句为青、庚通押。《后汉书·光武纪赞》，前六句押职韵，紧接十句为真、文通押，随后八句为筱、皓通押，最后六句为翰、旱通押。从篇幅、押韵来讲，此二篇都不具代表性，其得以入选《文选》，主要在于情辞之美。如《后汉书·光武纪赞》，主要写光武帝除莽平乱之事，称颂其光复汉祚之功，情韵跌宕，文采斐然。其前六句“炎政中微，大盗移国。九县飚回，三精雾塞。民厌淫祚，神思反德”，概写汉室中衰，王莽篡国，民生困顿。“九县飚回，三精雾塞”，兼用对偶、比拟。紧接十句：“世祖诞命，灵贶自甄。沉机先物，深略纬文。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旗彗云。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写光武承天受命，雄才伟略，一举除莽，匡复汉室。其中“寻邑百万，貔虎为群。长毂雷野，高旗彗云”云云，铺写莽军之盛，然“英威既振，新都自焚”，在对比中表现光武帝的英明神武，势不可当。随后八句：“虔刘庸代，纷纭梁赵。三河未澄，四关重扰。神旌乃顾，递行天讨。金汤失险，车书共道”，叙写王莽灭后豪强割据，光武替天征讨，一统天下。“三河未澄，四关重扰”，“金汤失险，车书共道”，对偶严整，精练地揭示了乱世之情形，征伐之结果。最后六句：“灵庆既启，人谋咸赞。明明庙谋，赳赳雄断。于赫有命，系我皇汉”，作一总结，集中颂扬对光武帝的明谋雄断、赫赫功绩。全篇共四层意思，层层推进，并且一层文意一换韵，故显情韵跌宕，文辞注重对偶、精练，兼用比拟、对比，故觉文采斐然。黄侃云，“赞之精整可法，以范蔚宗《后汉书赞》为最”
，《后汉书·光武纪赞》尤然。
（四）杂赞
所谓杂赞，是指除以上仪赞、画赞、史述赞之外，不用于特定场合、不依附特定对象，随地取材、因材作赞、内容驳杂的赞文。具体说来，其内容可以是赞人、赞物、赞事等。
先说赞人。此类作品与像赞相仿，只是无所依附，其对象亦多为古代圣君先贤以及当世德行可称者，包括宗教中的佛祖菩萨、天师真人等，内容主要是称颂其品行或功绩，亦可兼行褒贬。如据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董诰等纂修《全唐文》可知，蔡邕有《太尉陈公赞》《焦君赞》等，左九嫔有《虞舜二妃赞》《周宣王姜后赞》《孟轲母赞》《班婕妤赞》等，湛方生有《老子赞》《孔公赞》《北叟赞》等、沈约有《高士赞》《千佛赞》等、李隆基有《颜子赞》《张天师赞二首》等、司空图有《三贤赞》《香岩长老赞》《兵部恩门王贞公赞》等，篇目众多，不胜枚举。其体式多为四言体，亦有五言体者，篇幅短的如四句、六句、八句、十句、十二句等，篇幅长的则二十句、三十句不等。押韵上，两句一韵，通篇押韵，或一韵到底，或每四句或六句、八句一换韵。四言体如孙楚《庄周赞》：“庄周旷荡，高才英俊。本道根贞，归于大顺。妻亡不哭，亦何所欢？慢吊鼓缶，放此诞言。殆矫其情，近失自然。”（《艺文类聚》卷三十六）既称颂庄子旷达委顺的人生哲学，又微讽其妻亡不哭，击缶而歌的矫情失真。体式上为四言十句，俊、顺押震韵，欢、言、然为寒、元、先通押。五言体如陶渊明《尚长禽庆赞》：“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贫贱□（何注本作与）富贵，读易悟益损。禽生善周游，周游日已远。去矣寻名山，上山岂知反。”
五言八句，两句一韵，通篇押阮韵。内容主要是称颂尚长与禽庆二人淡泊名利、归隐山林之人生旨趣。
次说赞物。诸如神器异物、日用器物、自然景物等，皆可入赞。赞神器宝物者，如缪袭《神芝赞》、程猗《柳谷石文赞》、刘骏《清暑殿甍嘉禾赞》《景阳楼庆云赞》、刘义恭《华林四瑞桐树甘露赞》、无行《荆南戒坛舍利赞》等，内容多是赞其神异，称其功德。赞日用器物者，如繁钦《砚赞》，戴逵《酒赞》，白居易《酒功赞》，卞范之、卞承之有同题之《无患枕赞》，支昙谛、江总有同题之《灯赞》，嵇康、殷仲堪、戴逵、谢惠连、李白有同题之《琴赞》，柳宗元《霹雳琴赞》等，内容多是赞其品性，颂其功用。赞自然景物者，如庾肃之《雪赞》《山赞》《水赞》《松赞》、戴逵《山赞》《水赞》《松竹赞》、卞承之《沟井赞》《乐社树赞》《甘蕉赞》《怀香赞》、萧统《蝉赞》、庾信《鹤赞》、苏颋《双白鹰赞》等，内容多是明其形貌，称其品性。赞物之作的体式多用四言，如繁钦《砚赞》（《艺文类聚》卷五十八）、缪袭《神芝赞》（《艺文类聚》卷九十八）等；亦有五言或杂言体，如张说有《蓝田法池寺二法堂赞》《蒲津桥赞》（《全唐文》卷二百二十六），前者为五言十二句，后者为杂言，多四言、五言句。至于其篇幅、押韵等，大致同于上述赞人之作，兹不赘述。
再次赞事。主要包括赞史事和赞时事。赞史事者，如王绩《子推抱树死赞》《荆轲刺秦王赞》《项羽死乌江赞》《蔺相如夺秦王璧赞》《陈平分社肉赞》《君平卖卜赞》《甯戚扣牛角歌赞》《老莱养亲赞》《蛇衔珠报隋侯赞》《嵇康坐锻赞》《伯牙弹琴对钟期赞》《太公钓渭滨赞》（《全唐文》卷一百三十二）、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全唐文》卷五百八十三）等，其内容为咏叹史事，多褒扬之词。所举王绩之作，除《荆轲刺秦王赞》首二句为三字句外，均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赞》则属杂言体，以四言为主，兼有五言、六言，通篇押韵，但较为复杂，两句或三句为一韵，前九句民、亲、因、殷为真、文通押，中间十一句观、残、端、安、完押寒韵，紧接八句偶、母、首、久押有韵，最后四句大、诲为泰、队通押。赞时事者，如谢灵运《侍泛舟赞》、王俭《竟陵王山居赞》、张说《皇帝马上射赞》（十三篇）等，内容多是赞咏其事，体式不一，多为四言，亦有骚体者。谢灵运《侍泛舟赞》：“泛画鹢兮游兰池，渚相委兮石参差。日隐云兮月照林，风辽泠兮水涟漪。”（《初学记》卷二十五）显为骚体。王俭《竟陵王山居赞》为四言十二句，两句一韵，通篇押养韵。张说《皇帝马上射赞》（十三篇）则均为四言四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此外，另有在史事和时事之外者，如戴逵有《闲游赞》，据赞前序文可知，共有八首，其内容多是歌咏闲游隐逸的高情远趣，惜已散佚，《艺文类聚》卷三十六载其一篇，四言二十二句，两句一韵，前十二句押霁韵，后十句为遇、鱼通押。
此外，杂赞还可以赞书体、书家、诗赋、佛经等，内容驳杂，不一而足。赞书体者，如崔瑗《草书势》（《晋书·卫恒传》）、蔡邕《篆势》
《隶势》（《蔡中郎集》卷四），分别赞明草书、篆书、隶书的由来及特点，词多褒扬，其体式皆为杂言，以四言为主，杂有五言、六言、七言，通篇押韵，两句一韵，灵活换韵，黄侃称其“似赋”
；张怀瓘《书断赞》（十篇）（《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二），主要阐明古文、大篆、籀文等十种书体的特点，兼赞其功用。其体式，《飞白赞》为四六杂言体，《八分赞》则是前四句为四言，后三句为骚体，其余皆为四言体，篇幅为八句、十句或十二句。两句一韵，或通篇一韵到底，或偶一换韵。赞书家者，如李嗣真《书后品赞》（四篇）（《全唐文》卷一百六十四），赞颂所品书家，皆为四言八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李约《壁书飞白萧字赞》（《全唐文》卷五百十四），赞颂梁萧子云壁书飞白的绝妙，四言四十句，两句一韵，灵活换韵。赞诗赋者，如唐司空图《诗赋赞》（《全唐文》卷八百八），描述诗赋的种种风貌。四言二十八句，两句一韵，每四句一换韵，司氏另有《二十四诗品》，用赞体描述雄浑、冲淡等二十四种诗歌风格，皆四言十二句，两句一韵，一韵到底。赞佛经者，如王僧孺《慧印三昧及济方等学二经序赞》（《释藏》迹七）、张君祖《道树经赞》《三昧经赞》（《广弘明集》卷四十）、了空《金刚般若石经赞》（《常山石志》卷八）、希宁《金刚经赞》（石刻。见《唐文续拾》卷八）等，其内容多为叙其由来，阐其义理，赞其功德。体式为四言或五言韵文。其篇幅少则十二句，多则四十二句，两句一韵，或一韵到底，或灵活换韵。至于谢灵运《维摩经十譬赞》（八首）（《释藏》肥九），内容为描述维摩经之譬物聚沫泡合、焰、芭蕉等的性状，阐发其所蕴佛理。均为五言体，除《焰》为六句外，其余每首八句，两句一韵，通篇押韵，一韵到底。
综上所述，“赞”字本义当是“进见以贝为礼”，引申为“助也”“明也”。其引申义在上古赞辞以及由之演变而来的赞文中得到充分体现。上古赞辞可以分为仪式赞辞和非仪式赞辞，在社会生活中应用广泛，其内容或称颂，或祝福，或劝勉，或议论，不一而足；其形式或散或骈或韵语，长短随宜，灵活多样，这些都成为了后世赞文发展的基础。汉魏以来，因应不同场合与不同需要，赞文创作渐趋繁盛，蔚为大观，大致可以分为散文之赞和韵语之赞两大类。散文之赞主要有经赞和史论赞，文行散体，长短不一，分别重在阐明与评论；韵语之赞主要有仪赞、画赞、史述赞和杂赞，品类丰富，作品众多，成为赞文的主体。其文或与仪式活动相关，或阐明图画、赞颂人像；或用于史书中概述大意、兼行褒贬；或无所依附，随地取材，人、事、物乃至书法技艺、诗赋佛典皆可入赞。形式上皆用韵文，以四言体为主，兼有五言、七言、杂言，甚至融合骚、赋诸体，通篇押韵，多为隔句用韵，或一韵到底，或每四句、六句抑或八句、十句一换韵，或无一定之规，通篇灵活换韵。入选萧统《文选》的赞文，从类型上讲分属画赞、人物杂赞、史述赞和史论赞，分类尚属明晰，但并不全面；其选文标准，首重情辞之美，而非体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