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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的编纂，是现代《文选》学中的一大课题，涉及《文选》的编者、编纂时间、编纂过程、材料来源、编选标准等，所以一直以来为学界所关注，成为研究的热点。从研究现状来看，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上文主要就《文选》编纂过程提出一孔之见。此处再选取其中争议较多的三个问题作出辨析，求正于方家。
（一）《文选》乃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
学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文选》乃依据前贤总集再加选编而成的。首倡此说者为日本学者冈村繁先生
。其后中国学者力之先生《关于〈文选〉的编者问题》
在论及《文选》的编纂时，也以挚虞《文章流别集》等总集为例，推论《文选》为再选本。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王立群先生撰有《〈文选〉成书考辨》
一文，先阐明朱彝尊《文选》成书两阶段说难以成立，继而指出南朝总集编纂多据前贤总集再编纂，最后从五个方面披露了《文选》据前贤总集再编选之内证。可以说，此文在冈村繁、力之的基础上将《文选》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之说论析得更为透彻。在此，拟针对此文作些讨论。
清人朱彝尊《书〈玉台新咏〉后》曰：“昭明《文选》初成，阅有千卷，既而略其芜秽，集其清英，存三十卷。”其一，王先生认为朱氏之说出自宋人吴棫《宋本韵补·书目》：“《类文》，此书本千卷，或云梁昭明太子作《文选》时所集，今所存止三十卷。本朝陶内翰榖所编。”且认为《韵补》所载乃传言之辞，并无明确的证据，进而否认朱氏《文选》成书两阶段说。力之先生认为朱彝尊之说实出自元末赖良《〈大雅集〉序》之“《昭明文选》初集，至一千余卷。后去取不能十一，今所存者三十卷耳”
。尽管朱彝尊之说依据的吴棫或赖良之说并无确凿的文献来证实，但其说由来已久，仍值得重视。退一步讲，即便朱氏之说不能成立，也不能必然地推断出《文选》据前贤总集编纂而成。
其二，王先生认为南朝总集编纂多据前贤总集再编纂，并举南朝总集、南朝选集据前贤总集抄撰编纂之例以及《隋志》据前贤目录著录来加以证明。诚然，南朝总集包括选集有前贤总集抄撰编纂之先例，文中所举《流别集》《集林》《七志》诸家均误将史孝山之文载于史子孝之集确有说服力，但并不能由此证明《文选》也必然据前贤总集再编纂。据《文选》卷四十七史岑《出师颂》作者史孝山下李善注可知，《流别集》《集林》《今书七志》将后汉史岑字孝山的《出师颂》误署为王莽末史岑字子孝作，《流别集》《集林》又把后汉史岑字孝山的《和熹邓后颂并序》误署为王莽末史岑字子孝作。然而《文选》不误，诸如胡克家本李善注《文选》、四部丛刊本《六臣注文选》及《文选集注》等，所录《出师颂》均题为“史孝山”作。这种情况表明，《文选》极有可能非录自总集而采自别集，否则，当会出现如同《流别集》《集林》等总集造成的张冠李戴的错误。此外，据力之先生研究，从李善注与五臣注来看，《文选》选文的篇题，有些与各家别集相异，有些则相同，此间的差异，实际上也反映出《文选》之所据不会仅有总集，尤其是那些卒于孔逭编《文苑》后的作家之作，在《文选》编纂时尚无相关的诗文总集，故其作品之入选途径极有可能是该作家之别集。
其三，王先生从《文选》作品已为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等总集所选录，《文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该作家别集之篇题有别，《文选》某些作品本有序文但未收录，《文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文选》有的作品编序有误等五个方面披露了《文选》据前贤总集再编选之内证。这些论据，也可以进一步推敲。譬如选录作品相同，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文选》编者与挚虞、李充等受到时代共识的影响而作出的选择
；《文选》有的作品编序有误，也可能是《文选》编纂后期仓促所致。至于《文选》部分作品的篇题与别集之篇题有别、《文选》某些作品序文未收，或许能够说明《文选》编纂参据了《文章流别集》等总集。至于王先生引述六臣注《文选》诗类赠答（二）将张华《答何劭》诗二首列于何劭《赠张华》之前，刘良注曰：“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
正如王先生所言，张华（232—300），何劭（232—302），按照《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次”的编序原则，依卒年列序，华当居劭前，《文选》赠答（二）所列不误，则刘良所言“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之论当谨慎对待，况且，所谓“盖依前贤所编”云云，显然是推测之辞。更为重要的是，结合《文选》编者“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编选旨趣，“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的选文取向以及弥补往年编辑《诗苑英华》之“遗恨”来看，《文选》之编纂必然不会仅仅依靠《文章流别集》《翰林》等总集作简单的筛选。一方面，这些前贤总集本身就带有编选的性质，《隋书·经籍志》云：“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摘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以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仅仅在此基础上筛选，恐难达成编者的旨趣、体现选家的眼光。另一方面，《文选》编者创设“史述赞”等体类
、编选陶渊明之作品，都体现出独到的识见，并非仅仅依托前贤总集就能办到。
综上所述，《文选》乃据前贤总集的再选本之说恐难成立。但毫无疑问，挚虞《文章流别集》等前贤总集，是《文选》编者可资利用的重要资源。事实上，《文选》的选文来源，应该是多元的，除了前代总集之外，别集、史书都是其重要来源。其工作方式，除了选篇以外，还有编次、剪截，编次着重于体类，剪截体现于文本，均是把握《文选》不可忽略的方面。
（二）《文选》选文标准的再讨论
《文选》的选录标准，是《文选》研究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主要的看法有以下数种：
1.以《文选序》“翰藻”“沉思”为昭明选录的标准。清代阮元首倡此说，其云：“《选序》之法，于经、史、子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记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与友人论文书》）又说：“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书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后朱自清《〈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续加阐扬。这一见解为多数学者赞同。但是，对“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的理解又不尽相同。朱自清认为：“‘事出于沉思’的事，实当解作‘事义’‘事类’的事，专指引事引言，并非泛说。‘沉思’就是深思。”“‘翰藻’，昭明借为‘辞采’‘辞藻’之意。‘翰藻’当以比类为主”“而合上下两句浑言之，不外‘善于用事，善于用比’之意。”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指出“事出于沉思”即性灵摇荡，“义归乎翰藻”即绮縠纷披。郭绍虞认为，“事出”二句，“上句的‘事’，承上文的‘序述’而言，下句的‘义’，承上文的‘赞论’而言，意谓史传中的‘赞论’和‘序述’部分，也有‘沉思’和‘翰藻’，故可作为文学作品来选录。沉思，指作者深刻的艺术构思，翰藻，指表现于作品的辞采之美。二句互文见义”
。殷孟伦认为，“事出”二句直译即是“写作的活动和写成的文章是从精心结构产生出来的；同时，文章的思想内容终于要通过确切的语言加工来体现的”
。
2.黄侃认为《文选序》“若夫姬公之籍”一段所论是《文选》的选录标准，《金楼子》与《文心雕龙》则是《文选》选录标准的翼卫。他指出“若夫姬公之籍”至“杂而集之”一段，“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轻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
。萧绎《金楼子·立言》有文笔之辨，认为“文”应当辞藻富丽，音节谐美，语言精准，情韵悠长，与“沉思”“翰藻”有相通之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倡导守真酌奇，华实相谐，也近于萧统所追求的“文质彬彬”。
3.日本多数研究者如铃木虎雄、小尾郊一等都把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作为昭明太子的文学观，并认为《文选》是以此为标准撰录的。大陆学者沈玉成等也持同样看法。
4.日本学者清水凯夫认为《文选》的选录标准就是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他在《〈文选〉编辑的目的与撰录标准》一文中指出《文选》根据《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论文学发展和声律理论来选录作品。
对于《文选》选文标准的探讨，直观和主要的依据，当然还在于《文选序》中。通览《文选序》全篇，作者首先梳理了文学发展踵事增华之演进，提出了《文选》编纂之宗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接下来阐明《文选》编纂条例，为便于说明，引述原文如下：
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 能文 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辩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 篇章 ，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 篇翰 ，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 辞采 ，序述之错比 文华 ，事出于 沉思 ，义归乎 翰藻 ，故与夫 篇什 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从引文可提炼出《文选》之编纂条例，包括三个方面：从文本性质而言，不选经史子，只选篇章（篇翰、篇什）；从文本选录的时间而言，起自周代，迄于梁朝；从文本选录的编排而言，据体编排，体下分类，类中以时代相次。那么，《文选》的编选标准是否没有涉及呢？其实，它是隐含在上文对文本性质的区分之中的。引文所言“能文”“篇章”“篇翰”“篇什”“辞采”“文华”“沉思”“翰藻”透露出《文选》编选的标准，即性属篇章，别于经史子书，且“能文”，富有文采。换言之，《文选》只选富有辞采的单篇作品。笔者曾撰文《〈文选〉与〈文心雕龙〉“论”体评录发微》
《“赞”文分类与〈文选〉录“赞”》
，专门讨论《文选》对“论”“赞”体的选录，指出“萧统则多选辞义精美之作，具有强调词采、重视近代的倾向”。“入选萧统《文选》的赞文，从类型上讲分属画赞、人物杂赞、史述赞和史论赞，分类尚属明晰，但并不全面；其选文标准，首重情辞之美，而非体制特征。”如此一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就并非《文选》选文标准之关键，而其重心结合上下文来看，也只在“翰藻”上面。由此，我们也才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萧统在《文选序》中叙述文学的发展流变时，指出文学的踵事增华，“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此入耳之娱、悦目之玩，显然主要是针对文采而言的。当然，这是从《文选序》中流露出的选文标准。我们还应该看到，《文选》的编纂必然受制于编者的文学思想以及历代作品的复杂面貌。所以，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所言“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的文学追求也是我们考察《文选》编选标准应该兼顾的
。也正因此，萧统在“论”体文选录中，固然强调辞采，也“注重那些具有政治教化意义的论文”
；而《毛诗序》《尚书序》《春秋左传集解序》三篇辞采平平的经学传注序得以入选《文选》，其背后可能隐含着深层意蕴。
（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别解
长期以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被视作《文选》选文的标准，备受重视。有必要指出，一方面，此二句仅针对史书之赞论、序述而言，并非针对《文选》全书，所以此二句不能指认作对《文选》选文标准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此二句的理解，分歧甚多，前引朱自清、殷孟伦等人的看法堪为代表，近来吴晓峰先生又专门撰文研讨，结合《文选》所选“赞论”与刘勰《文心雕龙》对“事”“义”的论述，指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二句可解释为：凭借渊博的历史知识，并用优美的语言文字来表达深刻的思想”
。其核心，即是认为萧统所谓事、义，相当于刘勰所言“援古以证今”“举人事以征义”，换言之，即是用事、用典，以事典来见义。这一看法，还有商榷的余地。
由于此二句针对史书而言，所以笔者以为，更应从史学的角度加以考虑。众所周知，吾国的史学高度发达，且拥有一个“笔削”的悠久传统。较早的记述出自《孟子》。《孟子·离娄下》有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赵岐注：“此三大国史记之异名。……其事，则五伯所理也。桓公，五伯之盛者，故举之。其文，史记之文也。孔子自谓窃取之，以为素王也。”孙奭疏曰：“此章言时无所咏，《春秋》乃兴，假史记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朱熹集注曰：
春秋之时，五霸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耳”，意亦如此。盖断言之在己，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由此可知，史书中事、文、义密不可分，事即史事，文即文辞，义即褒贬以定邪正，所谓“笔削”传统，即是文辞纪事而义在其中。《春秋公羊传》有一段记载可旁证：“（昭公十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序”“会”“词”，正与“事”“文”“义”相对应。《释名·释言语》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辞以成词谊，如文绣然也。”笔削文辞，因词见义，亦可理解。“序”通于“叙”，即叙事、纪事也。再回到《文选序》中，结合选文而言，其所谓赞论、序述皆叙事以见义。如“《文选》在‘史述赞’下收录班固《述高纪第一》《述成纪第十》《述韩彭英卢吴传第四》及范晔《后汉书·光武纪赞》等四篇，内容均是概述相关纪传的大意，词兼褒贬”。
故而，“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事、义，从上下文语境，结合选文实际和史籍传统，似不宜理解为使事用典，而更切近于纪事褒贬，此二句大意即为通过精思熟虑，文采斐然地纪事褒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