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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是现存最早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部诗文总集。对它的研究，自隋代萧该著《文选音义》始即已广泛而深入地开展起来，并由此而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海外“新文选学”的影响下，《文选》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文选》的版本、注释、批评等领域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文选》的编纂问题，目前学术界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笔者拟对此续加探讨，以期有裨于“选学”研究。
以普通七年（526）为界，《文选》的编纂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普通三年（522）到普通六年（525）。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记载：“粤我大梁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则是文作于普通三年，由此可知《昭明太子集》亦遍成于此时。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萧统并未提到《文选》，可知此时《文选》的编纂尚未开始。所以，《文选》的编撰不得早于普通三年。另一方面，普通七年对萧统东宫而言，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据《南史》本传记载，是年，萧统母丁贵嫔去世，萧统为此水浆不入，恸哭欲绝。在礼节甚严的梁代，于此丁忧之年，萧统当不可能再从事《文选》的编纂。其后，又发生了影响深远的“蜡鹅事件”
，萧统因此而羞惭愤慨，在他死后，其长子萧欢也不能立为储君。终日生活在忧惭之中的萧统，很快在五年之后，即中大通三年（531）就去世了。可见，普通七年之后，一系列的事件使萧统感伤羞惭，身心俱疲
，再也无心撰集《文选》了。
仔细考察一下《梁书》，我们不难发现，昭明太子的东宫比较繁盛的时期有三个，分别为天监六七年间、天监十四年间和普通三四年间。同时，《文选》“远自周室，迄于圣代”（《文选序》），选录一百三十位作家，四百七十六个篇题的作品
，可以说是一部卷帙浩繁的总集。如此繁重的工作，由一人在一两年之内完成，困难极大。考虑到东宫的盛衰情况，认为《文选》的编纂始于普通三年
，是较为可信的。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虽未为精核，亦粗足讽览。集乃不工，而并作多丽。”对于《诗苑英华》，萧统很不满意，“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这实际上是在为后来编撰《文选》张本。此时当在萧统《昭明太子集》成书后不久，即普通三年。是为编纂《文选》始于普通三年之一旁证。在普通七年之后，东宫学士已日见凋落。普通七年到大通元年（527）间，刘孝绰免官，陆陲、到洽、明山宾、张率等先后去世，《文选》的编纂于此暂告停滞。
《文选》编纂的前期，从普通三年到普通六年，历时四载。这一时期东宫才士云集，最利于《文选》的撰集，故而《文选》在此时当已初具规模。毫无疑问，《文选》是成于众人之手的。一般认为，《文选》是由萧统和刘孝绰等东宫学士编纂的。史料对此有所记载，如日释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云：“或曰：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
又如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所说：“《文选》昭明太子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行状等为三十卷。”文末自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
在这一时期，萧统亲自主持了《文选》的撰集。《梁书》《南史》本传及《隋书·经籍志》都著录《文选》的编者为萧统，即是对昭明太子在《文选》编纂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导作用的认定。另外，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一文中，萧统明言：“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而其书已传。”这里，萧统对《诗苑英华》深表不满。据考证，《诗苑英华》的主要编者是刘孝绰
，故而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指出刘孝绰“又撰《诗苑》”。傅刚认为，“《古今诗苑英华》的编成大概在天监年间”
。（《古今诗苑英华》即上文之《诗苑英华》或《诗苑》）如果确然，则其时萧统二十岁不到，将编纂《诗苑英华》的重任委托给他最器重的刘孝绰，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普通三年时萧统已二十余岁，并且已具备了较为丰富的创作和编纂经验
。所以，在其后因不满《诗苑英华》而旨在“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文选》的编纂过程中，萧统必定会牢牢掌握编纂的主导权，以免“遗恨”重现。此外，萧统除主持编纂《文苑英华》《正序》外，还亲自搜集、整理了《陶渊明集》，并为之作《序》、作《传》。“由此可以从侧面证明：萧统编纂《文选》，绝不会只挂空名，让刘孝绰作弊舞私。”
近有日本学者清水凯夫先后发表了《〈文选〉编辑的周围》《〈文选〉中梁代作品的选录问题》《昭明太子〈文选序〉考》《〈文选〉撰者考》《〈文选〉编辑的目的和选录标准》
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心论点正如他本人所言：“一言以蔽之，《文选》是刘孝绰以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阐述的文学观为标准选录的。”
此种过分夸大刘孝绰的作用而完全抹杀萧统在《文选》编纂过程中的主导权的观点，笔者是不敢苟同的。清水此论的一大依据是，赋体中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等以“情”为主题的作品，“由于都是以靡丽之文表现女性的艳丽风姿，可说是在内容上全无讽谏的作品。撰录这些作品与其取文之标准在于兼文质而无伤风教的昭明太子的文学观是极不吻合的”，与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闲情赋》的批评更是完全矛盾的。易言之，“如果《文选》的撰录是遵循昭明太子的意向，则从他对《闲情赋》的见解及其文学观来看，《文选》是不可能采用这种赋的”
。
对于《陶渊明集》中的《闲情赋》，萧统批评为“白璧微瑕”。原因在于，“事实上陶渊明在沿着由《登徒子好色赋》所开创的借止欲写情欲的路子上写《闲情赋》时，想象实在细致入微而且过于大胆，这就超出了萧统所能接受的范围”
。其实，其他四赋都还略有讽谏的意思，如《高唐赋》之“讽谏淫惑”，《神女赋》“神女亦有教也”，《登徒子好色赋》“讽于淫也”（均李善注中语），自可入选。曹植《洛神赋》写人神恋爱，其中的男主人公最终“申礼防以自持”，合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规范，所以亦可入选。况且，《文选序》云“譬陶匏异器，并为入耳之娱；黼黻不同，俱为悦目之玩”。在风教之外，萧统也注意到了文学的娱乐性，故而《文选》在赋类专设“情”一栏，也不足为奇。总之，选这四篇，无伤风教。正如陈向春所指出的，“萧统并非将其生活中对艳情的冷漠态度彻底地贯彻到情赋艳诗的编选和创作上去，对于那些能维持讽喻门面，且言情节制的‘翰藻’美文他还是接纳和欣赏的”
。
《文选》编纂的后期，在大通元年（527）至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期间，具体可认定为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528）。
这一时期也是《文选》的修订、成书时期。前文已述，普通七年之后，东宫发生了一系列变故。萧统丁母忧，又因“蜡鹅事件”失宠，谨小慎微，并羞惭而终。所以此时萧统于编纂《文选》已力不从心，只得放手给那些尚在东宫的学士去处理。但由于时间仓促，尽管东宫学士们尽了一些努力，还是未能竟全功。
譬如，在《文选》的“公宴”“咏史”“招隐”“哀伤”“赠答”“行旅”“杂诗”等小类中关于魏晋一些代表作家的排列，杂乱无章，兹列表为示：
①《文选序》规定的体例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次。”故当以时代先后排序。
另外，《文选》中的部分作品，或者是题目，或者是文字，往往与作家的别集或史书的载录有所出入，甚至有明显的错误
。例示如下：
1.卷二十六范彦龙《古意赠王中书》，李善注：“《集》曰《览古赠王中书融》。”
2.卷二十四曹子建《赠丁仪》，李善注：“《集》云：《与都亭侯丁翼》，今云仪，误也。”
3.卷二十九李斯《上书秦始皇》“并国三十，遂霸西戎”，“三十”，《史记·李斯列传》作“二十”；“而赵卫之女不充后庭”，《史记》作“而郑卫之女充后庭”。
4.卷四十一司马子长《报任少卿书》“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汉书·司马迁传》作“若望仆不相师，而流俗人之言”，等等。
据何融考证，普通七年后尚在东宫且有可能参与《文选》后期编纂的学士有刘孝绰、王筠、陆襄、阴芸、阴钧、王锡、张缅、谢举、孔休源、何思澄、刘杳、萧伟、何敬容等。
其中，刘孝绰在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之间复任太子仆
。据此，我认为，在《文选》编撰的后期居主导地位的东宫学士有刘孝绰。同时，何思澄、王芸、刘杳等也起了重要作用。
先说刘孝绰。《梁书》本传记载：“太子起乐贤堂，乃使画工先图孝绰焉。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又《梁书·王筠传》云：“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五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可见，萧统最为赏识刘孝绰。同时，刘孝绰又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且有过撰集《昭明太子集》与《诗苑英华》的经验，故而成为萧统委以修订《文选》重任的最佳人选。另外，日本所传古抄卷子本《文选》，在萧统的《文选序》有旁注说：“太子令刘孝绰作之云云。”尽管材料的来源有待考辨，但足以引起我们对刘孝绰在编纂《文选》过程中所处重要地位的重视。
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文选》会收入刘峻、徐悱的作品。清水凯夫认为《文选》收录刘峻《辨命论》及《广绝交论》、徐悱《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琊城》，是出于实际担任编撰《文选》的中心人物刘孝绰的私意，颇有道理。其分析也较为可信
，此处从略。正是着眼于刘孝绰在撰集《文选》过程中的特殊作用，笔者才把刘孝绰复任太子仆的大通元年至大通二年视为《文选》编纂的后期。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恰好证明了此时的主导编纂者是刘孝绰，却并不能由此夸大刘孝绰在撰集《文选》全过程中的作用，更不能因此否认萧统是《文选》的主要撰集人这一事实。
在另一方面，正如傅刚所指出的，“协助萧统编撰《文选》的又不仅限于刘孝绰一人”
，如刘孝绰的父亲刘绘是永明文学的后进，文章为时人所称道，诗歌亦进入钟嵘《诗品》，但《文选》不录一字。可见《文选》的编纂绝非刘孝绰一人所能决定。所以，我们也不能忽略其他东宫学士的作用，尽管刘孝绰此时处于主导地位。
刘杳、何思澄均入《梁书·文学传》，享有文名，王筠亦见重于萧统，为东宫文坛领袖。他们在编纂《文选》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里，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何思澄。据《梁书》本传记载，他曾被举为《华林遍略》五撰人之一，是编纂高手，并著文集十五卷。同时，“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梁书·何思澄传》）可见，何思澄久擅文名，且自负甚高。前引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云：“《文选》昭明太子萧统集子夏、屈原、宋玉、李斯及汉迄梁文人才士所著赋、诗、骚、七……行状等为三十卷。”文末注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对于此注文，当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为何刘齐名，故连带而误；一为何逊当指何思澄，“思澄”快读即为“逊”。愚意以为后一说更为可信。若此，则正说明了何思澄在编撰《文选》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文选》的编纂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这前后两期里，萧统和刘孝绰、何思澄等分别起到了主导作用。同时，鉴于《文选》在前期已基本完成，我们不得不强调萧统在编纂《文选》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因此，笔者认为，《文选》是经过前后两个时期，在萧统主持下，由刘孝绰、何思澄等东宫学士协助而得以成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