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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 2015 年 1 月 5 日申报的“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灾害法学基本问题研究》（skqy201506）最终成果之一，也是国家社科基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大研究专项项目《防大灾救大险法治能力提升研究》（18VFH020）的初步成果。之所以叫《灾害法学基本问题研究——三个基本范畴研究报告》（简称《灾害范畴报告》）是因为研究报告本身分为三大部分，即上编“灾害范畴的整合研究”、中编“人的致灾性概念研究”和下编“‘灾害法学’的发现研究”。主要解决三个基本范畴，即灾害范畴、人的致灾性和灾害法学的基本定义及其产生路径问题。
创新是艰难和痛苦的。
在前无古人的背景下，提出灾害的定义不仅应当包含自然灾害，还应当包含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人为灾害，不仅会被法学界的人士所反对，就是专门进行灾害应急的实务界人士，也不是非常愿意接受这样一个把人为灾害“打包”到灾害概念的想法。
灾害肯定谁都不喜欢，笔者肯定也不喜欢。但是，如果因为不喜欢，就不去研究或者进行探索，从而找到防灾减灾救灾综合机制法治化路径的话，那么，我国社会的整体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无法提升的。就如同癌症，客观地说，除了专门研究癌症，希望攻克癌症治疗难题的人之外，没有任何人愿意提到癌症或者与癌细胞、癌症病理以及治疗方法打交道。但是，当各种癌症作为一个类型化的疾病，困扰患者、困扰家庭和困扰全社会的时候，谁有资格指责与癌症打交道的肿瘤专家，以及抗癌药物的研发者，还有帮助患者与癌症进行疾病搏斗的医护人员呢？
因此，笔者自我安慰的小诗是：
灾害来临非因爱，
环境变异定致灾；
自然规律不随人，
过度索取必酿害。
在《灾害范畴报告》中，上编“灾害范畴的整合研究”部分，内容包括第一章“灾害的定义及其属性”、第二章“灾害的类型化及法律属性”和第三章“承灾体：灾害概念的反向塑造”。其中，灾害的定义从灾害、自然灾害与事故灾难在“灾害”层面的字源、本义与转义入手，解读“灾害”的内涵是水害和火灾，即所谓的“水火无情”。在致害物和受害物之间，人员生命、物质财富和社会秩序等，都是无法逃脱的承载体。于是，人类社会面对事故灾难的灾害属性，从“三链”现象入手，观察灾害、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内在关系，实际上就是事故链、灾害链与应对链的“三链”关系。由此而言，灾害理所当然地要被分成人为灾害与自然灾害，而不能对人的致灾性加以否认和漠视。随着研究的展开，就有了“城市灾害”、“环境灾害”与“生态灾害”的名词和概念出现。
在灾害与事故的法律属性构成研究中，笔者发现，除了致灾因子中的诱发因子不同之外，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其实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例如，武汉市从千百年前的一个水岸码头变成今天人口众多的超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蚕食或者不断侵蚀湖泊便是具有灾害诱发因子属性的。这种属性，在 2016 年再次以汤逊湖水灾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汤逊湖水灾中，建在填湖形成的土地上的超豪华别墅，实际上取得了承灾体的特性。这种承灾体，实际上是灾害概念的反向塑造或表现。这是一种思维方法，即水平思维或者横向思维，它观察灾害的几个视点分别是：（1）填湖造地的“蓝线蚕食”政策习惯；（2）人水斗争中水退人进的虚像；（3）人的欲望无限与资源供给有限的矛盾冲突升级；（4）自然规律与环境规律、生态规律的违反，等等。于是承灾体概念就被塑造出来了。
在第三章“承灾体：灾害概念的反向塑造”中，主要包括（1）第一节“承灾体界定及特征”，第一节又包括“承灾体的定义：灾害社会性的表现”“承灾体、受灾体和受害对象：承灾体的法律特征”“承灾体的发现、固定、选择和路径依赖”；（2）第二节“第一承灾体：人命与健康”，分为“自然灾害中的人：逃生本能与自甘冒险”“人命第一承灾体：以死亡或伤残来表现”“人命第二承灾体：健康与身体灾害中受伤，人命第三承灾体：心理应激障碍与灾害致残问题”；（3）第三节“第二承灾体：财物和各种建筑物”民括“财物和各种建筑物成为第二承灾体”“财物和各种有体建筑物的无躲避性”“财物和各种有体建筑物维护的有限性”“日本大暴雨致灾的第二承灾体”；（4）第四节“第三承灾体：社会秩序”，包括“对社会环境的破坏性：灾害改变社会关系结构”“灾害第三承灾体：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物质环境的损坏”“社会人文环境的损伤：PTSD的产生”“第三承灾体变形：次生灾害与衍生灾害”。
“人的致灾性”概念，是以第四章“人类需求与欲望超界及致灾性控制”作为研究分析的进路的。其中，对人与自然的物质能量交换关系分析，从人与自然的物质索取关系研究中，对人与自然的能量交换关系进行了证成分析，提出人的欲望无限与自然的供给有限之间必然产生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是人的致灾性产生的根源所在。
在对人类需求与欲望的超限性分析时，笔者认为，人的需求超出自然的供给量，必然导致自然界发生变异。因此，在“三生”即生命、生活与生物一起“向大自然索取超界”的时候，必然会发生“蓝线蚕食”现象。这种现象，便是填湖造地与人的致灾性的案例，即 2016 年 7 月，武汉长岛—汤逊湖别墅水灾的教训。这种教训，似乎并没有让人们刻骨铭心。
由此而言，2018 年 3 月，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应急管理部”被作为人的致灾性部门控制的专业机构，被整合型设置出来，试图以这样一个自然灾害应对性专门机构，担负全社会人的致灾性控制的重任。在我国，应急管理部本质上是灾害管理部，但却取了“应急管理部”这样的名字。根据《应急部三定规定》方案，以及其“三大职能目标”，我国应急管理部的“三加一职能”与人的致灾性控制，是有内在联系的。
在本书中，对于人的致灾性概念的提出与界定，一方面，从人的致灾性定义入手，对人的致灾性法律特征，以及人的致灾性表现，主要是生态资源利用人的致灾性行为形态等进行分析，进行了人的致灾性证成。另一方面，从人的微致灾性及其聚合角度分析入手，把人的微致灾性概念推向前台，并对“北京咳”与北京城市形象，北京PM2.5 成灾原理与雾霾灾害，人的微致灾性聚合现象及其人为控制进行实证分析。应当说，人的致灾性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内在联系在于：（1）人的欲望无度转换成土壤污染的致灾性；（2）人的生态破坏牟取非法利益行为与生态灾害治理，是水火不相容的；（3）城市发展与人的宏观致灾性汇聚的实例之一，便是武汉这座城市千百年来与洪水的不懈斗争，以及“蓝线蚕食”型的填湖造地“习惯”。
与此同时，对人的致灾性挖掘，还表现在致灾因子与孕灾环境的研究层面，即致灾因子作为一个基本范畴，既有素质因子、诱发因子和扩大因子的界分，也有致灾因子的定义，以及法学上的表述与归纳，在诱发因子与素质因子的转换中，必然会发生致灾因子的组合，导致致灾因子聚合后的倍增效应发生。在作者看来，致灾因子的聚集、合成与放大效应，一是致灾因子的聚集现象，即大气污染致灾因子的持续性增加，导致致灾因子合成后，“北京咳”与“北京霾”在个别时段与空间会反复出现；二是《北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与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对致灾因子的控制效应有限，从而导致雾霾灾害连续发生或者显现。在这里，由致灾因子的聚集、合成与放大，与一定的地理性环境因素结合，最终转化成了孕灾环境。对孕灾环境的界定，是从孕灾环境到成灾环境，尤其是在对城市灾害中的孕灾环境法律特征的界定中，对孕灾环境的时空分布、以法律控制人的致灾性、依法控制大气污染孕灾环境的效用性等，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来证明国家法治能力对于人的致灾性控制是必然的。
所谓灾害法学的发现，是指灾害法学作为一个新型交叉学科，从“安全科学与技术”中的灾害学，在结合法学方法和功能的过程中，寻找到其交叉学科的形成路径，即路径发现、路径选择、路径固定和路径依赖的过程。由于目前的学科目录上，没有直接列明“灾害法学”，学术界尤其是法学界也没有达成灾害法学应当存在的共识，所以，在这里笔者使用了“灾害法学的发现”这样的措辞。
灾害法学在其形成的实践路径上，即灾害法学的第一路径发现，首先来自1998 年长江大水灾之后的国家天然林禁伐政策的出台。也就是说，长江流域大洪水的法律反思中，包括对我国《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的法律效力的事实限制问题，进行系统的反思。而 2008 年“5·12”汶川大地震中人类社会的可作为与应作为，让灾害法学的路径直接显现出来。因为在各种自然灾害中，人的身份必然发生变化，即从承灾体到减灾体。前者强调人的消极承受灾害损害的特性，而后者则是强调人的积极防灾减灾救灾的义务承担属性。
虽然，我国相关单灾种立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当中，对“灾害三期”与“灾害四期”有所规定，但是，灾前期防灾、临灾期应急和灾后期重建，并没有非常明晰的法律界限和标准，尤其是对“通道期”与“通道后期”现象，至少在理论研究上都非常缺乏。这必然导致防灾减灾救灾综合体制改革，尤其是国家防大灾救大险法治能力的提升，必然遇到较强的瓶颈束缚。
笔者观察到，我国灾害法学的路径依赖当中，一方面在灾害法学路径选择上，北川样板虽然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和价值，但是，却没有被高度重视；而灾害法学路径的固定层面，我国的《退耕还林条例》，还缺少地方政策和经济投入的积极支撑。另一方面，灾害法学在“通道后期”的道德冲突下，如果确定路径依赖形成前的路径选择，还存在有待深入研究的必要。
灾害法学是新型交叉学科，虽然对于灾害学而言，是有些让人不待见的学科，但是，灾害科学理念之下，灾害能够改变世界，而灾害法学则是利用人类社会法治文化层面的法律义务、法律制度和法律责任等制度资源，可以积极拯救世界，化解灾害风险和控制灾害损失。当灾害学把自然力或人力致灾的学科理论，变成国家政策制定的基石时，人类为何不喜欢“灾害学”呢？是因为“灾害”二字让人很不舒服吗？灾难学与未来学耦合后，必然会生发出灾害法学文化的需求来，由此而言，灾害法学的产生，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事实上，灾害法学就是因国际减灾十年活动而兴起的一门学科。国际减灾十年活动的开展，让世界各国的人们意识到：以人类社会制度的力量应对自然灾害，控制灾害风险，强化灾害损失控制，是人类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当然也就是法律制度的基本功能了。减轻自然灾害的法治力量，除了立法、执法、守法之外，那就是司法。汶川大地震告诉世人的道理，就是以法律防灾减灾救灾是必须的，即以法律制度来防灾减灾与救灾，实际上是借助法治的力量和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防灾减灾救灾法治能力，完成社会安全的法律任务。
在笔者看来，灾害法学的逻辑结构是以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机制为起点，在总结灾害与应急“一案三制”制度的得失基础上，进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机制的全面改革，把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培育，从个体、群体到整体的能力形成作为灾害法学要承担的学科使命。应当说灾害法学的使命之一，首先是明确灾害法学的归属。应当说，灾害法学属于灾害管理与法学交叉的学科，同时，灾害法学归属于国家安全学门类，是四川大学“安全科学与减灾”这个二级学科生发出的灾害法学学科。其次，灾害法学的功能包括：（1）防灾为主的全方位应急管理能力建设；（2）灾害法学的宿命，就是授人以防灾减灾救灾法治能力；（3）对我国央地政府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分工，通过灾害基本法的研究来架构和完成。最后，灾害法学对落实两办的《综合减灾意见》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1）灾害法学教学、课题研究和学术交流，可以推动灾害法学理念的传播；（2）金沙江堰塞湖两次应急的实例分析，在形成专门的研究报告和论文之后，对灾害法学提供了实务分析的个案样板；（3）借助自然灾害应急管理智库、研究中心与《灾害法学评论》等平台，让灾害法学的理论形成，沿着自己的路径不断推动和向前发展。
这本《灾害范畴报告》，是笔者本着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即“灾害法学”的宗旨，把自己从 1991 年江淮大水灾之后，对民生的关注、关切，于 2015 年 1 月以更高的视野，即设立“灾害法学”博士学科点变成学术层面的不断开拓的勇气和信念的产物。2018 年 8 月 25 日，笔者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大专项项目《防大灾救大险的法治能力提升研究》（18VFH020）获得立项。此后，笔者又以“四川大学自然灾害应急管理与灾后重建研究智库”首席专家身份，获得《四川藏区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研究》立项，学术研究任务异常繁重。
基于此，唯愿笔者这本《灾害范畴报告》，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