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纲》的最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系统非优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这种“改变”（或改造）的哲学含义。因此，开展系统非优研究很有意义。
研究表明，“从系统自组织理论出发，可以认为结构序、功能序强，参量或序参量间的协同性强，与环境的物能交换力强者为优；而那些结构序差，功能序弱，非线性相干效应不良，参量或序参量间不尽协同，同环境物能交换不畅或能力弱者自然为非优”，并强调了它们的相对性意义。即强与不强、良与不良、优与非优都是比较的结果。因此没有绝对的优，也没有绝对的非优。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所谓优与非优又是有条件的。例如，在发展观上此时为优，彼时可能为非优；对认识主体而言在我为优，在他可能为非优；对研究来说在某一角度为优，换一个角度可能为非优等，这一切都是以条件为转移的。还有这对范畴本身就是辩证的，即系统中既有优又有非优；不仅如此，还表现为优中有劣，劣中有优；彼此的关系则呈现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又彼此互补；系统过程的每一个时空点都是优与非优的辩证统一；体现二者辩证关系的系统与自然或周围环境又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对环境有着较强的依赖性，又不断受着环境的挑战等。优与非优除了以上论及的本体论、条件性、辩证性外，还受着社会需要、人类利益原则和科学发展水平的制约，它随着社会需要、人类利益和科学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系统的优与非优的边界条件具有相对性、辩证性和动态性。系统的本质是优与非优的辩证统一，人类的认识与实践总是在优与非优之间跳动。所以，研究系统的优化是十分重要的，但要实现系统的优化发展，对非优的研究则更加重要。
只有系统优化的研究是不够的，它只把握了系统的一个方面，其实还有一个与之对立的另一面。系统中优与非优的对立统一和二者通过中间环节实现协同、转化应该是系统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从二者的关系看，在某种意义上，研究非优对系统的发展更具有积极的意义。系统的存在在于其稳定性，而稳定性的决定因素则是其优。系统之优就是结构性好，功能性强，与环境的物能交换能力强，同时对内部的调控能力及同环境的适应性强。这种长期演化而成的模块保证了系统的稳定性存在。系统没有这种稳定性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这种稳定性又恰恰成为系统的保守性所在。正是它有能力按照自己特定的模式在确保系统稳定性存在的同时，制约着非优也制约着自己。这种保守性就使我们理解了日本学者木村资生在中性突变学说中指出“执行重要功能的分子进化慢”的道理。而系统非优则无此种模块，或在非线性作用下，实现了有效关联后，按照自己的特性形成自己特异的模式，在中间环节发生作用，产生涨落。这种涨落恰是系统内动力之所在。这种随机产生的动力促使系统进入非稳态。系统没有这种动力，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这样使我们又理解了木村资生的另一个结论“不重要的部分进化快”。所以，研究系统没有系统非优的一面则是不完整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
科学简单性原则是正确的但十分不完整，不是很好的模式，对此系统自组织理论的各开创者都有深刻的批评。简单性原则的要害就是“要骨头不要肉”。但骨架绝不是人，不是活物。没有各系统的统一，没有各层次的统一，没有一个最高调控系统，骨架连站立都是不可能的。省略掉摩擦力和空气的温度、湿度、风力等， L ＝ VT这个二值逻辑决定的运动模式，在世界上是绝对没有的。但是简单性原则至今仍长期严重地制约着科学工作者的认识，或者它正好适应了人的认识的简单性特征。于是在科学中竭力排除一切次要因素，实现研究的纯粹性，抽象出最简化的理论。这样就导致了对优化因子的偏爱和对非优因子的厌恶，因而造成了无数失误和偏差。弗莱明如果死守简单性原则这个戒条，也必将同前人一样失却发现青霉素的伟大机遇。如果只考虑即时速度的地球引力，那么任何一个射击者都不会击中靶物。
非优并非只有自然存在，科学家自身也存在。科学家无疑是智慧的精英，但是作为认识主体，任何一个科学家都具有历史时代性，必然会受到特定的前提性知识的影响，因而会表现为认识上的非优。如知识储备少，知识结构缺环，受当时科学模式的束缚等，从而在认识活动中出现思维节结，认识运动受阻，造成对课题久攻不开的局面。一个欧氏几何第五公设，竟耗费了两千年的数学精英。法拉第是比别人高明的实验科学家，他坚信大自然的和谐性原理，于是当奥斯特实现了电变磁之后，紧接着他要实现磁变电。认识上的非优使得所有的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不予考虑。而法拉第在认识上的另一个非优也使他困惑了十年，诚实的法拉第在实验笔记上痛苦地写下了一个又一个“失败”。其原因在于他不知道“世界是运动的”这一原理，凭着经验、感觉进行盲目操作，而最后的成功也恰恰是意外地将装置置于运动状态下方才实现的。这种认识上的非优将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得到克服，但永远不会达到全知全能。对未来研究领域人类总是一个无知者，其认识都是一种非优状态。
从上述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看，我们一不能无视非优，二不能排除非优。作为科学研究应该克服简单性原则的局限，将研究对象的非优与优相结合一并进行辩证认识，才能达到优化，还自然以本来面目，走向复杂性，不仅符合事实，也符合当代科学发展的方向。作为科学家就要摆脱简单性原则的束缚，按照自然的本来状态去认识世界。
何谓长？何谓短？当系统处于稳定态时，优为长，非优为短。当一系统与它系统相比较时，亦优为长，非优为短。而系统处于垂萎时，则非优为长，优为短。在临界点上，亦非优为长，优为短。从认识上看，当属前两种情况，这就需要充分认识其优与非优而扬长避短，朝着有利于系统目的的方向发展。即在主观能动性支持下，充分发挥各组分（或要素）之优，使之协同一致，形成功能放大，同时抑制和避免非优的影响和干扰，以实现最佳效果。三个非优的臭皮匠，在一个目的的约束或调协下，使各自的优发生有机的关联，组成合理的结构序，就能形成一个高于诸葛亮的优化大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避免各组分（或要素）间自抑的现象发生。在系统优化研究中有人指出，只要要素为优，系统必然为优。这话太绝对了，各要素非加性和关系中符合系统目的或扩大了功能，尚需要进一步认识。但是如果产生合力抵消、偏离目标或定态制约、超强抑制等，限制或抑制了“部分”的功能，或降低了整体功能，则必然出现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的结果。不然，何以会有“三个和尚没水喝”呢？因而，系统必须有力地规范各系统的行为，朝着目标产生协同。这就是扬长避短。但是，辩证法的高明还在于优劣并用，互补共进。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系统各组分长短不一，优劣各异。由于具有同一性，二者关系或者统一或者对立，但谁也离不开谁，单独一方不能发挥系统功能，甚至也不能存在。因此在系统协调机制的作用下，二者形成互补，例如，左右脚在空间上呈对称关系，由于种种原因却在功能上出现差异，大脑系统协调二者形成良好的统一与协同，实现系统目的，或立或站，或奔或跳，协同一致地运动前进。
总之，在认识论上我们不可只知其优而不知其非优，也不可偏爱其优而厌恶非优，应该既承认二者存在的客观性，又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使我们的认识不要失于形而上学。因此，对于系统的认识论，非优论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切系统，无论是天然系统、人工系统、思维系统，或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等，由于其非优的存在，而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始终是个矛盾。由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存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又总是表现为对非优的利用和克服。这样，系统非优研究便有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1.发展文明的有效方法。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成功者少而失败者众。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爱因斯坦、法拉第、华罗庚等大师级的人物，通过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成功与失败相比是一比十。爱迪生为寻找和制造出性能良好的灯丝，光材料就是两千余种，其实验的失败自然就是数千次。另一种情况是虽然成功了，但仅仅是有限的进步。例如，瓦特蒸汽机虽然是工业文明时代蓬勃发展的标志，然而其热功率仅从3％提高到8％。第三种情况是获得发展的同时又带来了一些巨大的隐患。遗憾的是人们热衷于成功而睥睨失败，公布成功结果，总结成功经验，介绍成功方法，而却羞于失败，将其抛于废纸堆中，使我们不能很好地使用这些“宝贵”的财富。如果我们能在付出改造和研究前或过程之中乃至在失败之后，寻找自己或借鉴他人已知的非优，我们无疑会多一些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应该在课题确定之后，先寻找研究对象和自己的非优之处，使我们少走弯路。也就是说我们的一切优化努力必须尽可能建立在已知的非优前提下，才能有效地走向目的。
2.搞好工作的有效方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解决问题，因此总是与困难和非优打交道，在工作中又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需要有好的方法及时地克服。仔细的人会认真分析，找出主客观两方面的非优，马虎的人则不做这种前期准备，自然效果会有所不同。当前一种坏风气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好大喜功，不求实务。对存在的问题和工作缺点、失误一笔带过，轻描淡写或回避实质性问题，甚至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此种作风说到底还是不认识研究非优的重要性。如果颠倒一下，或做反向思维，下功夫总结出工作中的非优，找出工作中的失误，分析系统内部存在的非优类型，联系与环境的关系及随机突发事件的影响，按照未来目标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制定克服非优的可行性措施，那么未来的工作面貌将会大大改观。不知过去工作中的非优、现存的非优、未来可能出现的非优，陷入盲目的优越感，就不可能达到系统的优化，便不是一个清醒的领导者。
3.加强修养提高素质的有效方法。每一个人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存在，在特定的环境中成长，还有复杂的甚至是说不清的原因，形成了个性特征，也留下了妨碍发展的非优。这就需要加强修养，不断提高素质。然而不认识自己非优的所在，修养和提高便无从入手。只有清醒地认识自己生活情操、品德情操、知识水平、工作方法等方面的不足，才能在实践中开展自我努力，克服非优，避短扬长，从而实现优化提高。
作为方法论，系统非优研究有其自己的特征，它需要以下五个方面。
1.收集非优事件。在系统发展过程中，由于其非优的存在，总会随机地发生种种非优事件，对系统的正常运动产生影响或干扰。这就需要搜集事件并予以分类，对其状态、行为、性质、程度及其后果进行特征性描述。
2.提取非优信息。非优信息是非优事件的决定性表现。如声、光、色、味、电、磁等。对这些特殊信息与系统正常信息进行比较、分析，并分辨其非优的性质，评价它们在非优事件中的作用，最后对其进行定性、定量的规定。
3.进行非线性研究。一个非优事件的发生，总是由系统内外多种因素促成的，或者确定地说是复杂的内部非优与环境非优一起非线性作用的结果。因此，对非优事件透露出来的非优信息做非线性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4.建立非优事件的发生模型。在非线性研究基础上，导出一般规律。即确定系统失稳的内外条件和作用程度，涨落发展到巨涨落的非线性动力机制，临界点的位置、状态等关键性参数。当然这一切也都是相对的，需给予一定的阈值。
5.建立相应的约束或催变体系。根据非优模型和系统的现实状态，或建立约束体系，或建立催变体系。如果此时系统依然健康，为维护其正常运动则利用系统工程、控制论等手段与方法，有针对性地建立对非优的约束体系，克服或弱化非优，确保系统向优化的方向健康发展。如果此时系统已经衰变或非优已显露出新生事物的个性特征，有希望走向新的优化，则为系统及时实现质的飞跃，有针对地运用系统自组织理论建立对系统的催变体系，支持非优巨涨落等的进一步发展，实现占有未来的过渡。当然，何时建立体系，建立怎样的体系却是一个重要问题，弄不好可能造成压制新事物和拔苗助长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