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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表元像
元代书法既是宋代书法的继续，同时又是书法史上的一个转折。它一方面延续了宋代书法融合晋唐的书法取向，使晋唐古法在南宋一度式微之后，又得以发扬，特别是书坛巨匠赵孟頫高举起“复古”的旗帜，并身体力行地实践，最终开拓了温雅平正、复古求新的元初主流书风。另一方面，部分士大夫仍受北宋“尚意”书风的影响，多以颜真卿或苏、黄、米、蔡四大家为圭臬，较为著名的书家有白珽、戴表元等，这道暗流虽余绪未广，但也体现出元早期书法审美取向的多元性。
戴表元《剡溪集》
由南宋末入元初的戴表元，不仅为当时“尚意”书风的代表，与信州的历史也有着深厚的渊源。戴表元（1244—1310），字率初，一字曾伯，号剡源先生、质野翁、充安老人，庆元奉化（今浙江宁波）人。南宋进士，任建康府教授，阶至文林郎。元大德年间受荐拜信州教授，秩满改婺州教授，以疾辞。戴表元师从南宋大儒王应麟、舒岳祥，学问渊博，在至元、大德年间名重一时，被称为“东南文章大家”。其诗文创作的宗唐复古思想对赵孟頫影响颇大。曾为《松雪斋文集》作序，著《剡源集》行世。然而，他存世的墨迹如凤毛麟角，仅故宫博物院所藏的行书《动静帖》可窥见其庐山面目。
戴表元《动静帖》
此帖纸本，纵30.2厘米，横52.4厘米。文录如下：
“记事顿首再拜徐仲彬总管相公侍史，客信泮戴表元谨缄。宝祐桥西。九月十六日。表元记事顿首再拜仲彬总管相公侍史，久不承动静。一年之间，多问往来人，不得端的。以此无书问相及。伏惟岂弟有相，侍奉太夫人康安。大令似改注何地，保安童儿向学倍进，驹儿又已习读。大抵名爵系于天命，福德积自人为。仲彬心事，仆所深知。浙西佃户，是仆亲眷。感戴恩德，真如慈父。但有闻得利病，不待请求，书之册子。利者即行，病者立罢。司存纪纲，赖仲彬粗立。天日在上，谁能欺昧，不患无人知了。愿少宽心，稍息连年骤进之肩，以为晚节大受□器。幸甚幸甚！表元冷官拙材，不堪指数，来春可以书满。似闻新成华屋，正在旧馆之前。早晚得代，并容面贺。今有郑直学入杭，专附此纸。馀怀如海，临文莫尽。秋高善护眠食，为时自重不具。表元顿首再拜奉记。”
其上钤印累累，分别由项廷谟、项子京、安岐、何厚琦、完颜景贤、赵叔彦、谭敬、张爰等名家递藏，可谓流传有序。
据戴表元《安阳胡氏考妣墓志铭》，知其是大德六年以荐授信州教授；又大德十年《自信州归游石门访故人毛仪卿、镇卿兄弟作长句赠之》一诗中，说他此年正好任满五年。再参考帖中所说“来春可以书满”，可以断定此帖系大德九年（1305）戴氏于信州教授任上所作。戴表元不以书名，但此帖笔法雅秀谨饬，韵度润逸，深沉典雅，具有文人简牍书意的特点。结体用笔未脱宋人“尚意”之习。
想要体会《动静帖》的韵味，首先要从宋人书法“尚意”的概念入手。明代董其昌《容台集》有：“宋人书取意。”清代梁巘概括为：“宋尚意”“宋人尚意”。所谓“意”，前人诠说不一。或指意趣，明代董其昌：“宋人书取意，自以其意为书，非能有古意。”明代项穆亦云：“宋贤求之意气精神，其过也，纵而肆矣。”或指意态，清代康有为：“宋人讲意态，故行草甚工，米书得之。”近有人指出，宋人尚意，至少包括四层含义：一是要求表现哲理，二是重视表现学识，三是强调表现人品性情，四是注重表现意趣。与宋之“写意囤”的“意”旨趣相同。从创作上看，“宋人书长于简札，而不宜于碑版。”（清代叶昌炽）。“宋人不讲楷法，至以行草入真书，世变为之也。”（清代何绍基）因不讲楷法，而行书大盛；行书大盛，而个性意趣自然溢出。故宋人作书惟情是尊，张扬个性，遣兴畅怀，不计工拙，形成“侧怒张”的书艺特色。苏轼书以“肥欹”为特点，“点画飞动”而“浓耸棱侧”（明代项穆）。“至于黄、米，而款侧怒张之势极矣。”（宋代朱熹）此乃“尚意”之一大体现。同时，宋人书艺与诗的关系，较以前更为紧密，诗书并佳之作不乏屡见，从而拓宽了“意”的内涵，使所谓“书卷之气”郁郁芊芊发乎笔最之间。加之宋时笔与纸的制作更趋精美，特别是李廷珪的墨，湛亮晶莹，亦大益于“尚意”的表现。因此，宋人尚意，若自其艺术创造而言，实是对东晋以来“点画有意”“神采为上”的书法形神观和唐人“达情”“言志”思想的发展。而就其思想渊源上说，则是植根于“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和“自然”“贵真”的道家及大盛于宋的禅宗人生哲学。
“惟情是尊，张扬个性，遣兴畅怀，不计工拙”是衡量“尚意”审美的标准，这恰与《动静帖》所散发出的气息相吻合。观《动静帖》，用笔迅疾飞动，起收多见锋芒，其结体向右上欹侧明显，应得自苏书笔势，而转折顿挫硬朗，当远接晋人风神。此帖纵势整体向右微倾，可见每行书毕后并无停顿稍作调整，洒洒落落，一气呵成，符合尺牍书写时言在笔先，意到笔随的自然流露之态。再细审此帖之单字，并非字字完美，笔笔精善，如开篇的“总”“德积”的“积”“早晚”的“早”等等，均异于常格，有的甚至能用乖张来形容。还有些字的结构头重脚轻，右侧部件有意向中宫聚拢，形成一种不稳定的态势。若单独抽离出来欣赏，恐怕是一种费解的语言。但纵观全篇，这些龃龉的因素反而消弥在一种律动的节奏感当中。不难体会，《动静帖》的书势是随着某种情绪的波动而延展开来的，轻重的转变，大小的更迭，奇正的拗救，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动态的平衡，使原本不和谐的音符成了一种富于变化的点缀。我们不得不再回过头强调《动静贴》本身，是作为书信简牍而存在的墨迹。它的私密性或在某种程度上摒绝了外界观赏的可能，于是，书写的趣味，才能和情感的流露交融无间，而技法则退居幕后，见证着这一跳脱且自然的表达。
关于戴表元书写《动静帖》的内心活动，与他当时的境遇是密不可分的。出仕信州路儒学教授，对于南宋遗民身份的戴表元来说，显然不是一次轻松的抉择，在不少后世论者眼中，这一举动也成为诟病其人格的污点。全祖望曾在《剡源九曲辞》中委婉批评：“帅初以薄禄竟受教授之官，宜为黄、万二公所贬……惜哉斯人兮执德不固，出山之泉兮失故步。”今人张仲谋则对戴表元极尽讥讽：“在彷徨感慨二十多年之后，在晚年出为信州教授了。做了大半辈子的宋朝遗民却在晚年而再仕于元，足见孟子所谓仁义之‘天爵’，到底不如世俗之‘人爵’具有吸引力。做了州学教授这一级小官，也许称贰臣还不够资格，但在人品上来说却是一个污点。”然而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在客观层面上，首先，元代统治者取得天下后，对待汉人的文化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世祖初得江南，尽求宋之遗士而用之，尤重进士”，当时被召之人乃多。如戴表元的友人陈养晦、陈文卿、袁太初、邓善之、屠存博、白湛困、仇山村、张仲宾等，皆出任学官。现实比起元初平定江南的残暴已经大为改善，很多原来宋朝的遗民渐渐改变了自已的政治态度，对元朝由拒绝合作到默然认同；其次是物质生活的逼迫，当时的汉族文人，地位已经接近贫民，他曾在《送陈养晦赴松阳校官》诗中写道：“书生不用世，什九隐儒官。抱璞岂不佳，居贫良独难。”汉族文人群体的境遇可见一斑；再次是所处的环境，给他提供了出仕信州路的条件。来信州以前，他身处杭州授徒，在中书行署认识了贵人安阳胡士谦，由于当时的信州和杭州同属于一个行政大区——江浙行省，加上戴表元具备了朝廷规定的儒学教授的任职资格，故而得以出任。
在主观层面，戴表元于宋时即为进士，深受正统的儒家教育的影响，他认为臣子有忠君的义务，然而忠君有一定的前提，那就是君主勤政爱民，如果面对无道之君，则臣子可逆可去，而遵循比君主更加重要的“义”。依据这个原则来分析戴表元仕元，便可以找到其思想基础。戴表元在其《剡源戴先生自厅》中对偷安的朝廷不满并有自已的政治主张。故有“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之举，从行动上已经做出了“从义不从君”的选择。况且戴表元仕元时，距离南宋灭亡己经二十多年，期间，元朝统治者对文人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汉族文化的繁荣。从这个角度，就不难理解戴表元、白珽、胡炳文、仇远等一批南宋遗民把出任学官看成是特殊的隐逸形式和维系华夏斯文于不坠的有效途径。
戴表元出任的信州路儒学教授虽官职卑微，但他在任期间，对当地文化的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一方面教授生徒，交往学人；一方面刻印书籍，保存国故。他在大德年间刊刻的《北史》，被称为信州路儒学刊本，有名于时。而《动静帖》成书的大德九年（1305），六十二岁，正好是他任职满四年的节点，此间经历之不易，冷暖自知。说到这里，我们很难再把这位的孜孜矻矻老者和贪荣附热的贰臣联系起来，仕元另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戴表元内心始终怀着对守护文脉使命般的热忱了。读《动静帖》的内容，平实无奇，不外乎是与友人徐仲彬的寒暄和倾吐，以及对后辈的学业上的关心与牵挂，但从“表元冷官拙材，不堪指数”等牢骚般的絮语，又可以看出他身处下僚的无奈与叹息。当把这几分叹息、几分牵挂和几分笃定的情感融汇在一起，便成了《动静帖》跌宕起伏，如同人生般大起大落的书势。从中既可以读出专属于儒生的襟怀磊落，也可以读出一位长者在耳顺之年的无畏和豁达。书论中有“碑不如告，告不如书”之说。意思是说，论书写的滋味，石刻的碑文不如墨写的文件，墨写的文件，不如私信的草稿。《动静帖》正是一通继承宋人“尚意”书风的私信草稿，它高超地融合了心像和技法，展现了书法在真挚的情感内化氛围里所自然流露的生命气象。
（作者简介：张婷，上饶市博物馆文博馆员；李胜豪，上饶市文献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