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方者为京,圆者为仓”《辞海》:“囷仓,贮藏粮食的仓库。圆形的叫‘囷’,方形的叫‘仓’。”谷仓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亦称“魂瓶”“堆塑瓶”,它是陪葬明器的一种类型,在墓中用以盛贮谷物、铜钱、酒等,供墓主在另一个幽冥世界享用,皆为致奠之意。
出于对生产、生活、军事各方面的考虑,自古以来,我国先民一直重视粮食的贮藏,《礼记》曰:“仲秋之月,穿窦窑,修囷仓。”直至新中国成立初的“深挖洞,广积粮。”因此,钱粮蓄储是国计民生中至关重要的大事,是古往今来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它也理所当然地反映到了古代葬俗之中。
谷仓,也称五谷仓,是为储存五谷而设置的。“五谷”,古人说法不一。《周礼·天官·疾医》:“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孟子·滕文公上》:“树艺五谷。”赵歧注:“五谷,谓稻、黍、稷、麦、菽也。”《楚辞·大招》:“五谷六仞。”王逸注:“五谷,稻、稷、麦、豆、麻也。”泛指粮食作物。又有“六谷”“九谷”“百谷”的称谓。随葬粮食或谷种是我国古代流行的葬习,应是不使逝者饥饿的意思。历来储谷明器的形制虽有变异,但此种习俗沿袭不衰。它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反映。早在四千年前的龙山文化的早期已发现有木质仓形器,乳圆尖顶,圆柱体、三面有门。这是现代发现的早期的粮仓模型。1967年陕西宝鸡市茹家庄东周墓出土的陶仓,尖圆顶,平沿外出,鼓腹平底,腹部开方门。1976年陕西凤翔秦国墓出土的陶囷,直桶形,圆锥形顶,略出檐,顶中央有一孔。它们都已具有防雨和通风的基本条件,但形制还比较简单。
汉代初期,统治者推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政策,社会经济恢复,农业发展,“文景之治”时,“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当时流行厚葬之风,以大批实物和明器殉葬,其中就有大量谷物。《后汉书·礼仪》载:“东园武士执事下明器筲八盛,容卫斗,乘一、稷一、麦一、粱一、稻一、麻一、孜一、小豆一。”各地汉墓中出土各种囷仓明器,多为陶质,形象写实,仓内常常装有谷物。东汉时期绿釉陶流行,谷仓多为深绿色的釉陶器。如1960年江西南昌市汉墓出土的釉陶仓,仓盖呈笠帽式,顶上蹲一立鸟,仓体呈圆鼓式,上腹开一小方窗,底有三条短足。三国两晋时期,中原豪强不断发动兼并割据战争,后期又有“八王之乱”,战乱频仍。但江南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农业、丝织、铜铁采冶各业兴盛。豪门大族不断出现,他们“商贩千艘,腐谷万庾,园园拟上林,馆第僭太极”。荆吴之地水利便宜,沃野千里,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是当时的经济重地。此时厚葬之风亦盛,富庶的农耕经济也在出土的谷仓中得到反映。当时南方的陶瓷业已经成熟,而且青瓷生产已很普遍,所以不少明器也用青瓷烧制,尤其是越密的青瓷产品越丰富多彩,制作工艺非常高超,制胎、釉色、纹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东晋以后,江浙地区采用人死后用五谷囊随葬,所以谷仓消失。江西、广西等地虽偶有谷仓发现,但也较简单。唐代、北宋年间江浙出现“粮罂瓶”随葬。浙江嵊县曾经出土过一件喇叭口罂,颈部有舞龙堆塑,腹部划铭为“元和拾肆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直壹千文”。绍兴出土过腹壁刻有“上虞窑匠人项霸造粮罂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这是以粮罂瓶替代谷仓罐的实物见证。晚唐至北宋间,江南地区还出现一种多角瓶随葬。浙江嵊县曾出土过葫芦形瓷瓶,颈部四面有系,或间有灵龟等小贴饰,腹部有许多尖角。
宋元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大发展时期,社会经济有很大进步,农业、手工业也很发达。江南水系发达,经济殷实,富户广有土地,“田园宅馆道天下,库藏仓庚相望区”。以江西景德镇为中心的制瓷业兴旺勃发,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先后出现了青白瓷、青花瓷、釉里红及青花釉里红等新品种。宋元墓葬中常常出土长颈堆塑瓶,瓶颈有日月星辰、仙佛人象、舞龙奔虎、飞鸟朵云等堆贴。有的雕塑工艺很高,从装饰上看,似为天界冥境,有人以为是亡灵的皈依之所,称为“皈依瓶”。又因其有盖,盖顶往往有立鸟,又称为“盖瓶”或“立鸟瓶”。这些长颈堆塑瓶也应是五谷仓之一种形制,只是在装饰形象上比较奇特,有一定神奇色彩。
明代是古代眀器发展的最后阶段,谷仓罐也已进入其发展末期。谷仓罐在继承历代一些特征及制作手法的基础上,更多地体现了明代的丧葬礼俗和发展态势。明代谷仓罐在各地均有发现,时间跨度较大,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器表堆塑人物及动物等纹饰;第二类,腹部装饰流状角,这类谷仓主要流行于四川地区,通常上细下粗的宝塔状,器身被束为5节,每节上装饰有3个流状角,配有器盖;第三类,器表无堆塑装饰,这类谷仓罐多与同时期的实用器型形制相同,应是日常所用之物,而不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但根据其摆放位置和罐内盛放的谷物来看,应具备谷仓罐的功能。从明代墓葬出土的随葬品来看,神煞和宗教色彩已经淡化,整体丧葬风格则更为写实。
至此,谷仓罐回归最初的功能,在墓葬中充当“食罐”,象征食物,解决墓主的饥饱问题,逐渐成了一种程式化的随葬品。
晚唐至北宋时期,江南一带出现一种多角瓶随葬。宋时江南一带颇为流行用多角瓶陪葬,在江浙闽地区的方言中,“角”与“谷”同音,取其谐音“多谷”,而且其形象也似谷物生长之态。在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古代,寄托着人们祈求粮食丰收的美好愿望。
古代人心目中皆希望人死后照样能够享受到活前所享受的一切,故墓葬常出土有谷仓、房屋、陶灶等随葬用品。多嘴壶制作成塔形谷仓,民以食为天,塔又高又大,寓意在塔形的谷仓内储存大量的谷物,祈望五谷丰登。“多角谷仓”也称“多嘴谷仓”,很多嘴说明有很多人,寓意人丁兴旺,多子多福。中国古代是农业国家,急需强壮的劳动力,故多生几个儿子,就多几个劳动力,所以“多子多福”的观念在古代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信州区博物馆藏的这件多角陶谷仓通高33厘米,口径14厘米,分盖、体两部分,盖顶缀宝珠,盖身呈阶梯式,表面圈有三条泥条状锯齿边,应是水波纹,器表青褐色,无釉。器身上大下小,分五层,每层凸出五个尖角,纵列成行,行距间处有一瓜棱纹。其中一纵行的间隔处刻有“仓库常满”和“建炎四年九月初九浦记”字样,该谷仓据此为名,经专家鉴定为二级文物。
信州区博物馆藏建炎四年多角陶谷仓(原信州区博物馆馆长沈法栋捐赠)
无独有偶,在中国粮仓博物馆中也收藏着一件北宋黄釉多角谷仓罐,通体施黄釉(脱釉现象严重,仅残余少部分),无盖,短直颈,口大圈足小。直筒罐身,分四层,每层间隔较开,且凸出四个角,纵列成行,最下一层往里收于圈足。信州区博物馆藏的建炎多角陶谷仓与之相比,无论是造型还是装饰工艺上都略胜一筹,因罐身刻有建炎年号的明确纪年,则更显珍贵。冯先铭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陶瓷图典》一书中曾说过:“宋代瓷器上的纪年大都为北宋的年号,只有少数为南宋年号。”靖康之变是划分北宋与南宋的分界线。宋室南渡,宋康王赵构即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建炎”元年为宋高宗登基的第一个年号,南宋一朝,从兹伊始。因金人南侵,战事吃紧,战祸连绵,高宗赵构颠沛流离,疲于奔命,建炎年号仅使用了四年,在应天府仅五个多月时间,十月迁至扬州,再迁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这一时期宋朝的制瓷业因战争因素遭受沉重的打击和破坏,窑工逃亡,瓷路中断,虽有些地方还有少量烧造,但产品极为粗劣,与北宋陶瓷器相比则相去甚远。
北宋黄釉多角谷仓罐
尽管这件多角陶谷仓罐整体外观并不如北宋时期的典雅端庄,釉也脱落较多,瓷胎也较为粗糙,但作为具有明确文字纪年的断代标准器,则具有极高的历史、科研、艺术价值,甚至可以填补建炎朝纪年瓷器的空白。
明器用途有很多种,如何证明这种多角瓶(罐)就是谷仓,最直接的还是根据文物身上的铭文,很多这类器物的出土文物本身上都刻有铭文,如浙江德清出土一件唐黑釉谷仓,有“元和三年十月十四日润州句容县甘唐乡延德里赵金妻任氏粮罂”铭文;江西青白釉堆塑瓶上有“东仓”“西库”铭文;福建邵武出土的谷仓罐,墨书“千秋万岁仓库年年常满子孙日见发达谷仓酒库大吉”,另一件刻有“淳熙七年九月十五圆日造此仓库,仓库常满,典库当开,儿孙大富”。日本大和文华馆收藏一件多管瓶,刻“元丰三年又九日十五圆日增添福寿”;刘建业先生收藏的宋多角(嘴)瓶上有褐书“千秋万岁,五谷仓库年年常满,子孙代代兴龙,元祐元年夏未六月谨题”铭文,更明白无误地说明多角瓶即是五谷仓库。
此外,1978年福建顺昌北宋墓出土一件多角罐,器身分五层,上小下大,每层凸出五个尖角,纵列五行。器盖作亭阁式,重檐五角攒尖顶,上有宝珠,阁四面均有门,台基呈覆游莲花状,制作精巧,总体亦如丰腴的麦穗。出土时瓶内盛有黄色稻谷。诸多此类器物的出土,并伴有盛装谷物即证明了这种形式奇特的多角明器是储谷的仓舍。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中国是农耕社会,社稷富强、百姓安康的一个大前提便是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旱灾涝难则是哀鸿遍野。数千年来以谷物随葬的历史事实表明我国人民对“五谷”的珍重和崇敬。它象征着我国人民自古以来种植五谷、引以为生的农耕传统习惯,也是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现实反映。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状况和民风习俗的变化,我们的先人曾构筑过各具时代特征的五谷仓,这些制作精巧的器物是研究古代粮食贮藏的工艺设施和科学水平的实物资料。
(作者简介:陈守妃,景德镇陶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