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词学复兴的时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云:“词创于六朝,成于三唐,广于五代,盛于两宋,衰于元,亡于明,而复盛于我国朝也。……论词以两宋为宗,而断推国朝为极盛也。”诗盛于唐,词盛于宋;至清朝,则诗有中兴、词为极盛,这是近世以来很多学者都承认的事实。
词在清代的极盛,表现在流派众多,名家辈出。有云间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诸多词派;有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等一大批著名词人;还有一批词论专著和词学批评家。而这些词派词家,在进入清代词坛时,无论是豪放词家,还是婉约词家,却无不受到稼轩词风之沾溉。严迪昌先生在《清词史》中指出,明清易代,残酷的文化政策,人们眷恋故国的情思,是“稼轩风”振起的时代需要。“汉族知识分子刚从顺治之初频频开科考试中感到生存希望犹存,紧接着就面对如此严酷的铁腕,不由不深深感受到新王朝的残酷性,从而勾起已渐沉淀的旧痛,酵化为一种逆反心态。”所以,“稼轩风的际时而兴,诚是非常自然的事”。陈维崧即是典型代表。严先生还认为,“稼轩风”在清词中的振起有其特定的内涵:“以辛弃疾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表现而言,既有排奡激荡的悲慨雄放,又有猿啼鹃泣般的凄苦哀怨,更不乏貌为萧散闲逸的风神。稼轩风理应包容这样多层次的内涵。”
蒋士铨的《铜弦词》,就是“稼轩风”沾溉的产物。蒋士铨,字心馀,号藏园,广信府铅山县人,是清代著名的诗人、剧作家,他另有词作二百七十一阕,合编为《铜弦词》。
清人论蒋士铨词从陈维崧一路来,而陈词又从稼轩来。可见,蒋士铨词走的是辛弃疾、陈维崧豪放一派的路子。蒋本性情中人,阮元说他“志节凛凛,以古丈夫自励”;王昶说他“风神散朗如魏晋间人……有古烈士之风”;以其个性,走辛陈之路是很自然的。清代词论家中,徐珂、陈廷焯、谢章挺、胡薇元、李宝嘉、丁绍仪等人都对蒋士铨《铜弦词》之绍继“稼轩风”作过评价。他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大约有三种意见。
一是褒之者推崇他为善学稼轩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指出:“稼轩……后起则有遗山、迦陵、板桥、心馀辈。”而谢章挺《赌棋山庄词话》作了分析,他认为学稼轩要于豪迈中见精致,近人学稼轩,只学得莽字、粗字,无怪阑人打油恶道。试取辛词读之,岂一味叫嚣者所能望其顶踵。但他认为,“蒋藏园为善于学稼轩者。稼轩是极有性情人,学稼轩者,胸中须先具一段真气奇气,否则虽纸上奔腾,其中饿空焉,亦萧萧索索如牖下风耳。”
显然,他认为蒋士铨便是胸中具此真气奇气的人。此话当然没有讲错,蒋士铨论诗强调“真”,袁枚曾以“奇才”论蒋,谓其意态奇、行止奇、遇合尤奇。
可见,蒋士铨正是具有“真气奇气”的诗人。他的词学稼轩,是具备了词人气质这一基本条件的。虽然时代并没有为蒋氏提供相同的质,《铜弦词》在表现爱国情怀方面远逊辛词,但在追慕先贤、向往事业、人生得失、抒写怀抱等方面,蒋词确也表现了“善学稼轩”的相同风貌。如《渡黄河》说:“把英雄事业问前朝,消河洛。”《望庐山》曰:“十载天涯几两屐,踏遍太行千曲。”《言愁》云:“不解愁从何处至,觉道眼前都是。同行同坐总难消,只好与愁同睡。”廖炳奎说:“先生别有《铜弦词》二卷,是世间一种不可磨灭文字。”
可谓知音。
二是贬之者批评他气粗力弱。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对蒋词尚多推崇肯定之语,而在《白雨斋词话》中,则批评“心馀力弱气粗”,说:“板桥诗境颇高,间有与杜陵暗合处。词则已落下乘矣。然毕竟尚有气魄,尚可支持。心馀则力弱气粗,竟有支撑不住之势。后人为词,学板桥不已,复学心馀,愈趋愈下,弊将何极耶。”
而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论历代词分“文质适中者”“质过于文者”“文过于质者”“有文无质者”“质亡而并无文者”五类,其四已入“词中之下乘”,其五则“并不得谓之词也”,他把蒋词列为第五类而全盘否定,实为过激之论。文质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评价,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文胜质,质胜文,文质相付,均体现于不同时代文学思潮的评价方面。对于豪放词,谓其质胜文,也即内容突破形式可也,谓其无质则不可。蒋词学辛弃疾、陈维崧,走得是豪放一路,胸中一段真气奇气运于词中,自然“倔强盘曲”,“桀骜不驯”(亦陈廷焯语),何得谓亡质并无文者哉!而且,这里的质,正是蒋士铨面对仕途险恶、官场污浊所产生的逆反心态在词中的反映,我们不可一概否定。至于“力弱气粗”之论,亦当分析。从语言风格看,蒋词如《沈维涓太守席上感事·水调歌头》:
对酒不能饮,看鬓欲成丝。眼中咄咄怪事,谁可合时宜?几许弓蛇薏苡,一片白衣苍狗,大概尽如斯。耳热勿击筑,劫急且围棋。
牧猪奴,屠狗侩,贩缯儿。黥徒伎俩,止此恩怨鸟嘻嘻。兔狡竟遭人毕,蚕巧那堪自缚,断送老头皮。奋袂为公舞,烂醉莫须辞。
此辞愤激之情,形于言表。确实未免粗豪叫骂之讥,然此等词作,集中并不多见,未可以偏概全。至于说力弱,其“力”所指不知是否为才力、笔力,若以蒋士铨作诗写曲之才而看,批评者恐未能轩轾其一二。
三是批评蒋士铨“时杂以诗句曲句”的问题。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论袁蒋赵三大家,谓“心畲太史颇以工词称,惜所著《铜弦词》时杂以诗句曲句,王氏《词综》只选三阕而已。”
这种批评仍坚持南宋李清照以下的尊体观念,以诗词曲为不可逾越之体。特别是清代李渔《窥词管见》提出词与诗、曲区别的理论之后,对其后词坛影响尤大。李渔拈出“腔调”“用字”“精神气度”三把标尺,说:“诗有诗之腔调,曲有曲之腔调,诗之腔调宜古雅,曲之腔调宜近俗,词之腔调则在雅俗相和之间。”他指出,用字方面“有同一字义,而可词可曲者。有止宜在曲,断断不可混用于词者”。至论精神气度,“则纸上之忧乐笑啼,与场上之悲欢离合,亦有似同而实别,可意会而不可言诠者。”要求从语言风格、用字、形象等方面区分出词与诗、曲的界限,丁氏之说显然接受其影响。丁说蒋词“时杂以诗句曲句”,这种批评当然并不冤枉蒋词,王氏《词综》因为这个原因只选蒋词三首,也说明这种观念带有普遍性。
但以诗为词、以曲为词,前人已有先例,未必便是缺点,而应该是其特色。苏东坡作词,尚被李清照讥为“句读不葺之诗”,辛稼轩作词,也不严守体界。研究者曾指出:“一部分知音识曲者致力于推进词的乐律化;另一部分豪放不羁的词人又放手打破词对曲的依从,力促使之诗化。苏轼、辛弃疾当是后者。”
从理论上看,蒋士铨并不固守艺术的门类特征,而提倡广取博收,综合提高。他与郑板桥等“扬州八怪”一样,都是不合时宜的具有逆反心态的作家。蒋士铨主扬州安定书院讲席时,与“扬州八怪”多有交往,他赞扬郑板桥的书画是“别辟临池路一条”,他推崇罗聘的画能“展足裂地维,放手破天械”,在艺术上敢于突破“束缚规矩中”的框架。可见,他自己敢于把诗、曲的创作精神融入词中,这就不是奇怪的事,也应当是对稼轩风的继承。他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也大有所在,如《彭夷鹄仪庵词后·迈陂塘》:
洒秋风,泪痕几许?酿成酸楚如此。哀猿啼到三声后,不管征人欲死。吾与尔,分万斛闲愁,歌泣将焉止。青春去矣。问何者消忧,只应无语,相对夕阳里。
情一往,滟滟溶溶难比,恰似一江春水。无端风雨豪端出,哀怨声盈天地。知音几?个我辈伤心,不但钟情耳。呜呜谁倚?当付与双姑,玉箫相和,低唱过彭蠡。
此词腔调或雅或俗,近词亦近曲,表现细腻,更深于情,更能打动人心。
如果要寻找蒋士铨接受稼轩风的原因,我认为,正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
一、家庭培养教育,读书与壮游,培养了蒋士铨有类于稼轩的耿介磊落的个性。陈述《蒋心馀先生年谱》有载:雍正十二年,蒋士铨十岁。父顾谓母曰:“汝镂竹为丝,诘屈作字,教儿襁褓中,志良苦矣;儿今且十岁,虽识三千字,而读书膝下,不免为常儿,吾欲持之游燕赵间,令其浮洞庭,涉黄河,置身太行,一望齐梁雁门之壮,然后负之趋崤函而登泰岱,他日为文章,或可无书生态,汝安能舍之?”母曰:“儿生,吾弧矢祝之矣。”母亲以弧矢祝之,即希望他长大后成为拉弓射箭之人。而父亲在其十岁时,即考虑到用大江黄河以及齐梁燕赵壮阔的山水风光,来陶冶心胸,培养他慷慨激昂的个性。可见,蒋士铨父母一致的意见,都希望把他培养成脱离书生态的豪侠之士。所以,蒋士铨甫十一岁,便被父缚之马背,读书壮游,历览燕赵秦魏齐梁吴楚间,历十年始归。这十年对他的诗词创作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年轻时曾作诗四百余首,后来一把火烧掉了。他说:“检我少年诗,多怨类女子。斤斤计穷达,所见一何鄙!”(《醉言六首》)然而,不同的是,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词却被保存了下来。因为这些词真实地反映了青少年读书壮游、向往“英雄事业”的生活,写景述怀,多悲慨雄放之语。如《渡黄河·满江红》云:“笑当年割据,今朝城郭。数折源通星宿远,一层冰绕昆仑弱。把英雄事业问前朝,消河洛。”《泊黄州二十初度·念奴娇》云:“落帆江口,是太行、归客悬弧之日。逝水年华,惊廿载、两字功名难必。”又《赤壁·满江红》云:“凿翠流丹,使全楚、山川襟带;是一片、神工鬼斧,劈开灵界。矶下白龟横断岸,楼中黄鹤飞天外。剩文章双照大江流,垂金韰。”悬弧之日指生日,按古代风俗,家生男则于门左挂弓一张。因称生男为悬弧,也称男子生日为悬弧令旦。蒋士铨十一岁出游,乾隆九年士铨二十岁始束装南归。十月二十八日至黄州府,泊赤壁下,父置酒舟中,为蒋士铨行冠礼,而有此诸作。词中,无论写景抒怀,都充满“磊落作壮游”排奡激荡的豪情。这些词作奠定了他一生创作的基调。
二、求仕的艰难与仕途的险恶,形成了蒋士铨强烈的逆反心态。社会生活为蒋士铨提供了类似辛词时代的文化环境。
蒋士铨有过十年的求仕历程,十年中曾四次北上,至三十三岁始登进士。《望庐山·酹江月》慨叹:“十载天涯几两屐,踏遍太行千曲。投笔归来,布帆无恙,稳泛浔江绿。青山相对,形容偃蹇如仆。”乾隆十七年(1752),蒋士铨第二次入京赴礼部恩科会试,下第南还,作《壬申下礼部出京宿良乡·齐天乐》云:
来时尽说长安乐,出门西向而笑。半入云霄,半飘尘海,半在秋原残照。欹斜乌帽,对冷月啼蛄,影形相吊。此味心酸,古人先我已尝到。风云何限屠钓,叹行年廿八,已非英妙。数折桑乾,一条虹彩,车骑喧喧争闹。不如归好,共乌鹊南飞,听他低叫。饱喫黄梁,拥衾眠一觉。
词上阕写满怀信心而来,伤心落魄而归。落第之酸苦,个中滋味,不说自己尝够,却说古人早已先我尝到,说尽千年科举内幕。下阕不言科举,却转而言古代风云际会,哪里只是读书人,又何限于朱亥业屠,太公垂钓。只可叹,自己行年廿八,已非少壮;科场屡折,不如早日归家,安享天伦之乐。结尾两句,明显露出逆反心态。蒋士铨从小就立下“安能老丹穴、而不思明堂”的壮志,盼望着实现“一飞仪虞廷,再飞鸣岐阳”的理想。他二十三岁第一次出门求仕,父亲就告诫他:“读书期为有用之学,苟寻章摘句,为四比八股文,即诩诩为秀才,偶举古今事问之,呐呐然不知也;试以一二乡邻曲直之事,茫茫然徘徊搔首,不能为也;此与不识字者等。小子辈其知择术乎?”蒋士铨“退而藏诸心”,见于陈述《年谱》所载。所以,蒋士铨的求仕,有明显的报效国家的目的,说“饱喫黄粱,拥衾眠一觉”应当不是真心话。此词情调悲慨,犹不失雄放之气。
又有如《春郊送客图送陈望之归商丘·金缕曲》二首,既题图,又送客,更织进个人感受。陈望之亦落第而归,故词中有规劝,有勉励。其一宽慰对方云:“君能使笔如挥帚,谅斯人,天非无意,勋名终有。卿相之乐等闲耳,何事方为不朽?莫但学邹枚赋手。爱惜年华开万卷,笑尘容碌碌随人后。任余子,曳履走。”话虽宽慰,而所望仍高。要对方相信,天非无意,勋名终有。但又指出,卿相之乐不过等闲之事,人生的不朽并不在此。莫但学汉代以才辩著名的邹阳和枚乘,要珍惜年华,读书万卷,不作尘俗面容,终随人后。其二联系到自己,说:“我亦悲歌士,忆当时,青云结客,黄沙射雉。三十行年豪气尽,川上低回流水。看遍了,江山如此。圆缺阴晴,今古共达,人心那不如灰死。知我者,二三子。”语极悲慨。结尾径用稼轩词《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末句入词,足以见出情感上的共鸣。
求仕的艰难固然如此,而入仕的艰难更有甚者。求仕届十年,而入仕仅八年,他就谙尽官场滋味,四十岁毅然辞官。作《叠韵留别纪心斋戴匏斋·贺新凉》,其下阕有云:
落红已葬燕支土,算杨花,飘茵入溷,年年谁主?猿鹤形骸麋鹿性,未可久居亭墅。况臣是孤生寒窭。衮衮诸公登台省,看明时、无阙须人补。不才者,义当去。
词中说,落红葬土,飘茵入溷,这些有谁关心呢?自己山野之性,本来就难容于庙堂,更何况出身寒门,无所依托。多少人钻营投机,得到了提拔重用。看来是政坛清明,无阙须补,我这个不才者,按理自当离去。这是十分明显地故作反语,以泄其幽怨激愤之意,也稍加隐晦地诉说了辞官之因。他还作了一首《再叠韵柬心斋匏斋·贺新凉》云:
水鸟愁钟鼓,问如何,猩猩鹦鹉,皆能言语?燕子颠当谁高下?一样傍人门户。孤雁把、更筹细数。蜂蜜蚕丝因何事?转香丸,只有蜣螂许。蝉吸露,太清苦。百虫墐户争衔土。费商量,虎威狐假,鹊巢鸠主。蝴蝶飞飞迷香国,心死那家园墅。脱毛羽,号寒艰窭,不若蜉蝣衣裳美。海茫茫,精卫思填补。一声鹤,渺然去。
此词与上词不同,全词均以鸟虫为喻,以水鸟、燕子、孤雁、蜜蜂、蚕蝉、号寒鸟、精卫、白鹤自比,而以猩猩、鹦鹉、颠当(小蜘蛛)、蜣螂、狐狸、鸠蝶、蜉蝣比各色龌龊小人,借物性以讽刺议论,暴露官场污浊,曲折地表明自己报效无门,只好辞官归去的心态。
如果说,十年马背游历,父亲侠士性格的熏陶,是蒋士铨慷慨激昂的个性产生的基础,那么,十年求仕的艰难,八年入仕的辛酸,便是蒋士铨逆反心态形成的社会原因。这种逆反心态一发于词,便自然慷慨激昂,哀凄悲愤,与稼轩词走到同一道路了。
[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2]胡薇元:《岁寒居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3]谢章挺:《赌棋山庄词话》,唐圭璋:《词话丛编》。
[4]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
(作者简介:吴长庚,上饶师范学院原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