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元吉和朱熹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二人一个出身北方士族望门——桐阴韩氏,官至吏部尚书,被誉为一代之冠冕;另一个是思想界的先锋,一代大儒,蜚声学界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政坛的起伏、思想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韩元吉的影响;韩元吉也在与朱熹的学术交流中思想逐步清晰成熟。作为当世胜流,他们对南宋时期的文坛和思想界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与当时的众多名士如辛弃疾、张栻、吕祖谦、陈亮、陆游等均有着密切的交游。然而,目前学术界对韩、朱二人的交游情况却关注甚少,因而有必要对他们的交游始末作一番梳理,以期对宋代思想史研究有所助益。
韩元吉与朱熹相差十三岁,一个来自中原河南,一个长于边地福建,他们二人是如何交集的呢?
据程继红先生推断,朱熹与韩元吉当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同诏赴行在时初次相交 [1] 。窃以为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当时韩元吉正任建安县令,朱熹也恰好屏居五夫,奉亲讲学,建安、五夫两地相距不足百里,二人又同时奉诏赴行在,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时间上来看,两人因此相识都具备极大的可能性。可惜的是,现存文献中没有他们此次结识的直接证据。
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在建安与知县张栋同游凌风亭,作《同张明府登凌风亭怀韩无咎》诗,可证此前朱、韩已经相识。诗云:
日夕和风至,西山淡无姿。危亭极远眺,胜处良在兹。
忆昔韩令尹,青云乃心期。鞿羁不得骋,发此胸中奇。
前瞻千仞冈,俯视万顷陂。神襟一以旷,我志浩渺弥。
飞车越沧浪,天风振裳衣。怀哉此焉薄,问讯无边辞。
今公岂不佳,宫商似前徽。相携岸晚帻,共此长相思。 [2]169
凌风亭在建安县治西南隅,系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三十年(1160)元吉在此任知县时所建。当时,元吉曾作有《凌风亭事状》,赋有《凌风亭》《晚登凌风亭戏作》诸诗。绍兴三十二年,当朱熹与友人、建安知县张栋共同登上这座由韩元吉主持修建的凌风亭时 [3] ,情不自禁地起了故人之思:“忆昔韩令尹,青云乃心期。……怀哉此焉薄,问讯无边辞。”据诗意,朱、韩二人已经认识,但似乎没有深交。从朱熹诗中自然流露的情感来看,他对元吉是颇为敬重的。
朱、韩二人有没有可能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呢?我们从朱熹二十岁即绍兴二十年(1150)起计,看看他们各自的人生地理轨迹。韩元吉自绍兴十九年(1149)秋任浙江龙泉县主簿,二十一年(1151)离任,后游于浙江德清、临安及江苏建康一带,任信州幕一年后返临安不久(1158)即有建安之命;而朱熹则于二十一年(1151)赴临安铨试后,得泉州同安县主簿一职,此后游于福建,直至隆兴元年(1163)方入临安奏事,期间并未出闽。很明显,二人在元吉任职建安前根本无缘得见。
那有没有可能在元吉离建安后的绍兴三十年(1160)末至三十二年(1162)初这段时间内,朱熹才与元吉相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离闽赴临安,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初进为司农寺丞,其间除有宣城访母及淮西之行外,韩元吉一直待在京城临安;而朱熹虽有建安、武夷之行,足迹却未出闽,所以二人也不可能相见。综上可以推断,他们的初识时间只能在元吉知建安县期间(1158—1160年),而尤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可能性最大。
如果说此前的论断均为推论,那么,韩元吉作于隆兴元年(1163)的《送元晦》一诗,则是目前可见的二人交游的最直接证据。这年九月,朱熹应诏赴行在奏事。连进三劄,被授武学博士,待次。十二月离临安归闽时,元吉作《送元晦》一诗送行。诗中这样写道:
前年恨君不肯来,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来各千虑。
君来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谏疏。诋诃百事推圣学,请复国雠施一怒。
天高听远语不酬,袖手翩然寻故步。我知君是谏诤才,主上聪明得无误。
一纸底用教鶡冠,百战应当启戎辂。江山千里正风雪,岁月峥嵘倏将暮。
有田可耕屋盖头,君计未疏吾亦去。君归为谢武夷君,白马摇鞭定何处? [4]32~33
诗中“前年恨君不肯来”,便是指绍兴二十九年(1159)八月十三日,以参知政事陈康伯之荐,元吉与朱熹、吕广问、徐度四人并召赴行在事。当时韩元吉得令任满日赴行在;不久左司谏何溥进言,称徐度、吕广问二人亦方至提刑任数月,不宜遽令入朝
[5]
。于是,诏令二人并俟任满日与在内陛等差遣。朱熹因援三人例,以疾辞,乞俟岳祠满日赴行在。这句诗也暗示了,当年元吉和朱熹已经认识了。“今年惜君不肯住”则指元吉写诗送行时,朱熹意欲离开临安。“三策直前真谏疏”指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朱熹奏事垂拱殿,连进三劄。十二日,除武学博士,待次。从十月十九日到达临安,到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这一次朱熹在临安盘桓近两月;而韩元吉早已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入朝为司农寺主簿,故二人得以交游。据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书信来看,这年十月元吉和朱熹已经见面;而且,元吉还把女婿吕祖谦写给自己的家信转给朱熹看了(信中吕祖谦对朱熹评价很高,颇有期许)
,直接促成了朱熹与吕祖谦的学术交流。朱熹离临安归闽时,元吉赶来送行。朱熹此次入朝不仅直接向宋孝宗表达了反对议和、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还同主和的大臣们抗争,尤其痛斥主和派领袖、参知政事周葵。朱熹还与理学家张栻相识,讨论主战用兵;并向刚回都的著名将领张浚投献进取中原之计。而此时的韩元吉虽并不坚决主战,但在写给张浚的信中,也表达了“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的意见
[6]
。可见,朱、韩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元吉写给朱熹的送别诗中,既表达了对朱熹正直敢言的敬重,也对其郑重上劄却不被重视,黯然离京深表同情。
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元年(1165),元吉以新鄱阳守的身份告假,前往镇江探视母亲,期间与陆游交游甚密。此后,又先在朝任职,后赴建康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等。乾道元年(1165)二月末,元吉还临安;是年四月,朱熹曾因陈俊卿推荐至临安,但与主和派宰辅钱端礼、洪适等冲突,复请祠,五月即离临安。从时间上来看,二人在临安有见面的机会与可能,可惜现存文献里没有看到他们本年往来的相关材料。
乾道四年(1168)冬,元吉赴宣州奔母丧。次年春尽,还上饶忧居,杜门读书。上饶距武夷极近,朱熹出入武夷时又往往途经上饶,因此,在元吉忧居上饶的三年中,朱、韩二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关系也越来越亲近。
因住地较近的关系,朱熹与元吉之间的通信便捷而密切。从乾道五年(1169)九月始,朱熹亦丁母祝孺人忧;次年,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并在墓侧建寒泉精舍,潜心讲学著述。两位异地而居的学者,此时均因丁母忧闲居著述,交流极密。据乾道六年(1170)深秋元吉写给朱熹的信,足见他们已经数次书信往来:
某叩首再拜启:去冬既遣人修慰,即过宣城。春尽还舍,始睹所报教,甚以浣释。欲再奉一记,乃久无佳便,愧向实不可言。旬日前方领詹机宜所附四月手墨,盖濡滞如许也。且闻尊夫人已毕大事,以我之艰,知元晦办集尤不易矣。但审少留茔次动止之详,岂胜慨叹!比日秋冷,孝履何如?某忧患寓居,号慕益远,仅未死灭,无足念者 [4]251 。
朱熹因生母祝氏上一年九月去世,丧葬乏资,遂致书元吉借贷,可见二人关系此时已颇为亲近,非比一般。无奈此时的元吉自己也颇为窘困,在《答朱元晦书》中,他诚恳地向朱熹作了解释,“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指接连嫁了两个女儿),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 [4]251 ,今年自己也在向别人借钱,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元吉拜托了好友——在福建建宁任知州的赵德庄,请他代为周旋。
这次的几封书信往还中,日常俗务的互通只是一个小插曲,更重要的是二人开始了频繁的学术思想的交锋与探讨。元吉说:“哀苦亡聊,杜门却得理旧业,但殊无晤语之益耳。” [4]251 可见,在上饶忧居的日子里,元吉闭门读书,因不能与朱熹面晤详谈,便经常在书信中讨论。从现存书信看,二人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对待观佛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即儒释之辨,及如何对待《语录》的态度这两个问题。
关于儒释之辩,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是否要观佛书。元吉称朱熹“见教不必观佛书,固然。正以鄙性鲁钝,少年多寓僧寺,中岁复耽文词,尝出入其说” [4]251 ,自己“及粗窥圣学之门,若禅宗则久见其病,特欲穷佛之说所自,不敢便以他人之言为据也。两岁居丧,乃得取其经帙大者观之,料元晦高明,染指绝尘,不必如是之迂也” [4]251 。很明显,在这一点上,两人是持不同观点的:朱熹认为不必观,元吉却认为应该先认真研读,“穷佛之说所自”,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便以他人之言”为据也。
二是关于儒释的关系问题。元吉认为佛学与道学的区别在于:“吾圣人妙处在合,故一以贯之;释氏之弊在分尔。” [4]251 在写给陈从古的《复斋记》中,元吉也说:“圣人之学,自治其一心,则推而至于治天下……自异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身尤以一身为可外,况于所谓天下国家” [4]284 ,元吉批评释氏以空虚寂灭为宗,割裂了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一贯性。朱熹却认为,“诲谕儒释之异在乎分合之间,既闻命矣。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尝真有得于斯耳!” [2]P1637 实际上,宋代儒释道三家融合互动,本就是在共存与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南渡前后,许多道学家思想流于禅,耽于释氏,学理未能纯正,才会有朱熹与元吉的论辩。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刚刚写成《杂学辩》,痛斥“当代诸儒之杂于佛老者”。元吉、朱熹本身都是批评释氏的,而朱熹明显要更激进,他对元吉以为的“释氏之弊在分”的观点也并不认同。
在这封信中,元吉还说到如何对待《语录》的态度问题:“近见王德修秀才,从和靖于晚年者,则闻其说尤详。盖云所以令诸君只读《易传》者,《易传》所自作也,《语录》他人作也,岂能尽记其意?” [4]251 元吉尝师事尹焞,为程颐再传弟子。乾道三年(1167),元吉还尝在江漕司刊刻经其整理的《师说》,内容即是二程讲学语录。尹焞认为学生只读《易传》便可,《语录》慎读。针对元吉老师尹焞的观点,朱熹提出反驳:“和靖两书,昔尝见之,其谨于传疑之意则是,而遂欲禁绝学者,使不复观,则恐过矣。……今疑信未分而不复思绎,遽以一偏之说尽废众人所传之书,似不若尽存其说而深思熟讲,以考其真伪得失之为善也。” [2]1637~1638 朱熹同时也承认,尹焞的有些观点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希望元吉能够严谨辨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伊川(指程颐,尹焞老师)之意亦非全不令学者看语录,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论语》之书,亦是七十子之门人纂录成书,今未有以为非孔子自作而弃不读者。此皆语录不可废之验,幸更深察之。” [2]1638
乾道五年(1169)至七年(1171)的这几年间,韩元吉、朱熹这两位大学者因同时丁忧赋闲,钻研学问,又有着地利之便,其交往日益密切,不仅有日常俗务的分享,更有深入的学术交流。只是,在“儒释之辨”及如何观书这两个问题上,二人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淳熙元年(1174)二月,韩元吉因上年末除知婺州,赴任途中,特意绕道武夷与朱熹见面。在写给蔡元定的信中,朱熹曾提及此次与元吉的会面:“元吉尚未行,何耶?渠来此,未尝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烦,而愤然诀去,岂长者之绝子乎?季通(指蔡元定)似亦不须枉费心力。……若必人人赠言以悦之,岂不劳哉!” [2]2074 韩元吉此前本在朝任吏部侍郎,因遭弹劾,以敷文阁待制出知婺州,二人见面时朱熹当对其有所劝诫,孰料元吉并不能听,竟至愤然诀去。朱熹是如何劝诫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岂长者绝子乎”一语来看,这是明显地用《孟子·公孙丑下》“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之典,那么,此次会面二人并未达成共识,闹得不欢而散,则是显而易见的。
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韩元吉改知福建建宁府,次年春到任。韩、朱二人在思想见解上多有不合,他们在政治取向上也存在分歧。这在元吉力荐朱熹入朝,而朱熹坚决拒辞一事上得到集中体现。
淳熙三年(1176)正月,朱熹赴邵武料理何镐丧事,而韩元吉已于淳熙二年赴建宁府任,丧事毕,朱熹往建宁见元吉。邵武在武夷之西,建阳在武夷之东,很明显,朱熹此行是特意拜会,并非顺道过访。这次见面在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曾提及:“正初以书附便人,想已达。自此过小溪旬日,遂来富沙
,见韩丈,略闻近况为慰。”
[2]1457
关于面见元吉的原因,朱熹在此信中亦有说明:“前书所恳为韩丈(指韩元吉)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领略。然恐或忘之,脱致纷纭,不得不深防耳。千万!”
[2]1457
可见,应当是元吉在信中曾经要向朝廷极力举荐朱熹,而朱熹力辞不听,故特意前往会晤,面陈以表心迹,力拒荐举。
围绕着荐事,这年二月,韩元吉在赴临安前,又特意召朱熹到崇安一见。这在此后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也提到了:“熹正初复至邵武,还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后归。将为婺源之行,未及而韩丈召还,道出邑中,寄声晋叔,必欲相见。不免又出山一巡,疲曳不可支矣。” [2]P1458
同年六月,在韩元吉与龚茂良的共同举荐下,朱熹授秘书省秘书郎。朱熹深知此次朝廷有此诏令乃是元吉之力,故而修书向元吉致意曰:
区区行役,前月半间,始得还家。忽闻除命,出于意望之外。自视才能,岂称兹选?愧惧窘迫,不知所为。然窃妄意此必尚书丈(即指韩元吉,时权吏部尚书)过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递到六月十五日所赐书,傅丈亦以所得别纸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虽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于门下也。……熹前日所报大参书,匆匆不及尽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独以伸鄙意于明公,亦使因是以自达于龚公也。 [2]1073
因受流言困扰,朱熹坚辞秘书郎诏命。他在信中一方面表示“士大夫之辞受出处……乃关风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审”,另一方面声明自己“狷介之性……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诸公必欲强之,使充其数,熹虽不肖,实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后世持清议者得以唾骂而嗤鄙之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寝,则愿因其请免,复畀祠官之秩”。他绝不肯与那些“倚托欺谩以取爵位”的所谓“士大夫”为伍,坚决要求辞免是任,复受祠官,言辞甚为激烈。
与此同时,朱熹还再次修书吕祖谦,请他从中周旋,希望他“千万便为尽以此意达之韩丈,得早为解纷为幸”,并声明自己“所以不得不力辞者,实以无功受爵,求退得进,于心有所不安。若一请不遂,势必再三,以得请为期而后已”,而“区区此心”,“非特世俗所疑,虽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几希” [2]5221 。
事实上,自隆兴和议以来,朱熹已经数次拒绝朝廷的应诏。此次拒诏,原因他在与元吉的这封书信及《与龚参政书》《答吕东莱》中说得分明:一是“本无宦情”,“绝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二是他撰述与研究的兴趣正浓,正在“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三是不想成为“群小嘲笑之资”。
元吉完全同情朱熹的审慎,他托赵仲缜带回信劝慰说:
蒙谕出处,荷不外。前日因书偶及之,恃久照也,此自不当与吾兄商最尔。兄既久不出,则一出固宜。自审非若仆辈,平日汩汩仕途,以为贫者也。岳祠则须自请。朝廷意虽未可知,亦不应便以岳祠除下尔。至谓无用于世,非复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学何事?愿深考圣贤用心处,不应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与世推移,盖自有道,要不失已。但人于道不熟,便觉处之费力耳……偶来介不俟即归,因赵仲缜行,得以附此,自余仲缜当能言之。所冀若时为器业倍万珍厚,匆匆不宣。 [4]252
信中可见,二人对于是否出仕一事仍存分歧。元吉仍未放弃对朱熹的劝诫,一方面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谓朱熹“无用于世”之论“非复士大夫流”,应当学有所用,有补于世;另一方面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劝诫朱熹不可太过“忿激”,应适当地“与世推移”。从事业前程到为人处世,元吉都像一个大哥一样细心教导,他对朱熹的百般爱护从这封信中看得最为分明。
而二人不同的政治取向也十分明显,朱熹明显露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以待后世”为天职,而韩元吉却质问朱熹“平日所学何事?愿深考圣贤用心处”,可见,在他看来,自外于“士大夫”,不问当世治乱的做法,正是违背了“圣贤用心处”。可见,政治取向的不同选择,背后仍是思想观念的分歧。
元吉最终劝诫未果,朱熹在一力请辞之下,最后还是得奉祠差管武夷山冲祐观。
淳熙七年(1180),元吉致仕后正式退居上饶,与朱熹的联系更加亲密。退出政坛的元吉,与朱熹更多的是文学上的交游。这段时期二人重要的会面有两次。
淳熙九年(1182),朱熹赴行在奏事后被任为浙东提举,他奉旨赈灾救荒,勤劳王事,却因六劾唐仲友,惹恼朝中权贵,八月被改任江西提刑;九月,上状辞官,乃取道玉山归闽,而至上饶。朱熹爱信州山水,而与他一向往来密切的韩元吉恰已退居信州,于是征尘稍歇,携弟子余大雅等同访南涧,并宿于其家。次日,元吉邀请家居的上饶词人徐安国陪同朱熹一起游览南岩,而隐居信州城北、正筑室带湖的辛弃疾听闻后,亦匆匆携酒菜赶来相聚。这,便是信州文化史上著名的南岩之会。
位于“府治西南十里”的南岩,“老树巨竹,参错交映” [7]132 ,是信州著名的林泉胜地。南岩不仅风景秀丽,且是重要的儒、释文化传播地。南岩寺由唐德宗年间草衣禅师创建;顺宗、宪宗年间,禅宗洪州宗创始人马祖道一的高徒大义禅师在此驻锡讲坐后,达于极盛。朱、辛、徐、韩等人都曾先后在此地讲学,但四人聚在一处,却是极为难得。发起聚会的主人当然是韩元吉,朱熹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徐、辛二人则是陪客。很显然,韩元吉和朱熹是促成此次聚会的主体。南岩的清幽胜景引发了众人的诗情,朱熹当即挥毫写下了《咏南岩》一诗:
南岩兜率境,形胜自天成。崖雨楹前下,山云殿后生。
泉堪清病目,井可濯尘缨。五级峰头立,何须步玉京。 [7]84
据清《广信府志》载,南岩有千人室、大义石、一滴泉、五级峰、百丈壁、文公祠、开鉴塘、濯缨井等八景,而这些景观如一滴泉、五级峰、濯缨井等,在朱熹的诗中都有描绘。朱熹《咏一滴泉》诗或也作于此时:
遥望南岩百尺岗,青山叠叠树苍苍。题诗壁上云生石,入定岩前石作房。
一窍有灵通地脉,半空无雨滴天浆。鹅湖此去无多路,肯借山间结草堂。 [7]162
许是因元吉已然退休,这次会面气氛显得格外轻松愉悦。四位大学者、大诗人在南岩讲道赋诗,若干年后还使得无数信州学子为之心驰神往。六年后,当韩元吉的儿子韩淲再次游至南岩一滴泉时,依然热血澎湃,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忆昨淳熙秋,诸老所闲燕。晦庵持节归,行李自畿甸。来访吾翁庐,翁出成饮饯。……四人语笑处,识者知叹羡”这样的诗句,发出“摩挲题字在,苔藓忽侵遍。壬寅到庚申,风景过如箭”的感慨。 [8]
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友人来集,争相作赋。八月,韩元吉为作《武夷精舍记》。记中形象描绘了武夷“绝壁高峻”“巨石林立”的独特风景,突出其“雄深盘礴”的山势和“磊落奇秀”的风格,对“吾友朱元晦”“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的“山中之乐”歆羡不已,也对其“以学行其乡,善其徒”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9]
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朱熹与士友学子同游武夷山九曲溪,写下著名的《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组诗一出,和者甚众,而韩元吉是第一个写下和诗的。和诗本应有十首,只可惜现存《南涧甲乙稿》仅留下了《次櫂歌韵月》一首:
宛宛溪流九曲湾,山猿时下鸟关关。钓矶茶灶山中乐,大隐苍屏日月闲。 [4]104
按诗韵,元吉此诗当是和朱熹原组诗中的第七首:
六曲苍屏绕碧湾,茅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櫂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2]381
韩元吉诗集中尚有《朱元晦清湍亭》一诗:“青山足佳游,远睇欲无路。稍寻绝涧入,始辨云间树。泉声若招客,倚杖得夷步。惊湍泻乱石,激激有清趣。风微鸟哢幽,日彻鱼影聚。居然鱼鸟乐,正欠幽人住。野僧岂忘机,作亭以兹故。因君赋新诗,我亦梦其处。” [4]14 疑亦作于此时。
朱熹极爱元吉诗,“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看,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作诗只有许多。” [10]2624 朱熹得了元吉诗集,竟通宵达旦地阅读,眼睛看累了,精神倦了,便让弟子诵读,直至五更天看完,可见他对元吉诗歌的痴迷!朱熹有极高的文学欣赏眼光,他对元吉诗歌的评价是:“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 [10]3316 这可以说是对元吉诗歌的最早评价,也已经成了对元吉诗歌的定评。但朱熹对元吉“一生作诗只有许多”的评价却透露出朱熹作为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元吉仅仅只是一个“一生作诗只有许多”的诗人,并未能够深入儒学,成就道学。这是朱熹深以为憾的。
淳熙十四年(1187),刚过完七十岁生日不久的韩元吉溘然离世。元吉去世后,朱熹对其子韩淲十分关怀。他在写给巩仲至的书信中十分欣慰地说:“仲止(韩淲字仲止)不谓乃能自立如此,深可爱敬。尤喜南涧(韩元吉号南涧)之有后,足强人意也。” [2]3342
从绍兴、隆兴年间的初识到乾道、淳熙年间的思想碰撞,再到淳熙后期的文学唱和,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入,韩、朱二人由泛泛的同僚之交,进展到思想上的深度碰撞,并延伸到文学人生的广泛参与,成为学术上的诤友和生活中的挚友,经历了漫长的磨合。
其实,从性格上来看,朱、韩二人还是颇为相像的,都有些固执,都有些冲动,都有不“与世推移”的坚守。他们都反对和议,正直热情,敢于与主和派做斗争,也都因此被弹劾、罢官。正是对理想的不懈坚持和对天下的深刻关注,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朱、韩二人相交近二十年,见面、通问不断,之所以始终不能形成思想上的共识,其关键在于:朱熹是偏重于“内圣”的,而韩元吉是偏重于“外王”的。内圣沉潜的过程通常需要在静修中完成,而韩元吉更强调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道学家不能放弃外王。这是南宋初期思想界的重要论辩之一,而韩、朱二人的交游,无疑是其中一面重要的镜像。
[1]程继红:《朱熹与信州文人集团交游考》,《朱子学刊》2004年第1期,第78页。
[2]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49页。
[6]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7]清蒋继洙等修、李树藩等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广信府志》,台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
[8]韩淲:《访南岩一滴泉》涧泉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6-588页。
[9]董天工:《武夷山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611页。
[1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武夷山记(元)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作者简介:张小丽,上饶师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