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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吉和朱熹都是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二人一个出身北方士族望门——桐阴韩氏，官至吏部尚书，被誉为一代之冠冕；另一个是思想界的先锋，一代大儒，蜚声学界的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政坛的起伏、思想的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韩元吉的影响；韩元吉也在与朱熹的学术交流中思想逐步清晰成熟。作为当世胜流，他们对南宋时期的文坛和思想界都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与当时的众多名士如辛弃疾、张栻、吕祖谦、陈亮、陆游等均有着密切的交游。然而，目前学术界对韩、朱二人的交游情况却关注甚少，因而有必要对他们的交游始末作一番梳理，以期对宋代思想史研究有所助益。
韩元吉与朱熹相差十三岁，一个来自中原河南，一个长于边地福建，他们二人是如何交集的呢？
据程继红先生推断，朱熹与韩元吉当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同诏赴行在时初次相交 ［1］ 。窃以为这个推断是有道理的。当时韩元吉正任建安县令，朱熹也恰好屏居五夫，奉亲讲学，建安、五夫两地相距不足百里，二人又同时奉诏赴行在，无论是从地理还是从时间上来看，两人因此相识都具备极大的可能性。可惜的是，现存文献中没有他们此次结识的直接证据。
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在建安与知县张栋同游凌风亭，作《同张明府登凌风亭怀韩无咎》诗，可证此前朱、韩已经相识。诗云：
日夕和风至，西山淡无姿。危亭极远眺，胜处良在兹。
忆昔韩令尹，青云乃心期。鞿羁不得骋，发此胸中奇。
前瞻千仞冈，俯视万顷陂。神襟一以旷，我志浩渺弥。
飞车越沧浪，天风振裳衣。怀哉此焉薄，问讯无边辞。
今公岂不佳，宫商似前徽。相携岸晚帻，共此长相思。 ［2］169
凌风亭在建安县治西南隅，系绍兴二十八年（1158）至三十年（1160）元吉在此任知县时所建。当时，元吉曾作有《凌风亭事状》，赋有《凌风亭》《晚登凌风亭戏作》诸诗。绍兴三十二年，当朱熹与友人、建安知县张栋共同登上这座由韩元吉主持修建的凌风亭时 ［3］ ，情不自禁地起了故人之思：“忆昔韩令尹，青云乃心期。……怀哉此焉薄，问讯无边辞。”据诗意，朱、韩二人已经认识，但似乎没有深交。从朱熹诗中自然流露的情感来看，他对元吉是颇为敬重的。
朱、韩二人有没有可能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之前就已经认识了呢？我们从朱熹二十岁即绍兴二十年（1150）起计，看看他们各自的人生地理轨迹。韩元吉自绍兴十九年（1149）秋任浙江龙泉县主簿，二十一年（1151）离任，后游于浙江德清、临安及江苏建康一带，任信州幕一年后返临安不久（1158）即有建安之命；而朱熹则于二十一年（1151）赴临安铨试后，得泉州同安县主簿一职，此后游于福建，直至隆兴元年（1163）方入临安奏事，期间并未出闽。很明显，二人在元吉任职建安前根本无缘得见。
那有没有可能在元吉离建安后的绍兴三十年（1160）末至三十二年（1162）初这段时间内，朱熹才与元吉相识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春离闽赴临安，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初进为司农寺丞，其间除有宣城访母及淮西之行外，韩元吉一直待在京城临安；而朱熹虽有建安、武夷之行，足迹却未出闽，所以二人也不可能相见。综上可以推断，他们的初识时间只能在元吉知建安县期间（1158—1160年），而尤以绍兴二十九年（1159）可能性最大。
如果说此前的论断均为推论，那么，韩元吉作于隆兴元年（1163）的《送元晦》一诗，则是目前可见的二人交游的最直接证据。这年九月，朱熹应诏赴行在奏事。连进三劄，被授武学博士，待次。十二月离临安归闽时，元吉作《送元晦》一诗送行。诗中这样写道：
前年恨君不肯来，今年惜君不肯住。朝廷多事四十年，愚智由来各千虑。
君来正值求言日，三策直前真谏疏。诋诃百事推圣学，请复国雠施一怒。
天高听远语不酬，袖手翩然寻故步。我知君是谏诤才，主上聪明得无误。
一纸底用教鶡冠，百战应当启戎辂。江山千里正风雪，岁月峥嵘倏将暮。
有田可耕屋盖头，君计未疏吾亦去。君归为谢武夷君，白马摇鞭定何处？ ［4］32~33
诗中“前年恨君不肯来”，便是指绍兴二十九年（1159）八月十三日，以参知政事陈康伯之荐，元吉与朱熹、吕广问、徐度四人并召赴行在事。当时韩元吉得令任满日赴行在；不久左司谏何溥进言，称徐度、吕广问二人亦方至提刑任数月，不宜遽令入朝
［5］
。于是，诏令二人并俟任满日与在内陛等差遣。朱熹因援三人例，以疾辞，乞俟岳祠满日赴行在。这句诗也暗示了，当年元吉和朱熹已经认识了。“今年惜君不肯住”则指元吉写诗送行时，朱熹意欲离开临安。“三策直前真谏疏”指隆兴元年（1163）十一月六日，朱熹奏事垂拱殿，连进三劄。十二日，除武学博士，待次。从十月十九日到达临安，到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这一次朱熹在临安盘桓近两月；而韩元吉早已于绍兴三十一年（1161）入朝为司农寺主簿，故二人得以交游。据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书信来看，这年十月元吉和朱熹已经见面；而且，元吉还把女婿吕祖谦写给自己的家信转给朱熹看了（信中吕祖谦对朱熹评价很高，颇有期许）
，直接促成了朱熹与吕祖谦的学术交流。朱熹离临安归闽时，元吉赶来送行。朱熹此次入朝不仅直接向宋孝宗表达了反对议和、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还同主和的大臣们抗争，尤其痛斥主和派领袖、参知政事周葵。朱熹还与理学家张栻相识，讨论主战用兵；并向刚回都的著名将领张浚投献进取中原之计。而此时的韩元吉虽并不坚决主战，但在写给张浚的信中，也表达了“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的意见
［6］
。可见，朱、韩二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立场。元吉写给朱熹的送别诗中，既表达了对朱熹正直敢言的敬重，也对其郑重上劄却不被重视，黯然离京深表同情。
隆兴二年（1164）至乾道元年（1165），元吉以新鄱阳守的身份告假，前往镇江探视母亲，期间与陆游交游甚密。此后，又先在朝任职，后赴建康任江南东路转运判官等。乾道元年（1165）二月末，元吉还临安；是年四月，朱熹曾因陈俊卿推荐至临安，但与主和派宰辅钱端礼、洪适等冲突，复请祠，五月即离临安。从时间上来看，二人在临安有见面的机会与可能，可惜现存文献里没有看到他们本年往来的相关材料。
乾道四年（1168）冬，元吉赴宣州奔母丧。次年春尽，还上饶忧居，杜门读书。上饶距武夷极近，朱熹出入武夷时又往往途经上饶，因此，在元吉忧居上饶的三年中，朱、韩二人的交往日益增多，关系也越来越亲近。
因住地较近的关系，朱熹与元吉之间的通信便捷而密切。从乾道五年（1169）九月始，朱熹亦丁母祝孺人忧；次年，葬母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天湖之阳的寒泉坞，并在墓侧建寒泉精舍，潜心讲学著述。两位异地而居的学者，此时均因丁母忧闲居著述，交流极密。据乾道六年（1170）深秋元吉写给朱熹的信，足见他们已经数次书信往来：
某叩首再拜启：去冬既遣人修慰，即过宣城。春尽还舍，始睹所报教，甚以浣释。欲再奉一记，乃久无佳便，愧向实不可言。旬日前方领詹机宜所附四月手墨，盖濡滞如许也。且闻尊夫人已毕大事，以我之艰，知元晦办集尤不易矣。但审少留茔次动止之详，岂胜慨叹！比日秋冷，孝履何如？某忧患寓居，号慕益远，仅未死灭，无足念者 ［4］251 。
朱熹因生母祝氏上一年九月去世，丧葬乏资，遂致书元吉借贷，可见二人关系此时已颇为亲近，非比一般。无奈此时的元吉自己也颇为窘困，在《答朱元晦书》中，他诚恳地向朱熹作了解释，“贷金荷不外，某穷悴，止江东有少俸，连遣二女子（指接连嫁了两个女儿），且置得数亩饭米，去岁了两处葬事” ［4］251 ，今年自己也在向别人借钱，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元吉拜托了好友——在福建建宁任知州的赵德庄，请他代为周旋。
这次的几封书信往还中，日常俗务的互通只是一个小插曲，更重要的是二人开始了频繁的学术思想的交锋与探讨。元吉说：“哀苦亡聊，杜门却得理旧业，但殊无晤语之益耳。” ［4］251 可见，在上饶忧居的日子里，元吉闭门读书，因不能与朱熹面晤详谈，便经常在书信中讨论。从现存书信看，二人主要探讨的是如何对待观佛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即儒释之辨，及如何对待《语录》的态度这两个问题。
关于儒释之辩，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是否要观佛书。元吉称朱熹“见教不必观佛书，固然。正以鄙性鲁钝，少年多寓僧寺，中岁复耽文词，尝出入其说” ［4］251 ，自己“及粗窥圣学之门，若禅宗则久见其病，特欲穷佛之说所自，不敢便以他人之言为据也。两岁居丧，乃得取其经帙大者观之，料元晦高明，染指绝尘，不必如是之迂也” ［4］251 。很明显，在这一点上，两人是持不同观点的：朱熹认为不必观，元吉却认为应该先认真研读，“穷佛之说所自”，再作出自己的判断，“不敢便以他人之言”为据也。
二是关于儒释的关系问题。元吉认为佛学与道学的区别在于：“吾圣人妙处在合，故一以贯之；释氏之弊在分尔。” ［4］251 在写给陈从古的《复斋记》中，元吉也说：“圣人之学，自治其一心，则推而至于治天下……自异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身尤以一身为可外，况于所谓天下国家” ［4］284 ，元吉批评释氏以空虚寂灭为宗，割裂了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一贯性。朱熹却认为，“诲谕儒释之异在乎分合之间，既闻命矣。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尝真有得于斯耳！” ［2］P1637 实际上，宋代儒释道三家融合互动，本就是在共存与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南渡前后，许多道学家思想流于禅，耽于释氏，学理未能纯正，才会有朱熹与元吉的论辩。朱熹在乾道二年（1166）刚刚写成《杂学辩》，痛斥“当代诸儒之杂于佛老者”。元吉、朱熹本身都是批评释氏的，而朱熹明显要更激进，他对元吉以为的“释氏之弊在分”的观点也并不认同。
在这封信中，元吉还说到如何对待《语录》的态度问题：“近见王德修秀才，从和靖于晚年者，则闻其说尤详。盖云所以令诸君只读《易传》者，《易传》所自作也，《语录》他人作也，岂能尽记其意？” ［4］251 元吉尝师事尹焞，为程颐再传弟子。乾道三年（1167），元吉还尝在江漕司刊刻经其整理的《师说》，内容即是二程讲学语录。尹焞认为学生只读《易传》便可，《语录》慎读。针对元吉老师尹焞的观点，朱熹提出反驳：“和靖两书，昔尝见之，其谨于传疑之意则是，而遂欲禁绝学者，使不复观，则恐过矣。……今疑信未分而不复思绎，遽以一偏之说尽废众人所传之书，似不若尽存其说而深思熟讲，以考其真伪得失之为善也。” ［2］1637~1638 朱熹同时也承认，尹焞的有些观点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希望元吉能够严谨辨析，得出自己的结论：“伊川（指程颐，尹焞老师）之意亦非全不令学者看语录，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论语》之书，亦是七十子之门人纂录成书，今未有以为非孔子自作而弃不读者。此皆语录不可废之验，幸更深察之。” ［2］1638
乾道五年（1169）至七年（1171）的这几年间，韩元吉、朱熹这两位大学者因同时丁忧赋闲，钻研学问，又有着地利之便，其交往日益密切，不仅有日常俗务的分享，更有深入的学术交流。只是，在“儒释之辨”及如何观书这两个问题上，二人并未形成一致的意见。
淳熙元年（1174）二月，韩元吉因上年末除知婺州，赴任途中，特意绕道武夷与朱熹见面。在写给蔡元定的信中，朱熹曾提及此次与元吉的会面：“元吉尚未行，何耶？渠来此，未尝不忠告之。但渠自不耐烦，而愤然诀去，岂长者之绝子乎？季通（指蔡元定）似亦不须枉费心力。……若必人人赠言以悦之，岂不劳哉！” ［2］2074 韩元吉此前本在朝任吏部侍郎，因遭弹劾，以敷文阁待制出知婺州，二人见面时朱熹当对其有所劝诫，孰料元吉并不能听，竟至愤然诀去。朱熹是如何劝诫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从“岂长者绝子乎”一语来看，这是明显地用《孟子·公孙丑下》“子为长者虑，而不及子思，子绝长者乎，长者绝子乎”之典，那么，此次会面二人并未达成共识，闹得不欢而散，则是显而易见的。
淳熙元年（1174）十二月，韩元吉改知福建建宁府，次年春到任。韩、朱二人在思想见解上多有不合，他们在政治取向上也存在分歧。这在元吉力荐朱熹入朝，而朱熹坚决拒辞一事上得到集中体现。
淳熙三年（1176）正月，朱熹赴邵武料理何镐丧事，而韩元吉已于淳熙二年赴建宁府任，丧事毕，朱熹往建宁见元吉。邵武在武夷之西，建阳在武夷之东，很明显，朱熹此行是特意拜会，并非顺道过访。这次见面在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曾提及：“正初以书附便人，想已达。自此过小溪旬日，遂来富沙
，见韩丈，略闻近况为慰。”
［2］1457
关于面见元吉的原因，朱熹在此信中亦有说明：“前书所恳为韩丈（指韩元吉）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领略。然恐或忘之，脱致纷纭，不得不深防耳。千万！”
［2］1457
可见，应当是元吉在信中曾经要向朝廷极力举荐朱熹，而朱熹力辞不听，故特意前往会晤，面陈以表心迹，力拒荐举。
围绕着荐事，这年二月，韩元吉在赴临安前，又特意召朱熹到崇安一见。这在此后朱熹写给吕祖谦的信中也提到了：“熹正初复至邵武，还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后归。将为婺源之行，未及而韩丈召还，道出邑中，寄声晋叔，必欲相见。不免又出山一巡，疲曳不可支矣。” ［2］P1458
同年六月，在韩元吉与龚茂良的共同举荐下，朱熹授秘书省秘书郎。朱熹深知此次朝廷有此诏令乃是元吉之力，故而修书向元吉致意曰：
区区行役，前月半间，始得还家。忽闻除命，出于意望之外。自视才能，岂称兹选？愧惧窘迫，不知所为。然窃妄意此必尚书丈（即指韩元吉，时权吏部尚书）过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递到六月十五日所赐书，傅丈亦以所得别纸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虽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于门下也。……熹前日所报大参书，匆匆不及尽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独以伸鄙意于明公，亦使因是以自达于龚公也。 ［2］1073
因受流言困扰，朱熹坚辞秘书郎诏命。他在信中一方面表示“士大夫之辞受出处……乃关风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审”，另一方面声明自己“狷介之性……决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诸公必欲强之，使充其数，熹虽不肖，实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后世持清议者得以唾骂而嗤鄙之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寝，则愿因其请免，复畀祠官之秩”。他绝不肯与那些“倚托欺谩以取爵位”的所谓“士大夫”为伍，坚决要求辞免是任，复受祠官，言辞甚为激烈。
与此同时，朱熹还再次修书吕祖谦，请他从中周旋，希望他“千万便为尽以此意达之韩丈，得早为解纷为幸”，并声明自己“所以不得不力辞者，实以无功受爵，求退得进，于心有所不安。若一请不遂，势必再三，以得请为期而后已”，而“区区此心”，“非特世俗所疑，虽平生知友，其不哂笑者几希” ［2］5221 。
事实上，自隆兴和议以来，朱熹已经数次拒绝朝廷的应诏。此次拒诏，原因他在与元吉的这封书信及《与龚参政书》《答吕东莱》中说得分明：一是“本无宦情”，“绝不能与时俯仰，以就功名”；二是他撰述与研究的兴趣正浓，正在“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之所在”；三是不想成为“群小嘲笑之资”。
元吉完全同情朱熹的审慎，他托赵仲缜带回信劝慰说：
蒙谕出处，荷不外。前日因书偶及之，恃久照也，此自不当与吾兄商最尔。兄既久不出，则一出固宜。自审非若仆辈，平日汩汩仕途，以为贫者也。岳祠则须自请。朝廷意虽未可知，亦不应便以岳祠除下尔。至谓无用于世，非复士大夫流。不知元晦平日所学何事？愿深考圣贤用心处，不应如此忿激，恐取怒于人也。与世推移，盖自有道，要不失已。但人于道不熟，便觉处之费力耳……偶来介不俟即归，因赵仲缜行，得以附此，自余仲缜当能言之。所冀若时为器业倍万珍厚，匆匆不宣。 ［4］252
信中可见，二人对于是否出仕一事仍存分歧。元吉仍未放弃对朱熹的劝诫，一方面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谓朱熹“无用于世”之论“非复士大夫流”，应当学有所用，有补于世；另一方面又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劝诫朱熹不可太过“忿激”，应适当地“与世推移”。从事业前程到为人处世，元吉都像一个大哥一样细心教导，他对朱熹的百般爱护从这封信中看得最为分明。
而二人不同的政治取向也十分明显，朱熹明显露出重“内圣”而轻“外王”的倾向，以“求圣贤立言本意……以待后世”为天职，而韩元吉却质问朱熹“平日所学何事？愿深考圣贤用心处”，可见，在他看来，自外于“士大夫”，不问当世治乱的做法，正是违背了“圣贤用心处”。可见，政治取向的不同选择，背后仍是思想观念的分歧。
元吉最终劝诫未果，朱熹在一力请辞之下，最后还是得奉祠差管武夷山冲祐观。
淳熙七年（1180），元吉致仕后正式退居上饶，与朱熹的联系更加亲密。退出政坛的元吉，与朱熹更多的是文学上的交游。这段时期二人重要的会面有两次。
淳熙九年（1182），朱熹赴行在奏事后被任为浙东提举，他奉旨赈灾救荒，勤劳王事，却因六劾唐仲友，惹恼朝中权贵，八月被改任江西提刑；九月，上状辞官，乃取道玉山归闽，而至上饶。朱熹爱信州山水，而与他一向往来密切的韩元吉恰已退居信州，于是征尘稍歇，携弟子余大雅等同访南涧，并宿于其家。次日，元吉邀请家居的上饶词人徐安国陪同朱熹一起游览南岩，而隐居信州城北、正筑室带湖的辛弃疾听闻后，亦匆匆携酒菜赶来相聚。这，便是信州文化史上著名的南岩之会。
位于“府治西南十里”的南岩，“老树巨竹，参错交映” ［7］132 ，是信州著名的林泉胜地。南岩不仅风景秀丽，且是重要的儒、释文化传播地。南岩寺由唐德宗年间草衣禅师创建；顺宗、宪宗年间，禅宗洪州宗创始人马祖道一的高徒大义禅师在此驻锡讲坐后，达于极盛。朱、辛、徐、韩等人都曾先后在此地讲学，但四人聚在一处，却是极为难得。发起聚会的主人当然是韩元吉，朱熹是以客人的身份出现，徐、辛二人则是陪客。很显然，韩元吉和朱熹是促成此次聚会的主体。南岩的清幽胜景引发了众人的诗情，朱熹当即挥毫写下了《咏南岩》一诗：
南岩兜率境，形胜自天成。崖雨楹前下，山云殿后生。
泉堪清病目，井可濯尘缨。五级峰头立，何须步玉京。 ［7］84
据清《广信府志》载，南岩有千人室、大义石、一滴泉、五级峰、百丈壁、文公祠、开鉴塘、濯缨井等八景，而这些景观如一滴泉、五级峰、濯缨井等，在朱熹的诗中都有描绘。朱熹《咏一滴泉》诗或也作于此时：
遥望南岩百尺岗，青山叠叠树苍苍。题诗壁上云生石，入定岩前石作房。
一窍有灵通地脉，半空无雨滴天浆。鹅湖此去无多路，肯借山间结草堂。 ［7］162
许是因元吉已然退休，这次会面气氛显得格外轻松愉悦。四位大学者、大诗人在南岩讲道赋诗，若干年后还使得无数信州学子为之心驰神往。六年后，当韩元吉的儿子韩淲再次游至南岩一滴泉时，依然热血澎湃，情不自禁地挥毫写下“忆昨淳熙秋，诸老所闲燕。晦庵持节归，行李自畿甸。来访吾翁庐，翁出成饮饯。……四人语笑处，识者知叹羡”这样的诗句，发出“摩挲题字在，苔藓忽侵遍。壬寅到庚申，风景过如箭”的感慨。 ［8］
淳熙十年（1183）四月，朱熹武夷精舍建成，四方友人来集，争相作赋。八月，韩元吉为作《武夷精舍记》。记中形象描绘了武夷“绝壁高峻”“巨石林立”的独特风景，突出其“雄深盘礴”的山势和“磊落奇秀”的风格，对“吾友朱元晦”“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潇洒啸咏，留必数日”的“山中之乐”歆羡不已，也对其“以学行其乡，善其徒”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之情。 ［9］
淳熙十一年（1184）二月，朱熹与士友学子同游武夷山九曲溪，写下著名的《淳熙甲辰仲春精舍闲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组诗一出，和者甚众，而韩元吉是第一个写下和诗的。和诗本应有十首，只可惜现存《南涧甲乙稿》仅留下了《次櫂歌韵月》一首：
宛宛溪流九曲湾，山猿时下鸟关关。钓矶茶灶山中乐，大隐苍屏日月闲。 ［4］104
按诗韵，元吉此诗当是和朱熹原组诗中的第七首：
六曲苍屏绕碧湾，茅茨终日掩柴关。客来倚櫂岩花落，猿鸟不惊春意闲。 ［2］381
韩元吉诗集中尚有《朱元晦清湍亭》一诗：“青山足佳游，远睇欲无路。稍寻绝涧入，始辨云间树。泉声若招客，倚杖得夷步。惊湍泻乱石，激激有清趣。风微鸟哢幽，日彻鱼影聚。居然鱼鸟乐，正欠幽人住。野僧岂忘机，作亭以兹故。因君赋新诗，我亦梦其处。” ［4］14 疑亦作于此时。
朱熹极爱元吉诗，“一日得韩南涧集，一夜与文蔚同看，倦时令文蔚读，听至五更尽卷，曰：一生作诗只有许多。” ［10］2624 朱熹得了元吉诗集，竟通宵达旦地阅读，眼睛看累了，精神倦了，便让弟子诵读，直至五更天看完，可见他对元吉诗歌的痴迷！朱熹有极高的文学欣赏眼光，他对元吉诗歌的评价是：“无咎诗做著者尽和平，有中原之旧，无南方啁哳之音。” ［10］3316 这可以说是对元吉诗歌的最早评价，也已经成了对元吉诗歌的定评。但朱熹对元吉“一生作诗只有许多”的评价却透露出朱熹作为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元吉仅仅只是一个“一生作诗只有许多”的诗人，并未能够深入儒学，成就道学。这是朱熹深以为憾的。
淳熙十四年（1187），刚过完七十岁生日不久的韩元吉溘然离世。元吉去世后，朱熹对其子韩淲十分关怀。他在写给巩仲至的书信中十分欣慰地说：“仲止（韩淲字仲止）不谓乃能自立如此，深可爱敬。尤喜南涧（韩元吉号南涧）之有后，足强人意也。” ［2］3342
从绍兴、隆兴年间的初识到乾道、淳熙年间的思想碰撞，再到淳熙后期的文学唱和，随着交往的日益深入，韩、朱二人由泛泛的同僚之交，进展到思想上的深度碰撞，并延伸到文学人生的广泛参与，成为学术上的诤友和生活中的挚友，经历了漫长的磨合。
其实，从性格上来看，朱、韩二人还是颇为相像的，都有些固执，都有些冲动，都有不“与世推移”的坚守。他们都反对和议，正直热情，敢于与主和派做斗争，也都因此被弹劾、罢官。正是对理想的不懈坚持和对天下的深刻关注，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朱、韩二人相交近二十年，见面、通问不断，之所以始终不能形成思想上的共识，其关键在于：朱熹是偏重于“内圣”的，而韩元吉是偏重于“外王”的。内圣沉潜的过程通常需要在静修中完成，而韩元吉更强调儒家的入世精神，认为道学家不能放弃外王。这是南宋初期思想界的重要论辩之一，而韩、朱二人的交游，无疑是其中一面重要的镜像。
［1］程继红：《朱熹与信州文人集团交游考》，《朱子学刊》2004年第1期，第78页。
［2］朱熹：《朱熹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年。
［3］束景南：《朱子年谱长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4］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八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49页。
［6］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8页。
［7］清蒋继洙等修、李树藩等撰：《清同治十二年（1873）广信府志》，台北：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
［8］韩淲：《访南岩一滴泉》涧泉集：卷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6-588页。
［9］董天工：《武夷山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611页。
［10］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1］武夷山记（元）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作者简介：张小丽，上饶师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