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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末年金兵两次兵临汴京，黑云压城城欲摧；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人废徽、钦二帝为庶人，标志着宋朝的终结。本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赵宋王朝开始迈上了艰难的中兴之路。伴随着王朝的废兴，宋朝士民也被迫踏上南渡的征程。本文要讨论的是南渡士大夫这一群体寄居某地后如何形成交游网络，形成具有典范性的寓客文化，以及带有中原文献特色的文化如何融入地域性的文化景观？
两宋之际，文人士大夫有三次大规模的南迁。第一次是在靖康元年（1126）围城结束后，就有士大夫逃离汴京，朝廷明令禁止 ［1］ 。靖康二年（1127）春，北宋灭亡，金兵胁迫徽、钦二帝北迁，围城结束后士大夫开始第二轮的南下热潮。建炎元年（1127）十月，宋高宗逃离南京，经淮甸（实际上经过亳州、宿州）、泗州、楚州、高邮军，最后达到扬州。建炎三年（1129）二月，离开扬州渡江而南。大批文人士大夫随宋室南下，掀起了第三轮的南渡大潮。据陈乐素先生考证：“一部分官吏士民流徙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祐太后沿赣江走洪州、吉安、虔州。” ［2］ 此次南渡，情形之复杂、规模之大、流经范围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3］ 。
南渡本身就是人员乃至思想文化的流动，与这种大规模的流动相对应，寓居、寄居、客居相对静态。蒋寅先生曾指出：“相对籍贯而言，流寓乃是人与地域一种更真实的关系。而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关系就是文学史研究应予关注的问题，也是地域文学史不可或缺的内容。” ［4］ 在宋室南渡的语境下，流寓成为宋代社会的突出现象，寓客文学及寓客文化也就应运而生。
建炎元年始，南渡文人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逃亡生涯，流经江南大部分地区，成为“寓客”中的一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等史籍，记述了南渡士大夫流离的境况：
是时西北衣冠与百姓奔赴东南者，络绎道路，至有数十里或百余里无烟舍者，州县无官司，比比皆是盗贼，艰辛之状，万绪千般。 ［5］
衢州开化县界严、徽、信州之间，万山所环，路不通驿，部使者率数十年不到，居人流寓，恃以安处。 ［6］
丞相赵鼎、侍郎魏矼、侍读范冲，避地南来，寓居寺（笔者注：衢州永年寺）中，有酬唱。 ［7］
“寓公”在唐宋文学中已成为寄居某地的文人士大夫的一种称呼。周必大明确指出，在江西临川文学的发展史上，寓公韩驹、吕本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们的诗歌及其唱酬活动已成为地域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必大《跋抚州邬虙诗》：“临川自晏元献公、王文公主文盟于本朝，由是诗人项背相望。近世如谢无逸、幼槃兄弟及饶德操、汪信民，皆杰然拔出者也。南渡以来，又得寓公韩子苍、吕居仁振而作之，四方传为盛事。” ［8］ “寓客”作为“寓公”的同义语，也用来指寄居某地的文人士大夫，在宋代使用相当频繁。比如：
勤王所檄至湖州，新除资政殿学士提举中太一宫叶梦得行舟碧澜堂下，召守臣梁端、通判州事张焘及寓客龙图阁直学士许份、徽猷阁直学士曾楙、徽猷阁待制致仕贾安宅等谋之，梦得欲与端等共为一檄，调诸县射士勤王，而留平江檄书不发。 ［9］
马进陷江州……李成闻江州已陷，乃渡江入城，坐于州治，括寓客及郡县官仅二百员，悉杀于庭下。 ［10］
朱熹《知南康军石君墓志铭》：“郡守欲为寓客治第而属役于县（常州武进县），其费且数十万。君不可，曰：‘吾为天子牧民，岂为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 ［11］
上举材料，湖州、江州、常州等地，皆有寓客的身影。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散布于江南范围内，“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12］ 。环太湖流域较为集中，“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薮，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 ［13］ 像容州，“渡江以来，北客避地留家者众，俗化一变，今衣冠礼度并同中州” ［14］ ，可见中原文化礼俗对江南州县的深远影响。关于这一点，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有详细的论述 ［15］ ，兹不赘论。
需要说明的是，流寓是一种行为，寓客是身份；前者是动词，后者是名词，二者间有依伴关系。在古代诗文、方志的表述体系中，流寓的主体基本是作为文人士大夫的寓客。本文主要考察南宋寓客的活动、心态及精神价值，故采用这一表明身份主体的名词性概念。
南宋时上饶乃江南东路信州治所，与饶州、衢州及福建的崇安相邻，辖玉山、永丰、上饶、铅山、弋阳、贵溪六县。韩元吉不止一次地提到上饶的交通要冲地位，《信州新建牙门记》云：“地控闽越，邻江淮，引二浙，隐然实要冲之会。山川秀发，人物繁夥。” ［16］ 他在《两贤堂记》中指出，上饶乃渡江士人乐意寓居之地，“并江而东行，当闽浙之交，是为上饶郡。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故北来之渡江者，爱而多寓焉。” ［17］ 《上饶志》也说：“福建、湖广、江西诸道，悉出其途，昔为左僻，今为通要。” ［18］ 在12世纪80年代，北方南渡的官绅人家寓居在上饶城内和近郊者达百户以上，洪迈《稼轩记》：“国家行在武林，广信最密迩畿辅。东舟西车，蜂午错出，势处便近，士大夫乐寄焉。” ［19］ 上饶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大量文人士大夫寓居此地，造成“中原文献，萃止彬彬”的盛景 ［20］ 。
在南宋，寓居上饶的文人士大夫，有不少著名的文学家，比如吕本中、曾几、辛弃疾等。笔者据目力所及，整理上饶寓客名录如下。
郑望之（1078—1161），字顾道、固道，一作显道，彭城人。靖康初，出使金营，累官至吏部侍郎，以徽猷阁直学士致仕，侨居上饶，扁曰“寓屋”。汪藻曾为其“寓屋”作记 ［21］ ，汪藻卒于绍兴二十四年（1154），为郑望之寓屋作记必在此年之前。周煇《清波杂志》云：“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煇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 ［22］
郑望之其弟郑资之，字深道，仕至吏部侍郎，亦徙上饶溪南，尝开山路成两岩，对弈其上，名寿松岩。
吕丕问，寿州人，曾寓居玉山谷隐堂。“丕问在中原时，其居名谷隐，后居玉山，亦名其堂曰谷隐。其犹子居仁尝为赋诗云：‘客舟不顾生事窘，所至有堂名谷隐。’” ［23］
龚仕旺，徽州人，曾任工部侍郎，于绍兴三年（1133）在上饶（应家乡安坑村）隐居。
程瑀字伯寓，浮梁人，《宋史》有传。绍兴间与秦桧不合，乞祠，以龙图阁学士知信州，上饶大水，上奏，得罪秦桧，遂请祠。
吕本中字居仁，寿州人。曾为中书舍人，《宋史》有传。绍兴十一年（1141）始，曾寓居上饶茶山寺五年。韩元吉撰《跋吕居仁与魏邦达昆仲诗》：“吕舍人久寓上饶，后葬于德源山。故其晚年诗章，多见于此。今辰州魏使君所藏五篇，盖与其尊公侍郎及其季父邦杰、叔祖父元章者也，龙图则张殿中彦素尔。一时文士相从之适，气韵风流，为可概见。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长啸宇宙间，高才日陵替，古之诗人类有叹耶！淳熙乙巳岁十二月，颍川韩某题。” ［24］ 韩元吉此跋作于淳熙十二年（1185），距吕本中去世已过了四十年，韩元吉对前贤吕本中、魏矼兄弟间的诗歌交谊，充满欣羡之情。追慕前辈的“气韵风流”，慨叹今之人才凋零的同时，更希望能将此“典型”精神承传下去，生生不息。
曾几，字吉甫，河南人，《宋史》有传。绍兴八年（1138）起，寓居茶山寺，凡七年。
晁谦之，字恭祖，一作恭道，澶州人。渡江亲族离散，极力收恤。居信州，官至敷文阁直学士，卒葬铅山鹅湖寺，子孙因家焉。吕本中《送晁侍郎知抚州》：“与君相从四十载，老病昏昏君不怪。交游太半在鬼录，一时辈行惟君在。前年簪笔侍明光，论议风流传梗概。迩来同住此荒城，笑语澜翻绝机械。薄酒重寻他日盟，新诗未了平生债。今君奉诏作邻郡，共喜朝廷有除拜。定知恵政及斯民，一洗从来州郡隘。瓮头春色早晚熟，远寄还须例沾丐。为君试草德政碑，萧何自昔文无害。” ［25］ 绍兴九年（1139），晁谦之为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右司员外郎、权户部侍郎。从诗中“迩来同住此荒城”，知吕本中、晁谦之同寓上饶。
王洋，字元渤，东牟人，仕至起居舍人。侨居城之南池，赋诗自适，曾文清和之，且尝为《丛珍集》，酬唱之盛，甲于一时，著有《东牟集》十四卷。
周埅，字仲固，仕至湖南转运判官，徙居上饶，扁所居曰“尚论”，吕本中有《周仲固尚论斋》纪之。
王傅，字岩起，蓬莱人，尝居上饶，赴淮南提举，吕本中有赠行诗云：“随行万卷书，既足以自娱。因知君所乐，不在使者车。” ［26］ 可以想见其为人。
周聿，字德元，青州人，徙居上饶，绍兴间召对，陈经纶匡济策，称旨。累官刑户部侍郎。
周煇，泰州人，曾寓居三四年。《清波杂志》云：“茶山，上饶名刹也。煇在上饶三四年，日从寓士游，遍历溪山奇胜。廖明略、徐师川、吕居仁、郑顾道、曾宏甫诸公，风流未远，邦人类能道之。煇尝欲裒集赋咏为一编，目为《玉溪唱酬》，以侈一时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27］
韩元吉，字无咎，开封人，韩维五世孙，仕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封颍川公。尝师尹焞，得吕祖谦为婿，师友渊源为诸儒所推重。淳熙五年（1178），韩元吉徙居上饶城南。淳熙十四年（1187）病故，葬在城东。所居之前有涧水，故号南涧。涧南有园，筑亭竹间，号苍筤。其兄韩元隆亦登甲第，卒葬城东。
尹穑，字少稷，兖州人，博学能文，登孝宗朝进士，累官殿中侍御史，后迁至右谏议大夫。绍兴间，侨居怀玉山，以方名斋。徙上饶溪南之太霞宫，开轩种竹，曾文清以“友直”名之。
辛弃疾，济南人。淳熙九年（1182）至绍熙二年（1192），辛弃疾闲居上饶带湖。《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有“带湖之什”。《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28］ 即作于此时此地。淳熙十五年（1188），陈亮来访辛弃疾，二人同游鹅湖寺。
韩淲，字仲止，号涧泉，韩元吉之子，著有《涧泉集》《涧泉日记》，韩淲也曾寓居上饶。
赵蕃，号章泉，郑州人，亦居上饶。与韩淲同时有诗名，称二泉先生。
汤邦彦，字朝美，镇江人，因出使金国“有辱使命”，受到朝廷处分，先被谪往新州，后送信州编管。
上饶寓客中，父子同寓此地者有曾几、曾逮，韩元吉、韩淲；兄弟同寓上饶者，郑望之、郑资之，韩元吉、韩元隆。中原世家大族吕氏、晁氏、韩氏中的某一支系流寓上饶，他们与其他寓客以及当地贤哲后进诗酒高会、切磋品题、论道讲学，形成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南宋文人流寓上饶期间的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还记述了寓客之间的交游活动。上饶寓客因北宋灭亡被迫远离京洛、流寓他乡，有浓郁的家国之叹。从他们所留存的文字来看，流寓异乡的日常生活节奏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读书、吟诗、课子、漫步等活动，依然在有序地进行着。
曾几寓居茶山时，读书是他日常性的活动，大量的读书诗是他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读书》：“散帙有佳趣，俗人那得知。醉乡非为酒，坐隐不关棋。几净幽怀惬，窗明老眼宜。一生无用处，又把教群儿。” ［29］ 《读书四首》之一：“黄卷中人最起予，病来相对却成疏。新凉试傍青灯看，犹有飞蚊小未除。”之二：“童子区区攻一艺，老生汲汲事三余。偶然领会忘言处，只有渊明解读书。”之三：“朝游夕咏一窗书，只要今吾胜昔吾。未识此间真气味，直缘圣处少工夫。”之四：“勿谓微言久绝弦，六经正用此心传。假令坏壁无余烬，日月堂堂故丽天。” ［30］ 读书之余，教育子嗣也是重要的日常活动，如《示逢子》：“清臞骨相类诸生，黾勉寒窗守一经。用赋要窥司马室，学诗频过伯鱼庭。可怜亲发镜中白，莫负子衿身上青。五桂荫门家世事，寂寥天畔几回星。” ［31］ 在诗中，曾几勉励儿子曾逢潜心儒经、游艺诗赋，能不负光阴，光大门户。
曾几寓居上饶期间的日常写作中，广教寺、横碧轩成为吟咏的对象。《寓广教僧寺》：“似病元非病，求闲方得闲。残僧六七辈，败屋两三间。野外无供给，城中断往还。同参木上座，与汝住茶山。” ［32］ 《寓广教寺东轩》：“谁将老境觅菟裘，聊与瞿昙共一丘。青士无多自萧散，紫君虽小亦风流。要须憩寂有茅宇，何以落成惟茗瓯。稳看林间上番笋，惜无余地可通幽。” ［33］ 《横碧轩》（几尝居孔雀僧院东庑小室，榜曰横碧轩，有诸公唱酬之作）：“道山心已灰，但有爱山癖。移家过溪住，政为数峰碧。空蒙梅子雨，了不见颜色。朝来忽献状，欣若对佳客。晴窗卷书坐，葱翠长在侧。似为神所怜，持用慰岑寂。会登此山头，却望水南北。烟树有无间，吾庐应可识。” ［34］ 山林之趣，“连沧公境界，横碧我山林。” ［35］ 上述诗篇在写法上：即景入诗，情景交融。相比曾几寓居其他地方的诗作，如《寓居吴兴》：“相对真成泣楚囚，遂无末策到神州。但知绕树如飞鹊，不解营巢似拙鸠。江北江南犹断绝，秋风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荆州梦，落日孤云始欲愁。” ［36］ 上饶时期的诗歌表现了寓客日常生活的散淡、闲适，显得更为平淡。
除了日常性的写作外，寓客间的文学交游很频繁。从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南宋上饶寓客之间的交游，多见于酬和、赠送、题咏等诗歌中。通过这些应酬性文字，某种程度上可看出寓客与当地士人以及寓客之间的文化交流，由此管窥“中原文献”在江南地域的流动实况。在寓客的交游网络中，郑望之、吕本中、曾几、韩元吉、辛弃疾等人，在士大夫中有极高的名望，为人热情，成为不同时期交游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吕本中与曾几同岁，二人在绍兴元年（1131）曾互致书信深入交流学诗经验 ［37］ 。吕本中《赠曾吉甫》：“荒城少往还，居处喜相近。欣然得一笑，渠敢有不尽。词源久欲竭，此道或少进。作气在一鼓，军士况未憗。凉风动高梧，尘土朝作阵。临溪惜暂别，溪浅雨复吝。岂无一言赠，以当百镒赆。沉绵我未瘳，李君更须慎。”《送曾吉父》：“吾道从来到处穷，八珍常与一箪同。子房故是青云士，圯上乃逢黄石翁。圣学有传为可喜，宦游少味自无功。亦知湖岭如江淛，尽在先生指顾中。” ［38］ 从诗歌中“荒城少往还，居处喜相近”可知，吕本中、曾几二人居处甚近，诗歌赠酬中反复申述的正是“吾道”与“圣学”。曾几后将自己所体会的东莱诗法写成诗，寄给吕本中，其中有“学诗如参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常言古作者，一一从此路。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弹，所向若脱兔” ［39］ 等语。
上饶寓客积极参与文化的传承，授徒讲学，传道课诗，勉励四方生徒读书躬行、尚友先贤、安贫乐道。吕本中《送方丰之秀才归福唐》：“我居江东，惟信之州。子来自南，而与我游。问其所友，一时之秀。其兄韫德，亦既有就。子学既立，子志甚远。何以终之，止在不倦。贫贱勿厌，自然无闷。富贵勿羡，害德之本。彼古之人，能圣与仁。我胡不能，叹其绝尘。今子归矣，岁亦有秋。何以告子，惟圣之求。水流有源，木生有根。惟源与根，入德之门。求圣根源，惟正之守。正之不守，弃师背友。丝毫之伪，勿萌于心。无有内外，亦无浅深。由此则圣，舍此则病。是以君子，所守先正。于以赠别，亦以自警。为别后思，且以三省。” ［40］ 在诗中，吕本中鼓励方丰之勤学好问，谆谆教诲之意，溢于言表；吕本中所教授者，正是读书践履、正心诚意等儒学的基本要求。
上饶寓客间以气节相砥砺，吕本中对程瑀推崇备至。吕本中《送程伯禹归浮梁》其一：“不见程公二十年，上饶相遇各华颠。平生气节名先立，老去安闲我未然。即看归来上廊庙，未容休歇住林泉。饱山阁上凭栏处，合得逍遥第一篇。” ［41］
寓客间的诗歌酬赠，体现出他们深厚的情谊和高雅的情致。曾几与曾惇在上饶期间过从甚密，也有多首交游诗。《寻春次曾宏甫韵》：“春山数峰青，春水一溪绿。幽寻山水间，物物可寓目。花香若三薫，柳色若新沐。吾侪幸闲放，晴昼颇连属。胡为深闭门，终日仰看屋。嘉招傥亟拜，岂敢惮仆仆。请君携壶去，政恐日不足。小槽虽蜜甜，何必待醽醁。茗事姑置之，雷车困枵腹。” ［42］ 《乞梅曾宏甫二首》之一：“寻梅不惜上南坡，傍险冲泥奈老何。寂寞僧窗禅榻畔，好枝还解送人么？”之二：“腊前腊后无非雪，溪北溪南并是梅。知有家山难觅路，敢烦健步送春来。” ［43］
上饶寓客中，郑望之、吕本中、晁恭道、曾惇等人的雅集，不仅生动地体现了知识精英间的交流互动，还展示了寓客文化的多样态势。王明清《挥麈录》有详细的记载：
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酝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郑望之）、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 ［44］
王洋、曾几参与唱和，编成的诗集名为《丛珍集》。“王洋字元渤，东牟人，仕至起居舍人。侨居城之南池，赋诗自适，曾文清和之，且尝为《丛珍集》，酬唱之盛，甲于一时，著有《东牟集》十四卷。” ［45］ 曾几《五月六日为丛珍之集于南池呈座中诸公》：“今日携壶地，南池信杖行。红蕖争入眼，白鹭最关情。待得跳珠雨，来听打叶声。菰蒲最深处，只欠小舟横。” ［46］
上饶寓客曾有两次较为集中的题咏活动，曾几横碧轩、王傅（岩起）乐斋建成，寓客争相题诗。文字交游记述了日常交际的细节，尹穑寄茶给曾几，曾几作诗云：“骎骎要路津，旧日水南人。尚记茶山老，能分顾渚春。江淮劳庙算，河路暗胡尘。忧国惟生睡，降魔固有神。” ［47］ 酬和吕本中的诗中，对吕本中以知音相赏、以道德文字相期深谢不已，诗云：“雪屋风窗逼岁穷，一杯情话与谁同。向人寡偶无如我，抵老相知独有公。文字欲求千古事，簿书还费二年功。新诗已佩临分语，况复哦诗是病中。” ［48］ 上饶寓客间的交流，有时呈现出多人连动的态势。李商叟秀才建斋后，请王洋名之，曾几作诗纪之。 ［49］
吕本中、曾几、韩元吉等人与上饶士人也有广泛的交流。吕本中与信州玉山人汪应辰的交往，见《尤美轩在玉山县小叶村喻子才作尉时名之取欧阳文忠公醉翁亭记所谓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者后数年旧轩既毁复作寺僧移轩山下汪圣锡要诗叙本末因成数句寄之》：“兹轩在何许，远在洞岩侧。洞岩山水胜，自与尘土隔。天以奉幽人，宁肯媚过客。尉曹昔吏隐，到此若有获。名轩曰尤美，尽去眼界窄。坐令欧阳公，余意转明白。车马走道路，我久度此厄。茫茫六合间，于此有安宅。轩虽有成坏，山本无异色。举头见林壑，不必更远索。” ［50］ 吕本中推荐上饶人王时敏给尹焞，“（王时敏）从居仁学，居仁荐之和靖。半年，和靖卒，宗师说甚坚” ［51］ 。上饶寓客与地方官亦有交流，曾几为上饶方姓长官的快哉亭题诗，诗题曰：“上饶方君小倅官而不婚宦居偏户间静无官宦之事舍后梯城而上即棚为亭尽得溪山之胜名之曰快哉为作四小诗以快哉此风为韵。” ［52］
南渡上饶寓客文学活动频繁，且不囿于个人的小天地中，赠答、唱和等文字往来及雅集聚赏，都极大地增进了情感的交流，他们以道义相扶植，以气节相激赏，形成一个声气相应的寓客共同体。纵览上述寓客的文学活动，吕本中、曾几、韩元吉等人构成的文学交游网络，丰富了上饶寓客文学的内容，这与吕、曾、韩等人的文学能力、自觉的共同体意识密不可分。
寓客并非上饶一地所特有，何代何地无之！那么，南宋上饶寓客的独特意义何在？一言以蔽之，他们推动了“中原文献” ［53］ 的南传。
寓客在促进地方文化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授徒讲学、保存文化图籍、彰显乡贤文化、推进文学酬唱，等等。曾几在上饶茶山时，远在永丰的学子前来学诗，“永丰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学，尝以诗谒曾吉甫于茶山，此其报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华发萧然，犹连蹇场屋也。览之叹息！淳熙十二年二月十日南涧翁韩某题。” ［54］ 吕本中有一首诗歌，题目很长：“会稽石道叟教授南剑，兵火抢攘之余，兴治郡学，尺椽片瓦，皆其所自经营也。未㶿月而学成，远近赖之。又祠前辈贤者以风励多士，使游其间者望之而心化，由是而入尧舜之道不难也。古之教者，盖多术矣。‘五帝宪，三王有乞言’，宪贤于乞言也，道叟知之矣。吕本中为作诗叙本末云。”诗云：“圣远道则微，世久学欲绝。区区续微言，未易胜邪说。石侯东南秀，睹此心欲折。分教南剑州，意在补亡缺。歘令兵火后，复见俎豆设。庙貌甚尊严，上下有区别。先生默无语，风化动闽粤。斯文自明白，如仰见日月。坐令穿凿误，不待汤沃雪。不知旁祠谁，今代古豪杰。孰能与之齐，共此岁寒节。入门日在望，未返意已竭。由来正心术，不在费颊舌。乃知薫陶功，自与闻见别。参鲁回不愚，亦岂有优劣。此理倘可求，万古同一辙（自注：前辈，谓陈了翁也）。” ［55］ 该诗为南宋兵荒马乱之际文化建设的实绩提供了很好的例证。石道叟执教于南剑州，兵火之余，兴修学舍，崇祀乡贤，致力于圣学的传承。吕本中寓居福建，对石道叟教授的行实深表钦佩，心有戚戚焉，便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州学教授传承文化的事例。而他叙述石道叟兴学本末，已然是南宋地方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南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国祚、文脉不绝如缕，当是时，对文化精英发扬圣学之功予以表彰、倡导坚忍不屈之精神，不啻为南宋文化重建摇旗呐喊。
上饶寓客的子弟后学对他们的追怀、欣慕，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寓客文化的构建。周煇《清波杂志》云：郑顾道侍郎居上饶，享高寿，煇不及识也。尝见其《除夕》小诗亲笔：“可是今年老也无？儿孙次第饮屠苏。一门骨肉知多少，日出高时到老夫。” ［56］ 《清波杂志》又云：“煇在上饶三四年，日从寓士游，遍历溪山奇胜。廖明略、徐师川、吕居仁、郑顾道、曾宏甫诸公，风流未远，邦人类能道之。煇尝欲裒集赋咏为一编，目为《玉溪唱酬》，以侈一时人物之盛，因循不克成。” ［57］
王明清曾追忆：“舅氏曾宏父，生长绮纨，而风流酝藉，闻于荐绅。长于歌诗，脍炙人口。绍兴中守黄州，有双鬟小颦者，颇慧黠，宏父令诵东坡先生赤壁前后二赋，客至代讴，人多称之，见于谢景思所叙刊行词策。后归上饶，时郑顾道（郑望之）、吕居仁、晁恭道俱为寓客，日夕往来，杯酒流行，顾道教其小获亦为此技，宏父顾郑笑曰：‘此真所谓效颦也。’后来士大夫家与夫尊俎之间，悉转而为郑、卫之音，不独二赋而已。” ［58］
陆游回忆“少时犹及见赵、魏、秦、晋、齐、鲁士大夫之渡江者，家法多可观” ［59］ ，嘉定二年（1209）陆游又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得志者司诏令，垂金石；流落不偶者，娱忧纾愤，发为诗骚。视中原盛时，皆略可无愧，可谓盛矣。” ［60］ 曾几与陆游的文学交游，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左右，“曾几寓居上饶茶山寺，来函致候，务观寄诗酬谢，盖此一二年中事” ［61］ 。陆游《寄酬曾学士学宛陵先生体比得书云所寓广教僧舍有陆子泉每对之辄奉怀》，述其师友渊源和学诗心得 ［62］ 。
韩元吉、韩淲父子的上饶情结，尤宜揭示。淳熙五年（1178），韩元吉徙居上饶城南。淳熙七年（1180），韩元吉六十三岁，知婺州。韩元吉《跋吕居仁韩子苍曾吉甫诗》：“广教仁老，既为吕、曾二公立两贤堂矣。又得公所书数诗及韩子苍舍人酬唱，刻石置堂上，可与好事者言也。前辈文采风流，零落殆尽。其交友情谊，尚因其诗笔往来见之。淳熙七年二月丁酉，颍川韩某题。” ［63］ 淳熙十二年（1185），韩元吉六十八岁；十二月，作《跋吕居仁与魏邦达昆仲诗》：“吕舍人久寓上饶，后葬于德源山。故其晚年诗章，多见于此。今辰州魏使君所藏五篇，盖与其尊公侍郎及其季父邦杰、叔祖父元章者也。龙图则张殿中彦素尔。一时文士相从之适，气韵风流，为可概见。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 ［64］ 淳熙十四年（1187）韩元吉病故，葬在上饶城东。
寓客的第二代，流寓心理、文化思想有何变化？可以韩元吉之子韩淲的横碧轩写作为例。韩淲《饮横碧轩》：“僧舍颓檐屋一间，吕曾南渡此看山。风光流转人虽远，诗句磨镌景自闲。好事肯同携酒至，青春又见隔年还。坐中野老醺然醉，指点梅花亦可攀。”韩淲《横碧轩》：“文清来此地，留下横碧轩。寂寂今无主，空山起夕烟。”韩淲《教授同太守过横碧因留教授一饮》：“班坐横碧轩，便足了吾事。水南冻雨中，岁晚欲何为。人生衰荣尔，翻覆当有自。使君真不凡，宾从随听视。偶然理窗楹，岂曰登临地。吕曾骨已朽，方来重增喟。萧闲著我老，婆娑恐容易。惜乎一杯酒，未敢驻千骑。梅花山翠寒，孤香发清吹。”韩淲《昌甫再集横碧》：“青山如佳人，不暇相应接。风轩一开明，烟峦几重叠。云乎具尊酒，乃尔随步屧。寺古天薄寒，窗前堕红叶。”横碧轩，已经打上了曾几的烙印；韩淲、赵蕃在横碧轩文学活动中，曾几是挥之不去的影子，从中可看出前辈风流对二泉的深刻影响。
上饶士民对寓客的接受、认同，他们认为寓客可以作为当地的文化符号。在茶山广教寺，南宋淳熙年间建两贤堂，韩元吉作文纪之。全文如下：
并江而东行，当闽浙之交，是为上饶郡。灵山连延，秀拔森耸，与怀玉诸峰，巉然相映带。其物产丰美，土壤平衍，故北来之渡江者，爱而多寓焉。广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为幽清，小溪回环，松竹茂密，有茶丛生数亩，父老相传唐陆鸿渐所种也，因号茶山，泉发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陆子名。绍兴中，故中书舍人吕公居仁尝寓于寺（笔者注：广教寺），公以文章名于世，而直道劲节，不容于当路者，屏居避谤，赉志以没。上饶士子稍宗其学问，虽田夫野老能记其曳杖行吟、风流韵度也。后数年，故礼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复来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诗鸣江右，适相继寓此。而曾公为最久，杜门醉诗书以教子弟，或经时不入州府，不问世故，好事者间从公游，谈风月尔。公亦自号茶山居士，若将终身焉。会朝廷更庶政，一时端人正士，始得进用，而吕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为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学入侍天子。盖退而老于稽山之下，而上饶之人，称一时衣冠师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则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则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旧以为圃，指其花卉，则曰此文清公所艺也。一亭一轩，爱而不敢动，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诸方，侍其师清于草堂。清每与其徒诵二公诗语，且道其禅学之妙，敦仁窃闻之，以谓非今世之人也。不意游上饶，及见二公于此寺。今既叨洒扫之职矣，俯仰踰三十载，思再见而不可得也。将虚其室，绘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讳日焉。于是榜以‘两贤堂’，而求为之记。夫自中原隔绝，士大夫违其乡居，类多寄迹浮图之宇，固有厌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贤，既去而见思也。在诗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说者曰茇之为言草舍也，召伯听断于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翦伐云尔。今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听讼之劳，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岂能尽知吾儒之事，与夫贤者之详，乃尊敬爱慕不已，至祓饰其居，以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则所以致民之思者，岂不足侔于召伯哉！虽然，世之为士者，见贤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闻敦仁之为，过于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韩某记。 ［65］
此文作于淳熙六年（1179），韩元吉何尝不是寓客，这篇由寓客来写的礼赞寓客的文章，因而显得极其特别。吕本中、曾几二人的风度，成为上饶士民宝贵的文化遗产，韩元吉受敦仁禅师之请，为“两贤堂”作记，旨在推扬慕贤崇德的文化。淳熙年间所建两贤堂，后又增祀徐元杰、辛弃疾、唐陆羽，更名五贤祠。 ［66］ 五贤中，除徐元杰外，其余皆非上饶人。寓客的身份被淡化，名正言顺地进入上饶“乡贤”之列。
千古风流人物，总被雨打风吹去。所幸寓客留下些遗踪印迹，可供后人凭吊追慕。上饶寓客的轩室亭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然为陈迹，而其名称及附着建筑物上的文化意蕴并未烟消云散。在不断的沉积中，这些寓客遗迹渐次成为地方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
上饶寓客的遗迹中，曾几留存的最多，如清樾轩、东轩、松风亭、横碧轩、香寂圃等。建筑遗存得以垂世，有赖于曾几诗文铭记之功。韩元吉的上饶遗迹，有苍筤亭、望灵山堂、南岩等。苍筤亭，韩元吉徙居上饶，宅前有涧水，故号南涧，涧南有园，筑亭号苍筤。又建望灵山堂，在城南一里。上饶南岩，同样因韩元吉的诗而增色，据《舆地纪胜》记载：“（南岩）在上饶县十余里，岩傍巨石，俨然北向，其下宽平，可坐千人，士女游赏之处。……韩（无咎）诗云：‘野棠著子梅杏老，密叶尚带残花红。涓涓寒溜滴冰雪，一酌为我凉心胸。’” ［67］ 此外，郑望之的“寓屋”、曾惇的“溪上堂”、辛弃疾的“稼轩”等等 ［68］ ，也都是上饶有名的地方文化景观。
限于古代的建筑条件，堂舍斋亭等经岁月侵蚀，往往化为乌有，但寓客遗迹端以留存的载体——诗文，却得以流播，继续述说着寓客及其流寓地的故事。后来的地方志的编纂者，“古迹”部分，大都借诗文以显其迹。如上饶的月岩，《舆地纪胜》是这样记述的：“月岩在上饶县西三十里，一名石桥，山岩半有穴穿出山背，远望如月，故名月岩。……”朱乔年郎中有诗云：“凿透巉岩不记春，山腰千古挂冰轮。谁知擘破三峰手，聊出婵娟戏路人。” ［69］ 朱松，字乔年，婺源人，曾流寓上饶，他的月岩诗在促成该景点胜迹化的过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总之，上饶寓客流寓期间所写文学作品，不仅记录了日常生活的细节，还记述了寓客之间以及寓客与当地士人的雅集与文学交游。寓客授徒讲学、保存文化图籍、彰显乡贤文化、推进文学酬唱，既传承了中原文献，又极大地促进了地方文化建设，并努力推进二者的融合。南宋人对上饶寓客的追怀，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寓客文化的构建；寓客遗迹逐渐成为地方文化景观的重要构成要素。
［1］（靖康元年三月三十日）贴黄称：“窃见往者初报金贼入寇，（宋）㬇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㬇之家中外千馀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其后公卿士夫各遣家出京城，十室九空，实自㬇首为此计以误之也。迹其罪状，诚不可贷，欲望并赐施行。”（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76页）
［2］陈乐素：《珠玑巷史事》，《求是集》第二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3］晋永嘉南渡，在历史上规模也很大，但凭借长江天堑，胡骑被阻隔，东晋偏安局面形成；南渡士族多定居于长江下游的京口、晋陵、会稽及长江上游之江陵等地（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7-66页）。宋建炎南渡，与永嘉南渡不同，文人士大夫渡江后，很长时间飘零在长江以南各地，江西、湖南、广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而且，他们时常在行在所、外任之地、流寓地之间奔波。
［4］蒋寅：《一种更真实的人地关系与文学生态——中国古代流寓文学刍论》，《中国文化研究》2012年秋之卷，第26页。
［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三十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977页。
［6］庄绰：《鸡肋编》卷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页。
［7］祝穆：《新编方舆胜览》卷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26页。
［8］周必大：《平园续稿》卷八，《丛书集成三编》，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670页。
［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55页。
［10］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55页。
［11］朱熹：《朱文公集》卷九十二，《朱子全书》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242页。
［12］庄绰：《鸡肋编》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6页。
［1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05页。
［1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四，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97页。
［15］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16］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3页。
［17］《南涧甲乙稿》卷十五。韩元吉《望灵山》诗：“……诸峰七十二，磊砢略可推……定知水晶宫，閟藏神所司。”（《舆地纪胜》卷二十一《信州·景物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1页）
［18］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49页。
［19］洪迈：《洪文敏公集》卷六，清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白居易《送人贬信州判官》：“地僻山深古上饶，土风贫薄道程遥。不唯迁客须恓屑，见说居人也寂寥。溪畔毒沙藏水弩，城头枯树下山魈。若于此郡为卑吏，刺史厅前又折腰。”（《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05页）中唐时期，上饶在白居易心目中还是穷乡僻壤、士风浇薄之地。
［20］清同治十一年《上饶县志》卷二十“寓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5页。
［21］汪藻：《信州郑固道侍郎寓屋记》，《浮溪集》卷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本。
［22］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67页。
［2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62页。
［24］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21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2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2页。
［26］吕本中：《送王提举赴淮东七首》其三，《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4页。
［27］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0页。
［28］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
［29］曾几：《茶山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页。
［30］曾几：《茶山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页。
［31］曾几：《茶山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
［32］曾几：《茶山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页。
［33］曾几：《茶山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34］曾几：《茶山集》卷二，《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页。
［35］曾几：《次镇江守曾宏甫见寄韵》，《茶山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4页。吕本中有《曾吉父横碧轩》（《东莱先生诗集》卷二十）。
［36］曾几：《茶山集》卷六，《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1页。
［37］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32-333页。曾几之帖已佚失，从吕本中的回帖中可得见曾几关注的诗学问题：如何悟入、悟入与涵养的矛盾等。
［3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13页、18187页。
［39］曾几：《读吕居仁旧诗有怀其人作诗寄之》，《全宋诗》第2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594页。
［4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2页。
［41］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7页。
［42］曾几：《茶山集》卷一，《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原按：曾惇字宏甫，避宋光宗讳以字行，纡之子，巩之侄孙。陈振孙《书录解题》：曾氏三望最初温陵公亮，次南丰巩兄弟，其后则几之族。集中赠宏甫必冠以曾，盖以明同姓不宗之意。
［43］曾几：《茶山集》卷八，《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9页。
［44］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45］清同治十一年《上饶县志》卷二十“寓贤”，《中国地方志集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6页。
［46］曾几：《茶山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页。
［47］曾几：《尹少稷寄顾渚茶》，《茶山集》卷四，《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1页。
［48］曾几：《吕居仁力疾作诗送行次其韵》，《茶山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5页。
［49］曾几：《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于王元渤以养源名之求诗》，《茶山集》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7页。曾几另有《王元渤自湖楚归赠之》（《茶山集》卷三）、《挽王元渤舍人二首》（《茶山集》卷四）等诗。
［5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220页。
［51］韩淲：《涧泉日记》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8页。
［52］曾几：《茶山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
［53］参见拙文《吕本中与中原文献南传》（《语文知识》2010年第4期）、《吕祖谦的中原文献南传之功》（《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54］韩元吉：《跋曾吉甫帖后》，《南涧甲乙稿》卷十六，《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8页。
［5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165页。
［56］周煇：《清波杂志》卷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67页。
［57］周煇：《清波杂志》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10页。
［58］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十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59］陆游：《杨夫人墓志铭》，《渭南文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322页。
［60］陆游：《陈长翁文集序》，《渭南文集》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117页。
［61］于北山：《陆游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4页。
［62］陆游著，钱仲联校注：《剑南诗稿校注》卷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63］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64］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1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28页。
［65］韩元吉：《两贤堂记》，《南涧甲乙稿》卷十五，《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1-292页。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一《信州·景物下》：“两贤堂，在上饶之广教院，祀东莱吕舍人，赣川曾文清。”（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5页）
［66］乾隆《上饶县志》卷三“坛庙”，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75页。
［6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3页。
［68］寓屋、稼轩，见清同治十一年《上饶县志》卷十四“古迹”，《中国地方志集成》影印同治十一年刻本，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溪上堂，“宋南丰曾黄州游历之地，故址在府城外南山之巅，面直灵山，下临冰溪，故名”（见乾隆《上饶县志》卷三“古迹”，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382页）。
［69］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952页。
（作者简介：王建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