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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几道的那首《梦入江南烟水路》，从宋代一路吟咏到今天，绵延而不绝：
梦入江南烟水路。
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
睡里消魂无说处。
觉来惆怅消魂误。
欲尽此情书尺素。
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
却倚缓弦歌别绪。
断肠移破秦筝柱。
千年来，江南烟水，已浓缩为江南文化的一个符号。这个符号的背后，是经过漫长的吸纳融合、取舍扬弃之后，江南文化聚敛沉淀而成的内在特质——“诗性”。如果要找出与江南文化诗性特质最直接相关的因素，毫无疑问，那就是无处不在的“水”了。
文学史中，那许多描写江南的文字从来都闪动着粼粼的波光，泛出盈盈的水色，“小桥流水”“枕河人家”“烟雨迷蒙”，既是江南随处可见的庸常景象，也是江南最烂漫的风雅。它可以是“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的图景，也可以是“小楼昨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化境，更可以是“烟水吴都郭，阊门驾碧流。绿杨深浅巷，青翰往来舟”的长卷，在这些卷卷轴轴里，水无处不在，很湿，也很诗。
在江南，无处不在的“水”，与文化气质上的“诗性”有着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在古代早已有之，诗词歌赋中俯拾皆是。“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漫天挥洒的雨丝，若有若无，如雾似烟，氤氲出江南特有的朦胧之美，因而诗词歌赋中、绘画里，随处可见“烟雨江南”的诗意描摹。
“雨”，是“水”的变化多端的一种形态，在江南人笔下也别有意趣。悠长悠长的飘着细雨的江南小巷，凹凸起伏如琴键一般的青石板路，一柄在江南小镇常见的油纸伞，还有雨中撑伞独行于长巷的谜一样的女子……戴望舒的一首《雨巷》，每每总能撩拨起无数人的幽思。江南，也就这样在湿湿润润的细雨里平添了一份缠绵的诗意和清韵。
当无处不在的“雨”与“江南”这片沃土相遇之后，更是被演绎得情意充沛，尽情尽致。“杏花，春雨，江南”，被定格成了一个完整的江南意象，凝结成一个固定的组合，成为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在散文《听听那冷雨》中，余光中先生说：“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必然长在。”
在余先生的心中，这一组意象就是江南的指代。
这种令许多人魂牵梦绕、怦然心动的江南美景，恰如宝玉初见黛玉，恍如前世的邂逅，又好像是久别重逢，刹那间便刻印在心里了。那是一份简单纯粹而又百转千回缠绵悱恻的美感，是一种“行遍天涯意未阑”的诗趣，是闲看庭花云卷云舒的淡然，也是人们最愿意栖身的山水家园了。
在这样充盈着诗意的景致里又怎会少了浪漫故事？江南从来都是有故事的，而那些故事就发生在水边。
翻开最古老的《诗经》，水的氤氲立刻扑面而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再打开楚国大夫屈原的《楚辞·九歌》：“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闻佳人兮召予，将腾驾兮偕逝。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而在浩若烟海的唐诗宋词中，与“水”密切相关的佳作更是不计其数。从徐彦伯《采莲曲》的“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到崔颢《长干行》的“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还有李之仪《卜算子》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哪一个充满爱意与相思的浪漫故事不是发生在诗意盈盈的水上？
至于那些或瑰丽或神奇的历史传说，似乎就更多了。白娘子和许仙在美丽的西子湖上浪漫邂逅，演绎出一段旷古绝今、令人扼腕的人妖之恋；七天下凡的织女也是在江南的水畔爱上村夫牛郎，结下了一段超越人神的奇美尘缘；越女西施在那场惨烈的吴越战争之后，终于得以与旧情人范蠡重逢，泛舟于碧波粼粼的五湖之上，这其中虽然不乏后人的美好想象，但谁又能说它不是后人创造性地诗意想象的结果？！还有梁鸿与孟光，这对来自中原地区的夫妻，却在逃亡江南之后，于无锡古皇山下伯渎河边演绎了一场“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人间佳话。这些传说无论真伪，也无论是否附会，都因为沾染了殷殷水色而愈发显出瑰丽与缠绵的诗意。
水润万物。水滋养了地球上一切的生命，也润泽了生活里所有的浪漫。但是，水，既是人类的朋友，也曾是人类最恐怖的对手。在远古洪荒时代，在水的滥觞之下，江南大地一片泽国，水患频仍，百姓饱受江海之害。在铁质农具尚未诞生之前，泥泞的土壤并不利于垦殖耕种，难以给人带来必要的生活之需。那时的水，与人类并不友好。《山海经》里所描绘的“洪水齐天”，神话传说中的“女娲补天”，以及百姓们嘴里流传的“洪水猛兽”等，都生动地揭示出远古时期水患带给人类的巨大灾难。
“治水”与“用水”，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遭遇的两难境遇，也是伴随人类成长所要面对的最大课题。最早生活在江南地区的人种被称为“古越人”
，而“越人”在古汉语中有一种含义就是“涉水”，可见早期生活在江南一带的先人与“水”之间有着多么重要的联系。
从“大禹治水”“黄歇凿江”
，到张渤“太湖降蛟”
“周处除害”
，历史上许许多多流传在江南民间的传说与故事，都生动地展示了人与“水”博弈的过程。在交织着爱恨情仇的矛盾与互动中，在劣境中求生存的不懈拼搏中，江南人终于和水成了密不可分的挚友，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大禹治水的成功，在于他没有单纯地采取“堵”或“填”，而是智慧地采取了“疏导”，这种被后人誉为“理水”的疏导之法，是远古吴越先民在处理天人关系时“生存智慧”的最初体现，也成为后人不断借鉴效仿的一种“生存策略”。在“疏”“导”“治”“理”的过程中，顺势利导，顺势而为，顺应时势，天人和谐，成为江南人在生活实践中与水形成的一种默契。在循环往复的生死较量中，二者也逐渐建立起一种相互依存、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充满智慧的融洽关系后来被放大，被运用到社会各个领域，延续数千年，有百利而无一害，为江南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利益。
水，占据了江南地区大约25％的面积。无处不在的水，在江南广袤的土地上快意地流淌，恣肆地划出了纵横交错的水网——江、湖、河、塘、氿、泾、浜、渎、溪、荡、港，还有水弄堂……在中国乃至世界，大约没有哪一片土地上有如此繁多的对“水”的称谓了。有了水的滋养，一切都变得富于情趣，饶有诗意。
在江南，水里有水里的魅力，岸上也有岸上的风景。水与岸，总是相辅相成，互为依存。有了岸的衬托与呵护，水才温润顺从，有了水的滋养与浸润，岸上的风景才有了灵气。在江南，得水之利，因水而美；得水之润，因水而荣。水，不仅涂抹出最秀美的景致，也给予了生活在江南一地的百姓最大的恩泽。润泽万物，灌溉田畴，滋养了丰饶的鱼米之乡；造就了烟花烂漫的旖旎胜景，成就了桨声灯影下的炫彩繁华，那些湖鲜美味丰富着人们餐桌、山光水色滋养着人们的心灵的同时，也培育了精细雅洁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追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
，是江南富庶与繁华生活的写照，当年的苏州府杭州府无疑是江南的最具魅力的所在，令天下人艳羡。山塘街，自古被誉为“姑苏第一名街”，始建于唐宝历年间，迄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时任苏州刺史的白居易，某日偶然轿行虎丘，途经此地，却发现山塘河已经淤塞不堪，水路不畅。白居易于是决定开河筑路，为民造福。经过疏浚后的山塘河，东边连接了阊门的渡僧河，西边可通往虎丘的望山桥，长度约七里，所以也就有了“七里山塘到虎丘”的说法。山塘河水汩汩向东，在阊门处与运河依依挽手，形成了相互贯通的一脉活水；而河岸的长堤，则逐渐演变成为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姑苏的百姓们感恩白居易的善举，便把山塘街叫作了“白公堤”。今天的山塘街热闹如昨、繁华依旧，因为维系着久远的大唐，维系着大诗人白居易，而有着十足的底气，与那些新开发的仿古商业街有着太多的不同。
阊门，自唐代以来一直是姑苏有名的商贾旺地，贸易繁荣。乾隆年间，苏州籍画家徐扬有感于都市繁华，创作了一幅《盛世滋生图》，也叫《姑苏繁华图》。长卷描绘了姑苏的一镇、一村、一城和一街，而这“一街”描绘的就是“居货山积，行云流水，列肆招牌，灿若云锦”的山塘街了。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一回中也把阊门、山塘一带赞为“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杭州人最大的幸运与福祉，无疑都维系着那一潭碧水——西湖。西湖的存在首先要感谢那位五代十国的吴越王钱镠（852—932年），当年吴越国建都杭州，首拓城郭，兴建“地上天宫”，钱镠不仅没有下令填埋已淤成沼泽的湖滩，而且“置撩湖兵千人，刈草浚泉”，对其进行了最初的清淤建设。不然，没有当年的开篇，又怎会有后来的绚烂？
历经历朝历代的清淤、整治和建设，西湖终于成了一个美不胜收的风景胜地，杭州也因此而名播天下。南宋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临安风俗，四时奢侈，赏玩殆无虚日。西有湖光可爱，东有江潮堪观，皆绝景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更是将杭州赞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的天城”。
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写西子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而张岱的《西湖寻梦》则在荷香中接通了梦境，“吾辈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在诸多赞美西湖的篇章诗赋中，苏轼的诗句无疑最美，也最广为人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抹浓妆总相宜”。古往今来，西湖这一潭碧水不知迷煞了多少古人今人。
充满诗意的美景，磨细了心灵敏感度，不断升级着江南人的审美趣味。杭州人都说：“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春光中的西湖景色靓丽，令人迷醉，而细雨微茫、月色朦胧下的西湖，更有另一番妩媚。西湖美丽的四季，每一季都是可游可赏的。明代著名戏曲家高濂（1573—1620年）是杭州人，他在《四时幽赏录》中说，春天来时，应该去孤山月下赏红梅，晴日则应去苏堤看桃花。夏天的时候，应该往三生石上借着月光闲谈，在湖心亭畔采摘西湖特产的莼菜。到了秋天，可以去雨后的水乐洞听泉声悦耳之响，夜晚时登上六和塔去听风观潮。即便是最枯涩的冬季，西湖也依然有趣，大雪初晴之日，可以登上三茅峰的山顶，俯瞰江天皑皑雪霁；或者，在除夕之日登上吴山去领略满目松涛，都是十分惬意的享受。
现代作家郁达夫更执着地认定：“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一处比西湖再美丽，再沉静，再可爱的地方了。”郁达夫说这些话的时候，正是秋天，环抱西湖的青山上，树梢已微黄，远眺之下，恍若春日初生的嫩芽，秀色可人。无论春江花明，柳绿桃红，草长莺飞，碧波长洲，也无论雪后初晴，月色微蒙，乃至败柳残荷，寒鸦归巢，若少了这一池碧水，想来一切都没了韵致。
江南山水的风格，一向属于婉约派。因为景色秀丽柔媚，因为西湖堪比西施，淡抹浓妆秀丽可人，杭州也因此被视为中国最柔美、“最女性化”的城市。阳春三月，风和日丽，桃柳夹岸，花红柳绿，美若珠玑，怎能不给人阴柔旖旎之感？在世人眼中，江南往往是“昆韵悠扬绕天地，锡曲铿锵贯山川；行云越调雨润色，流水评弹风摇船；展衣开腔看社戏，挥袖迈步做神仙”（叶千华《情意集》）之地，水之柔美，几乎成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全部印象。
然而，这并非江南性格的全部。世间至柔之物，莫过于水。然而，“柔”与“美”却并非水的全部属性。水的性格是双面的，甚至是两极对立的。中国古代的智者们，早就辩证地看到了这一点，老子说：“天下至柔者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而莫能行。”（《道德经·柔之胜刚》）诸葛亮也说：“善将者，其刚不可折，其柔不可卷，故以弱制强，以柔制强。”（《师范》）水貌似柔软无骨，而一旦聚合起来发力，其力量则无比巨大，江山可改容颜。白居易“苏家弱柳犹含媚”的后一句，便是掷地有声的“岳墓乔松亦抱忠”，可见即便是在温婉秀丽，充满了风花雪月的西子湖畔，照样也有着雄浑铿锵的声音。更何况岳飞的那首脍炙人口、豪气冲天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似乎更在宣告着：江南并非从来只有纤细柔弱，江南也自有江南的刚烈！
翻开尘封的历史，江南的文化秉性并非柔绵无骨。这片诗情画意的山水，其血脉中就流淌着勇武与刚烈的遗传基因。江南文化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吴越之地，吴越之国，男儿的性情“好剑”“蛮勇”“轻死易发”，司马迁的评价亦是“吴人尚武”。在部落与部落的战争中，在与江河湖海的搏击中，铸就了吴地先民轻舟齐发、强悍勇武的闯荡气质。《后汉书·郡国志》曰：“赵有挟色之客，吴有发剑之节”，“吴俗好用剑轻死，又六朝时多斗将战士。”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四位著名刺客——专诸、要离、聂政、荆轲，小小吴地就占了两位。
镇江，西周时曾是宜侯的封地，也是三国时孙吴的都城。北宋时，宰相王安石因主张变革而遭到贬谪，下放南京。途经镇江时泊船瓜州，一帆独系，于早春的晓风残月中，写下了“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临江而立的北固山，山壁陡峭，形势险峻，比起江南诸地的秀湖丽水，少了些许温婉，却多了一份清峻雄伟。1500年前，梁武帝萧衍曾登临此山，就发出了“此乃天下第一江山”的英雄慨叹。三国时，纵横天下的刘备“招亲甘露寺”的故事也发生于此地。而南宋的著名大词人辛弃疾，他的那一首千古绝唱《登京口北固山有怀》，也是写于此地：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
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
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还是江南，还是诗赋，还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一样的就在于多了那份干云的豪气。江南文化的刚柔相济，除了来自吴越先民的血脉遗传，也得益于北方刚勇文化的融入。在晋室南渡中，大批北方世族平民南逃，名将谢玄率领的“北府兵”军队恪守于长江天险，拼死掩护了一批又一批难民渡江，在抵挡强悍的胡人金戈铁骑的战斗中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东晋建都建康后，这支部队又在淝水之战中击败了南下的前秦苻坚大军，为东晋政权赢得了划江而治的条件，“车骑将军”勇武之名，传扬天下。南宋时，也是在这里，著名将领韩世忠率部大败金军，而他那位出身于青楼的“护国夫人”梁红玉，亲执桴鼓，与丈夫并肩作战，将来势汹汹的金兵阻击在长江南岸达48天之久，在历史上书写了“击鼓战金山”的巾帼传奇。
江南人骨子里的英武刚烈，在鸦片战争中更是被演绎到了极致。1841年，英帝国主义发动了鸦片战争。次年6月，为了要挟清政府就范，又打响了“扬子江战役”。长江下游江南各地军民奋起抵抗侵略者，在中国近代反侵略史上用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在抵御英军侵略的保卫战中，镇江无疑是反抗最激烈的城市，在这里，拥有坚船利炮的英军遭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抵死反抗。7月21日，英军用炮火轰破了四座城门，城破之后，不仅镇江守军没有退却，在城楼上步步为营，与登城的敌人开展肉搏，清军副都统海龄指挥1500名官兵，同仇敌忾，用土炮、鸟枪与武器精良的7000名英军血战，进而以大刀、长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此时，许多百姓也纷纷参战，一位叫朱耿氏的妇人，不仅鼓励丈夫参战，还要求三个儿子一起出战，她说：“吾已恨为女子不能执干戈，卫社稷，顾复死贼手而为国辱耶？今幸三子成立，均可为国杀贼，请速与俱，以为念。若迟出，是速我死也……”在城市失守后，副将海龄的妻子为激励丈夫与敌血战到底和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竟带着孙子一起跃入烈焰之中自尽。悲痛欲绝的海龄挥泪召集残部，要求全体将士“宁可战死沙场，也不在侵略者面前苟活”！在被敌军围困的最后一刻，他将公文木柴堆在四周，自焚殉国。这场战斗因死伤惨烈而名声远播，远在欧洲的恩格斯看到战争的报道之后说：“如果中国所有的城市都能像镇江这样抵抗的话，英军是绝对攻不进南京的。”今天，“万里东注，一岛中立”的焦山今还保留着当年抗英战争的炮台，余温依稀犹在。因为焦山在抗英战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赢得了“中流砥柱”的美称。
绍兴，古称会稽，2500多年前就是越国的都城。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兴兵为父报仇，攻入会稽，俘获了越王勾践夫妇，将其质押吴国，沦为马奴。为奴期间，勾践的表现极尽卑微，甚至演出了自虐的“尝粪问疾”。然而，在后来的十多年中却卧薪尝胆，卷土重来，上演了一场扭转乾坤的恢宏大戏，在吴国之后，跻身春秋时期中原五霸之列，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传奇。绍兴，这个走出过王羲之、陆游、贺知章、王阳明、徐渭等众多文化艺术名人的文化高地，在近现代又涌现出了鲁迅、秋瑾、邹容、徐锡麟、陶成章、蔡元培等革命的先驱。书香传统赋予了这座江南小城一种悠久沉厚的书卷气息，而流行于当地的绍兴高腔真的吼起来，那种旷远寥廓的苍凉味道，令人几乎感受不到任何吴语的温婉，倒与黄土高原的秦腔颇有几分相似。
吴侬软语的温柔，最指苏州。在整个吴方言区里，苏州话无疑是最软最“嗲”的。然而，这座看似温软柔雅的城市，当年在攻城的朱元璋眼里却是一块最难啃的骨头。1366年，已占据江山十之八九的朱元璋，将苏州围成了一座孤城。三面受敌、被困城中的张士诚依托坚固的平江城和百姓后援，抵死坚守了十个月，苏州才被攻克。在朱元璋一生的征战中，这是最硬最铁血的一仗。坚硬的并非只有战场上的将士。苏州的“吴门才子”名满天下，但诗书才情之外，桀骜不驯，蔑视权贵，宁折不弯的秉性，更彰显出江南才俊“威武不能屈”的鲜明品格。明初的著名诗人高启（1336—1374年），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其性格刚直，诗风雄健有力，一改元末以来的缛丽诗风。高启在明初时曾受诏入朝，在南京任翰林院编修，修撰过《元史》。并有“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的诗句阐明心志，显然，高启曾对大明新政权充满了期待。然而，黑暗的社会现实很快就让他心灰意冷。不久，他被授予户部右侍郎却坚辞不赴，隐居青丘，设坛授徒。“琼台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他的代表作之一《梅花九首》中，所吟咏的梅花，高洁、孤傲、寂寥、出尘，正是高启人格的自喻。这样一位不把皇帝看在眼里的才子自然难容于世，高启最终受奸佞谗言所害而惨遭腰斩。临刑前，这位年仅39岁的诗人留下了“枫桥北望草斑斑，十去行人九不还”“自知清澈原无愧，盍请长江鉴此心”的悲怆之音，令人怅然。
250年之后的晚明时期，温柔婉约的苏州人再一次演绎了一场群体抗暴的义举。明天启六年（1626年），权倾天下的宦官魏忠贤排斥异己，残酷镇压迫害倡议“开放言路，改良政治”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人相继被杀害。三月，东厂特务在魏忠贤指令下又前往苏州抓捕名士周顺昌（1584—1626年，字景文，号蓼洲），引发苏州百姓的愤怒，数万人齐声喊冤，继而奋起反抗，爆发了一场罕见的激烈冲突，两名缇骑被当众打死。事后，在朝廷大规模的追查问罪中，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五位苏州平民毅然挺身而出，“激昂大义，蹈死不顾”，慷慨就义。张溥的《五人墓碑记》真实记载了“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而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脰而函之，卒与尸合”。五位壮士从容赴死，感天动地，更有人冒死收尸安葬、树碑立传，在那个朝野上下对魏忠贤摧眉折腰的天启朝，像苏州人这样的刚烈反抗是很少的。正如明末以书画擅名的文震亨（1585—1645年，字启美）
所表白，“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在明清标交替的那场“留发不留头”的改朝换代中，这位“王谢家儿”竟然以绝食的方式，“捐生殉国”而“节概炳然”。
有着行云流水般汪洋恣肆的江南文人，大多是这“刚”与“柔”的结合体。“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的唐伯虎，自称“张颠”而蔑视世俗的大书法家张旭，不愿低头折腰事权贵的诗人高启，舍圣贤书行万里路的徐霞客，蔑视权力反叛传统的冯梦龙，绝意仕途而我行我素的金圣叹……这些才气横溢，有着水般灵动而又敢于挑战世俗，个性倔强的江南文人，构成了鲜明的古代“吴门才子”的群像。
明清以降，江南文人一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旧传统，大胆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近代中国屡遭列强坚船利炮欺凌，国衰民穷背景下，又是江南人，最早探索“工商强国”“藏富于民”，勇敢地走出一条实业救国之路。
江南是植桑养蚕佳地，坊间百姓自古长于丝织生产。江南也是古来铸剑高地，古代名剑出吴越，故有“吴钩越剑，国之重器”之说。最柔美绮丽的丝绸与最锋利尖锐的宝剑，性质禀赋截然相对，竟然都产自江南，二者悖反而又奇妙地构成了一种文化的两极，亦刚亦柔，刚柔相济，而这正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风格特性。
水，润万物，通八方，兴城邦，利民生。
千百年来，江南密集的水系承载了船来舟往，运河沿岸以及水上贾道生意兴隆，源源不断地为这里输送着生意，也带来了四野乡音与八方文化。沿途的水码头，也是承载着商贸活动的米码头、布码头、丝码头、钱码头。水不仅成为经济脉动的依托，也是文化交融传播的纽带和桥梁。更重要的，水为江南这片沃土注入了“通达”与“开放”的文化元素，滋养了江南人灵活开通、审时度势、包容善纳的气质与品格。
“水”，作为自然界最善变化的物质形态，随物赋形，变化多端，热可以化为雾气，冷则可结为冰霜；有时涓涓滴滴，细水长流，柔和温润，如一首清新宜人的小诗；有时大起大落，巨浪狂澜，足以扭转乾坤，改变沧海桑田，如浑厚激越的交响。水又是通达而懂进退的，顺势而流，柔中有韧，以柔克刚，涨落有序，流转不息，在重重围堵中寻觅着出路……这也正是江南人善于进退、刚柔相济的最形象的性格写照。
这种性格早在8000年前，就已然显露出了端倪。
常州的淹城，是迄今保持最完好的春秋古城遗址，三重环绕的水系令人真实地洞见了水在护城中的作用。传说这里曾是淹族部落生活栖息的地方，也有人认为是吴国后期延陵季子（季札）的食邑。在淹城的淤泥深处，考古人员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两条半独木舟（现存常州博物馆），它们成为江南人造船用船最早的实物见证。
位于常州境内的春秋晚期城邑——淹城
在既没有路，也没有车的远古时代，有了河就等于有了路，有了船就等于有了车。船是水上的精灵，而帆则是船的翅膀，当江南人开始了驾船驭水、扬帆远航的历史，人类交通出行史便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这些活跃于水上的江南人，撑船，扬帆，撒网，捕鱼，随风转舵，去往四面八方。在与水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中，这些最早的弄潮儿们获得了来自大自然的灵感与启迪，而在遇风转向、顺水行舟的水上生活实践中，一代又一代的江南人也逐渐养成了精于观察、敏于感知、善于应变的灵活机智。
借水之利，治水用水，不仅造就了便利的江南，富饶的江南，也将江南人日常生活演绎得有情有趣。太湖上的“渔舟唱晚”，绍兴乌篷船上的“观社戏”，沿河人家的后窗垂篮购物，是延续至今的一道江南风景。
早期，湖州、嘉兴一带的河道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水上交易，市场上一应物品均可在水上完成买卖：蔬菜、鱼肉、杂货，甚至书籍、文房四宝等，也可以在船上买卖。清同治《湖州府志》（《舆地略·物产》）载：“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价。”这种书船出自湖州，船上置有书架、书桌、木椅，俨然书房一般。顾客可登船选书购书，十分方便。晚清朴学大师俞樾就有“湖贾书客各乘舟，一棹烟波贩图史”的诗句。书船、笔舫，舟行各地，演绎着一个个生动的水上故事。
水，是江南诸地走向繁兴的源泉。水为路，舟是车，依托四通八达的水网，江南人最早开始了商品的交易。苏州的山塘街，无锡的三里桥，常州青果巷，扬州的东关街，早年都是依托运河，船舶云集，千帆过境，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集散地。
南京的秦淮河，繁华诗意的生活也已延续了千年。从南朝开始，这里便成为名门望族的聚居之地，商船画舫昼夜往来，文人才子流连忘返，秦淮河畔依然成为江南的文化中心，明清两代的桨声灯影，更成就了十里秦淮的鼎盛景象。
六朝古都南京的主要商市出现在内秦淮河北，明人所绘的《南都繁会图》，长355厘米、宽44厘米，上面画出的109家商店及招幌牌匾清晰可辨，街市纵横，茶庄、金银店、药店、浴室一应俱全，水上粮船、龙舟、渔船往来穿梭，折射出秦淮两岸繁华热闹的市井生活。
清人顾禄的风土笔记《桐桥倚棹录》，记述了苏州虎丘山塘一带的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寺院、宅第、美食以及手工艺，也描写了那时苏州人浪漫的夜生活：画船歌舫浮于水上，灯笼高悬，灯火通明，游宴聚会，有歌女拨琴弄弦，清曲助兴……这样鲜活而富于诗意的生活情境受到了包括白居易、苏东坡在内的诸多文人官员的青睐。从白居易的《琵琶行》、苏东坡的《望江南》，到韦庄的《菩萨蛮》、刘禹锡《忆江南》，那些诗词佳作莫不与江南生活有内在的关联。
被誉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名河”的秦淮河，古来是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映照着五彩霓虹的汩汩河水，流淌着历史线装书里的雕栏玉砌，也流淌着故人诗词歌赋里的似锦年华。秦淮河的流波、水中的画船歌舫，见证了南京作为十朝都会的荣光，也承载着改朝换代的沉郁与悲怆。在光影浮动与水波荡漾的轻盈绚丽中，沉淀着厚重苍凉的历史记忆。
1923年，那个夏日的夜晚，夕阳已去，皎月方来。朱自清与好友俞平伯在秦淮河的汩汩流水与吱呀桨声之中，感受着古城扑面而来的繁华和凝重。惊奇、欣喜、迷醉、憧憬、感怀，与漾漾的柔波一起，化作了两篇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比起俞平伯，朱自清的散文略胜一筹，因为，他在秦淮河的水波中看到了历史的两面：“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便成了历史的重载了。我们终于恍然秦淮河的船之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史的影像使然了。”作为兵家的必争之地，南京几乎从来就不曾安宁过，兵火纷起，庐陵为墟，尸骨遍野，一直是这座城市在改朝换代时的常态，南京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争与叛乱中都付出了血的代价。“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王安石《桂枝香·登临送目》），看似唯美、浪漫、灵动、轻盈的秦淮河水，其实在蔷薇色的水波之下沉淀着那么多历史的厚重，那是千百年苦难、悲情、血泪和生命凝成的重量。
似水流年，江月照人。千百年来，江南的水映照着声色未变的明月，寒梅的疏影，彩蝶的金翅，穿梭往来的帆樯，在岁月的浮光掠影中变幻无穷。“水”赋予了江南山水以“形”，也赋予了江南文化以“魂”。
浸润着“水”的江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仅在审美上形成了浓郁的诗性气质，在文化元素上也极为丰富充盈，它智慧灵动，开放包容，务实进取；它敏于感知，审时度势，善于吸纳和自我扬弃与提升；它勇于探索、善于探索而进退有度，它刚柔相济在历史的舞台上长袖善舞。
老子说，“上善若水”。
孔子说，“智者乐水”。
水上的生活磨炼了江南人的生活技能，培育了江南人的生存智慧，养成了敏察善变、机智灵活的个性禀赋。在社会转型和发展机遇到来时，最早发现机遇的是江南人，敢于勇立潮头的也是江南人，新的思潮总在这里最快登岸，这并非历史的偶然，正是水的启迪与实践，给了江南人独特的领悟和慧解。
水中，有优雅柔润的性情，也有刚柔相济的力量，更有敢为人先、善于弄潮的勇气。绵延不绝、灵动柔韧的水，已经化入了江南人的血脉与灵魂。当年泰伯三让天下，开启了尚德谦让的传统，而在这种“谦让”的背后，是一种深刻精辟的时势分析和理智判断，是一种策略上的“进退之术”。得水滋润，借水行舟，人水相依，和谐共生，水性也滋养了人性。水文化是一种智者的文化，这种文化既目标明确、百折不挠，又灵活机敏、善于变化，正如江南人的性格与处事方式。受到水文化浸染的江南人，在事业开拓上往往表现出超绝的敏感和罕见的勇气，在艰难时世创出辉煌业绩，正是得益于这种智慧的文化遗传。江南的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江南的绿柳花红、曲径通幽，固然风雅娴静，诗意盎然，而江南的海涵地负，通达胸襟，探索之勇，更彰显出江南强大的生命能量。
山性实，而水性活。但是，江南人的水性并不只在灵动机智、顺水推舟，善于察天观地。江南的水文化其实也有非常务实的一面，在众多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中，与岭南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相比，江南文化还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灵动而不乏务实，笃行而不乏柔韧。
水润万物，滋养生灵，灌溉农田，迎送万舟，却灵动而不浮。现实生活中，江南人灵活机敏而务实的精神，同样沾着水性，同样由来已久。当年泰伯奔吴之后，来到相对荒蛮的江南地区，他所做的动作是放下身段，入乡随俗，脱下华服，“断发文身”，融入先民之中。且身体力行，筑城安民，汇通百渎，传授礼仪与农耕，从而完成了两种不同文化的融合，在遥远的东南一隅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周秦时代，中原诸侯对江南多持鄙夷态度，视其为“蛮夷”，而泰伯的做法可谓既聪明又务实。
江南文化既灵动又务实的精神，体现在方方面面，无论创业、生活，还是做学问，都尚学而笃行，讲实学，切实际，做实事，求实惠，重实效，既不会“愚公移山”，也不会“铁杵磨针”，讲求智取，不做无用之功。无锡东林党人提出的“经世致用”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务实导向，“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对联，成为吴地读书人关心社会现实、积极入世的生动写照。明清时期，江南的学者在“实学”方面推陈出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清末，顾炎武倡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无疑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清代学者、苏州榜眼冯桂芬（1809—1874年）所著的《校邠庐抗议》，对国家的内政、外交、官制、田赋、漕运诸多方面提出尖锐的批评和建议，并率先提出全面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成为指导洋务运动的著名理论家。苏州甪直人王韬（1828—1897年），关注社会现实，译书，办报，提出许多变法主张，是近代著名改良派思想家。他晚年执教于上海格致书院，指导学生讨论时政，研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由他汇编的《格致书院课艺汇编》，是晚清时期经世之学的重要文献。上海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19世纪后期宣传变法维新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积极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家还有沈毓桂、马相伯、马建忠、薛福成、李凤苞、吴宗濂、张元济等。晚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世学说的著述，其编著人多为江南学者。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将工商视为不入流的“末技”，这种观念长期占据意识形态，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晚清时，出使欧洲英、法、意、比四国的大清公使、无锡人薛福成，最早喊出“工商强国”“藏富于民”的声音，显示了一个江南官员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机敏睿智。实业先行者荣德生则看到了“只有实业可以救国”，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小城无锡率先迈出了民族工商业的创业步伐，从而快速崛起成为令人瞩目的工商强市。
江南文化在历史的转变时刻，融汇吸纳各种先进文化因子，创造出一种善于审时度势、长于吐故纳新、富于创造活力的新型工商文化，一种敢于创业、善于经营、务本求实、经世致用、灵活变通的文化，既善于创业又有助于守成，是优秀传统文化与近代工商实践相融合与升华的产物。它成功地糅合了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很好地调节了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一种具有时代内容和地域特色的人文精神、思想理念、社会心理，以及与之适应的社会文化系统。因而从明清到近现代，无论是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还是苏南发展模式的创立，抑或是外向型高地探索、产业结构的自觉调整，都是精明、敏感而务实的江南人抓住机遇走在潮流的最前面。
从哲学上说，务实精神是一种“中华文化实用理性”的体现。美学家李泽厚在分析这种实用理性时指出：务实的本质，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更加重视物质；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更加重视现实；在现在与历史之间，更加重视现在；在今世与来世之间，更加重视今世；在书本与事实之间，更加重视事实；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更加重视理性。然而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却更具优越性和超越性，这种优越性和超越性在于，江南文化的务实精神是与智慧、机敏、灵动、包容与诗性相维系的务实，因而这种务实精神不同于一般，而表现出既注重实际、追求实利、讲求实效，又不放弃内心的道德理想与诗性追求的取向，从而能够有很好的融合性，实现义利并举、“趋利”与“向善”“向美”的双向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