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何处江南
——江南的地域界定与文化特质

在华夏民族的生息区域，这是一片神奇而充满魔力的板块。

历史学家说她“悠久”，地理学家说她“温润”，语言学家界定她的关键词是“吴语”，气象学家总结她的气候特征叫“梅雨”，而美学家们对她的评价是“诗性”。在经济学家看来，她是“富庶”与“繁华”的代名词，而在文学家、艺术家们的眼里，她就是诗词歌赋，就是画山绣水，就是说不完也道不尽的风花雪月。在历代统治者眼里，她是朝廷源源不断的财赋，是“苏湖熟，天下足”的大粮仓，而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她则是人世间独一无二、无可比拟的宜居“天堂”。

她的名字，叫“江南”。

一

“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华夏大地又有哪里能像江南这样激发出诗人如此之多的想象空间和浪漫情愫？诗性，灵动，智慧，昌明，膏馥，富庶，旖旎，温婉，精致，秀丽，淑灵，风雅，浪漫……又有哪里能够当得起如此之多的美誉？

词人柳永用“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赞美了杭州。诗人白居易则用“黄鹂巷口莺欲语，乌鹊河头冰欲销。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鸳鸯荡漾双双翅，杨柳交加万万条。借问春风来早晚，只从前日到今朝”赞美了苏州。而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江南好》更成为赞美江南的千古绝唱，“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还有一首《江南忆》也是赞颂江南的佳作，“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苏杭”作为“江南”的“双璧”城市，成为人们心目中“江南”的指代。这自然是因为苏杭二州，在中国古代中晚唐以后代表了江南城乡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人口最多也最繁华富丽的地方，以至于成为人们心目中“江南”的最具代表性的指征。加上唐宋诗文中大量对“江南美”的描摹、追思、怀念，大多集中于苏杭二州，尤其是白居易、苏东坡、柳永等诗词骚客的吟咏之作传遍天下，契合了唐宋以来文人墨客浓重的“江南情结”，于是“江南”便被浓缩成了“苏杭”。事实上，江南远不止苏杭二州。

那么，历朝历代诗人词人笔下那个美不胜收的“江南”，究竟有多大？边界在哪里？江南的版图究竟是怎样的轮廓？历朝历代人心中划定的江南，又有着怎样的变化？

“江南”一词，出现在早期先秦及秦汉典籍中时，还是一个模糊宽泛的概念。《左传》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梦”的记载。这里的“江”，指长江；“梦”指的是云梦泽——春秋战国时期楚王的游猎区，大致包括了洞庭湖，长江中游南北的湖南、湖北一带。《尔雅·释山第十一》言：“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这里的“江南，衡”以绵亘于湖南衡阳、湘潭一带的衡山为标志。

《史记·秦本纪》记载了“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五帝本纪》也载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嶷，是为零陵”。《秦楚之际月表》记述了秦灭亡之后，项羽将楚义帝“徙都江南郴”。秦代时的黔中郡，即今天的湖南西部地区。九嶷山，又名苍梧山，位于湖南南部与广东、江西交界的南岭山脉。郴即今湖南南部的郴州。《史记·货殖列传》云：“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这里的江南，指春秋时期楚国东部的洪、饶等；泗上，指徐州，则是当时楚国的北境。二境并与越邻。同卷载楚威王兴兵大败越，“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具体地点在浙江台州临海。显然，从先秦到西汉，“江南”并非某地的专指，而是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区域。

东汉时，人们还把荆襄之地称为江南。王逸的《楚辞章句》：“襄王迁屈原于江南，在江湘之间。”这里的江南干脆把跨长江南北的荆州和襄阳也囊括了进去。东汉袁康、吴平辑录的《越绝书》，记载了越王勾践为吴所败后，听从计倪的强国富民之论，“乃著其法，治牧江南，七年而禽吴也”。这里的江南，所指应为吴越两国的分界线钱塘江。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概念，已向东扩展到了今江浙一带。永嘉南渡，南朝偏安江左，“江南”概念在指称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同时，也越来越多代指南方诸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晋书》卷二十三有“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南齐书》卷五十二载吴人丘灵鞠语云：“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晋书》卷五十七载北魏孝文帝称赞南朝人物云：“江南有好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中更有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历史上，第一次明确以行政区划圈定“江南”的范畴，则是在初唐时期。贞观元年，朝廷将全国州郡分为十道，以长江中下游以南、南岭以北为主要区域设立了一个行政区划——江南道。据《唐六典》载，江南道辖“凡五十有一州”，相当于今浙、闽、赣、湘等省及苏、皖南部和鄂、蜀、黔的部分地区，地域十分广袤。

唐玄宗时期，把江南道拆分成了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板块。这之后，江南西道又再次被一分为二，西为湖南道，东仍叫江南西道。虽然，这些行政举措还并未有真正统一“江南”的概念。长江以北的许多地方也被叫作“江南”，譬如，汉江西南、长江以北的荆州、襄樊、江陵等古代楚国的旧地仍然被习惯地称为“江南”。不过，此举却开始了江南的范围从北向南压缩的进程。

正是这一次的行政区划开始了江南区域的自西向东浓缩的历史进程。从南北朝庾信伤悼梁朝灭亡、哀叹个人身世的《哀江南赋》，到清初孔尚任反映亡国之痛的历史剧《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都清楚地昭示了这样一个信息：江南已经从两湖地区浓缩到了今天的环太湖流域，即苏南浙北一带。

历史上，由于不同时期的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在地理范畴上屡有变化。对“江南”的界定，在学术界也形成了不尽相同的观点。但总体上，人们比较认可“江南经历了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推进和压缩的过程”。文化地理学家周振鹤先生认为：江南作为一个地域的古今演变，经历了一个“先扩后缩”“由大而小”、从北向东南推进的变化过程。秦汉之际，“江南”指的是长江中游的南部，即所谓“荆楚湘江”之地，大致是今天的湖南、湖北地区。正因此，楚大夫屈原的《九章》中，才会出现“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样的凄楚诗句。

景遐东博士认为：“江南”概念的清晰确切的内涵开始形成，是在江南东西道区域范围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列举了唐人对“江南”一词的许多使用情况，如张鷟《朝野佥载》卷三载：“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郭司法质焉。”岑参《春梦》：“洞房昨夜春风起，故人尚隔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李白《赠别舍人弟台卿之江南》：“因为洞庭叶，飘落之潇湘。” 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贾至《巴陵寄李二户部、张十四礼部》：“江南春草初幂幂，愁杀江南独愁客。” 白居易《南湖早春》：“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减心情。” 从这些诗句看，洪州、湘江、洞庭、潇湘等都被称为江南。

中唐以后，唐人心目中的“江南”往往更多地与吴越之地相维系。如刘希夷《江南曲八首》：“忆昔江南年盛时，平生怨在长洲曲。” 沈颂《送人还吴》：“送君江南去，秋醉洛阳酒。” 李白《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淮水帝王州，金陵绕丹阳。” 孙逖《春日留别》：“越国山川看渐无，可怜愁思江南树。” 陆羽《游惠山寺记》：“江南山浅土薄，不自流水，而此山泉源滂注崖谷下，溉田十余亩。”

郑学檬先生也指出：“从诗中描绘的内容看，可以扩大到浙西，即当时通称的江南地区，包括润、常、苏、湖、杭、睦、越、明、台等州。” 在白居易晚年的诗文中，“江南”已多集中指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东道地区了。比如，《忆江南》及《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李二十，指无锡人李绅，中唐以前牡丹不产于南方，所以白居易调侃江南人李绅，让他多看看北方牡丹，回乡后就见不到了。再如《池边即事》：“毡帐胡琴出塞声曲，兰塘越棹弄潮声。何言此处同风月，蓟北江南万里情。”《寄殷协律》：“吴娘萧萧暮雨曲，自别江南更不闻。”也一眼便知所云吴地是江南。中唐以后，“江南”越来越多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与后来的狭义“江南”概念已基本一致。因为长江在下游芜湖至南京段为西南东北走向，此处长江的两岸就变成了东西岸，因此，唐人也常用“江东”指称江南。如李白晚年流落于金陵（今南京）和宣城时所作《江南春怀》：“天涯失乡路，江外老华发。”

景遐东博士总结说：“江南文化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文化的基础之上，经过长期的吸收融合取舍发展起来的重要区域文化。作为南方长江下游的区域文化，她的边界虽然是模糊的，其中心则是太湖、钱塘江流域周围的地区，向南辐射到浙江南部的瓯越，向西辐射至皖南。”

在诸多研究者对“江南”的界定中，李伯重先生的“八府一州说”受到一致认可。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润州（镇江）府、应天（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以及从苏州府辖区内划出来的太仓州。李伯重认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当然，此前已有人提出过“江南六府”之说，这“六府”指的是苏州府、常州府（含无锡）、湖州府、杭州府、淞江府和嘉兴府，这些地区在唐宋以后因经济的发展繁荣已在全国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因而备受国家倚重。嘉靖年间嘉兴府海盐县人郑晓，在他的著作《今言》中，就是以上述地区来界定江南的。当时，朝廷甚至有人建议在最富庶的苏南浙西北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将其称为“江南腹心”。因为镇江南京一带，靠近苏常又地处长江以南，经济也相对较好，后来被归入江南也理所应当。此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的版图也有所变化，但“八府一州”作为江南的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再也不曾改变。正如学者梅新林所指出：“尽管江南区域版图常常处于游动之中，但其核心区域在长江下游的三角洲地区，这一点从来也不曾改变。”

核心区域确定后，变化调整也还是有的。比如，后来在“八府”之外又加上了明州（宁波）府、绍兴府，形成了“江南十府”之说。再后来，更有人将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基本一致的扬州、徽州以及南通的一些地区也纳入江南地带，形成了所谓“十二府”的“大江南”的概念，从而构成了由长江下游、大运河、太湖以及新安江、钱塘江、杭州湾水系构成的文化地域。因此，对江南文化进行细分后，在这一区域的文化除吴越文化之外，至少还有金陵文化、淮扬文化、徽文化等亚文化。

武德三年（620年），唐朝在上元（今南京）置扬州，曾一度统领长江以南的金陵、句容、丹阳、溧水、延陵（今常州、江阴、丹阳等吴地沿江一带地区）、溧阳等县，因此历史上也把实际上地处江北的扬州（六朝时的广陵）归入江南。事实上，最早的“江南”恰恰是以扬州作为标志的。早在隋朝，年轻的隋炀帝南巡时就曾写过《江南好》的诗词，那大概是在诗歌史上最早出现的“江南”。唐代诗人杜牧在《咏扬州》一诗中也写道：“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由此看来，长江这道天堑早就不是划定江南的唯一边界了。

二

研究方言的学者们，主要站在语言学的角度去考察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南方方言区，他们认为，“方言”是判定是否属于江南的一个重要依据。这样，同操吴语的苏南浙江包括上海，自然是江南的核心区域。当然，这种划分并不十分严格，因为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宋廷南迁而导致的三次北方贵族、世家、民众的大规模南渡，以及太平天国战乱导致的大移民，使得这一地区的语言也不断在发生着变化。

地理学家一向以长江划界，而在气象学家眼里的江南，却越过了长江直抵淮河，那么，他们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当代地理学家林之光认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湖北宜昌以东的大片地区都是可以划入“江南”的。他的依据是，这一区域在气候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梅雨”。他认为，有梅雨的地方都是江南。 梅雨出现在江南地区的春夏之交，气象学家的解释是：梅雨是每年六七月份出现的持续阴雨的气候现象，由于此时正是江南梅子的成熟期，故称其为“梅雨”，这段时间便被称作“梅雨季节”，民间也称“黄梅天”。

然而，地理学家、气象学家们划定的“江南”，显然并不是大众心中的江南。每当人们说起“江南”二字的时候，她早就从一个普通名词变成了一个特指的专有名词。事实上，“江南”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又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江南”更多是一块由民意划出的地域，寄托了人们对美好、富裕、精致、诗意生活的无限向往。自古，这里就是世家望族、文人墨客们心仪的理想家园，气候温润，富庶安逸，景色如画，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在这里退可以独善其身，达亦能兼济天下。

不知从何时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便流传于全国各地，简单而直白地道出了国人对于“江南”的天堂情结。在这个意义上，江南就是人们心中的“理想国”，就是美好的“乌托邦”，就是众人心中的“桃花源”。她寄托了古往今来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没有特别的宣扬，也无需刻意的粉饰，在这场无意间形成的地区选美大赛中，被众人推举出来的这一朵“国花”，无疑就是“江南”了。

三

江南，这片充满魔力的土地，在样貌和精神上有着自己独有的特质。“美”与“富”似乎是最不争的事实，江南不仅是“山泽淑灵”，且为“东南财赋”之地，更重要的是因为“美”与“富”带来的“人文蔚起”。康熙在首度南巡之后写下的“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的诗句，清晰地道出了江南给这位皇上留下的深刻印象。显然，在康熙眼里江南不仅物产丰饶，而且人文昌明、才俊辈出。从晋朝流传的民谣“永嘉世，九州空；余吴土，盛且丰”，到唐宋时人人能吟的“苏湖熟天下足”，自古以来，江南就一直是经济繁盛、人杰地灵的代名词。自东晋开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到唐代中期时江南已成为朝廷最倚重的产粮基地，为朝廷源源不断提供着支撑整个国家的财赋与资源。

但仅仅用美丽富饶来形容江南还远远不够，在古代历史上，“江南文化的‘诗眼’，使其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更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问题，基本没有触及。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 笔者非常赞同刘士林教授的观点，在中国，谈江南文化，绝对离不开“诗性”问题，“只有解释了诗性与审美如何从实用文化中挣脱与解放出来”，才能真正读懂江南文化。他认为：“在江南文化的历史中，有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江南精神的；只有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的审美精神觉醒之后，江南民族才启动了从野蛮到文明、从本能到审美的升级程序，进入到一个全新版本并具有半壁文化江山的意义。”

江南是诗性与艺术的指称，美不胜收的自然环境，不仅成为人们首选的宜居之地，也是“人生只合江南老”的人生愿景和“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江南的美是温山软水和宏阔气象的自如收放，有时恢宏繁复，如黄公望笔下的富春长卷，徐扬笔下的繁华姑苏；有时也很精致入微，如李流芳画里烟雨朦胧的横塘，戴望舒诗中淡烟疏雨的小巷。

与其他地域的文化不同，江南是一片具有十足审美意味的江南，雨打芭蕉，风叩门环，梅窗望月，曲水流觞，作为南朝文化的产物，充满了超越物质层面的诗性精神，造就了中国文化大系统中充满审美意味的文化板块。正如文化学者刘士林所指出的，“江南本身是南朝文化的产物，它直接开放出中国文化‘草长莺飞’的审美春天，在其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但由于它自身天然独特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因而才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审美精神觉醒，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同时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 “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在的精神历程之后，一种不同于北方道德愉悦，一种真正属于江南文化的诗性精神，才开始在血腥的历史风云中露出日后越来越美丽的容颜。……在它的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使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结构中出现了一种来自非功利的审美。” 他进而认为，“如果说北方文化是中国现实世界最强有力的支柱，那么江南文化则构成了中国精神生活的脊梁” 。

从江南文化的内核去审视，可以发现这种审美的基调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面是偏于感性、温润、恬淡、超脱的“诗性审美”，而另一面则是倡导经世致用、务实坚韧的“实用理性”，表面看二者似乎矛盾对立，然而却十分和谐地融于一体。这种文化传统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维度——政治、经济、学术、宗教、文学艺术以及生活取向，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这种交错互融的“诗性审美”与“实用理性”的文化精神。因为诗性，所以浪漫精致婉约，因为经世致用，所以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江南的文化是刚柔相济的文化。恰如最锐利坚韧的吴钩越剑和最柔软华丽的丝绸都产自江南一样，“刚”与“柔”的对立两极是如此自然、又如此恰到好处地交融于一体，令这种文化灵动鲜活，进退自如，并能各取所长，各尽其用。梅新林教授用“剑”与“箫”来比喻江南文化所具有的刚柔两极性格。 认为江南文化既有好剑轻死、血族复仇的尚武精神——“剑”的精神，也有柔婉悠扬的“箫”的气质。他在龚自珍的一系列诗中，发现了许多“剑”与“箫”的奇妙组合，比如《漫感》一诗：“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诗词表达了作者仗剑从戎、赋诗忧国而又难以有所作为的慷慨悲叹。他认为“剑”与“箫”是龚自珍许多诗词中的一对核心意象。如《湘月》一词中的“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和《丑奴儿令》中的“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再如《秋心三首》诗中的“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己亥杂诗》中的“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以及《又忏心一首》中的“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等等。与“剑”相连的是壮烈、阳刚、豪放、英气……而与“箫”相连的则是灵性、柔美、温婉、缠绵……二者一刚一柔，互为映衬，构成了江南文化对立而又和谐的文化个性。古诗中，“剑”常常被用来喻指“抱负”，如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剑”，而“箫”常常用来喻指文心诗魂，由此构成了一组“壮怀报国之剑气”与“幽情赋诗之箫心”的奇妙文化意象。这种内“剑”外“箫”的文化性格，正是江南文化兼容并包、外柔内刚特质的鲜活比喻。

梅新林教授颇有创意地用内“剑”外“箫”的比喻，指陈了江南文化精神的共性特点。他还认为，从春秋时期到六朝时代，江南文化精神经历了一个逐渐从“剑”到“箫”的历史性的转型，在这个缓慢而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也同时实现了内“剑”外“箫”的历史性重构。表面看，从“剑之刚”转变为“箫之柔”，是“箫”（柔）取代了“剑”（刚），实际上是一种“剑”的价值分化，是内“剑”外“箫”的精神重构。事实上，发源于远古吴越本土的“轻死易发”“重剑轻死”的勇武精神作为文化原型和精神基因，依然在江南人的血脉中潜伏承传，从未中断。每当风暴来临、时局巨变，这种尚武文化的精神基因就会被迅速激活而迸发出耀眼的光辉，比如江南人后来在经济改革探索中所表现出的胆气。

徐茂明教授对吴文化“外柔内刚”的特点，也曾有着精彩的阐释，他认为江南文化在儒雅外表之下隐含着更深沉更强烈的“刚”的文化性格——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对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执着追求，在民族危亡之际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在政治腐败、国是日非年代的热情，在经济领域中的开拓进取精神，等等。 回溯历史，暂且不论东林、复社文人群体前仆后继、反抗专制的铮铮铁骨，即便如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张旭、冯梦龙等一应江南才子，也是放浪其外，傲骨其中，具有强烈的反传统、反权威的意识。尤其是在近代反清运动中，古越绍兴人蔡元培、章炳麟、徐锡麟、秋瑾、邹容等光复会中坚力量，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斗争方式，也隐约可以听到远古吴越尚武精神的回响。

有一种说法足以概括江南文化的品格，即所谓“如玉”的性格——温润其形，刚健其心。作为江南文化的代表，杭州的城市性格似乎是颇有说服力的佐证，这座美丽的城市兼有温婉飘逸和刚健沉郁的双重内蕴，晚明士人曾说杭州是一座兼具“红粉心”与“节侠气”的城市。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相契合，浪漫传说中的白娘子、苏小小、冯小青们，不断涂抹着杭城文化婉约、浪漫、多情的一面，而岳王庙、于谦墓则带领人们去认识什么是江南的刚健不屈、方正豪放之风。

江南文化的魅力是伴随其成长、成熟而逐渐释放，并不断为人所认识与肯定的。江南所独有的自然和文化魅力，投射在华夏史册上，写满了北方士族的南迁之旅和“江南文化”的北漂轨迹。从西晋末年因“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引发的晋室南渡，到盛唐时因“安史之乱”八年战争造成的北人大举南迁，再到汴梁陷落，北宋徽宗、钦宗父子被掳的“靖康之难”而导致的包括赵构在内的皇室宗亲、世家臣民的迁徙大潮，华夏历史上的每一次逃亡似乎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江南。北方的豪门世家、大族小民因战乱而数度南迁多达数百万人，来了就再没有回头。另一方面，那些北方发展得较好或比较富裕的地区，被冠上了“塞北江南”“塞外江南”“邹鲁小江南”的称谓，唐宋以后国人对江南的由衷赞誉，也是“江南文化”影响不断突破地域阻碍，文化魅力不断延伸的结果。

四

江南的历史，脱胎于远古时期的勾吴古国。

位于无锡东部的鸿山西半坡，有一座大墓被称为“江南第一古墓”，墓主人就是被人们奉为“开发江南第一人”的泰伯（太伯）。而鸿山西侧不远处的梅村，据说古代时被叫作“梅里”。梅里是泰伯奔吴之后的居住地，勾吴部落的好几代首领都居住于此，但人们仍习惯称其为“泰伯家”。

因为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述勾吴古国缘起兴衰的《吴太伯世家》被列在了“世家”系列的第一篇，因此在泰伯陵墓的大门上镌有“世家第一”四个大字，国内史学界亦有“南方第一家”的说法。

在《吴太伯世家》这篇讲述近古吴国历史的传记中，大致可以追溯到江南的源头：

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

这段历史记载告诉我们，3200年前，因为生活在周原 的周部落的首领——周太王希望将王位传给最中意的第三代接班人姬昌，于是就决定将王位先传给姬昌的父亲、他的第三个儿子——季历。按照传位祖制，王位继承权非长子太伯莫属。但是，这位最有资格继位的长子太伯毫无异议，在权衡了利弊之后，他主动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并且，为了给三弟季历顺利继位铺平道路，他还带走了同父同母的大弟仲雍。

《史记》中的周原，即西周故地，位于今天陕西宝鸡的岐山、扶风一带。当时的“周”还只是一个部落，周族的先祖古公亶父率领部族为逃避战乱由豳地迁居于此。周原，也被誉为“青铜器之乡”，在历次考古中屡有重大发现，出土了大量国宝级青铜器，数量之多为世所罕见。这些青铜礼器，都昭示了周礼仪制度的完善和文化的绚烂。然而，那时的江南还是一片荒蛮之地，在北人眼里被视为“荆蛮”之地，文化经济水平远低于北方。泰伯、仲雍兄弟俩，千里迢迢南奔至此，构筑了一个“三里又二百步”的夯土小城。为了得到当地土著先民的认可，他们卸下峨冠博带，脱下华服，学着当地土著的样子“断发文身”，安居下来。

从此，这片陌生而肥沃的土地成为周文化新的耕耘传播之地。在这里，泰伯率领众人筑城避祸、汇通百渎，传播农耕技术和文化礼仪，这对来自文明地带的兄弟，很快便受到了当地土著的拥戴，根据“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的记述，泰伯开创的这个勾吴部落至少在万人以上。泰伯的让王之举在历史上备受赞美，不仅使周部落顺利完成了权力的交接，后来姬昌果真成为一代贤君——周文王。同时，泰伯也为自己开拓了一个新的发展空间，成为另一片土地的新主人。向来不愿褒扬他人的孔子也不得不说：“太伯可谓至德也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东南一隅的蛮荒之地，一个新的部落就这样诞生了。这便是后来延续了600多年历史的勾吴古国的雏形。

当勾吴国的历史翻到第五代王周章的那一页，广袤的中原大地上，周武王正率领着八百诸侯组成的联合大军，挥戈奋蹄，东征灭商，合力翦灭了延续了同样有600多年的商。由此开启了一个由“周”独霸天下的时代。

被尊为天子的周武王，在重新分封天下时，没有忘记族人中还有一支远迁东南、偏居一隅的周人后代，遂将勾吴首领周章正式封为一方诸侯。如果说，此前的“勾吴”不过是一个蛮夷部落，而此后的“勾吴”则已正式跻身诸侯之列。

然而，这时候的“勾吴”，在诸侯们眼里，仍不过是一个幼小而贫弱的东南蛮夷，在天子之下的“公、侯、伯、子”的国家序列中，勾吴王也只是一个“吴子”，无论军事、经济、文化，都微不足道。然而，谁也不曾料到，500多年之后，这个并不被看好的东南蛮夷，却突然崛起，从一个小国、弱国迅速成长为叱咤风云、威震一方的“中原五霸”之一，成为当时世界上除了楚国之外，与晋国并列的世界第二大国。灵活、开放、机敏、善学、图强好胜的文化精神不断推动着古吴国一步一步走向了历史聚光灯下的前台。

在勾吴鼎盛的阖闾时期和夫差前期，吴国的核心区域依然是今天苏南、浙西北的环太湖流域，与今天的江南几乎完全重合，但其疆土所及已远远超越了这个版图，其边界东抵大海，南至钱塘，向西不仅囊括皖南、江西，向北甚至跨入了齐鲁之境。

五

如果说，勾吴古国只是江南远古的前奏，那么，拉开江南这首恢宏交响乐序曲的，该是那位隋炀帝了。

隋开皇八年（588）的冬天，刚满20岁的杨广受命领衔50万大军，发兵平定南朝的陈国，在占领建康（今南京）、生擒国王陈叔宝夫妇后，他率部匆匆返回隋京。这一次，是隋炀帝与江南大地的第一次因缘邂逅。

两年后，身为太尉的杨广调任扬州总管。在扬州他安抚民众，任用人才，长达15年的滞留，让这位中原皇族少年与江南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在他心里埋下了最终令他致命的江南情结。

公元605年，37岁的杨广正式登基了。他一面大兴土木营建大隋东都，准备迁都洛阳，一面又下令开凿运河、打造龙舟，多情地遥望着江南。作为中原大地养育的一代雄主，他必须回归中原故土，但作为有着扬州情结的风流才俊，与江南的情缘却挥之不去。在这首《江南好》中，他写道：“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但存颜色在，离别在今年。”即便是身陷政治的征伐之中，他的诗中仍透露出风华少年的依稀眷恋。

这位对江南情有独钟的帝王，从登上王位到被逼自缢，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13年。虽然时间不长，他却三度南游扬州，并留下了诸多诗篇。显而易见，江南情缘不断撩拨着这位“美姿仪，少聪慧”的年轻帝王的心弦，从《夏日临江》到《春江花月夜》，在这些歌咏江南的诗词里，我们看到的分明是一代王者对江南热土的挚爱：“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江月去，潮水带星来。”“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这首《野望》所描绘的清幽而辽远的意境，在后来的唐诗宋词中随处可见，或许，正是这位隋炀帝开启了唐宋诗词描绘乡野景物之先声？

这位心系江南、无心北归的隋炀帝，死后竟是如此凄凉，以床板为棺，被偷葬于江都宫的流珠堂下。后又改葬于扬州的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直到唐朝平定江南之后，于贞观五年（631年），才以帝王之礼将隋炀帝重新迁葬于吴公台北面的雷塘（位于今扬州北）。不肯离别江南的隋炀帝，就这样以他自己的方式永远留在了江南。

短命的隋炀帝却开凿了长长的大运河，运河从古流到今，成为他留给江南的最佳馈赠，也令这片他眷恋的土地受益无穷。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以隋都洛阳为中心分为三段，南抵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北京），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南接淮水，邗沟则北起淮水南岸的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从京口（今镇江）到余杭的运河南段，正是在那个时候，被明确称作了“江南河”。

“江南”的称谓显然来自江北。中国的黄河两岸有河南、河北，洞庭湖两边有湖南、湖北，太行山两侧山东、山西，偏偏到了长江却只有江南，而没有了江北。学者认为，这是因为文明是由西向东、从北向南逐渐推进的，“江南”的称谓是站在江北的视角“向南看”的结果。的确，比起北方，江南是继起的、后发的。北方对江南的文化渗透和影响，有时温良和煦，如春风化雨。泰伯奔吴，晋室南渡，包括唐宋时期的世家豪门的大规模南迁，都不仅促进了江南的发展，也让东南原生文化与中原黄河文明有了跨越时空的相遇。然而，这种渗透有时也伴随着哒哒马蹄与刀光剑影，北方胡人一次又一次大规模南下，然而，辩证地看，也成为中原文明向江南推进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原文明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激烈冲突中，每每总把江南作为了回旋生息之地。每当北方的游牧民族挥师南下，中原政权无法抵挡时，总是跨越长江避难，江南就成了一片偏安之地。西晋的“永嘉之乱”是这样，北宋的“靖康之耻”也是这样，甚至连皇帝都被掳走，但国家和文化还能照样存活，全赖有了江南。

江南是中华文明的“避难所”、大后方，也是难得的精神家园。中华文明就像候鸟，每当严冬来临就迁徙到了江南，而当春天来临时，又飞往北方。中原人在与北方胡人的拉锯战中，正是靠着退居江南，得以休养生息而羽翼再丰。中华文明五千多年来能够绵延不坠，正因为我们有了江南。

六

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历史，江南的崛起也离不开来自北方力量的推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不断骚扰、破坏中原文明的同时，也推动了北方人才、资源、财富的南下，尤其是发生在晋、唐、宋三个朝代的三次大战乱，都引发了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促使大批北方士族定居江南，为江南的崛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第一次北人南渡，发生于西晋末年。公元291—306年，司马氏同姓王之间为争夺中央政权而爆发了长达16年的内乱，史称“八王之乱”。西晋永嘉元年（307年），琅琊王司马睿听从北方贵族王导建议，明智地退出了北方纷争而率宗亲南迁建康。其时，北方游牧民族势力猖獗，挺进中原。永嘉五年，匈奴在攻下洛阳之后，掳走了晋怀帝，迫使大批宗室世族陆续南迁。316年，愍帝被杀，西晋灭亡。318年，司马睿在建康宣布东晋政权建立。这次发生在永嘉年间的移民潮在历史上被称为“晋室南渡”或“衣冠南渡”，据史学家统计，至少有90万北方贵族与平民跨越长江，移居江南。

南京的长江路上，那座由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六朝博物馆，馆内常年游客络绎不绝，人们每每来这里探寻那些被湮没于历史烟尘中的城市前世。从东吴、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长达300年的历史，在这里可以寻到些许踪迹。南京，有着建康、金陵、秣陵、建邺等许多古称，因为东吴、东晋、宋齐梁陈政权的先后建立，逐渐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从东晋至南朝，是江南的经济、文化崛起最快的阶段，玄学、佛学与江南本土道教发生了融合际会，建康因此而成为当时佛教最盛的城市之一。被誉为“南朝第一寺”的古鸡鸣寺、成为天台宗祖庭的瓦官寺、拥有南方开凿最早规模最大佛窟群的栖霞寺，都始建于这一时期。南朝的齐梁时期，佛寺多达2846所，僧尼82700人，比东晋时期寺院增加千余所，僧尼翻了三倍多。“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既是人们对当时佛教盛况的追忆，也是建康以佛教文化隆盛于天下的佐证。宗教自由发展、文化畅意表达，江南文化在其幼年时期，就呈现出了一种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局面。

第二次大规模的北人南移，发生在中唐时期。唐天宝十四年（755年），朝廷与安禄山、史思明叛军之间发生了“安史之乱”（也称“天宝之乱”）。这场长达近八年（755—763年）的战乱，致使长安周边的大片土地沦为战场，民不聊生，经济受挫，大唐盛世急转直下而步入了漫长的衰退期。此后，藩政割据，其恶果绵延长达200多年。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写道：“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而江南地区由于大批北人士族迁入，世家望族的数量猛增。

第三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年。1127年，所向披靡的金兵终于攻破了北宋的都城汴梁（今开封），徽宗、钦宗两代帝王被掳，北宋由此宣告覆灭。徽宗第九子、钦宗之弟赵构（高宗）幸得逃脱，快马加鞭去洛阳求援，但未及搬来救兵，都城汴梁已破。赵构只得率领皇室宗亲仓皇南逃，一路上形成了无数难民随行的南逃大军。他们跨越了长江天险，继续向南，直至跑到更为遥远的临安（杭州），这才驻足下来，稍事喘息。在山川灵秀、物产丰饶的江南，他们不仅得以休养生息，还建立了南宋政权，使大宋文脉得以延续。这次中原文明的旷世大迁徙中，又有大批江北士族和平民迁居江南，尤其是杭州城内一度满城都是来自京都的汴梁人。默默无闻的杭州，就这样在都城汴梁的沉沦中突然崛起了。

江南园林的兴起，与大批富人的到来有必然的联系，“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那时候的姑苏城，私家园林猛然多了起来。从唐宋时期的《苏州府志》看，那时的苏州富庶繁华已然名满天下。在这座被视为温柔乡的江南都城，古雅精致的私家园林比比皆是，仅府志中所载就有30多座。无论是今天尚存的沧浪亭、拙政园、狮子林、留园、网师园……还是已经消失在历史烟云中的诸多私家园林，无一不是当年权贵士族退隐的产物。

三次北人的衣冠南渡，促使经济、文化、财富、技术、人才发生了大规模的南移，这对北方来说，无疑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打击，然而，它却为江南的崛起奠立了基础，也为江南的发展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原人的南移过程中，江南得到了一次又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正是在这一次次的开发、拓展和提升中，江南日益成熟了，变得风姿绰约，形象鲜明。

2006年，开封与杭州缔结为友好城市，这一举动无疑暗合了两城之间历史上的文化因缘：一个是北宋首都，一个是南宋都城，没有前者的毁灭，就没有后者的新生。870多年前，正是因为那场旷世的士族大迁徙，杭州才得以快速繁华。杭州湿润温软的空气中，一度弥漫着北方的粗犷与豪放，半城以上汴梁人的涌入，不仅使杭州空前喧嚣，经济崛起，在与异质文化的交融中，杭州的语音也发生了变异，中原话与吴方言在这里发生了奇妙的交汇。

尽管有着刻骨的失国之痛，但杭州的美丽与繁华，很快就抚平了北人的思归之心。用心揣摩南宋词人林升的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不乏对北宋覆灭的叹惋，更有对旖旎杭州的心仪。

江南，由此成了温软富贵之乡，也成为无数文人墨客的梦，在他们多彩的笔下，江南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是“春风又绿江南岸”“烟花三月下扬州”的江南；是“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的江南；也是隋炀帝不肯离开、康熙乾隆去了又来的江南。

这个久远而靓丽的江南，与当代语境中的“长三角”都市圈有着大部分的重合。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1982年，国家提出了“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的宏大战略设想，当时划定的城市为上海、苏州和杭州。1983年这一区域扩大，纳入了江浙两省的无锡、常州、南通、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至90年代，这个版图再次扩大，又扩充了南京、镇江、扬州、泰州、绍兴、舟山等城市。2003年，浙江的台州市作为加入长三角城市圈的最后一名成员，使得这个城市圈成为拥有16座城市的大型经济圈。作为优势突出、发展得最为出色的城市经济圈，长三角在整个国家经济、文化框架中的意义举足轻重。而这个经济带的基本轮廓，正是明清时期就已经明确了的江南地区。

今天，这些城市已成为一个比以往任何时代联系都更为紧密的经济共同体，承担着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示范区”的重要使命，而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不仅在历史上铸造了古代江南地区的繁荣辉煌，也将在深层次上影响着长三角区域未来的发展。 8v/A2ZTx9V7SsWhHzTOriD29+l8ZAI5fM9UITN9Ofi9o4waBNic1KdZU4YIlT2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