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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对我们今天的城市有着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城市模式发源于宋代。
在唐及以前的中国，城市商业区与居住区各自封闭管理，酒楼、茶肆、店铺、市井、叫卖……这些在宋代以前的城市并非没有，但那是在有限制的时间和空间内存在的。豪华的亭台楼阁以前也只是建在皇宫里，豪华的酒楼茶肆沿街林立形成街景，被市民广泛享受，只是在宋代城市才开始出现。
我们现在的城市街道前店后厂、店铺林立这种开放的城市格局在宋代以前是不允许存在的，我们城市今天的许多“模样”都是从宋代流传下来的。
商店、酒家、民居、机关单位杂处交错形成街道，这种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城市模式起源于宋代；逛街购物、游园散步、吃早饭、宵夜……这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起源于宋代的城市。
今天城市的样子是从宋代开始的，现代城市最主要的构架——街市、夜市、早市，形成于宋代。
这些历史不仅有文字记载，也有考古发现为证。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以“城摞城”闻名的古城。由于黄河是高过地平面的悬河，古代无法完全控制河水泛滥，开封在古代曾经遭受过数次严重水灾，于是城市顷刻间被整体淹没；水灾过去后，那些不愿意离开故土的人在原地建起了新的城市，多次河水泛滥，开封城多次重演整体淹没的历史。现在从考古挖掘出的多层古城遗址中可以看到，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一层城市与另外一层城市以及与今天开封市的南北中轴线重合，一层城市与另外一层城市多处出现道摞道、墙摞墙、市场摞市场的遗址。
宋以前的城市，街道是存在的，但是出于控制管理老百姓和皇室贵族安全的目的，街道的两边不准有经商的店铺以及民居，只特许相当级别的少数官员在路边建房，其余的百姓大众被圈居在某几个集中的地方，他们买卖东西在另外某几个被圈定的地点——宋以前的城市实行的是居住区“坊”与集贸区“市”分离的管理体制。这种坊市制，相对于以前严密封闭的城市管理是一种进步和解放。
自秦朝统一六国以来到唐朝，我国古代城市基本上是严密封闭的结构。在隋唐以前的城市中，城内居民是以封建统治者为主，一般市民、手工业者、商人则集聚城外，为了便于统治和安全，全城实行封闭管理，在这样的城市布局中，始终是封建统治者占据城的中心。
从隋唐开始，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交易的繁荣，部分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开始进入城内。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规定城内的居民和市场要用围墙圈起来，市场定时开关决定权在政府。如唐代长安城内，除皇宫被封闭，居民被分住在100多个被称作“坊”的区域里，另有三两个称作“市”的商业区；规定不准朝向大街开店设铺，市门开闭的固定时间为：日中击鼓200下开市，日落前击钲300下散市。
但是，随着城市、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坊市制由发展动力变为阻力。
坊市制没有完全破除城市被高墙阻隔的封闭状态，城市内部居住区、商业区各自封闭，在时间和空间上既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也给市民生活带来不便。
在坊市制的城市内，坊与坊之间、市与市之间有大道连接，但这些大道两旁没有商店，也没有普通的市民，只有三品以上的高级官僚府第才能临街开门。如果称这些大道为“街”的话，在那样的街上看不到今天大街上的繁华、喧闹，也听不到宋代城市街道上的叫卖声、吟诵读书声，当然更没有宋代繁华都市大街常见的车水马龙。
那种坊市制的城市管理体制就像现在的军事管制区，人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受到诸多限制和极大的阻碍，在那样的城市里逛街、逛夜市，就像今天说“逛”火星、“逛”月球一样还只是少数人能够做到的。
人们在物质并不丰富的情况下可以暂时被抑制、被管理。一旦商业交流发达、贸易繁荣，人们对各种利润以及享受的需求被激发出来，这种“圈养”式的坊市制管理肯定不合时宜，人们会以各种方式解脱这种人为管制。唐宋时期生产技术的发展，使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产品以及各种商品交易需求增加，坊市制遭受到人本性的反抗，那种圈养式的城市模式必然被新的模式所取代。
随着生产的发展、商业交换需求增多，从唐朝后期到五代后周时期封闭的街道管理开始受到冲击，大街上不断出现民舍，政府不准在“市”外摆摊做买卖的现行管理规定被小商小贩破坏，商铺冲出“市”的限制，一点点向外扩展、向大街小巷延伸，住家的百姓也随着商铺的发展来到临街区域聚居而不只是住在坊间。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增大、人口不断增多，唐中期以后，坊市制有所突破，但北宋初年都城东京基本上保持古代的“坊”“市”分离管理模式。
“坊市制”的完全崩溃是在北宋中期。
随着宋代生产、经济、商贸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人们对夜市的需求、人们对商铺方便性的要求大大提高，人们愿意自由自在地在城市交通方便的地方买卖、居住，而不是在规定的时间才可以买卖、在规定的地方才可以居住，这是一种管理者堵也堵不住、管也管不了的力量和愿望。市民由硬性冲撞官府的“法规”到形成既成事实，坊市制逐渐破落、瓦解，临街店铺、夜市、商业街等近现代城市街区终于形成气候。
到北宋中期，城市里所有通衢的大街小巷都成了市场，都有商店、酒家、住户，夜市、临街店铺在宋朝逐渐变成既成事实。
市民走出了不同于以前城市生活的“创新”道路，坊市制被彻底破坏。面对这样的情形，与其强令禁止，不如顺势而为，宋代皇室开始进行改革，面对坊市制的节节崩溃，不再明令禁止临街经营，这使布满大街小巷的商铺成为既成事实后取得合法地位，最终形成商业街；商业街代替了原来划定的固定商业区域——“市”，以前意义上的里坊也不再是封闭的居住地，变成了单纯的行政管理单位。
坊市制的取消，明显对一般市民、手工业者、商人的生活和生产有积极意义，为他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就城市而言，坊市制的取消打破了城市封闭的空间结构，使街市发展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进而带动城市工商业的繁荣，给城市发展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
“坊”与“市”的限制失去意义，坊市制由松弛裂变到完全崩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世界级繁华都市的成长——北宋都城东京。
在这里，酒楼、茶肆、店铺等豪华建筑沿街林立，市井叫卖、车水马龙形成街景。
在过去，中国城市人最多、最气派的交通要道非皇宫门前的御道莫属，所以，宋代城市的酒家、商铺不仅开设在交通要道上，也开到了宋代的“天安门”前，形成了人气旺盛的“长安街”。
东京皇宫门前有五条大道，正中间大道不准摆摊设点，这是体现皇室等级特权的专用“御道”，一般情况下禁止行人车马通行，开了店摆了摊也没有生意。御道旁是种植荷花的两条水道，供运货船直接到皇宫，水岸边有绿化，交错种植桃、李、梨、杏等花果树，两条水道的旁边还有两条陆路，称御廊，御廊安装一排红漆栏杆，划出左右两条人行车马道，御廊边上才是店铺、摊棚、民居以及官署，这条御廊即人们俗称的御街。
这条宋代的“长安街”长达十余里，御街上不仅有尚书省、御史台、开封府等官署，也是当时著名的商业街，御街上“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京梦华录》）。
御街上平时人来车往，节日里更是热闹非凡，各种吃的、穿的、用的、玩的物品一应俱全，过往的人、车络绎不绝。宝马雕车被卖花的流动摊贩拦住促销时，便可引得街道发生交通堵塞。
贵客钩帘看御街，
市中珍品一时来。
帘前花架无行路，
不得金钱不肯回。
这是宋朝姜夔描写元宵节游御街的诗。珍品，这里指做工精美的各种元宵，也指代商品。作者坐在车上突然感到车没有向前走动，挑帘一看，眼前人、货、车堵得水泄不通，在店铺错杂、百货罗列的御街上，元宵节的夜市上，不但有经营花市、鱼市、金银漆器等的忙碌的商人，更有夜游的男女老少，这里红烛通明，火树银花，店铺喧闹，游人拥挤。一个卖花的小贩拦住作者的轿车，趁着节日的欢喜气，非要轿车上的人买几枝花才肯让路，“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卖花的拦车叫卖虽然堵了路，但是让坐在车里的贵客也切身感受到了节日热闹的氛围。
在宋代，商业活动不仅突破空间的限制，在大街小巷、园林郊游场所空前繁荣，而且也突破了时间的限制，出现了夜市和早市。同今天夜市大多把饮食业设在闹市街区或老城区一样，当时的夜市也把饮食业设在皇城外面的里城区，以及酒楼、娱乐业所在的街道，夜市入夜开始，至次日凌晨两三点结束。但最热闹处的夜市和节日夜市，则通宵营业。
随着人们生活的需要，早市也应运而生。早市除了饮食业，还有农产品等货物的贸易。数量庞大的商铺和居民所需消耗的衣、食、住、行、游、乐等服务和产品，有许多货源得依靠早市。就像《清明上河图》所画的那样——早晨，汴河旁郊野的路上，商人赶着一队队毛驴驮着煤炭、布帛、珠玉、茶叶、水果等物品正在向城里走去；汴河上，一艘艘货船正在搬粮卸货，有船工正在船舱内忙碌；汴河虹桥上下酒店、商铺、摊点各忙其事。
除街市、夜市和早市外，还出现了现在我们熟知的经常性开放的定期集市和专业集市。专业集市分为面市、肉市、竹竿市、马市等，类似现在的汽车市场、调料市场、建材市场等。
当时的定期集市，在东京主要有相国寺庙会，每月五次开市，出售土特产、日用百货等本地和外地商品，寺内庭院可以容纳万人。庙会期间人山人海，除了吃饭、购物，各种杂技、戏曲、游乐也夹杂其中，这种集购物游乐于一体的大型庙会，开古代城市庙会先河，在现代城市商贸中心也随处可见。
那些早市、夜市、街市，驱动宋代城市的繁华，那些流传至今的早市、夜市、街市，也仍然在驱动当代城市的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