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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不能使城市立刻显示出分量，不能够使城市立刻产生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但是包容可以使城市产生吸引力和引导力。城市的包容和理性，可以使人乐居和产生希望；城市的包容和理性，可以使城市接受更多的“文明输血”，带来城市的创新和发展；城市的包容和理性，无疑也促进了市民个人的包容和理性。
自公元1500年以来，世界头号大国从荷兰变为英国，在20世纪，从英国变为美国。回溯这些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以阿姆斯特丹、伦敦、纽约为代表的大都市所具备的包容和理性气质，不仅使它们所在的国家受益，也使这些城市因为接受“文明的输血”充满创造力，立于世界著名都市之列。
这些城市的包容，体现在吸引资金和人才时的开放和容忍。对新兴的资产阶级而言，许多封建时代的宗教、信仰不为他们所信，但是为了资金和人才，为了自身的发展壮大，他们可以妥协、包容，或者对那些宗教、信仰部分地加以改造并为自己的发展所用。
阿姆斯特丹曾经接待欧洲所有的难民，无论他们是遭受驱逐的葡萄牙人、犹太人，还是将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威混为一谈的来避难的法国新教徒。这些人大多是手工业者、银行家和知识分子，这些人也是那个时代城市发展需要的人才。
英国在从荷兰夺得大国地位前，已经受益于这个邻国的“文明输血”：荷兰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证券交易市场、金融管理的规则制度以及那些现代经济高速运行的许多基本元素——比如以契约为基础的诚信系统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经济上的创新发展也推动政治上的发展创新。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的利益必须用有利于他们的制度才能得以保证，而他们遇到的强大敌人是封建社会遗留的特权制和等级制，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皇权思想和宗教观念。打破封建社会遗留的特权制和等级制以及与这些制度相适应的皇权思想和宗教观念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保证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合理合法，是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紧迫任务。洛克、孟德斯鸠等一批政治思想家将他们充满理性和人性的民主、法制的专著发表于世，进而推动了英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精神的发展。
但是，伦敦并不是只欢迎经济技术人才、政客，伦敦也对哲学家产生吸引力。比如伏尔泰，他在伦敦居住时读洛克的《论宗教的包容》，后来他写出《论包容》，以此向洛克致敬。
同样，美国在成为大国的过程中，也从欧洲，特别是英国那里承袭了才干、技术、科学和企业精神等方面更优秀的因素而变得闪闪发光。不仅如此，美国在停止对英国人的依赖而独立建国时，也从英国那里继承了制度精神——一种比单纯的技术转让更有意义的“文明输血”。
从西方人留下的记述中国的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西方不断被中国魅力所吸引之处——古老中国文化中体现的礼仪、自省、和谐。从早些时候的传教士到后来的作家、旅行家、记者等，他们在北京的某个四合院里，在上海的某个租界里，感受到这里的生活与西方完全不同。他们把自己吸收的中国文化传回西方社会，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陌生而又亲切的场景：他们会以国家的名义给孔子过生日，他们也流行儒家的经典语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
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离不开包容和理性。改革开放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想继续追寻美好的生活和更宜居的城市，那么，坚持思想观念上的包容和理性必不可少。
如果因为包容我们有了发展的机遇，让我们继续包容；如果因为发展，我们冷漠了包容，让我们坚持包容。
包容，不仅要对外来的好东西开放、包容，也要对自己传统中的优秀文化开放、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