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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对大学生道德观状况从四个方面的维度开展研究，一是对诚实守信的态度，二是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三是对爱岗敬业的态度，四是对孝老爱亲的态度。并从个体自然因素（性别）、学校教育因素（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家庭背景因素（独生子女状况、儿时父母外出务工、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三个方面来探索大学生道德观的差异源。具体调研结果及差异分析如下。
课题组通过对“一些大学生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按期归还国家助学贷款款项”“为了获得一个职业或者荣誉而夸大自身条件的做法”3个负面问题和“需要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1个正面问题共4个问题入手，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5”依次代表“完全不认同”至“非常认同”，负面问题采用反向计分。继而进行均值分析，考察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平均得分为4.251分，反映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整体认知状况较好。93.5％的大学生认同高校需要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其中有71.6％表示非常认同，平均得分达4.606分。说明大部分大学生认可建立个人诚信档案的重要性和意义。但要注意的是，对于“一些大学生考试作弊、论文抄袭”“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按期归还国家助学贷款款项”“为了获得一个职业或者荣誉而夸大自身条件的做法”三题的认同率分别为13.3％、9.4％和15.9％。还有一定比例的大学生群体对此认知存在不确定，尤其是“一些大学生毕业后不按期归还国家助学贷款款项”有15.6％的大学生存有徘徊心态（见表2－1）。这充分说明大学生群体对诚实守信道德品质的认知和实践还存在一定的偏差。
表2－1 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
为进一步分析大学生诚实守信状况的影响因素，课题组将大学生诚实守信状况作为因变量，与性别、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独生子女状况、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儿时父母外出务工、奖学金经历、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自变量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具有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大学生群体的诚实守信状况存在显著差异。
（1）个体自然因素差异分析
数据显示，性别不同的大学生群体对诚实守信的认知状况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2）。
性别因素。以性别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性别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t＝－6.975，P＜0.001），虽然总体差别不大，但女大学生均值得分更高。
表2－2 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的均值比较
（2）家庭背景因素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群体的诚信养成也产生重要影响，具体体现在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见表2－3）。
表2－3 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的均值比较
（续表）
入学前户籍因素。以入学前户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入学前户籍状况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4.032，P＜0.001）。来自地级市的大学生得分最高（4.371分），其他依次为来自直辖市的大学生（4.370分）、县城（县级市）的大学生（4.358分）、农村的大学生（4.247分）、省会城市的大学生（4.191分）、乡镇的大学生（4.138分）（见图2－1）。
图2－1 入学前户籍不同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的均值得分
家庭类型因素。以家庭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性（F＝6.357，P＜0.001）。得分上，重组家庭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态度得分最高（4.292分），其他依次为双亲家庭大学生（4.267分）、孤儿（4.237分）、单亲家庭大学生（4.163分）、祖辈抚养的大学生（3.724分）。
父亲职业类型因素。以父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0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父亲职业类型状况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性（F＝4.289，P＜0.001）。得分上，父亲为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大学生群体，对诚实守信的态度的均值得分最高（4.378分），此后依次为其他（4.285分）、公务员（4.276分）、工人（4.262分）、农民（4.253分）、个体户（4.246分）、教师（4.072分）、军人（3.567分）。
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以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母亲职业类型状况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性（F＝2.563，P＜0.05），得分上，母亲职业是企事业单位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态度得分最高（4.350分），接着依次为其他（4.282分）、工人（4.276分）、个体户（4.266分）、农民（4.244分）、教师（4.231分）、公务员（4.188分）、军人（3.769分）（见图2－2）。
图2－2 不同母亲职业类型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的均值得分
父亲文化程度因素。以父亲文化程度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2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3.689，P＜0.01）。在所有大学生中，诚实守信认同度最高的是父亲文化程度为博士和硕士（4.750分），最低的是未接受过教育的（3.943分）。具体而言，按照父亲文化程度对大学生的诚实守信的均值得分降序排列，父亲文化程度依次为高职高专（4.381分）、初中（4.281分）、大学本科（4.280分）、小学（4.225分）、高中（含中专、中职）（4.214分）。
（3）学校教育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不同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上也有差异，具体情况如下（见表2－4）。
表2－4 不同学校教育因素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的均值比较
（续表）
学生类型因素。以学生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类型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4.819，P＜0.01）。诚实守信均值得分最高的是硕士生（4.342分），最低的是博士生（4.074分）。本科生、专科生在该项目考察项上的均值得分分别为4.290分、4.192分。
年级因素。以年级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所有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0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年级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2.254，P＜0.05）。硕士在诚实守信认同度上更高，均值得分最高，为4.342分，博士诚实守信认同度最低，为4.074分，其余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认同度上的均值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大一（4.279分）、大四（4.278分）、大三（4.255分）、大二（4.201分）（见图2－3）。
图2－3 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均值得分
专业类别因素。以专业类别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2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专业类别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3.273，P＜0.05）。农医类大学生的诚实守信认同度更高，均值得分为4.361分，军事类专业大学生的诚实守信认同度最低，均值得分为3.625，其他的依照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人文科学类（4.285分）、社会科学类（4.239分）、理工类（4.218分）。
政治面貌因素。以政治面貌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部分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0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3.370，P＜0.01）。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更加强烈表达了自己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排名在前两位，分别为4.355分和4.241分，其余的依次为群众（4.200分）、无党派人士（4.083分）、民主党派成员（3.681分）。
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以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均超过4.1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t＝4.020，P＜0.001），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更加认同和关注，均值达到4.280分，无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的均值得分为4.130分。
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以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0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在诚实守信的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t＝－2.741，P＜0.001）。有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均值为4.028分，无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态度均值为4.261分。
奖学金经历因素。以奖学金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2分，处于“比较认同”与“完全认同”区间。然而，获得奖学金经历不同的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t＝3.022，P＜0.05）。它们的均值分别为得过奖学金（4.300分），没有得过奖学金（4.216分）。
（1）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诚实守信意识。
（2）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在性别、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3）大学生对诚实守信的态度在独生子女状况、儿时父母外出务工、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课题组从对“大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有益于个人成长和进步”这一看法的认同程度上考察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结果显示，95.6％的大学生认同这一看法，其中非常认同的比例达77.9％，比较认同为17.7％。可见当前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奉献社会意识，认可并愿意参加公益活动（见图2－4）。
图2－4 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
为进一步调查研究不同性质的大学生群体对奉献社会的态度，课题组基于个体自然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学校教育因素对大学生的奉献社会状况进行了交叉分析。根据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和不同学校教育因素的大学生群体在奉献社会的态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1）家庭背景因素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基于家庭背景因素，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不同的大学生群体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5）。
表2－5 不同家庭背景因素的大学生在奉献社会态度上的交叉分析（％）
入学前户籍因素。以入学前户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的认同率较高，超过了93.0％。然而，不同户籍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χ 2 ＝33.788，P＜0.05）。地级市户籍的大学生认同率最高，达到了98.4％。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认同率由高到低排序，其余各项依次为省会城市（96.7％）、直辖市（96.6％）、农村（96.1％）、县城（县级市）（93.8％）、乡镇（93.2％）。
家庭类型因素。以家庭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的认同率较高，超过了95.0％。然而，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χ 2 ＝55.459，P＜0.001），重组家庭的认同率最高，达到98.6％。而祖辈抚养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态度的认同率比较低，仅有79.5％，这和诚实守信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果也反映出家庭的完整性对大学生的道德观养成有重大影响。
父亲职业类型因素。以父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的认同率较高，均达到92.0％以上。然而，不同父亲职业类型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χ 2 ＝45.951，P＜0.05）。父亲职业是公务员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认同率最高，达到97.9％。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认同率由高到低排序，其余各项依次为企事业单位（96.5％）、个体户（95.9％）、其他（95.8％）、工人（95.7％）、农民（95.6％）、军人（92.3％）、教师（92.2％）。
（2）学校教育因素差异分析
调查显示，基于学校教育因素，不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对奉献社会的态度存在显著性差异。
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以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认同率较高，都达到94.0％以上。然而，不同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χ 2 ＝20.477，P＜0.001）。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认同度更高，达到96.0％。
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以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的认同率较高，都达到92％以上。然而，不同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χ 2 ＝16.956，P＜0.01），无国外学习经历（95.8％）的大学生群体认同率高于有国外学习经历（92.3％）的大学生群体。
奖学金经历因素。以奖学金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交叉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的认同率较高，都达到95.0％以上。然而，不同奖学金经历的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χ 2 ＝11.170，P＜0.05）。有奖学金经历的大学生群体对奉献社会的认同率更高，为96.2％（见表2－6）。
表2－6 不同学校教育因素的大学生在奉献社会态度上的交叉分析（％）
（1）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奉献社会意识。
（2）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在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3）大学生对奉献社会的态度在性别、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独生子女状况、儿时父母外出务工、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课题组从“时代楷模的爱岗敬业、刻苦钻研、艰苦奋斗等精神值得学习”“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和“在工作中要爱岗敬业”3个问题入手。考察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5”依次代表“完全不认同”至“非常认同”，继而进行均值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认同度为4.757分，数值位于“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区间。由均值得分可见，当前大学生群体整体上对爱岗敬业的认同度较高，认同率均达到96％以上（见表2－7）。
表2－7 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
为进一步调查研究不同群体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课题组将大学生爱岗敬业状况作为因变量，与性别、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独生子女状况、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儿时父母外出务工、奖学金经历、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自变量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具有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大学生群体现阶段对爱岗敬业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1）个体自然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t＝－2.115，P＜0.001）。
性别因素。以性别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7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女生较男生的均值得分更高，为4.776分（见表2－8）。
表2－8 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大学生群体对爱岗敬业的均值比较
（2）家庭背景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独生子女状况、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认知态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2－9）。
表2－9 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大学生群体对爱岗敬业的均值比较
独生子女状况因素。以独生子女状况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7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独生子女状况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也具有显著差异（t＝1.206，P＜0.001），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认同度较非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具有更高的认同度。
入学前户籍因素。以入学前户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6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入学前户籍状况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观的看法也有显著差异（F＝3.906，P＜0.01）。来自地级市的大学生爱岗敬业认同度最高，均值得分为4.873分。按入学前户籍对爱岗敬业态度的均值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来自直辖市（4.850分）、农村（4.759分）、省会城市（4.758分）、县城（县级市）（4.746分）、乡镇（4.691分）。
家庭类型因素。以家庭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群体在爱岗敬业的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2.484，P＜0.05）。家庭类型是双亲的大学生的爱岗敬业认同度最高，均值得分为4.765分，按照家庭类型对爱岗敬业态度的均值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重组家庭（4.758分）、单亲（4.726分）、孤儿（4.666分）、祖辈抚养（4.551分）（见图2－5）。
图2－5 不同家庭类型大学生对爱岗敬业态度的均值得分
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以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4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母亲职业类型的大学生在爱岗敬业的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2.559，P＜0.05）。母亲职业是公务员的大学生的爱岗敬业态度的均值最高，得分为4.8265分，此外依次是工人（4.792分）、企事业单位（4.774分）、个体户（4.774分）、其他（4.752分）、农民（4.751分）、教师（4.716分）、军人（4.461分）。
父亲文化程度因素。以父亲文化程度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父亲职业类型的大学生群体在爱岗敬业态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F＝3.230，P＜0.01）。父亲文化程度是硕士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认同度最高，均值达到4.888分，处于“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区间，其他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高职高专（4.824分）、大学本科（4.784分）、初中（4.767分）、小学（4.753分）、高中（4.752分）、博士（4.571分）、未接受过教育（4.508分）。
（3）学校教育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也都对大学生爱岗敬业认知形成显著差异（见表2－10）。
表2－10 不同学校教育因素大学生群体对爱岗敬业的均值比较
（续表）
政治面貌因素。以政治面貌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3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8.032，P＜0.001），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大学生的爱岗敬业的认同度最高，均值为4.831分，处于“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区间，此后由高到低依次是民主党派成员（4.787分）、共青团员（4.754分）、群众（4.625分）、无党派人士（4.333分）（见图2－6）。
图2－6 不同政治面貌大学生对爱岗敬业态度的均值得分
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以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6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学生干部经历不同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t＝4.476，P＜0.001）。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相对于无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更认同爱岗敬业，均值为4.779分。
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以国外学习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6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有显著差异（t＝－1.385，P＜0.001）。没有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相比较有国外学习经历的大学生而言，其爱岗敬业认同度更高，均值为4.761分，处于“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区间。
奖学金经历因素。以奖学金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7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获得奖学金经历不同的大学生对爱岗敬业态度也具有显著差异（t＝3.115，P＜0.01）。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相对于未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而言，均值得分更高，为4.791分。
（1）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爱岗敬业意识。
（2）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在性别、独生子女状况、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奖学金经历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3）大学生对爱岗敬业的态度在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儿时父母外出务工、母亲职业类型、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课题组从“大学生要继承和弘扬优良家风”“路上有老人摔倒了，愿意把老人扶起来”和“愿意为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有需要的人主动让座”3个问题入手，考察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1～5”依次代表“完全不认同”至“非常认同”，继而进行均值分析，结果显示整体认同度为4.626分，数值位于“比较认同”和“非常认同”区间。由均值得分可见，当前大学生群体整体上对孝老爱亲认同度较高，其中对弘扬优良家风、愿意让座的认同率达到96.0％以上（见表2－11）。
表2－11 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
为进一步调查研究不同群体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课题组将大学生孝老爱亲状况作为因变量，与性别、学生类型、年级、专业类别、政治面貌、独生子女状况、学生干部经历、国外学习经历、儿时父母外出务工、奖学金经历、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父亲职业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自变量进行了均值比较分析，发现具有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教育因素的大学生群体现阶段对孝老爱亲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1）个体自然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不同性别大学生对于孝老爱亲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因素。以性别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6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性别大学生对于孝老爱亲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t＝－2.295，P＜0.001）。数据显示女生较男生更加认同孝老爱亲的精神，其均值得分为4.647分（见表2－12）。
表2－12 不同个体自然因素大学生群体对孝老爱亲的均值比较
（2）家庭背景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等对大学生孝老爱亲的认知态度养成都有影响（见表2－13）。
表2－13 不同家庭背景因素大学生群体对孝老爱亲的均值比较
入学前户籍因素。以入学前户籍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入学前具有不同户籍的大学生在对孝老爱亲态度上也有显著差异（F＝4.149，P＜0.01）。来自直辖市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认同度最高，均值得分为4.747分。按入学前户籍对孝老爱亲态度的均值得分由高到低排序，大学生孝老爱亲得分依次为来自地级市（4.743分）、县城（县级市）（4.660分）、省会城市（4.648分）、农村（4.619分）、乡镇（4.554分）。
家庭类型因素。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群体的孝老爱亲态度存在显著差异（F＝3.579，P＜0.01）。家庭类型是双亲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认同度最高，均值得分为4.634分，按照家庭类型对孝老爱亲态度的均值分由高到低排序，大学生孝老爱亲得分依次为来自单亲（4.611分）、重组家庭（4.574分）、孤儿（4.555分）、祖辈抚养（4.346分）。可以看出家庭的完整性对大学生孝老爱亲观念的形成有正面的影响（见图2－7）。
图2－7 不同家庭类型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均值得分
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以母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4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母亲职业类型不同的大学生群体的孝老爱亲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2.102，P＜0.05）。母亲职业是公务员的大学生的孝老爱亲的均值得分最高，为4.776分，此后依次是企事业单位（4.687分）、个体户（4.645分）、工人（4.645分）、农民（4.613分）、其他（4.608分）、教师（4.607分）、军人（4.427分）。
父亲文化程度因素。以父亲职业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4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父亲文化程度不同的大学生的孝老爱亲态度也具有显著差异（F＝2.115，P＜0.05）。父亲文化程度是硕士的大学生的孝老爱亲认同度最高，均值达到4.703分，处于“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区间，其他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大学本科（4.666分）、高中（4.666分）、高职高专（4.658分）、初中（4.631分）、小学（4.586分）、未接受过教育（4.497分）、博士（4.476分）。
（3）学校教育因素差异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学生类型、年级、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经历也都对大学生孝老爱亲认知观的养成具有显著影响（见表2－14）。
表2－14 不同学校教育因素大学生群体对孝老爱亲的均值比较
（续表）
学生类型因素。以学生类型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学生类型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5.847，P＜0.001）。博士生对孝老爱亲认同度最高，均值为4.721分，其他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硕士生（4.685分）、本科生（4.655分）、专科生（4.575分）。
年级因素。以年级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年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也有显著差异（F＝3.106，P＜0.01）。博士的孝老爱亲得分最高，均值为4.721分，年级为大一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认同度最低，均值为4.596分，其他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大四（4.702分）、硕士（4.685分）、大三（4.633分）、大二（4.608分）（见图2－8）。
图2－8 不同年级大学生对孝老爱亲态度的均值得分
政治面貌因素。以政治面貌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超过4.4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政治面貌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F＝14.137，P＜0.001），政治面貌是中共党员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认同度最高，均值为4.740分，处于“非常认同”和“比较认同”区间，其次均值由高到低依次是共青团员（4.615分）、群众（4.493分）、民主党派成员（4.454分）、无党派人士（3.777分）。
学生干部经历因素。以学生干部经历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学生干部经历不同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t＝5.105，P＜0.001）。有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相比较无学生干部经历的大学生而言，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均值得分更高，为4.652分。
奖学金经历因素。以奖学金经历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均值分析，数据显示，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认同度较高，均超过4.5分，处于“比较认同”与“非常认同”区间。然而，不同奖学金经历的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也存在显著差异（t＝4.061，P＜0.001）。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相比较没有获得奖学金的大学生而言，对孝老爱亲的态度的均值得分更高，为4.671分。
（1）绝大多数大学生具有较高的孝老爱亲意识。
（2）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在性别、入学前户籍、家庭类型、母亲职业类型、父亲文化程度、学生类型、年级、政治面貌、学生干部经历、奖学金经历等人口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3）大学生对孝老爱亲的态度在专业类别、独生子女状况、国外学习经历、儿时父母外出务工、父亲职业类型、母亲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等人口学变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