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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救国，后救家。”这是赵振寰留给妻子仅有的六个字。他留给母亲的，却是无尽的思念。
赵淳生祖父辈有兄弟四人，爷爷赵铁夫排行老大。光绪二十九年，爷爷二十岁的那年，娶衡山县江东桥牛屁股潭陈氏日盛之女世秀为妻，即为赵淳生的奶奶。
奶奶陈世秀生于光绪十年（甲申）十月初九。按公元算就是1884年，那是地地道道的清朝封建时代。那个时代的妇女，不仅受尽地主的压迫和剥削，还受尽封建道德伦理的摧残。在她三岁的时候，家人就用布把她的脚裹起来，硬是将四个脚趾骨裹断，最终成为符合封建社会审美要求、具有“三寸金莲”的小脚女人。
奶奶人长得瘦小，又目不识丁。但她一生只认识四个字，那就是“天下为公”。赵淳生成为孤儿后，就是这位目不识丁的奶奶将其拉扯大的。
奶奶自嫁给到赵家后，就成为这个穷苦家庭的“大嫂”，肩负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她不仅干农活，还要操持家务，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由于接二连三地生女孩，公公婆婆极其不满，经常打骂她。白天只能忍着，到了晚上她就蒙上被子痛哭。等熬到分家时，奶奶已生育了八个子女，赵淳生的父亲是她唯一的儿子。在重男轻女的封建时代，这个儿子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家里只要有点吃的，儿子总是优先，哪怕只是靠野菜充饥，也是母亲让着儿女吃，大的让着小的吃，姐姐让着弟弟吃；在全家人都没有衣服可穿的日子，也要重点保护这唯一儿子的冷暖。
那时，经常有当兵的进村，他们放火杀人，无恶不作。为了保护儿子，奶奶每天都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就带上儿子四处躲藏。她经常去后山的山洞，在那里一躲就是一天。每次都要等天全黑下来，再背着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回来。饿了，就在山里摘把野果充饥；渴了，就喝低洼地积下的雨水。有一个阶段，奶奶这个小脚女人，几乎天天背着儿子往山里跑。
后来，国民党经常进村抓壮丁。他们只要看到青壮年，不管是哪家的，抓了就走。奶奶整天提心吊胆，担心唯一的儿子被抓。这个儿子对她而言，既是家族的希望所在，也是自己一生的依托。
爷爷同样如此！以务农为生的爷爷，就赵振寰这么一个儿子，他暗自拿定主意，自己再苦再累，也要供儿子读书。为了不影响儿子学习，所有的农活他一个人干。闷热的夏天，蹲在田里的爷爷，戴一顶乌黑破烂的草帽，汗珠顺着头皮直往下淌。由于腾不出手擦上一把，爷爷便闭上眼睛，使劲摇着脑袋，让满头的汗珠飞溅而出，再睁开眼睛继续干活。作为农村最底层的佃户，爷爷在地主豪绅的欺压下，再怎么卖力，也无法让自家的日子好转起来。在沉重的家庭重担折磨下，他重病缠身，于1933年12月，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爷爷死后，守寡的奶奶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白天，她同男人一样走到田间。但小脚的她干不了重活儿，就从家里搬个竹板凳，坐在斛桶旁磕打谷穗。斛桶是当地农民自制的土农具，里面有个“梯子板”，像搓衣板似的，谷穗与“梯子板”摩擦，受力后谷子会脱落下来。一个斛桶围着四人，两人收割，两人磕打。一天干下来，奶奶的两只胳膊酸痛得抬不起来。到了家，等孩子们一个个睡下，她还得借着昏暗的油灯，继续纺纱织布，直到鸡鸣狗叫才休息。总算六个女儿都出嫁了，儿子也娶了媳妇，随着赵淳生的出生，奶奶由衷地欢悦！但好景不长，就在赵淳生出生不到一年，她唯一的儿子却不辞而别。
他的离家出走，直接影响四个人的命运。
首先是赵淳生的母亲。这样的不辞而别让母亲陷入极度的悲苦中，并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为此，她年纪轻轻就得了重病，三十一岁就丢下年幼的儿子赵淳生，早早地离开了这个悲苦的世界。
一个是赵淳生本人。这样的不辞而别使得他一岁不到，就失去了父亲，紧接着又失去了母亲，彻底沦为孤儿，饱尝了人间辛酸，日后成长又缺少一个强大的支撑。
一个是赵淳生的弟弟赵梅生。梅生是父亲赵振寰的“遗腹子”，在梅花盛开的季节出生，只活了三年就病死了。他生病时，家里一贫如洗，实在没钱给他治病，妈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幼小的孩子咽下最后一口气。父亲的不辞而别，不能说不是个重要原因。
一个是赵淳生的奶奶。守寡的奶奶又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生活真是雪上加霜，命运也更加悲惨。她不得不将生活的重担再次挑起，不得不照顾重病中的媳妇，不得不负担年幼孙子的生活。
这可是她唯一的儿子！可想而知，赵淳生父亲的离家出走，对一无所有的奶奶的打击有多大！奶奶整日以泪洗面，白天哭，夜晚哭，不知流了多少泪；她春天哭，秋天哭，一直哭到全国解放，也没将儿子哭回来。
那时，赵淳生与奶奶住在瓦铺村中间瓦屋。这是地主家的一栋大房子，里面住了十几家佃户。
这个中间瓦屋在当地很有名，地理位置极佳，门前有一个大大的水塘，紧挨着水塘有条大路，直通瓦铺子小街，并连着四里八乡。与中间瓦屋只有一路之隔的王家村，就是赵淳生的夫人王凤英家所在地。王凤英和赵淳生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她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年赵淳生的奶奶经常坐在家门口的塘头上，拍打着自己的一双小脚，对着苍天大放悲声：“我的儿呀！你到哪里去了？！你可知你年迈的妈妈和年幼的儿子挨饿受冻呀！我们的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凄惨的哭声，或在寂静的夜晚回荡，或在清晨的窗棂穿越，方圆十里的乡亲们都听得到，无不为之动容！
赵淳生更无法忘记奶奶的哭声。他在《悼念敬爱的祖母》中写道：“奶奶唯一的儿子——振寰也不在身边，出外了。这唯一的希望也破裂了！这使她何等的伤心呀！她哭，在梦里哭，睡醒了又哭！真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做过多少次噩梦！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
儿子出走后不久，也就是1940年的3月，奶奶的第二个孙子赵梅生出生。没想到赵梅生在三岁时就得了重病，因无钱医治死了。这对奶奶同样是致命的打击。
后来儿媳又因病去世，只剩下孙子赵淳生。在湖南农村多山地带，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小脚女人，在自己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下，还得养活一个年幼的孙子。这一老一小，孤苦伶仃的，只能相依为命，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
表妹吴安喜回忆当年，最难忘外婆家的米坛子。别人家装米都用大缸，而外婆家却用一个小坛子。即便是个小坛子，有米的时候也不多。每年到了一、二月份，小坛子就空了，家里到了没米下锅的地步。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没有足够的粮食，祖孙俩晚上就靠菜煮稀饭充饥。正在长身体的赵淳生，一碗菜稀饭下肚，不一会儿肚子就咕咕直响。奶奶知道孙子还没吃饱，就哄他早早睡下，这样可以缓解饥饿感。
为了填饱肚子，奶奶经常用红薯、芋头当饭。有时，连这些东西也没有了，祖孙俩就到处挖野菜、草根，到水塘里捞野菱角的叶子，把这些猪食当口粮。
实在没吃的了，就在村里讨要。可以讨要的人家毕竟有限，第一次还好开口，但让奶奶再向那些好心人家伸手讨要，真是难以启齿呀！奶奶又是小脚女人，走不了远道，所以赵淳生很小的时候，有时为了一口饭，要跑上几十里的路，到嫁到外村的姑姑家去讨。
但那个年头，贫穷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很多家也是顾了上顿、顾不了下顿。最穷的人家连饭锅都没有，只能在山上挖个坑，架上半块铁烧饭吃。
邻居桂嫂子家就如此。与赵淳生家一样，属于村里极度贫困的人家。她的丈夫桂老爷，有一年，年三十出去要饭，竟饿死在外，再也没有回来过。
而对门屋的胡家，靠做小担子生意谋生，七八个孩子常年挨饿。有一年除夕，天刚黑下来时，就见胡家嫂子瘫坐在门槛上哭泣，声音越来越大，原来，做生意的丈夫在外欠了钱，被人打瘫在田埂上，回不来了。
奶奶嫁出的六个女儿，各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尽相同。对远道来讨要的侄儿，各个姑姑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给冷眼的，有不耐烦的，也有同情的，但更多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运气好的时候，姑姑偷偷给赵淳生炒点豆子，或弄点锅巴给他带回来；不好的时候，只能空手而归。
有一次过年前，家里一粒米也没有了，奶奶只好让年幼的孙子到大姑母家去借点米，好把这个年过了。
那年，天气很冷，只有七岁的赵淳生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赤脚跑了几十里的路。这个大姑嫁的是当地的小地主，家里地窖有的是粮食。但那天大姑父不在家，大姑母不敢做主。结果，满怀希望而去的赵淳生，竟然一粒米也没借到，只好饿着肚子，失望地回来。
奶奶见空手而归的孙子，黑黑的小脸，干瘪的肚子，沾满泥巴的小脚，想想这个孩子这么小就没了父母，年三十了，人家是大鱼大肉，可自己家连一粒米都没有，终于，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伸手把赵淳生搂在怀里，把自己对一个幼儿无助的同情，以及对人世所有的悲愤，一股脑地倾诉给上天：“老天，你睁睁眼，可怜可怜这个孩子吧！儿子，你快点回来看看淳生吧，为娘真的对不住他呀！”见到奶奶如此悲泣，赵淳生感到一阵心酸，眼泪不由自主地涌了出来。那个年三十，祖孙俩蜷缩在冰凉的被窝里，抱头痛哭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拿不出一粒米的奶奶，只能到菜园子里拔一把荠菜。就是靠着这碗没有油水的荠菜汤，祖孙俩过了一个对每个中国人来讲都异常重要的大年。
赵淳生小时候穿的全靠人家送。一年到头，他身上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没有一件合体的。有时，奶奶也会做衣服，用的是自家纺织的土布。直到赵淳生上中学，奶奶还坚持织布，为孙子缝制粗布衣服。上学住校没有被子可带，奶奶就用草编帘子当垫被，而盖被只能借。不管学校离家有多远，每次奶奶都要亲自送孙子去学校。
“外婆家穷得响当当！”表妹周小阳这样说。但贫穷的外婆却心地善良，尽管自己吃不饱，只要有乞丐上门，无论如何她也要找些吃的给他们。
“那是超级的贫困，是极度的贫困！”一旁的表妹夫这样补充。即使这样，奶奶仍会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实在拿不出什么时，她就把旧被褥拿给乞丐用。解放后，生活条件稍有好转，她总会尽己所能帮助有困难的邻居们，并借钱给他们，毫不吝啬。
“可以说是靠着糟糠野菜，他们撑到了解放前夕。要不是解放了，这祖孙俩就真的沦为乞丐了！”这是孙媳妇王凤英反复说的一句话。
是的，生活真正有所改善是在解放后，一无所有的奶奶分到了房，也分到了田，她还分到一件只有富家女子才会有的那种旗袍！奶奶仔细端详着那件旗袍，笑得合不拢嘴。作为军属（当时地方政府认定奶奶家为军属），村政府给奶奶送去了匾，上面写着“光荣军属”。因此，奶奶对毛主席的感情极深。她经常对孙子说的一句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家里至今留着她和孙子、孙媳妇的一张合影照，坐在晚辈中间的她，脸上呈现着慈祥的微笑。
那是1961年暑假，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赵淳生，与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王凤英都回到了家乡，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决定去拍张纪念照。那天，奶奶穿上孙子买的新衣，与孙子、未来的孙媳妇一起，走了几十里的路，来到白果镇照相馆，往返足足一天，才留下她人生中最珍贵的照片，也是唯一一张照片。这张历尽千辛万苦拍成的照片，赵淳生格外珍视。他特地把照片放大，镶嵌在镜框中，挂在自家书房的墙上。
由于过去经常为儿子哭、为孙子哭，奶奶的眼睛受到极大伤害。哭得最长的一次，是得知赵淳生被选拔为留苏预备生。那次，奶奶整整哭了三天！尽管被选为留苏预备生极其不易，尽管对孙子这样的苦孩子来说，能去苏联好比进了天堂！但作为奶奶，她只希望自己唯一的孙子，在当地当个小学教师。她担心孙子这一走，自己就永远地失去他，就像当年失去儿子一样，再也无法相见！这让她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1961 年 8 月摄于湖南衡山白果镇
不过，选拔留苏预备生这事，后因中苏关系破裂未果。
等赵淳生毕业留南京航空学院（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那会儿，奶奶的眼睛全瞎了。每次赵淳生从南京回到湖南老家，她都用老树皮般干枯的手，把赵淳生从上到下摸一遍。即使看不见，也要感受一下这个与她相依为命、被她视为命根子的孙子。
这个孙子尤其令她骄傲。初中时，她参加过一次赵淳生的家长会，因为赵淳生学习好、表现好，奶奶受到学校特别的礼遇，被邀请到主席台就座，那是她有生以来最高的荣耀。中午还参加了学校的宴请，那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那么气派地吃饭，不仅有鱼有肉，还有无限的荣光。吃饭中间，奶奶一直笑得合不拢嘴。回去时，独自走了几十里路，还过了一条大河，但她一点儿都不觉得累。看到孙子这么有出息，奶奶高兴得什么都忘了。
孙子上大学那年，尽管她已七旬有余，人老眼花、腿脚不便，体力衰退，但仍记挂着孙子的冷暖。隆冬腊月，不顾手寒脚冷，依然坚持纺棉织布，给孙子缝衣做被；炎热的夏天，不停地夹棉线，为孙子编织蚊帐，那是她能为孙子撑起的最温馨的空间。
她的辛苦没白费，解放后，孙子赵淳生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她的抚养下，不仅上了大学，如今还成了科学家。
1964年2月，赵淳生与王凤英结婚。奶奶听了十分高兴，由于孙媳妇的到来，孙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了。
1966年7月，赵淳生有了第一个女儿赵颖，奶奶坚持让孙子把孩子带到老家给她看看。见到孩子时，她始终乐呵呵地笑着，不停地用手摸着孩子的小脸、大腿，嘴里念叨着：“要是个男孩就更好了！”男孩，是她一生的期盼，也是她一生的痛。
1974年的正月二十八，奶奶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年，这个饱经人间磨难的老人，坚强地走完了她九十一岁的漫漫人生路。
她一生只认识四个大字，那就是“天下为公”。
耳濡目染下，“天下为公”这四个字，也深深地刻在赵淳生童稚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