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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他的《史记·赵世家》中，用他如椽巨笔书写了一段惊心动魄的“赵氏孤儿”的故事。
这个故事说的是，春秋时期晋重臣赵盾遭奸臣陷害，其子赵朔全族被戮（时赵盾已亡故）。门客程婴、公孙杵臼不惜骨肉，用“调包计”救出赵朔遗腹子。程婴的儿子被当作赵朔的儿子当场杀掉，公孙杵臼也壮烈牺牲。程婴携主人遗孤赵武隐居山中15年，苦心孤诣栽培教育。后与晋朝中亲赵大臣联合，为赵家冤案平反昭雪，赵武得复先祖原职并“复田邑如故”，程婴愿望了却，自刎而死。赵武卧薪尝胆，光大家族，其后人与韩、魏三家分晋，建立赵国。自此，赵氏益望，流布四海。赵氏门人忠肝义胆，传颂至今；“赵氏孤儿”的故事脍炙人口，饮誉世界。
赵淳生也是孤儿，这个孤儿与司马迁笔下以及纪君祥戏剧里的“赵氏孤儿”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他是湖南衡山县白果镇瓦铺村人，不是皇亲贵胄，而是贫苦农民的孩子；他不肩负“国恨家仇”，而要面对艰难的生存环境。
赵淳生的太爷爷赵松年，育有四子，长子乃赵淳生的爷爷赵铁夫。
据湖南衡山《赵氏横天一字祠十修族谱》记载，爷爷出生于光绪九年（癸未）五月十八日。爷爷婚配时，娶的是当地农家陈氏日盛之女，名世秀，是个小脚女人，也就是赵淳生的奶奶。奶奶生于光绪十年（甲申）十月初九，为衡山县江东乡牛屁股潭人，育有八个子女，而赵淳生的父亲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父亲出生于1911年的正月初六，名叫赵振寰。那年爆发的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内忧外患的处境。那个时期的中国，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而湖南衡山岳北一带，恰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这里长期军阀混战，税重租苛，农民的生活极其困苦，许多人被迫流浪到安源、水口山等地做矿工、当苦力。
赵淳生的太爷爷赵松年
而赵淳生祖父两代，恰是苦难深重的岳北劳苦大众中典型的代表。
从祖辈起，全家就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房子是租赵家湾地主赵恒惕的，由祖父辈兄弟四人每人出100元，才能把400元的租金筹齐。地也是租赵恒惕的，每年要交28担谷子，兄弟四人平均每人交7担谷子。
这个赵恒惕（1880—1971年），字夷午，号炎午，衡山县白果镇赵家湾人，1920—1926年任湖南省省长，1937—1948年为军事参议官和湖南参议会议长，1971年逝世。他既是解放前湖南省省长，又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在多山的湖南衡山白果镇，自然是山多地少，而赵恒惕一家就拥有良田千亩，房屋无数。
由于每年要交巨额租子，赵淳生祖父辈的生活之苦堪比黄连。一年365天，一家人起早摸黑地干，等交完了租子就所剩无几。遇到风调雨顺的年头还好，要是碰上个灾年就惨了。很多年景，全家仅仅为了填饱肚子。为了防止灾年，能用的土地都要用上，屋前房后都种上了蚕豆、红薯，但全家人还是时常吃不饱。
到了父亲这辈情况更糟。爷爷奶奶接连生育了八个子女，吃饭的人多，不管爷爷怎么劳作，把7担谷子交到地主家，所剩的口粮就非常有限。全家人只有在重要的日子，才能吃上一顿粮食。平时的饭，只能三分粮食七分野菜。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往往只有蚕豆、红薯，偶尔加几粒饭，做点豌豆、红薯饭，如果再拌点菜籽油，就算一种享受了。
“正月欢欢喜，二月无米粒，三月餐糊餐，四月难过关，五月莫奈何，六月盼大禾，七月收成好，八月交租了，九月米桶空，十月借过垅，十一月打毛栗，十二月当棉絮”，这首流传甚广的歌谣，便是当年岳北农民生活真实的写照。
为了摆脱穷苦的命运，爷爷决定节衣缩食培养自己唯一的儿子。因此，赵淳生的父亲很小就被送到私塾读书。
当时的私塾以传授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提倡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对“士”的要求是，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要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这对赵淳生的父亲产生了重大影响。
1923年9月16日，赵淳生的父亲赵振寰还不到十三岁。这天，巍巍南岳，涓水之畔，古城衡山一个叫作“白果”的地方，也就是赵淳生的家乡，诞生了湖南第一个农民革命组织——衡山岳北农工会。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之一，是湖南建立秘密农协的开始。因此，这个衡山岳北农工会可谓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为湖南乃至全中国的农民运动，播下了激情燃烧的火种，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足迹。
岳北，顾名思义，为南岳之北。历史上，岳北主要指衡山县南岳衡山以北的农村，以白果镇为中心，方圆数十里。这里正是赵淳生的家乡，也是大官僚、大军阀赵恒惕的“胞衣地”。
当时的岳北地区，土地占有极不平衡，像赵淳生爷爷那样没有土地的占大多数，而像赵恒惕那样拥有大量土地的是极少数。生产资料占有的两极分化，带来贫富的巨大悬殊。生活处于极度贫困的一方，必然对社会现实怀有深刻的不满。而从家乡岳北跑到水口山、安源做苦力的农民，当时都卷入那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组织的罢工浪潮中。罢工胜利后，一部分人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重返家乡，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一部分人虽然身在异乡，但他们与家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壮举，对岳北农民起来造反多少有些启发。加上当时的谭延闿和赵恒惕两个军阀，正在为争夺湖南统治权而展开激烈斗争。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无疑为岳北农工会的诞生提供了最佳“土壤”。
有一天，刘捷三公祠门前的沙洲上人山人海，以白果镇为中心的方圆几十里的农民能来的都来了，他们聚集在这里，揭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序幕。4000多名农民及手工业者群情激奋，“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的口号声、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沉睡千年的衡山岳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奇观。
坐落在白果镇的刘捷三公祠，是一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离S314省道不远，与南岳衡山遥遥相望。如果不是挂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匾，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爆发过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壮举。而在岳北农工会被镇压时，这里也一度成为火海，次年才得以重修。
据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白果镇的大地主们不顾农民疾苦，将囤积的粮食偷运到长沙等地卖高价。岳北农工会率领2000余农民，手持木棍、锄头赶到晓岚港展开了阻禁运动，将收缴的粮食全部平价分给了农民，农民欢欣鼓舞，岳北农工会因此名声大振。不仅当地农民积极响应，毗邻的衡阳、湘乡、湘潭等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至1923年10月初，会员剧增至4万多人。
一夜之间乾坤巨变，岳北成了农民的天下。随即，岳北农工会开展了减租减息以及退押斗争，还筑路修桥，开荒造林，兴办学校。妇女解放运动也开展得如火如荼，“白果地方的女子们，结队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这个岳北妇女闹祠堂的典故，至今仍被白果镇人津津乐道。
这一系列斗争震惊了赵恒惕，他不能容忍自己的“后院起火、屁股冒烟”，于是，从1923年11月25日起，赵恒惕带领全副武装的军队返乡，对农工会进行了血腥镇压。他逮捕了刘东轩和谢怀德等农会领袖，枪杀了农会骨干周德二、赵炳炎、廖芳炳、李玉邕（时称“岳北四烈士”），逮捕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并放了一把火，焚烧岳北农工会会址。手无寸铁的农民当然不是赵恒惕的对手，农工会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
直到1926年5月，北伐军进入衡山后，岳北农民运动又得以公开化，并有了新的进展。
随后的一个月，即1926年6月上旬，岳北农民协会成立。是年，在广州参加过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岳北农工会书记刘东轩，以特派员身份回到岳北开展农民运动。这年秋，衡山的岳北和柴山洲农民协会夺取了白果、新桥河、油麻田访团局的枪支，组成农民纠察队，建立了农民武装。
手里有了枪的农民，“腰杆子”一下子硬起来。他们开展了打土豪、反压迫等一系列运动，气势恢宏，成效巨大。
始终关注农民运动的青年毛泽东，于1927年1月，亲临衡山进行了历时十天的农民运动考察，并撰写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对岳北农工会给予了高度评价：“衡山岳北农工会成立不足3个月，虽然被赵恒惕用武力扼杀了，但岳北农工会诞生的意义较法国巴黎公社并不逊色。这是中华大地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之一，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先声。它在广大农民中传播的火种必然很快蔓延三湘四水。湖南农村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而来。”青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给这场运动“好得很！”的评价。
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就爆发在赵淳生的家乡白果镇。赵淳生的父亲赵振寰，不仅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还是组织者。
1927年，也就是民国十六年，只有十六岁的赵淳生的父亲赵振寰，就担任了白果镇农民协会的秘书长。
翻阅《衡山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衡山县是革命老区，以白果为中心的岳北农村为中国近代革命输送了很多热血子弟，他们很多人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解放全中国的道路。”
家乡仁人志士的壮举，无疑对赵振寰产生了巨大影响。加上在私塾受到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以及受到湖南楚文化的影响，赵振寰心中的国事，要远远大于家事。
所以，他十六岁就投身农民运动，并担任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当受到血腥镇压，农民运动不得不转入秘密状态后，报国无门的赵振寰想到报考军校。1933年，赵振寰二十二岁那年，居然考上南京陆军学堂。陆军学堂是当年响当当培养军官的地方，也是后来黄埔军校的前身。
果然，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赵振寰一身戎装，回到了家乡。那年的赵振寰，高大英武，一表人才。
知道赵振寰回到家乡，十里八乡的媒人纷纷上门说亲。早年读过私塾的父亲，文武双全，尽管家里穷，还是被村里人看好。此时的父亲，经过正规军校的熏陶，与当年农民组织的领导人无法相提并论。他已从更高层面认识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联，并立志以国家大业为己任。但二十六岁的赵振寰，毕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又是赵家的独苗，娶妻生子同样是人生大事。就这样，在家人多次催促下，1937年底，赵淳生的父亲在家乡完婚。
1938年11月，赵淳生出生。就在同年同月，恰巧在他的老家衡山，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建议，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从史料记载学员来源分析，曾在南京陆军学堂学习过的赵振寰，即赵淳生的父亲，很可能就是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成员。
赵淳生的父母结婚照
历史永远都会铭记湖南衡山白果镇，它是中国近代农民运动的发祥地；历史也无法忘怀湖南衡山，它是中国人民积极反抗外来侵略的大本营。而这两个近代极其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赵淳生的家乡。正值青壮年又有点文化的父亲，受儒家文化熏陶具有“虽九死其犹未悔”牺牲精神的父亲，是无法与这样的历史事件擦肩而过的。换句话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赵淳生的父亲参加革命，绝非偶然。
不过，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特殊家庭背景下，赵振寰无法把自己的决定明目张胆地告诉家人。
果然，1939年10月，在赵淳生出生不到一年的光景，有一天，父亲不辞而别。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
毫无疑问，父亲参加了革命。也毫无疑问，父亲后来牺牲了。据赵淳生的舅舅讲，父亲赵振寰是在辽沈战役中牺牲的。只是赵淳生年幼不知道，但从后来地下党暗中资助他读书这件事看，父亲的确是参加了革命，又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解放初的一天，这位资助赵淳生读书的地下党到白果镇办事，他远远地看到一个军人，骑着一匹白马，向赵淳生家那边飞驰而去，马上想到了赵淳生的父亲。第二天，一见到赵淳生，他就兴致勃勃地问：“淳生，是不是爸爸回来了？我昨天看到一个骑着白马的军人朝你家那边去了。”
“真的？！我的爸爸回来了？”赵淳生激动得两眼发光。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听别人提起自己的爸爸！
“难道，你没有看到他？”
“没有！我和奶奶整天想他，但就是见不到他。”当赵淳生肯定地摇着头时，那位地下党眼里竟充满了痛惜。几十年过去了，赵淳生至今依然记得当时的情形，也逐渐懂得那眼神的含义。
还有，赵淳生的小姑母记得这样一件事，哥哥离家不久，她的嫂嫂——赵淳生的母亲曾收到过一封父亲的来信。信上说：“先救国，后救家。”叫她“能等则等，不能等则嫁人”。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赵淳生的母亲，是一边看信，一边痛哭不止。
父亲赵振寰，生于辛亥年，卒于哪年没有人知道。父亲对于赵淳生而言，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也是一个永远的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