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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苦孩子的爱与恨

1938年出生的赵淳生,11岁之前生长在旧社会。由于老家衡山以丛山峻岭为主,起伏的山峦、茂密的植被,特别适合安营扎寨,操练兵马,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毛主席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重点考察的地方。那份考察报告中有关农民运动的经验,也多源于这块宝地。

1944年,6岁的赵淳生又黑又瘦。那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所到之处不是杀人放火,就是奸淫掠夺。至今,人们都记得当年日本兵经过瓦铺村的情形。一进村,他们便吵吵嚷嚷的,叽里呱啦地喊叫。有一位穿黄军装、黑皮靴的军官,腰里斜挎着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刀,威风凛凛的样子,见到有人靠近,就拔出手枪挥舞一通,把村里人吓得纷纷跑进山里躲藏。

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的,时刻害怕遇到日本兵。尤其是男青年,害怕被他们抓去做挑夫。赵淳生家对门屋王炳家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七八岁,不幸被日本兵抓着,一走就是几十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父母急断了肠。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与大陆有了联系,他们才知道小儿子被日本鬼子抓去后在部队挑担子,挨打受骂不说,还经常没饭吃。后来日本投降,他随大部队跑到了台湾,在那里成了家。几年前,专程回老家为父母修墓立碑,以尽孝道。

赵淳生的父亲如果当年不离家出走,也有可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工。

还有人被抓后想逃跑,日本鬼子发现后先是喊话,如果不回来就开枪。后亭子屋的王乔生就如此,他逃跑时被日本鬼子追赶,结果未抓着,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就开了枪,王乔生应声倒在瓦铺村前残破的桥头边,肠子从肚子里冒了出来,家人及村里的人都不敢露面,怕被日本人发现遭毒打,只好让王乔生暴尸野外。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更怕被日本鬼子抓去,遭到奸淫不说,如果反抗那就是死路一条。

此时,赵淳生的母亲已带上赵淳生躲到外婆家了——江东桥豹子岩。这是个相对偏远的小山坞,日本兵不会去,比较安全。白天,赵淳生与舅舅、姨妈跑到山岗上,趴在草丛中偷偷观察从山脚边路过的日本兵。他们扛着的刺刀在阳光下很刺眼,看着让人心惊肉跳的。仗着手里的刀枪,日本鬼子进了村子,不是放火,就是杀人。这样的经历让幼小的赵淳生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国家贫穷落后,日本人才会如此放肆地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掠抢,任意践踏。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体会到,只有国家强大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兵也会来到村里,全村的男女老少同样十分紧张。每次他们来时,就会有人喊:“老总来了!老总来了!”就见家家户户忙着藏粮食,还有饲养的家禽。粮食好处理,可鸡鸭牛羊之类的就不那么好藏。被突然困在旮旯胡同里的它们,会本能地扑腾着发出声响,把扛着枪的国民党兵吸引过来,他们见什么拿什么,老百姓谁也不敢吭声。

有时,这些国民党兵直奔村里的鱼塘。他们不用捕鱼工具,而是直接往鱼塘里扔手榴弹。手榴弹在深水塘爆炸,塘水四溅,被炸死的鱼也随着浮出水面。只见那些士兵兴奋地用网打捞,然后一筐筐运走,占为己有。

听老人们讲,国民党内部腐败透了,军饷被层层盘剥,拿不到军饷的士兵,只好跑到乡下,与本来就缺吃少穿的百姓抢食,弄得百姓不得安宁。

他们还与乡里的地主、土豪、劣绅勾结,做他们的靠山。尤其,赵恒惕既是省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是名副其实的官僚地主。依仗着权势,地主、土豪、劣绅也得听他的,而那些手无寸铁的佃户,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贫穷农户,没有人敢反抗,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摆布。

家里只有赵淳生和奶奶的那几年,由于没有劳力,所租的土地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交租子。到了秋天,地主只管收租子。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赵淳生的奶奶怎么也无法把租子筹齐。催了几次,奶奶都交不上,前来催租子的“狗腿子”哪肯罢休。

有一天,有两个国民党兵闯到家里,他们都扛着枪,气势汹汹的,一个士兵不由分说将赵淳生抱起,放到一间闲置的房间,再用草绳将门拴上。房间漆黑一片,赵淳生不禁大叫起来。接下来,他们就向奶奶逼租。一边是大叫的孙子,一边是扛着枪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奶奶还是拿不出粮食,气急败坏的士兵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把奶奶捆起来,另一个就用枪托对着奶奶一阵暴打。然后,在一张写好的字据上让奶奶画押。这张字据意味着祖孙俩,明年还得交上双倍的租子。

奶奶可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在需要体力才能得以生存的农村,她自己都无法养活,还得养活一个小孙子。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何等的艰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他们,哪有多余的粮食交租子?交不起租子就对奶奶下毒手,对这样的地主和国民党,赵淳生真是恨透了。但他没有能力反抗,也没有能力保护奶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那时的他,把满腔的仇恨埋在心里,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盼着穷人出头之日早日到来!

所以长大后的赵淳生每每看见弱者被欺凌时,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会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思想,早已渗入骨子里,只要看到不公的现象,他就会被激怒,就会站出来打抱不平。

有一次,王凤英与村里一帮孩子去拾柴。有个大男孩看到白白胖胖的王凤英很可爱,就故意把她的筐打翻在地,弄得周围乱七八糟的。王凤英一边阻止他,一边弯腰去收拾,那个男孩乘机把她绊倒,并抓住她的小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痛得她大哭起来……此时,赵淳生出现了,他大喊一声:“你们干什么?!”吓得那个男孩连滚带爬地跑掉了!

还有一次,王凤英在瓦铺子附近的留笔塘读书,下午放学回来路过茶亭子时,被几个大男孩(杨海洪、胡再新等)围堵。他们事先商量好了,躲在亭子里,等王凤英一到,冷不防地跳出来,吓她一大跳。幸亏赵淳生与同宿舍的一个男同学及时赶到,把围堵王凤英的那几个男孩轰走,并一直把王凤英送到家门口。

一天傍晚,村里一群孩子在玩游戏,有个大男孩玩着玩着就动了歪点子,让另一个比他小的孩子趴在地上,把他当马骑着玩。赵淳生见到后,立即上前制止:“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下来!”玩游戏可以,但他不能接受这种骑人取乐的玩法。

久而久之,村里弱小的孩子总爱跟着赵淳生一起上山砍柴。他们本来力气小,一整天也砍不了多少,还经常被贪玩的大男孩欺负。那些大男孩打着砍柴的幌子从家里跑出来,可到了山里,哪有什么心思砍柴,而是满山滚上滚下地疯玩,把砍柴的事丢在了脑后。直到天黑才如梦初醒,知道大事不妙。为了避免回家挨揍,就动歪主意,去抢那些弱小老实孩子的柴,弄得他们伤心大哭。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赵淳生一定会挺身而出,帮他们把柴抢回来。所以,赵淳生很快就成了孩子王,无论是在河边拾粪,还是在田边地角割草,总有一帮小孩子跟着他。

1949年9月,村里也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背着锅,自己烧饭。即使住到百姓家,也秋毫不犯。没有筷子,他们就用树枝做;没有炉灶,就用石头凑合,决不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如果吃了老百姓的饭,也要付钱。他们很少睡在老百姓家,最多只在屋檐下,弄块门板、草垫子当床。很多时候,共产党部队中的那些年轻战士都是席地而卧。离开之前,他们会帮老百姓打好水,把铺在地上的茅草捆好,并把四处打扫得干干净净。

对比日本鬼子、国民党兵的无恶不作,眼前的共产党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完全是为了让穷人脱离苦难,过上好日子。所以,赵淳生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年后,赵淳生总会由衷地说:“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这短短的一句话,饱含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的感激和爱戴。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一天,他是何等地喜悦!

之后的1950年春天,家乡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穷苦人终于翻身了。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村里把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只有11岁的赵淳生,这个苦大仇深、最听党的话的“孩子王”,就当上了儿童团长。

那段时间,他整天扛着红缨枪,走门串户。白天,监督地主劳动;晚上,组织孩子们斗地主。因为读过私塾,也上过几年学,不仅参与乡政府的选举活动,还参与土地测量活动,帮助乡政府丈量土地,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测量稻田里的三角形、梯形面积等。

原来知识这么有用!那是他第一次用所学为老百姓服务,为社会做贡献,感到由衷地骄傲。

每次斗地主时,他的情绪总是分外激动,口号喊得格外响。从前,他和奶奶受尽了他们的欺凌和剥削,他亲眼看到奶奶因为交不起租子,被他们捆绑起来抽打。而自己成长的每一天,也都饱尝饿肚子的那种难熬的滋味,根源就是地主、富农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他对地主是发自内心的恨,斗地主时就有一种为穷人出口气的豪情。

地主、富农把以前靠剥削获得的东西还给了穷人,他们从此与穷苦百姓一样,靠自食其力才能养活自己。而从前一无所有的农民,从此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赵淳生家不仅分到了田、房子、农具,还分到像旗袍、家具这样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赵淳生,每天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和幸福之中,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孤儿,而是有了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亲人就是共产党。所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信念在赵淳生的内心无比坚定。

由于赵淳生处处表现出色,参与土改运动也很积极,村政府干部认定赵淳生是穷苦人的好后代。加上他自幼喜欢读书,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土改结束,1951年春天就被村政府保送到县立初级中学(当时的衡山五中,现在的衡山四中)读初中。

得知自己被保送到县立中学读书的消息,赵淳生激动得几夜都没睡好觉。 pmp0vS+CHFMgoSzbWB6sHPRyKMaCH5bokAKyNe8jebZYY4o2Ef8/HfXoc6s/oI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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