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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出生的赵淳生，11岁之前生长在旧社会。由于老家衡山以丛山峻岭为主，起伏的山峦、茂密的植被，特别适合安营扎寨，操练兵马，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毛主席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重点考察的地方。那份考察报告中有关农民运动的经验，也多源于这块宝地。
1944年，6岁的赵淳生又黑又瘦。那年，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所到之处不是杀人放火，就是奸淫掠夺。至今，人们都记得当年日本兵经过瓦铺村的情形。一进村，他们便吵吵嚷嚷的，叽里呱啦地喊叫。有一位穿黄军装、黑皮靴的军官，腰里斜挎着一把金光闪闪的长刀，威风凛凛的样子，见到有人靠近，就拔出手枪挥舞一通，把村里人吓得纷纷跑进山里躲藏。
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老百姓整日人心惶惶的，时刻害怕遇到日本兵。尤其是男青年，害怕被他们抓去做挑夫。赵淳生家对门屋王炳家的小儿子，当年只有十七八岁，不幸被日本兵抓着，一走就是几十年，也不知道是死是活，父母急断了肠。直到20世纪80年代，台湾与大陆有了联系，他们才知道小儿子被日本鬼子抓去后在部队挑担子，挨打受骂不说，还经常没饭吃。后来日本投降，他随大部队跑到了台湾，在那里成了家。几年前，专程回老家为父母修墓立碑，以尽孝道。
赵淳生的父亲如果当年不离家出走，也有可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苦工。
还有人被抓后想逃跑，日本鬼子发现后先是喊话，如果不回来就开枪。后亭子屋的王乔生就如此，他逃跑时被日本鬼子追赶，结果未抓着，气急败坏的日本鬼子就开了枪，王乔生应声倒在瓦铺村前残破的桥头边，肠子从肚子里冒了出来，家人及村里的人都不敢露面，怕被日本人发现遭毒打，只好让王乔生暴尸野外。
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更怕被日本鬼子抓去，遭到奸淫不说，如果反抗那就是死路一条。
此时，赵淳生的母亲已带上赵淳生躲到外婆家了——江东桥豹子岩。这是个相对偏远的小山坞，日本兵不会去，比较安全。白天，赵淳生与舅舅、姨妈跑到山岗上，趴在草丛中偷偷观察从山脚边路过的日本兵。他们扛着的刺刀在阳光下很刺眼，看着让人心惊肉跳的。仗着手里的刀枪，日本鬼子进了村子，不是放火，就是杀人。这样的经历让幼小的赵淳生意识到，因为自己的国家贫穷落后，日本人才会如此放肆地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掠抢，任意践踏。所以，那个时候他就体会到，只有国家强大了，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兵也会来到村里，全村的男女老少同样十分紧张。每次他们来时，就会有人喊：“老总来了！老总来了！”就见家家户户忙着藏粮食，还有饲养的家禽。粮食好处理，可鸡鸭牛羊之类的就不那么好藏。被突然困在旮旯胡同里的它们，会本能地扑腾着发出声响，把扛着枪的国民党兵吸引过来，他们见什么拿什么，老百姓谁也不敢吭声。
有时，这些国民党兵直奔村里的鱼塘。他们不用捕鱼工具，而是直接往鱼塘里扔手榴弹。手榴弹在深水塘爆炸，塘水四溅，被炸死的鱼也随着浮出水面。只见那些士兵兴奋地用网打捞，然后一筐筐运走，占为己有。
听老人们讲，国民党内部腐败透了，军饷被层层盘剥，拿不到军饷的士兵，只好跑到乡下，与本来就缺吃少穿的百姓抢食，弄得百姓不得安宁。
他们还与乡里的地主、土豪、劣绅勾结，做他们的靠山。尤其，赵恒惕既是省长，又是当地的大地主，是名副其实的官僚地主。依仗着权势，地主、土豪、劣绅也得听他的，而那些手无寸铁的佃户，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贫穷农户，没有人敢反抗，只能忍气吞声，任由他们摆布。
家里只有赵淳生和奶奶的那几年，由于没有劳力，所租的土地无法产出足够的粮食交租子。到了秋天，地主只管收租子。有一年天旱，收成不好，赵淳生的奶奶怎么也无法把租子筹齐。催了几次，奶奶都交不上，前来催租子的“狗腿子”哪肯罢休。
有一天，有两个国民党兵闯到家里，他们都扛着枪，气势汹汹的，一个士兵不由分说将赵淳生抱起，放到一间闲置的房间，再用草绳将门拴上。房间漆黑一片，赵淳生不禁大叫起来。接下来，他们就向奶奶逼租。一边是大叫的孙子，一边是扛着枪的士兵，在这种情况下奶奶还是拿不出粮食，气急败坏的士兵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绳子把奶奶捆起来，另一个就用枪托对着奶奶一阵暴打。然后，在一张写好的字据上让奶奶画押。这张字据意味着祖孙俩，明年还得交上双倍的租子。
奶奶可是个柔弱的小脚女人，在需要体力才能得以生存的农村，她自己都无法养活，还得养活一个小孙子。这一老一小的生活，该是何等的艰辛？！平时连饭都吃不饱的他们，哪有多余的粮食交租子？交不起租子就对奶奶下毒手，对这样的地主和国民党，赵淳生真是恨透了。但他没有能力反抗，也没有能力保护奶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的发生。那时的他，把满腔的仇恨埋在心里，盼着自己快快长大，也盼着穷人出头之日早日到来！
所以长大后的赵淳生每每看见弱者被欺凌时，不管是男是女，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都会挺身而出。不畏强权、仗义执言的思想，早已渗入骨子里，只要看到不公的现象，他就会被激怒，就会站出来打抱不平。
有一次，王凤英与村里一帮孩子去拾柴。有个大男孩看到白白胖胖的王凤英很可爱，就故意把她的筐打翻在地，弄得周围乱七八糟的。王凤英一边阻止他，一边弯腰去收拾，那个男孩乘机把她绊倒，并抓住她的小辫子在地上滚来滚去，痛得她大哭起来……此时，赵淳生出现了，他大喊一声：“你们干什么？！”吓得那个男孩连滚带爬地跑掉了！
还有一次，王凤英在瓦铺子附近的留笔塘读书，下午放学回来路过茶亭子时，被几个大男孩（杨海洪、胡再新等）围堵。他们事先商量好了，躲在亭子里，等王凤英一到，冷不防地跳出来，吓她一大跳。幸亏赵淳生与同宿舍的一个男同学及时赶到，把围堵王凤英的那几个男孩轰走，并一直把王凤英送到家门口。
一天傍晚，村里一群孩子在玩游戏，有个大男孩玩着玩着就动了歪点子，让另一个比他小的孩子趴在地上，把他当马骑着玩。赵淳生见到后，立即上前制止：“你在干什么？还不赶紧下来！”玩游戏可以，但他不能接受这种骑人取乐的玩法。
久而久之，村里弱小的孩子总爱跟着赵淳生一起上山砍柴。他们本来力气小，一整天也砍不了多少，还经常被贪玩的大男孩欺负。那些大男孩打着砍柴的幌子从家里跑出来，可到了山里，哪有什么心思砍柴，而是满山滚上滚下地疯玩，把砍柴的事丢在了脑后。直到天黑才如梦初醒，知道大事不妙。为了避免回家挨揍，就动歪主意，去抢那些弱小老实孩子的柴，弄得他们伤心大哭。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赵淳生一定会挺身而出，帮他们把柴抢回来。所以，赵淳生很快就成了孩子王，无论是在河边拾粪，还是在田边地角割草，总有一帮小孩子跟着他。
1949年9月，村里也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他们背着锅，自己烧饭。即使住到百姓家，也秋毫不犯。没有筷子，他们就用树枝做；没有炉灶，就用石头凑合，决不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如果吃了老百姓的饭，也要付钱。他们很少睡在老百姓家，最多只在屋檐下，弄块门板、草垫子当床。很多时候，共产党部队中的那些年轻战士都是席地而卧。离开之前，他们会帮老百姓打好水，把铺在地上的茅草捆好，并把四处打扫得干干净净。
对比日本鬼子、国民党兵的无恶不作，眼前的共产党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完全是为了让穷人脱离苦难，过上好日子。所以，赵淳生从小就知道共产党好，知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成年后，赵淳生总会由衷地说：“没有党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党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这短短的一句话，饱含他对中国共产党无限的感激和爱戴。
1949年10月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一天，他是何等地喜悦！
之后的1950年春天，家乡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穷苦人终于翻身了。
为了配合土地改革，村里把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只有11岁的赵淳生，这个苦大仇深、最听党的话的“孩子王”，就当上了儿童团长。
那段时间，他整天扛着红缨枪，走门串户。白天，监督地主劳动；晚上，组织孩子们斗地主。因为读过私塾，也上过几年学，不仅参与乡政府的选举活动，还参与土地测量活动，帮助乡政府丈量土地，用所学的数学知识测量稻田里的三角形、梯形面积等。
原来知识这么有用！那是他第一次用所学为老百姓服务，为社会做贡献，感到由衷地骄傲。
每次斗地主时，他的情绪总是分外激动，口号喊得格外响。从前，他和奶奶受尽了他们的欺凌和剥削，他亲眼看到奶奶因为交不起租子，被他们捆绑起来抽打。而自己成长的每一天，也都饱尝饿肚子的那种难熬的滋味，根源就是地主、富农对穷人的剥削和压迫。他对地主是发自内心的恨，斗地主时就有一种为穷人出口气的豪情。
地主、富农把以前靠剥削获得的东西还给了穷人，他们从此与穷苦百姓一样，靠自食其力才能养活自己。而从前一无所有的农民，从此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赵淳生家不仅分到了田、房子、农具，还分到像旗袍、家具这样的生活用品。
那时的赵淳生，每天都沉浸在无比的兴奋和幸福之中，他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孤儿，而是有了亲人，亲人就是毛主席，亲人就是共产党。所以，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这种信念在赵淳生的内心无比坚定。
由于赵淳生处处表现出色，参与土改运动也很积极，村政府干部认定赵淳生是穷苦人的好后代。加上他自幼喜欢读书，从小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土改结束，1951年春天就被村政府保送到县立初级中学（当时的衡山五中，现在的衡山四中）读初中。
得知自己被保送到县立中学读书的消息，赵淳生激动得几夜都没睡好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