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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设计，特别是艺术设计，我们有太多说不清理还乱的问题，而任何严肃认真的思考，都将成为我们逐步接近设计的引子，并由此引申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
设计行为应该遵循美学原则还是功效原则，从现代设计诞生之初就一直是不同设计师争论的一个焦点，设计应该人文艺术化还是科技理性化，至今我们仍然难以找到普遍认同的答案，就像我们今天谈论包豪斯和乌尔姆时，仍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样。我们的设计是应该民族风格化，成为独立民族特有的文化符号，还是应该国际普适化，成为地球村诸多文明交流与矛盾和解的媒介，是我们这个时代讨论最多的一个设计话题。尤其是当一个民族自信心和财富力量膨胀的时候，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甚至会被上升至道德和价值判断的层面。而设计师，如果仅仅致力于职业操守竭力为客户和消费者服务时，也会被批评家质疑，设计师难道不应该为文化复兴和道德重建承担责任？设计师难道不应该为我们今天过度的消费、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恶化承担责任？是的，设计应该是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设计师应该是我们诗意栖居的建构者，但是，相信许多从事实际设计实践和现实理论研究的人都会问：怎么能够？
也许这仅仅是关于设计许多难以说清理顺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但我怎敢期望更多呢。任何试图寻找可以终结一个设计问题的努力都不啻为天真的异想，设计本身就是矛盾的化身。而且以上问题的出现并不会成为阻挡设计发展的障碍，相反，整个现代设计史就是一部充满论战的批评史，发现设计中的问题，并得到充分的思考和争论，设计才会呈现出她应有的样貌。或许，这正是王立夫在《道与用：器物的逻辑》中为何多从边缘考量的原因。
作为同窗四年的大学同学，王立夫对于设计的深入思考和成果积淀让我也感自豪，而答应撰写序言的任务却让我汗颜并焦灼数日。近年来自己荒于读看设计专业的论文，看到他发给我从传统造物文化到当代设计的系列文集，体味文中透露出的感性抒写和理性沉思，让我深深感佩。中国的当代设计需要本土化、多元化，设计理论研究更需要在排除跟风步潮、原教旨主义方面有所建树。很显然，王立夫的这本文集有理由成为我们逐步接近设计应然的一个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