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历史并不长,只有 100 多年,但它也经历了一个胚胎、成形、转型停滞、恢复、繁荣深化的过程 。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交际,翻译也是一种交际,通过语际转换达到交际的目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中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等值原则”。在对“等值原则”的研究中,许多早期的翻译作者,如严复先生、梁启超先生、胡以鲁先生、容挺公先生、朱自清先生、郑振铎先生等,都在有关翻译论文中涉及对英语词汇的研究。翻译要求语义等值,反映原词的概括特征和本质特征。翻译要求语体等值,词并非仅仅是交流思想,不带任何修辞色彩的筹码,在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还有一个修辞层。翻译要求语用等值,译文与原语一样,在行文中做到语用等值。那时谈不上什么词汇理论,但具体翻译操作已包括词汇研究内容,这就为今后更进一步研究英语词汇奠定基础,形成胚胎。
1930 年以前,我国几乎没有英汉或汉英双语词典,只有少数原语(英文)词典,这种情况严重妨碍了当时的英语教学。1930 年以后,为了满足人们学习英语的需要,我国开始出版英汉双语词典,真正开始了对英语词汇的研究。除词典之外,词汇研究成果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语法书籍,各种语法书籍都有章、节涉及构词方法和词汇分类等内容。启明书局在 1930—1940 年之间出版了《活用英文语法》《英文语法表解》《英文语法造句作文》等书籍。英语词汇研究已涉及语言国情学知识(虽然此时并未有语言国情学),它包括了文学、艺术、科学、教育、政治、经济、历史、地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神话迷信,以至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这一特征是英语词汇研究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中国与英、美西方国家交恶,转而投向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20 世纪中叶以来,普通语言学,特别是苏联语言学理论对我国词汇研究的指导作用更加明显。20 世纪 50 年代初,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后,在数十年里对中国语言学界发生着影响。中国外语词汇研究重点从英语转向俄语,从 1950—1960 年 10年期间,我国出版俄语辞书 23 本,而出版英语辞书只有 9 本。几乎所有中学只开俄语课,不开英语课,标志着转型时期的开始。此时,词汇研究在苏联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许多学者都投入到这一学科的研究中,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提出了许多问题,研究领域日见拓展,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不再拘泥于旧的一套模式,研究方法更加新颖。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同苏联关系恶化,中国的各项工作都以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所有外语词汇研究工作都处于停滞状态。停滞前期(1961—1966)的英语词汇研究情况比停滞后期(1967—1975)要好,如高名凯先生、王庚尧先生等都在停滞前期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英语词汇书籍。
打倒“四人帮”以后,中国英语词汇研究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上海人民出版社反应迅速,在 1976 年底出版了《袖珍汉英词典》试用本,标志着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即将恢复。1981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陆国强先生编著的《现代英语构词》。汪榕培、李冬两先生于 1983 年 3 月推出了《实用英语词汇学》一书。在此期间,众多学者加入了英语词汇研究行列。几年之内,英语词汇研究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水平,词汇研究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英语词汇研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产生了我国第一本《实用英语词汇学》专著。除出版数量可观的词汇研究成果书籍以外,在各种学术期刊上也有众多学者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如 1985 年在《外国语》第 4 期,沐莘先生发表了《浅谈语义及其类型》,但是与中国第一本词汇学专著的诞生相比较,此时发表的论文都显得单一和不足。
1988 年以后,中国英语词汇研究朝着更深和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由过去集中对同义词语、反义词语的研究扩展到对其他结构组织的全面性研究,研究的角度日趋新颖,词语意义研究朝着跨学科的方向深入开展。语言学理论,如社会语言学、语篇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认知科学、语用学都渗透到英语词汇研究中,指导着英语词汇研究。有的学者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对词语意义进行研究,如戚雨村先生于 1992 年在《外语研究》第 2 期发表了《语言·文化·对比》一文;有的学者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词语意义进行研究,如宋海燕女士于 1988 年在《外国语》第 2 期发表了《性别原型及其在两性言语交际能力中的反映》一文;有的学者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对词语意义进行研究,如王维成先生于 1988 年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发表了《从歧义看句法、语义、语用之间的关系》一文(以上作品并不是专门论及英语词汇,但都有章节涉及英语词汇内容);也还有学者从其他的角度对英语词汇意义进行了研究。该时期的英语词汇研究成果主要以论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尽管出版了不少词汇书籍,但多数是为了满足学生应试而编写,无多大学术价值。
从英语词汇的研究发展史来看,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在初期曾明显带有翻译学的痕迹,而后来又与词典编纂和语法学纠结难分。语法学中的词法内容最容易混同于词汇学,它研究词的构成、变化和分类规律,探求词的语法形式和语法形式所负载的语法意义。词汇研究可以参考语法研究的某些方法,但是把词汇学的对象视作语法学的研究内容,甚至用语法学来代替(英美几乎没有词汇学专著),取消词汇学的存在,都是不合适的。
从数十年的历史还可以看出,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发展呈两大趋势。一是分工越来越细。早期的英语词汇研究既研究词语的构造、词汇的组织、发展变化、词语意义,也研究词汇集在词典中的状况。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对词语汇集在词典中的状况研究已独立成专门的学科——词典学,词汇学已很少再承担对它们的研究。对词语意义的研究,也开始汇入语义学研究的洪流,成为词汇语义学。二是不断借鉴﹑吸收一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词汇研究在百年的发展史中,引进和吸收了一些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不断地充实、完善自身。如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框架理论、结构组织关系等;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引入词语意义的研究,义素分析法也于 20 世纪 70 年代被用于对词语意义的分析;20 世纪 80 年代把一些与语言研究相关的学科成果借用到词汇研究之中。以上研究内容与方法都属于传统的英语词汇学范畴,只研究词语结构和客观意义,不涉及词汇意义的形成机制和形成方法,把人的因素排除在词语研究之外。
2000 年以后,英语词语研究进入了主观意义研究阶段,语言研究出现了认知转向。认知语言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出现的一种新的语言理论,它是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而产生的,用认知科学领域取得的成果对语言进行研究,对语言的意义研究已经逐步取代对语言形式的研究。在美国以兰盖克(Langacker)为首的一批学者对语法认知进行广泛的研究,现已建立了认知语法理论。以莱可夫(Lakoff)为代表的一批语言学家对语义认知进行了研究,现已建立了认知语义学。以列文森(Levison)为首的许多语用学家对语用认知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现已建立了认知语用学。对词汇认知研究比起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显然要迟一步,这与英美语言学界不重视词汇学研究有关,但已有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取得了成绩,如卓尔顿(Zoltan)的词汇概念研究、克鲁斯(Cruse)的词汇组织研究、雷勒(Rainer)的词汇客观知识、意义和意象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显示离建立认知词汇学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以往,国内语言学理论研究总比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慢一拍,但在这波语言学理论研究认知转向中,国内语言学者几乎与国外学者同步,在某些方面还走在前面。熊学亮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认知语用学方面的专著——《认知语用学概论》,赵艳芳女士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认知语言学方面的专著——《认知语言学概论》,王寅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认知语法方面的专著——《认知语法概论》,束定芳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认知语义方面的专著——《认知语义学》,陈建生先生出版了国内第一本认知词汇学方面的专著——《认知词汇学概论》。20 世纪 9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在前辈的指导下,积极投身认知词汇学研究,已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果。这种呈梯队的研究队伍,保证了英语词汇研究的连续性和持久性,也使学者们看到了认知词汇学研究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