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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词汇系统和语法系统的总和。词汇是具体语言所有词汇和固定词组的总汇，是多种成分聚合而成的分层级体系，是构筑言语作品的建筑材料。词汇是第一性的，语法规则是第二性的，没有词汇的语言是不可想象的。词汇如此重要，它成了最早的语言研究领域，如汉语训诂学、文字学等。英语语言研究也是如此，先研究词法，然后再研究语法。中国人对外国语言的研究也是从词汇领域着手，然后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
两千年前，中国人民就不断地与自己的邻邦发展文化交流，吸收他们的文化精髓，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光荣传统，为民族文化发展做了显著贡献。我们的先辈在翻译佛经方面所树立的严谨科学的翻译方法及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值得我们引以为骄傲，并且奉为典范。19 世纪中叶以来，由于我国与欧洲各国的接触日益频繁，欧洲国家的科学、哲学、文学著作的翻译工作也随着发展起来，先驱者严复先生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严复先生并非第一位把英文小说翻译成汉语的人。现有资料显示，最先将英文小说译入中国的是英国来华传教士威廉·本斯（1815 ～ 1868 年）。他把英国 17 世纪小说家约翰·班扬的寓言体长篇小说《天路历程》译成中文，并于1853 年在厦门出版。因为翻译者是外国人，一般不视为中国翻译外国小说之始。由中国人翻译的第一部外国长篇小说出现于 19 世纪 70 年代，蠡勺居士首次翻译了英文小说《昕夕闲谈》，是蠡勺居士拉开了中国人研究英语词汇的序幕。马建中（1845 ～ 1900 年）是第一位建议设立翻译书院，对英语和法语进行研究的人。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翻译英文小说在中国也有近 150 年的历史了，但确定翻译的标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各有各的说法。严复先生提出了“信、达、雅”三字标准，鲁迅先生提出了“信、和、顺”三字标准，林语堂先生提出了“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九字标准，葛传规先生提出了“不增、不减、不改”六字标准。翻译实践证明，翻译标准并非几个字能说清楚的，但有一条是十分清楚：不管什么翻译标准，关键是词语的选择。在翻译中，人们运用词语表情达意，概括起来说有两层要求：第一层要求是词语用得“对”；第二层要求是词语用得“好”。翻译中的所谓“对”，就是要合乎原文，合乎逻辑，合乎语法，合乎词语的规范标准。翻译中的所谓“好”，就是要鲜明生动，精辟含蓄，阅读流畅，优美动听等。译“对”是译“好”的基础，译“好”是在译“对”基础上的提高和飞跃。要译好一部作品，首先就是要对有关词汇进行语义研究和对比分析。
1929 年，曾朴先生发表《读张凤用各体诗译外国诗的试验》（《真美善》1929 年第一卷第 10、11 期）一文，直截了当地指出：“大家都道译书难，我说译诗同样难，译诗比译书难到百倍呢。这什么讲究呢？译书只有信、达、雅三个任务；能信、能达、能雅，三件都做到了家，便算成功了。译诗却不然，译诗有五个任务哩。哪五个任务？（一）理解要确；（二）音节要合；（三）神韵要得；（四）体裁要称；（五）字眼要切。”
以上这些要素要求，既涉及逻辑问题，又关系到语法问题，而更多的是修辞问题。“字眼要切”就包括翻译词语用“对”和用“好”两个方面，词语用“对”是一种“消极修辞”，词语用好是一种“积极修辞”。不管是“消极修辞”，还是“积极修辞”，都离不开对词音、词形、词义、词彩、词的使用范围等诸多方面的选择和推敲。由此可见，翻译要求无不涉及两种语言词汇的对比研究。虽然早期的研究没有形成系统的英语词汇学理论，但具体翻译操作已包括上述内容。词汇研究只是为翻译作品服务，谈不上是对英语词汇的形式和内容的研究；也谈不上是对同音词、同义词、反义词几种关系词的研究；同样也谈不上是对英语词汇构成（基本词汇、非基本词汇）和词汇的语体类型（书面语词汇、口语词汇）的研究；更谈不上是对成语、谚语等熟语的研究，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英语词汇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总的来看还是初步的，有些观点今天看来也显得幼稚，但是筚路蓝缕、榛莽初辟，开创艰辛，功不可没，孕育了更进一步进行英语词语研究的胚胎，使得 20 世纪 30 年代我国英语词汇研究得以建立和发展。
现代语言学有很多分支，语言学中研究英语词汇的分支叫作英语词汇学。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发展和完善，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普通语言学对中国英语词汇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词”“词汇”“词汇学”术语及其概念本身都是从国外语言学中引进的。
在历史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就曾把西方的语言理论介绍到中国，其中就有词汇学方面的理论和方法。如马建中先生在 1898 年出版的《马氏文通》，就是采用西方的语言理论系统地描写汉语的第一部著作。《马氏文通》虽然是语法著作，所分析的语言资料是古代汉语，但是它也涉及了一些词汇问题，谈到了构词方法的一些问题，也谈到了不少词汇意义问题。《马氏文通》中的词法内容多于句法内容，词法内容被后世的词汇学吸收和采纳。
20 世纪中叶以来，普通语言学对英语词汇研究的指导作用更加明显。20 世纪 50 年代初，约·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发表以后，在数十年间都对中国语言学界产生着影响。这本书中所谈到的基本词汇与一般词汇问题等词汇学内容，也在很长时间内影响着英语词汇研究，尽管其中的一些提法今天看来已经未必十分妥当。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些理论也被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借鉴与吸收。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中国英语词汇研究界在研究词汇的意义时，不再单纯地就意义论意义，而把对词汇意义的研究纳入结构的框架，研究词语意义的组织关系，从而使英语词汇研究在方法上得到了更新。20 世纪70 年代，先由美国人类学家发明，后来成为语言学研究方法的义素分析法，使英语词汇语义研究获得了形式手段，这为英语同义词语、反义词语等的研究开拓了新路子。这些事实无不证明，普通语言学对中国英语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英语词汇研究之初，极大地受到中国传统语文学的影响。普通语言学并不专指由西方引进的语言理论。中国人在中国研究英语词汇也要受到中国古代、现代语言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在词语和词语所指的事物对象的关系问题上，春秋战国时代的著名学者荀子更是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指出：“名无因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因实，约之以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无因善，经易则不拂之善名。”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在今天也还有着重要的意义，虽然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有悖。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英语词汇研究，一方面借鉴西方和中国的语言理论，不断丰富自身，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另一方面又以自身的学科建设丰富着词汇理论，出现了一些有一定理论建树的词汇学论著。这是中国英语词汇学在普通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下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