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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据性（motivation），又称词语的理据，按王艾录、司富珍的说法是：“最为广义的理据指语言系统自组织过程中促动或激发某一语言现象、语言实体产生、发展或消亡的动因，其涉及范围可以包括语言各级单位以及篇章、文字等各个层面。所谓语词理据，狭义的来讲，是指语言自组织过程中语词发生、发展的某种内在的、可论证的必然联系
。”该观点强调理据性的“内在性”“可论证性”和“必然性”特点。对于理据性的研究也涉及语言范畴的各个层面。因此，我们将词汇的理据性分为内部和外部两项。外部理据即广义的理据性，主要指语言符号与外部客观世界的非自然联系，包括拟声理据和拟象理据。内部理据即狭义的理据性，主要指语言内部结构与语义的联系，在这个范畴内进行细分，包括语音理据、形态理据和语义理据，如图 2-3。
图 2-3
英语和汉语中的许多单词（原创单词）音与义（原始义）有密切的联系。词汇的产生以及最初阶段的发展都是以拟声为理据的，拟声词是人类对世界体验的产物，在语言范畴中具有典型的认知模型，可以归纳为两种。
人类在进行社会群体生活时，模仿自然界动物之声，或者从事某项活动时发出的声音，形成具有该语音或者类似语音的单词。这种字词创造模式可以描述为：
ICM：自然界和人类行为发出的声音→模仿→拟声词。
通过命题激活的方式，构建其他的认知模型：
CM 1 ：自然界动物之声→模仿→基本拟声词；
CM 2 ：人类劳作之声→模仿→基本拟声词；
CM 3 ：呼吸声→模仿→次要拟声词；
CM 4 ：动作迅速分离和移动声→模仿→次要拟声词；
CM 5 ：爬行声→模仿→次要拟声词；
CM……
模仿自然界的动物之声，我国早在《诗经》中就有“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之说，“丁丁”拟伐木之音，“嘤嘤”鸟鸣之声。“嘎嘎”“呱呱”“啾啾”“叽叽喳喳”也是对动物声音的模仿而来。《木兰词》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通过摹拟织布机来回穿梭的声音，给“唧”字命名，音即象“织”之声。咕噜——圆转声、哧溜——滑动声、咯兹——扭转声、铿锵——金石敲击声等都是人类劳作时发出的声响，是经验的最初产物，都是基本拟声词。
次要拟声词也很常见，例如：
呼吸声：呼哧、呼啦、呼呼、噗嗤、哼儿哈儿；
动作分离声：崩蹦、邦、哧溜、刺啦、咔嚓；
动物爬行声：嘶嘶（蛇）、嗷。
英语中这种现象同样存在，例如由CM 1 创造的最初的音义结合体，英语中模仿鸟兽之音就属于此类。
baa：绵羊的叫声； owwow：（狗）汪汪声；
buzz：（蜜蜂、蚊子）嗡嗡声； cackle：（母鸡下蛋后）咯咯声；
cheep：（小鸡）唧唧声，（鸟等）啁啾声； coo：（鸽子、斑鸠等）咕咕声；
crow/cockadoodledoo（公鸡）喔喔声； hiss：蛇发嘶嘶声。
其他的三个模型来源于Bloomfield对拟声词的分类。CM 3 表示通过模拟呼吸声创造字词，如sniff、snuff、snore、snort等； CM 4 表示通过模拟动作迅速分离或移动创造字词，如snip、snap、snatch等； CM 5 表示爬行，如snake、snail、sneak、snoop等。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如模拟自然界物理变化声音、人类欢笑声等，都是依据以声拟声的模型扩展词汇。
人类在创造字词的时候，根据语言符号“型”摹拟声音，产生音与某种象征性意义的联想。此处的“型”主要指发音时的口型、舌位、唇型等，而非语言符号的外部形式。这种现在汉语中很常见。如［p］［b］［m］都是双唇音，发音时嘴型、唇形和气息的变化可以进一步概念化，构建一个以双唇音为原型的理想化认知模型。人类在体验世界的同时，外界经验不断积累，对事物的认识不断增强，该模型中双唇有意识地闭拢与分开可以激活事物在人脑中的映像，表现为事物相合或者相分的行为和动作，激活覆盖、包裹、包藏等的状态或动作行为等，这样就造出了一系列音义相关的唇音声母词。如袁庆德在汉语词汇理据性新谈中所例
：
贝［pɑt］典型的贝类的外形是由两半对称的介壳合成的，所以造词的时候古人将双唇闭拢来摹拟它的外部形状，这就决定了所造成的词的声母为双唇音。
蚌
蚌是一种体型较大的贝类，所以给它命名时，先将双唇闭拢以摹拟它的外部形状，发音时，双唇用力堵塞气流的通道，引起声带的紧张和轻微振动，形成浊辅音声母，为了充分摹拟蚌壳闭合的状态，开始时口腔的开口度较小，发出元音［e］，随后使舌头后退，开口度逐渐增大，使口腔中的空间也逐渐增大，并使气流从口腔和鼻腔同时通过，形成较响亮的共鸣声，以突出它的形体之大。
胞［pɘu］“胞”的本义是胎衣、胞衣，字原来写作“包”。在为这个事物造词的时候，古人先将双唇闭拢，再使舌头后退、下沉，使口腔中形成较大的空间，摹拟胞衣包裹胎儿的状态，发音时双唇逐渐聚拢成圆形，来摹拟胞衣的形状，便造出了“胞”这个词。
此外，如破、匍匐、拍、门、簸、抱等词也具有相似的理据性，不再列举。
对于英语而言，把舌放在高和前的位置发出的元音和小的意思似乎存在某种联系，特别是wee（极小的）和teeny（极小的）中的那个元音，而那些由舌处在低的位置发出的元音总是表示大的意义。这种联系不论在哪种语言中都是存在的，口腔的大小在发ee音时口腔的开口度最小，跟它表达的意义是对称的。这反映了人们在对世界体验时，对于事物产生的普遍认知心理，人类对语言符号的“型”进行概念化，构建了ee音的认知模型，激活心智中有关于“小”“细微”等命题，从而搭建起发音时的“型”与所指事物之间关联性的桥梁，赋予语言符号理据，例如： wee、teeny、fly sheet（小册子）、eelworm（小线虫）、lees（小残渣）。
最简单、原始的造字手段除了“拟声”之外，“象形”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作为词汇外部理据的表现形式之一，“象形”主要是指语言符号的形式与所指的事物及其意义之间具有相似性，例如：
人——甲骨文“人”字是侧面人形，它突出了人直立行走和有手的特点。本义是人类。引申表示别人、人品和人体等。
手——金文“手”是五个指头的手抽象画。本义是人手。引申表示拿着、技能和新手等。
力——甲骨文“力”字是弯曲的胳膊的象形。弯曲的胳膊中蕴含着力量，由此产生力量的含义。
九——甲骨文“九”是胳膊的象形。胳膊包括五个手指、手掌、小臂和肩膀九个部分，由此产生九个的含义。引申表示多数。
止——甲骨文“止”字是脚的象形，上面部分表示脚指头，外侧突出部分表示大拇指。本义是脚。引申表示脚不动，由此产生停业的含义。再引申表示拦阻、截止和仅有等。
首——甲骨文“首”字是牛头的象形，以后字形是人头的象形。本义是脑袋。引申表示带头、最高、最先等。
争——甲骨文“争”字是两个人的手向不同方向拽牛头的象形，由此产生争执、争夺的含义。
目——甲骨文和金文“目”字是眼睛的象形。本义是眼睛。引申表示看和像眼睛的东西。
耳——甲骨文“耳”字是耳朵的象形。本义是耳朵。
心——甲骨文“心”字是人心的象形。本义是心脏。心脏在人体的中心，由此产生中心的含义。
自——甲骨文“自”字是鼻子的象形，上边的一笔强调它是突出的东西。本义是鼻子。人们说自己的时候常指自己的鼻子，由此产生自己的含义。
口——甲骨文“口”字是口张开的象形。本义是嘴。引申表示窗口通外边的部分、出入通过的地方、破裂的地方、锋刃、骡马的年龄等。
也——《说文解字》中说“也，女阴也。象形。”金文“也”字是女性生殖器的外形，旁边字符表示阴唇。人都是由女性生殖器中生出来的，由此产生形成、生成和肯定的含义。女人可生出很多孩子，由此产生同样的含义。
乙——它是脐带的象形。本义是脐带。引申成为天干序位第二位的位号。
子——甲骨文“子”字是婴儿身体被包住，头和手露在外边的象形。本义是婴儿。引申表示儿女、幼小、植物的种子和动物的卵子等。引申成为地支序位第一位的位号。婴儿头脑中没有杂念，因此由它表示道德高尚的人。
云——甲骨文“云”字是刚从产门中生出来，头朝下的婴儿的象形。本义是刚出生的婴儿。
女——甲骨文“女”字是坐着的人双手交叉的象形。双手交叉表示没做任何事，有听从吩咐的意思，由此产生顺从者的含义。女人是顺从的人，因此用它表示女人。引申表示女儿。用它称呼对方则表示对方是顺从自己的人，是和种亲切的称呼为了与“女”字其他含义区别开，做第二人称代词用时后来又加了个“水”字旁，由此形成“汝”字。
汉字是象形文字不难理解，但如果说英语也是象形文字，很多人一定会以为纯是无稽之谈。其实，追根溯源，英语的 26 个字母确实来自象形文字。这 26个字母最初起源于埃及象形文字，后由腓尼基人改进发明了腓尼基字母，希腊人对腓尼基字母加以改革后创造了希腊字母，古罗马人对希腊字母加以改革进而发明了拉丁字母，英文字母就属于拉丁字母。如：
A——牛头； B——房子，C——鸟嘴； D——门； E——举着双手的人；F——沙粒； G——房角； H——荷花； I——手； K——皇帝； L——鞭子；M——水or波浪； N——鼻子； O——圆的东西； P——嘴； Q，R——人头；S——太阳，沙丘； T——十字架； V——龙； X——十字架； Z——闪电。
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字母都是源于生活中很常见或者人们谈论多、信仰的事物，这些事物映射到人脑中产生意象，人们根据对这些意象，发明创造了具有相似结构的字母。
如字母A，约在 3000 年前，在腓尼基字母表中字母A读如aleph，写起来形似字母V，中间再加一横，给人的意象是“牛头”或“牛角”。以后希腊人将它倒过来写。对于古代腓尼基人来说，“牛”的意象就意味着财富，吃、穿、耕作都少不了它。这就成了字母A被列为第一个字母的缘故。
字母B和A一样，也可以追溯到古代腓尼基。在腓尼基字母表中B叫beth，代表房屋，在希伯来语中B也叫beth，也含房屋之意。字母B原来形似原始社会的两室房屋，小写字母b是后来从大写字母B衍变出来的。在今约旦河西岸有一犹太教，基督教圣地叫Bethlehem。该词中至今还包含着beth这一成分。B在字母表中之所以排在第二位也许是因为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意象“房屋”的重要性仅次于衣食。
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古代字母和现代字母的发音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但其基本的象形含义仍或多或少地保存下来。每个字母的原始意义又渗透到各种词根之中，最终在现代词汇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英文中的 26 个字母的造型也映射到人脑中，形成最基本的意象，并携带这些本质性的意象信息，从而左右该单词的词义。比如大写O的字形给人的意象就是个圆球或者圆环，主要用来描写圆形、球形、环状、圆盘状、圆胖等事物形状，让人顺理成章地联想起描写“滚动”“卷起”等有关动态词。如：
ICM 1 ： O→○，圆形意象，表示“圆”“圈”“环”“卷”“滚”“转”等意思，如：
ICM 3 ： O→□，o的字形又像我们的“口”型，又像“眼”珠，有“口”才能说，有“眼”才能视，形成“口”的意象，与洞、口等词关联，表示“孔”“口”“洞”。如：
此外，大写Y的字形，很像一株“成长”中的小树，“树”的意象Y→yield（出产）；也像一艘“游艇”的俯瞰图，如Y→yacht快艇、Y→yawl小帆船。古人伐木造舟，固有“舟航”之义，如Y→yaw偏航。树木欣欣向荣，象征着一种青春的气息，故又有“青春”之义，如Y→youth。当一个人“渴望”什么，他便会举起双臂问天，向天求告，一如Y的形相，因此，便有了Y→yearn，Y→yen等词。
语音理据包括拟声理据，但是此处的语音理据是探究词汇内部结构的问题，有别于乌尔曼所说的语音理据，而是指人类拼读词汇的有理性，具体表现在语音学中对正音法和正字法的研究。任何一种语言，正音法和正字法越是规范的拼音文字，越有较高的语音理据。正音法的任务是树立读音标准和一种行为规范。人类通过认知世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语音概念化，从某些词的几种歧异的读音中选择具有典型的、格式塔性质的标准音作为语音系统中的典型成员。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类对典型模型进行修改、变更、增加，出现一些新的正音标准，进一步完善读音法。
例如，作为汉语标准音的北京语音是 600 多年前北京成为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之后逐渐形成，并于 1955 年汉语规范化会议上最后加以确定的。该标准音的发音方式、音标、音调、重音等成为汉语中语音的典型成员，比较稳定地作为读音标准，各地方言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具有相似性。随着语音的演变，该标准音也缓慢地发生变化，出现一些新的读音标准，消除一些旧的读音标准。在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于 1957 ～ 1962 年分 3 次发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初稿》中，“波”的两个读法b和p被统一为b，因为“po”音很容易与“破”音相混淆；“剥削”的两个读法“bxu”和“baxio”被统一为“bxu”，避免与“削皮”中的音混淆。1985 年 12 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又进行修改，定名为《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予以公布。语音的规约、发展和变化也是可被论证的，与人类历史、经济、文化发展息息相关，而非任意的。
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汉字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的分别。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字体里，其笔画的具体造型往往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可以被理解为语言的任意性，但是也并非完全任意，而是受到理据性的制约。比如“原来”这个词最初的形式是“元来”，明朝皇帝朱元璋认为这个词有“元朝”卷土重来之意，所有执意换成“原”字，并通过颁布法令将其规约下来，它受到当时统治者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不同时期，为了适应书写方便和意义表述清晰，都有不同程度的简化写法产生。例如，“汉”字的演变主要就以三种字体为主，如下图所示。
→漢→汉
其变化受到字词发展内部动因的约束。其一是词汇的发展由繁至简的规律，符合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其二是人类认知具有完型性的特点，继续保留原有的左右结构，偏旁部首也是按照正字法的规定，“水”旁在简化时用“氵”代替。
英语的标准音是国际音标，该音标可看作具有典型效应的范畴成员，对英语的元音、辅音、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都进行了规约，成为语音形成的内部理据。同时，人类对语音进一步概念化、范畴化，出现音位变体、同化、音系变化和顺序规则，新的语音范畴出现，理想化认知模型开始细化，在不同的范畴中表现出不同形式，语音的标准更加完善。
例如，英语复数后缀在书写形式上是－（e）s，根据胡壮麟
所述，英语复数中的三种变体按照以下方式起作用：
/s/出现在清音之后；
/z/出现在浊音之后；
/ɘz/出现在咝擦音之后。
在多数情况下/z/是基础形式，可以被视为该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其他两种形式/s//ɘz/都是由它派生来的。/s/是一种清化现象，/ɘz/是增音现象，规定增音发生在清化之前。清化和增音都与发音方式和发音特点相关。
ICM： z/浊音______
CM 1 ： z→s/［－浊音，辅音］ ______（清音化）
CM 2 ：θ→ɘ/咝擦音 ______z（浊音化）
CM 1 和CM 2 都是人类行为动作在语言符号中的映射，其概念与ICM密切相关，由ICM激活，具有可论证性。
内部语音理据进一步保证了词汇的有序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确定，词汇的任意性受到理据性的约束，只能在理据约定的范围内变化，而非完全偶然。
形态理据是指词的理据性与其形态结构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分析词语的形态结构获得词义。人类对世界认知的过程中，基于体验和感知形成了各种经验，并概念化形成语词形态结构的认知模型，该模型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并影响词汇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语言中的单纯词、派生词和复合词都具有形态理据。
单纯词就是不可分割的单语素构成的词语，分为原生单纯词与派生单纯词。一部分原生单纯词可以通过拟声和象形等方式发现理据，另一部分如rose、dog、cat、boat等，从声音或者形式上来看，所指与能指之间确实没有太大的联系，这些词是否也具有理据性？
任意论者认为，单纯词是绝对任意的，如在不同语言中，对同一所指“玫瑰花”，英文和中文的语言符号完全不同，但是我们认为，取不同语言中的词来证明任意性和理据性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人类的语言系统跟当时社会的文化、历史、心理发展、认知水平密切相关，该民族的人在创造语言符号的时候，用一个符号而不用另外一个符号是会受到认知模型的影响的。洪堡特曾指出，就一般单纯词来讲，其指称概念的三种方式都表明能指和所指之间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如汉语中“大”字声音洪亮，形状大，而“小”字声音低，音调转曲，字形小，视觉与听觉感知与事物带来的心理印象很相似，因此，原始的单纯词还是具有理据性的，只是程度问题。
与单纯原生词相对，派生原生词是指由旧词派生的新词，如由“卓”直接派生出“桌”，其理据性不难理解。王、司曾提出，词根是原生词衍生派生词的基础，人们依据原生词、词根和派生词之间音近义通的关系，来确定他们的同源关系，而根据同源关系，来判断理据
。桌子这一事物出现之后，在人们心智中就映射了一个命题模型，该模型以“桌子”这一事物为原型，包括“高度”“材质”“颜色”等概念。人们根据“高度”——“桌高于几”的特点，径直将此物命名为“卓”。“卓”字成了该范畴中的典型成员。后来为了区分“卓”（高）和“桌子”，也是为了凸显桌子的木制义类，就在“卓”的旁边加了个“木”，形成“棹”，后才改写成“桌”。加个“火”字，凸显用火照亮的意思，形成“焯”字，表示“明显”“明白”。为了凸显人的卓越和伟大，在旁边加个“人”字，形成“倬”，表示“显著”“伟大”。和“日”相关，形成“晫”，表示“明亮”；与“水”相关，形成“淖”，《通俗文》中有“和泥曰淖”，表示木制品遇水腐烂后成泥，意味着“烂泥”。
同样地，“枯、涸、竭、渴”音近义通，词源是发/he/音，表示“缺水”的认知模型，但是由于认知模型具有体验性和关联性，于是人们在对自然界植物体验的基础上，赋予“木”旁，曰“枯”，河海缺水赋予“水”旁，曰“涸”或者“竭”，人缺水赋予“水”旁曰“渴”。先民习惯采用类别的方法命名，抓住反映对象与已知事物在“象”上的某种相似性，作为新事物命名的根据。如把山之顶、木之顶、人之顶引为同类，分布派生出“颠”“稹”“滇”“巅”等词。
从共时角度看，英语中的单纯派生词也具有高度的理据性。如“ spect”这个词的认知模型在做“看”解时，可以作为这一范畴词的典型，具有原型效应。在此基础上，人们通过体验和激活构建新的命题和结构模式，创造新词，词根“-duce”也如此。如：
在词汇发展史中，每一次新词的出现都是对旧词的革命与突破，人们在对社会认知的基础上，利用更加便利的造词手段，开发更加能产的造词资源，传递新的信息。由此可见，单纯符号也是有理可循的。
派生词分为派生单纯词和派生合成词。上文我们列举了派生单纯词的理据，派生合成词的理据显而易见。派生合成词是指由词根和词缀构成的“附加式合成词”，如“镜子”“椅子”。这类词汇认知模型的命题结构可以被描述为：
ICM派生词＝词根＋词缀
在现代汉语里古代的单音节词通过派生和复合演变为多音节词，使得现代汉语的理据性得到增强，这些词汇的命题结构多为中心语＋词缀。词缀主要有语音、语法和语用三种。
续表
英语属于表音文字，有大量的派生词和复合词，这些词的语义在很大程度上能从结构形态上得到启发，其形态理据性大大强于汉语。如：
care ＋- ful→careful（Verb→adjective）；
slow ＋- ly→slowly（adjective→adverb）；
en-＋ large→enlarge（adjective→verb）；
strength ＋- en→strengthen（noun→verb）。
词性发生改变，但是意义具有相似性。
im-＋ possible→impossible（adjective→adjective）；
music ＋- ia→musician（noun→noun）。
有些词性没有发生变化，依然具有高度理据性。汉语中的双音节词词缀要比英语少，某些成对的派生词所表达的意义在汉语中要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如appear出现，－ disappear消失，bind捆扎，unbind解开，这使汉语的派生形态理据比英语的弱。
词汇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由最初的单纯词发展到派生词是造词手段的一次革命和突破，人们在原有的单音节语音表达和独立的词形基础上创造和开发更加丰富的造词资源。单音节的大量增加使语言负荷加大时，造字手段开始了第二次飞跃，人们利用语言中大量的单纯词，组成结构比较复杂的大一级的语言单位——词组来表达概念。此时，词汇的构造的命题模式变成了：
ICM复合词＝单音词＋单音词
由两个单音词的意义衍生出命题意义，结构为词组的形式。双音复合词的出现势必大大加强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作用，是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一种有效方法。根据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汉语造字法分为三大类：词汇材料式、语音材料式和混合材料式，英语的构词也与这类似。混合材料式是对外来词的处理，包括音译、借用等方法，跟词形关系不大，我们探究词汇形态理据，只考虑第一种。词汇材料是指将各种语素、单音节的词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词汇，根据这种造字法，在ICM的基础上，我们归纳出四种认知模型，可以将其视为与ICM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新的成员。
这个认知模式是指把两个或者三个单音节词汇材料直接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词汇形态。如：英语中有：
Blackboard（黑板）＝ black（黑色的）＋ board（木板）
Classroom（教室）＝ class（班）＋ room（房间）
Football（足球）＝ foot（脚）＋ ball（球）
Microphone（声音放大器）＝ micro（放大的）＋ phone（声音）
Basketball（篮球）＝ basket（篮子）＋ ball（球）
Air force（空军）＝ air（空气）＋ force（力量）
Railway（铁路）＝ rail（铁条）＋ way（路）
俄语中有：
Пароход（燃气轮船）＝Паро（煤气）＋ход（开动）
Авиапочта（航空信）＝Авиакомпания（航空）＋Письмо（信）
Пассажирпоезд（旅客列车）＝Пассажир（旅客）＋поезд（火车，列车）
Бомбадержатепь（炸弹架）＝Бомба（炸弹）＋держатепь（架子）
德语中有：
Netz⁃software（网络软件）＝ Netz（网络）＋ software（软件）
Internet⁃Seite（因特网网页）＝ Internet（因特网）＋ Seite（网页）
Finanzkrise（金融危机）＝ Finanz（金融）＋ Krise（危机）
Wirtschaftsbau（经济建设）＝ Wirtschaft（经济）＋ bau（建设）
法语中有：
Wagon⁃restaurant（餐车）＝ wagon（马车，火车）＋ restaurant（饭馆）
Ciel⁃bleu（天蓝）＝（天）＋（蓝）
Sourd⁃muet（聋哑人）＝ Sourd（聋）＋ muet（哑）
Gratte⁃ciel（摩天大楼）＝ Gratte（刮，擦）＋ ciel（天）
Demi⁃heure（半小时）＝ Demi（半）＋ heure（小时）
Porte⁃monnaie（钱包）＝ Porte（拿，携带）＋ monnaie（钱）
Grand⁃mere（祖母）＝ Grand（隔一代的）＋ mere（母亲）
但是有一个现象不能忽略，汉语中有些复合词所对应的英语却是单纯词。例如，奔跑—run，源头—source，检验—check，展览—show，信心—confidence，跳舞—dance，手指—finger，女孩—gir，聪明—clever，耽搁—delay，呼吸—breath等。同样，英语中有一些词虽说是复合词，但其理据不明显，见词无法知其意。如： eggplant不是蛋＋植物，pineapple也不是松树＋苹果，hamburger中根本没有火腿（ham）；还有从peanut（花生）、badminton（羽毛球）frankfuter（小熏肠）中我们也看不出其语源的意义。对此，认知词汇学认为，这些词汇在最初创造时是肯定是有理据的，只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变迁，理据被湮没了，进入日常文体，成为隐性词，很难猜测出它的含义。
这种方法是使用几个单音节的词汇材料重复出现并先后连接起来，表示一种新的义。这是汉语中常用而较有特色的造词方法，既可以采用语素的AA式连接，也可以是AAB、ABB或者AABB式等，其理据都是鲜明的。
①AA式：天天、看看、样样、红红、爸爸、妈妈、爷爷等；
②AAB式：毛毛雨、洗洗手、刷刷牙、写写字、睡睡觉；
③ABB式：眼巴巴、水汪汪、亮晶晶、绿油油；
④AABB式：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条条框框、沟沟坎坎、方方面面。
英语中这样的构词尽管也有，但数量很少，如：
AA式：“quack⁃quack”，“tick⁃tick”，“puff⁃puff”，“zip⁃zip”，“ flick⁃flick”“go⁃go”，“dum⁃dum”，“yo⁃yo”，etc.
元音叠连：“tip⁃top”，“glitter⁃clatter”，“ping⁃pong”，“ tick⁃tack”，“ dillydally”，“wishy⁃washy”，“shiny⁃shally”，“zig⁃zag”，“fiddle⁃faddle”，etc.
辅音叠连：“ran⁃down”，“bow⁃wow”，“hurdy⁃gurdy”，“willy⁃nilly”，“teenyweeny”，“hocus⁃pocus”，“hurry⁃skurry”，“topsy⁃turvy”，etc.
改造法是对一个现成的词或固定语的构成成分或形式进行改变，形成新词。这种方法可分为换素型、倒序型、缩略型、变调型、合音型等五种。前三种用得最多。
用一个单音语素替换某个复合词中意义相反或相类比的单音语素就是换素型造词法。如“奴”字在复合词范畴中的典型成员是“奴隶”，原指旧社会受压迫、剥削、没有人生自由的人，现在与各种新事物相结合，构成不同的命题意义。
倒序型就是把复合词的词语先后顺序颠倒过来，形成新词。如，变质、质变，白雪、雪白，流水、水流等。其意义与词性也随着词素顺序的改变而产生了些许差异。英语的转换法（conversion）里的左分枝结构（1eft branching）就与之类似，如flow in（流入）→inflow（流入量），to put in（输入）→input（输入量），to out put（输出）→output（输出量）。
这种方法在英汉语中都使用得比较多。如“寒促”代替“冬季促销”，“交强险”代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三限房”代替“限户型、限房价、限销售对象的商品房”。又如，infomercial（adj.）→information ＋ commercial，internaut（n.）→Internet ＋ astronaut，psywar（n.）→psychological ＋ warfare，dancercise（n.）→dance ＋ exercise等。
这也是一种英语汉语都经常使用的造词方法，即在原有词汇材料的基础上仅对其意义的性质或组成稍加改变。例如：玫瑰花、雪花、浪花、腰花、爆米花与花销、花费、花时间中的“花”词形相同但词义相差很多，而且词性也有改变。英语中也有如headline（n.→v.）、smoke（v.→n.）、nasty（a.→n.）、better（adj.→v.）、up（adj.→v.）等这样大量的转化。不同的是，汉语侧重词义的转化，英语则更加侧重词性的转化。
此外，Croft ＆ Cruse曾将Johnson和Lackoff所论述的意象图式概括为七大类 [1] ，与词汇内部形式理据性相关，特别是对于汉语中单纯词的形式理据具有解释力。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英语单词没有上下结构，看似不具备意象图式模型，但是仔细观察，发现部分单词还是存在这类现象（如下表所示）。
续表
语义理据是一种心理联想，指词义的引申和比喻。语言中的一词多义，词义缩小、扩大、转变，旧词新义以及习语、俗语现象的出现，其语义都来自词汇意义的引申和扩展。人们在体验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不同事物之间具有关联，从而趋向于在性质相近的事物之间建立语言联系。如用对时间的看法来解释生命，如英文有“Life is a short summer ”，汉语中有“生命转瞬即逝”等。词义的关联性推动语言体系的衍生发展，而发展的动因源于语义理据的两大认知机制——隐喻认知模型和转喻认知模型。
词汇的语义与概念功能、人类的知识是紧密相连的。语义形成的过程是概念化的过程，而概念化的过程是基于人类身体体验的过程。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因为人类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对大自然和自身社会的理解和熟悉程度也很有限，所以他们所使用的词汇大都是体现自身熟悉的具体事物的词汇，但是随着人类的抽象思维的发展，人类会借助那些表示具体事物的词汇来表达抽象的概念，拓宽词汇符号的概念含义，一词多义现象出现。表面上看，一个基本词所具有引申义或者比喻义相互之间没有太大关联，但是从认知词汇学来讲，语义系统的扩大，词汇意义的增加都是有理据的，其中一部分就在于隐喻映射以一种与目标域的内在结构相吻合的方式，保留了始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搭建“基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桥梁，从而形成词义扩展网络。
表达我们最熟悉的身体部位的词汇在其中心义项之下还有很多隐喻意义。Face除本意“脸”之外，至少还有 8 个隐喻意义，如“面部表情”“表面”“正面”“情绪”“胆量”“鬼脸”“覆盖”“指控”等；他们具有跟“脸”相似的图式结构。
FACE：所指的意象图式有两种。
（1）上—下结构，人的头部从上额到下巴的部分，是覆盖于整个头部表面的皮肤组织，与头相对，具有上下结构。
图2-3
（2）内—外结构，与外部世界其他物质相对。
图 2-4
head除了本意“头”之外，也至少还有 14 个隐喻意义，如“头状物”“上端、顶部、前端、前部”“首脑、首领、头儿、主任”“领导地位、领头地位、首位”“人、个人”等。人类在认知客观世界时，总是遵循一条普遍规律，即从近到远、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根据隐喻映射，将具有相似结构的意象结合，从而完成词义范畴化的过程。同样，英语中很多小品词词义的发展反映了这一规律，如over、in、at、within、beyond等。它们除了反映空间含义的本义之外，也同时蕴涵时间、程度等方面的隐喻意义，不再一一描述。
随着人类世界认识的加深，新事物不断引进，新概念层出不穷，科技用语、商标名称、专有名词等加快了进入语言词汇领域的步伐，出现了语义系统的新视野。外来词、旧词新义和新词等语言现象的出现，构建了一个崭新的词汇层。以科技新词为例，21 世纪，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突飞猛进，科学技术领域的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诞生，科学家们在使用语言词汇去称谓这些新生事物时，并不趋向于为其“发明”一个新词项，却通常利用借助于旧词新用或新旧组合的方法，用原有的词项为科学概念命名。这些科技新词的“诞生”过程就是科学家们借助“概念隐喻”思维的造词过程，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一方面，用始源域的一个概念去表述目标域中的一个概念，两个概念之间具有相似的意象结构或者意象图式，主要表现在不同领域词汇意义的互通和构建。具体情形如下表。
另一方面，将具有相似结构的概念进行类比，衍推出新词结构。科学家们用原有的科学概念去喻指另一个崭新的科学概念，并用原有相关或相似词项为全新科学现象立名，从而使原有词项具有了新词义。
如： channel在日常生活中是指“水渠或渠道”；计算机领域借用channel喻指“把I/O设备和辅助存储器联入计算机系统中的设备”。library的日常含义是“图书馆”；科学家将library应用到计算机领域喻指“相关文件或程序的集合”，一般译作“库”。queuing是“排队” queue的动名词形式；计算机领域把“将应用程序排序，然后依次装入主存”的过程称作queuing。port在计算机领域是指“通信线路进入计算机系统的端口”，其源域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港口”。interpreter在计算机范围的意义是“解释程序”，即该程序能够读出源语句并译成机器语言，并能过执行这些机器指令；“解释程序”源于interpreter的日常原意——口译者。此外还有zip（压缩文件格式）、user（用户）、register（寄存器）、motherboard（底板）、local（本地终端）、command language（命令语言）、data flow（数据流程）、snail mail（蜗牛邮件，即传统邮件）等。
电学专业的相关专业术语有track（磁道）、line（线路）、electronic smog（电子雾）、electron cloud（电子云）、rabbit ears（V形电视天线）、power source（电源）；生物学有airway（气管）、colony（菌群）、conception（怀孕）、crossbreeding（杂交）；动力设备功率单位称horse power（马力），这显然由“ horse（马儿）”类推而来；海洋学中的jet streams（西风急流）显然借喻了jet（喷气机）的“迅捷”之意。
除了科技领域，其他领域新词的发展也遵循以上机制和变化模式，如：
以上实例说明：许多新词的产生源泉是日常生活的物质经验，其间的援引关系正是以“概念隐喻”思维为纽带的。这些词汇的建构都参照同一认知模式，即都基于同一喻源域概念，隐喻映射是贯穿其中的红线。
词类转换也是扩充语义的方式之一，主要依靠转喻机制。隐喻是跨不同认知域的映射，具有认知域外部的特征，转喻则是同一认知域之内的概念映现，具有认知域内部的特征。转喻的作用不仅仅限于指代，它还是意义扩展的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如：部分喻整ICM，主要指用内容材料喻生产者或者产品等。英语wool本义是羊毛，但在a ball of wool put on his new wool中分别是“毛线”和“羊毛服装”。这是典型的材料喻产品，羊毛→毛线→羊毛装。再如head的基本意义是“头”，但它通过转喻映射形成了以下义项，如mind or brain（容器喻内容）； a person（部分喻整体）； headache（感知事物喻感知行为）； life（原因喻结果）； ability（实体喻功能）。
在转喻认知机制作用下，转类主要表现为名词与动词之间的相互转换。
动作主体表示动作： to author a new book；
动作工具表示动作： to ski； to hammer ；
动作对象表示动作： to blanker the bed； to dust the bin；
动作结果表示动作： to landscape the garden；
动作方式表示动作： to tiptoe into the room；
动作时间表示动作： to summer in Paris。
动作表示动作对象： the best bites ； the flight is waiting to depart；动作表示动作结果： the p roduct ，the construct 。
转喻扩展意义的另一途径是通过强调highlight或突显profiling同一认知域或同一框架结构中的一个成分实现的。比如电视是一个整体系统，但电视作为一个名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突显这个系统的不同部分从而获得不同的意义。
a.他买了一台 电视 。（电视机）
b.他打开 电视 。（开关）
c.他在看 电视 。（节目）
d.他在修 电视 。（元件、配件、电距等）
e.他主修 电视 专业。（专业学科）
f.他是 电视 名人。（影视）
可以看出在以上 6 个例子中，“电视”分别突显并指称不同的内容。一些基本概念意义，如电视机、开关显示画面、电路和元件，已经概念化了。Cruse把这种现象叫作语义调节，Tylor把它叫作视角化。通过转喻映射，同一概念结构中不同成分的视角化形成一词多义，这是语义的理据来源之一。例如，lackoff认为“mother”一词的意义至少建立在五个认知域domain上：
a.基因认知域；
b.生产认知域；
c.哺育认知域；
d.家系认知域；
e.婚姻认知域。
这样mother在不同的认知语境中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激活不同的认知域产生多种意义，例如：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需要是发明之母
Interest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兴趣是成功之母
Ignorance is the mother of impudence.无知是鲁莽之母
Variety is the mother of enjoyment.变化是快乐之母
Mr.White was constantly mother by his wife，and resented it.怀特先生一直被他妻子像母亲般地悉心照料，对此有些怨恨。
总之，英语词汇的音、形、义之间虽然有着“任意性”的一面，但同时更存在着高度的外部理据和内部理据。正如许国璋先生也说：“如果说语言是任意的话，那也只是限于原始时期，在此之后就不是任意的了。”
词汇的理据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认定词汇的理据性这一主体特征，将大大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语言的本质，防止我们跌入不可知论的泥潭。同时，这对我们的英语学习和英语教学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英语教师在词汇教学中应善于运用理据理论，经济、有效地精讲词汇，帮助学生对所学词汇“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扩大词汇量。有的词从语音理据入手，有的词以词源知识为主，还有的词要动用形态和词义理据讲解更好。因此，肯定词汇具有的理据性、探究词汇的理据性，是完善语言共性论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未来词汇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
[1] Croft William，D.A.Cru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