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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思想的文本批判是通过对文本进行外在性的解读实现的。德里达的解构（Deconstructivism）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当被问到究竟什么是解构时，人们又似乎无言以对，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不知道德里达解构思想批判的方法与思路。暴力可以消灭人的肉体，却不能杀死一个“幽灵”
。如今，德里达离世了，但他的“幽灵”仍在人间徘徊。“幽灵”的踪迹之一，就是德里达两歧性的文本。德里达的著述颇丰，总共有 100 多种，德里达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著作，以《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为代表；中期的代表作有《播散》《哲学的边缘》《明信片》《丧钟》《耳朵传略》等；晚期则以《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等为代表，目前德里达的这些代表作均有中文译本。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讲究含蓄与意境，这一方面固然是审美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专制高压下的产物。德里达生活在民主的现代西方，他的文风为何还这么隐晦？这是他的故意为之，还是情不自禁地流露？
德里达认为，“所有的意义表示都必然是模棱两可的”
，他的文本也处处充满两歧，以至有人用黑手党做比：“一个如今已经老掉牙的说法是，黑手党和解构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向你发出的提议你无法拒绝，后者向你发出的提议你无法理解。”
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ing）曾经说过，把精神说清楚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其实，要把德里达说清楚，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如果只是粗读，完全会把德里达视为反对真理和正义的敌人。
德里达的解构复杂艰涩、歧义丛生，而他又喜欢闪烁其词和自我辩解，这既使其思想呈现出混沌的状态，又使他突破了学科界限的壁垒，其解构思想展现出了多重性的语境。正如他曾经指出的：“这种多重性以及它在不同国家里表现出的形式的多样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世界性的事物。”
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形态体现于其两歧性的文本和多重性的思想语境。
德里达的文本零散而晦涩，文字的表达夸张而跳跃。如雄鹰之傲视寰宇，慧眼背后是一对如椽的铁翼。德里达应该是性情中人，思考所至，即笔端所至，所以德里达的文字没有踪迹可寻。“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德里达文本的思路与众不同，用语新颖奇特，文字就像天空下雾蒙蒙的毛毛雨，让我们感到飘忽不定，一头雾水，抓不到丝毫的踪迹。也许是故意，或者是无心，德里达的文本也看不出个人经历的影响。他的文本风格属于过分“精英化的写作”
，这给我们的理解设置了大量障碍。
德里达的写作近似一种文字游戏，而“这种文字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诡辩式的胡言乱语，几乎算不上是严肃的、寻求真理的讨论”
[1]
。德里达的文本不只难懂，他的思想产生速度又极快：“德里达不同寻常的出版速度既令人难忘又令人气馁。”
正是这些因素，把我们和德里达隔开了距离。德里达来到了不属于他的时代，他的一意孤行和疯狂偏执的解构，注定让那些深受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影响的人接受不了。也许，文本的难度造成了德里达的寂寞，他往前追溯没有知音，往后眺望不见来者。德里达自己就曾明确宣称，虽然以后可能会出现几十个能看懂他的书的优秀读者，但现在的人们还没有开始读他的书。
德里达以随心所欲的高超技术与解构策略进行文本创作，既没有遵循固有的学术规范，也没有清晰可辨的道路，更没有确定的思想主题，文本花样繁多，着笔天马行空，不留痕迹，不被理解是其常态。与其说德里达的写作是在寻找真理和意义，不如说他的写作是在文字游戏中自由嬉戏。德里达的文本“通过无限的循环和指称，从符号到符号，从描述者到描述者，在场本身不再有地位；没有人为任何人而存在，甚至不为他自身而存在；人们再也不能支配意义，人们再也不能中止意义，意义被纳入了无穷无尽的意指运动中。符号系统没有外观”
。德里达的智慧就在这种互文的写作中显示，当真理和意义被消解，文字的形而上意义便消失殆尽，德里达的文本便散落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斑驳陆离如锦。德里达认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由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所指即当能指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读者面对的不是有确定意义的“所指”，而是模糊混乱的“他者”
。
德里达解构了传统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认为相比于语言，文字具有更为丰富的表达空间，文字更能表达心灵。因此，他主张在文字中寻找“他者”。在德里达看来，语言一旦成为文字，就既不能控制其意义，也不能掌握其被解读的过程，在这种创作者和意义双重退场的情形下，文字成了可以被不同读者不断解读的东西。每个读者都可以把自己的经历、体验加入阅读中，从而使文本具有新的意义，解构就是让阅读者或者信息接收者，开始参与主导意义的产生。“如果说写作的焦灼不是也不应是被确定了的一种精神情感，那是因为它本质上不是作家经验性的变动或感情，而是对这种焦虑的责任，是那个必要狭小的言语通道的责任，因为所有可能的意义都在那里相互推挤互相阻挠以挣脱显形。”
因此，德里达在写作时尽量保持文字的原生态样貌，尽量保证行文的随意性和流动性。德里达的文本的另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脚注。这些富有穿透力的脚注或许透露着德里达解构思想的蛛丝马迹。但这些脚注不仅仅是些引证，更多的是些支离破碎的思考片段。而支离破碎就是德里达的写作方式和风格。
德里达明确宣称：“诚然，如果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读者（可能，在世界上可能有几十个），实际上，这将在不久后有机会出现；但另一方面，在我死后十五天或一个月，什么都不复留下，除了在图书馆的正规收藏。我向你发誓，我由衷而同时相信这两种假设。”
到处是悬崖峭壁，到处是歧路弯道，只有无限自由后的迷茫，历经沧海桑田后的孤独。既然有无限选择，那就是没有选择；怎样都行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行。只有叹息、绝望、犹豫，失去判断力，却欲罢不能。作为读者，与德里达的狭路相逢，既是痛苦的思考之路，又是艰辛的朝圣之旅。
因此，接近德里达的困难可能是我们面对德里达著作的开始。书写本身是自由的行动，文字是自由的，禁锢书写是一种遮蔽。在著作中，德里达不断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引入符号的象征意义，让文本的意义变得多元化。他平铺直叙的语言风格让其在意境营造上获得了充分的能动性，打破了特定时空中客观事物的局限，同时也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使文本中的有限意象蕴含着无限的思想内容。面对德里达的著作，我们能打开书卷，却不识其中的文字；能看清字句，却不懂言语的意思。就像面对天书，我们不知从何处开始解读；就像面对五行阵，我们找不到出去的路；就像面对一只刺猬，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抓住它。读德里达，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无极的处境之中，在这个境况中，处处充满了选择，歧路，但却又不是一无所有的虚无，也不是怎样都行的自由，而好像如此，也许如此，怎样都不能获得圆满……叹息，绝望，犹豫，失去判断力……我们心中充满彷徨，就如同陷入单相思，明明知道不太可能有结果，可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胡思乱想。但这就是哲学。哲学就是让那些想理解它的人欲罢不能。对于德里达的文本，我们既不是重整乾坤的哈姆雷特，也不是能够理解他的伯乐，而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何况，疯狂是不需要理解的。我们注定只能是悲惨的遭遇。也可能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包括解构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是棵大树，枝繁叶茂。我们只能摘取几片树叶。德里达的文本的确很少有人理解。早在 1992 年，就有人直言不讳地指出：“阅读德里达的麻烦是，出汗太多，回报太少。”
这是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对德里达文本的评论，该年剑桥大学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为此支持派和反对派争论不休——此后，德里达的思想才逐渐为一些欧洲学者接受。那么，德里达的思想真的就不可能被清楚地解读吗？显然不是。实际上，再隐晦难懂的学说也有能读懂的一天。对于德里达的文本，只有努力是远远不够的。但不退缩，起码是一种态度。
德里达的文本很容易让人坠入其温柔的怀抱，让人很难刻意保持我之唯物主义对他唯心学说的藐视，从而让人在无意识、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被一些冥冥的驱动力量所控制。对与错，爱与恨，君子与小人，文明与野蛮，美丽与丑陋，善良与邪恶，一对对泾渭分明的概念，控制着人的价值判断，阴阳对立，非此即彼。德里达消解了这一概念，让人意识到世界的多元。德里达让人突然意识到为什么就没有第三条判断标准。解构主义想努力摆脱它们，可它们如同一条巨蟒紧紧地缠住人的头脑。于是，读者感到自己思想充满偏见，尽管读者不是故意的，可当读者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时，难见其真人。德里达的读者就像被幽灵引导的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这种引领并没有经过读者的审查也没有问明读者的目的，在不由分说中，就让读者的行程陷入一种不辨方向的泥潭。关键是，此时读者也是可以拒绝的，可读者只是麻木与冷漠。读者的脑子一片空白，只能像被摄取魂魄一样，追随德里达的幽灵，一道去经受解构世界的浑噩与欢愉。
听智者斥责胜过听愚者唱歌，渐渐地，读者每天都沉醉在解构中。游泳在解构的海面上，食无心，睡无意。虽然脑袋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可读者依然沉迷于这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尽管读者明白解构德里达是艰难的事，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就如同新生的婴儿极其渴望纯白的奶水，也如同一个六神无主的人极力想通过外界事物证明自己。读者希望抓住德里达这根救命稻草，走出世俗的污泥，不要让自己继续在尘世中沉沦。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读者早已不再年轻的人的心。越是想不通，越是纠结；越是得不到，反而要穷追不舍。读者就如同一个掉进暗恋深渊的孤家寡人，一心一意想要弄明白德里达的微言大义。读者渴望能走进德里达的内心世界，与他进行亲密接触。每天沉迷于这种状态。一个幽灵也不断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像哈姆雷特一样，犹豫不决，怀疑世界，怀疑感情。德里达文本的一丝一角都使读者痴迷。
德里达文本的内容和信息量着实丰富，很多晦涩抽象的哲学话题，内容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实在有点高深，很难懂。德里达不停地游荡，从这里到那里，不停遭遇各种各样的人，和他们谈话，谈论不同的话题。他不停地醒来又睡着，反反复复，一度以为自己已苏醒，却又坠入梦境中。他一次次摆脱，一再苏醒，究竟是真实的人生还是荒谬的梦境。梦只要不停止，那就是真实的；那么，人生不也可以这么看？那么，是不是很多人也是在这样的反复中？理解他们，必须先理解自己。死亡、生命、虚无、恐惧、幻想、梦境……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沉寂在这样的不间断的思索中，不断难过压抑。只是在说，多些时间抚慰心灵，听听心的声音。
德里达写了将近一百本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不断变换自己的理论立场，加上他的写作本身就是对翻译之不可能性的经验，他的著作拒绝有效的翻译，因此，他的文本呈现出相互矛盾的特性，即“两歧性”。这种“两歧性”使德里达的文本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复数的“幽灵”，不同的学者能以迥异的角度对它做出完全相反的解读。德里达从来不曾使我们能在一种单义的认知方式中有效地谈论他，在“德里达”的署名下面，是从来无法还原的多义性。
正如对马克思的解读存在着“以西解马”“以苏解马”“以马解马”等多种模式
，国内外学界对德里达解构思想也存在着多种解读。
在国内，围绕着解构的性质，对德里达的文本主要有“文字游戏说”和“生命运动说”两种解读。“文字游戏说”由张隆溪最早提出，他认为：德里达的文本就是杂乱的文字堆积，解构除了消解，毫无建构，它只能导致走向虚无主义。“生命运动说”以郑敏、白艳霞为代表，他们认为：德里达的文本体现的是浓厚的反理性主义的人本价值。
这两种解读模式，可以说从不同角度看到了德里达文本的特点和意义。其实，德里达的文本的确有晦涩性的特点，但这种晦涩性特点恰好给不同的解读提供了方便。这也显示出德里达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因此，面对德里达的文本，仅仅有这两种解读模式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在西方，围绕着德里达的思想内容，对他的文本主要存在着三种解读模式，即“保罗·德曼式解释”“列维纳斯式解释”和“尼采—海德格尔解释”。
第一种解释模式把德里达的文本视为游离于文学与哲学之间的“语言游戏”。这种解释模式主要关注的是德里达的早期文本。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热爱，并从解构的语言观出发，创造出了一种哲学化的文学语言，从而打破了哲学与文学之间的壁垒。持这种观点的，有费里（Luc Ferry）、雷诺（Alain Renaut）等人。他们认为德里达的文本打破了文学与哲学的界限，既不是纯粹的哲学文本，也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而是两者的结合。在德里达看来，语言是一种符号，本质上是一种游戏，没有最终的所指。语言的意义最终是不确定的。在解构了“逻格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之后，文本就只剩下文学了。德里达一生的文笔令人捉摸不定，本身就不像是哲学的手法，其解构也是先从文学开始的。
第二种解释模式更多地把德里达的晚年著作考虑进来，这就是德里达所谓的“政治伦理学转向”
后写的一系列文本。这一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的晚年著作深受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他者”思想的影响。这种解释模式把德里达的晚期文本与早期文本截然分开，认为晚期文本只是德里达运用早期解构思想对现实生活的干预。德里达晚年的“幽灵政治学”“他者伦理学”等思想是从列维纳斯及其好友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思想中发展出来的。这一解释模式是把德里达的思想分为理论的与应用的两个部分。
第三种模式是把德里达的一系列文本都考虑进来，认为它们始终贯彻着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批判。这种解释模式认为德里达继承了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精神。如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认为，德里达的功绩就在于解构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哲学。而这一反传统形而上学的精神承自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哈贝马斯认为，德里达是因为不满于西方几千年来贯穿至今的哲学思想，所以对那种传统的不容置疑的哲学信念发起挑战，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逻格斯中心主义传统大加鞭笞。
这三种解释模式，可以说看到了德里达著作包含的哲学、文学、政治伦理学等方面的内容。其实，德里达文本涉及的内容远不止这三个方面，这三种解释模式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因为德里达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是多元的复杂体系。因此，面对德里达的文本，任何一种单一的解读模式都是不科学的，至少是不全面的。
德里达打破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德里达主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要打破各学科领域的严格界限”
。但总体来看，德里达的文本表现出了两种倾向：一是强调哲学和文学的亲戚关系；第二是突出哲学和政治的联姻关系。
针对第一种趋势，德里达指出，尽管哲学家自以为超越了文本的隐喻结构，生产出一种净化了的语言，但哲学和植根于隐喻和修辞基础上的文学一样，都是语言符号系统。“在文学中，哲学语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直存在的。”
在德里达文本中，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紧密，以至有人把解构当作文学对哲学的报复。而德里达认为：“我的文本既不是哲学的表示，也不是文学的表示。”
他自己既不属于哲学家，也不属于文学家。但事实是“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
。第二个趋势是，德里达晚年愈来愈关心现实，他不仅用政治观点回答与他有哲学分歧的人，也用他的行动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德里达说，哲学在生活中有时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东西。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语言乃存在之家园，人类在这个家园里诗意地栖息。”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对话、交往的工具，也是人类存在的方式，跟艺术一样，它既保存了人类的历史，又彰显了人类的现实存在。人类活在自己的语言中，语言也是具有感情的，它有着人的喜怒哀乐等情绪。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创作原则既赋予文本以自然的结构美感，又使文本既讲出了人的生存与时代的普遍性，又讲出了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从而使德里达的文本结构具有了真善美品格。意境是写作和欣赏、评论文学作品的一把标尺。意境有主客统一、情景交融、虚实相生和韵味无穷等美学特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坚持到底都是一种幸福。德里达的文本有着混沌的叙事结构、生动形象的人物塑造和极富张力的语言，深深吸引着读者。它是凝固的图画，是立体的交响乐，是曲折的赞美诗，是善良之种的萌芽，是希望之花的盛放，是纯真之果的凝聚，是温馨的风景和安逸的情感在空间的定格，是一个由优美语言与闪光思想所构成的独特世界，它引发无限遐想，不仅可以品味一时，更可以受益一生。德里达用心记载，我们也唯有用心欣赏，懂得心灵的碰撞才会擦出最美的火花。
一些读者希望在德里达文本的字里行间，能捕捉到他们眼中的马克思形象，也希望在德里达文本里疏忽和遗漏的地方找出一点解构主义的破绽。而且，他们还天真地想，既然德里达能与马克思的“幽灵”交流，他们未必就不能与德里达的“幽灵”交流。德里达一本不太厚的小册子却把他们带进晕晕乎乎的状态，如梦如醉。一些现象学的术语，读者很是不懂。这让他们尝到了狂妄者的痛苦，也感受到了冒失者的难堪。当读者鼓起勇气准备看第二遍的时候，已经没有了一开始的激情与狂躁；那份热情冷却成寒冬的冰。因此，最初，很多读者是抱着一颗侥幸之心踏上旅程的，内心既浮躁又无知，更缺少一种内在的淡泊与安详。他们强加给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是功利与目的，既做不到无欲无求，也不能放下传统思想的重负。他们希望用德里达的观点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强大的生命力，但他们心里很清楚，唯心与唯物的划分原则仍像幽灵般地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左右着他们的思维，他们心中仍存在着“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标准。读者知道自己见识浅陋，根本就没有达到和德里达对话的资格，也肯定逾越不了德里达与我之间的鸿沟。但是，射出的弓箭怎能回头？何况是一颗漂泊太久的心。读德里达的书，读者感到一种虚无——世界的虚无，流动中的虚无。
坚守是一种无言的指令。读者不自觉地追随德里达投入云端的深处。尽管云端的深处什么也没有，他们只能得到虚无。但读者还是希望，这一追随，能追到一份心灵的安详与和谐，能追到那片象征纯真和希望的鸽子毛。读者怀着忐忑的心情，参与着解构的工作。在心灵深处，读者仍然听见解构的呐喊声从遥远的 20 世纪传来。一场臆想的消解消失了，读者即刻进入一种混乱的意识中。而此刻，读者既没有触摸到德里达文本的秘密，也没有抓住那片象征和平与善良的洁白羽毛。读者只模糊地感到，解构主义也是对新的主义的建构和追求。反叛使僵化的世界重新激活，具有创造力，灵动起来，就像一潭死水，因为一块石头被重新激发出一点活力。
德里达的文本写作也是一次朝圣旅程。解构主义的写作选题往往是很突然的。在德里达的文字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股拂面而来的自然之风，这自然之风，如青云出岫般曼妙，似漱泉传林一样清新。德里达的文字是那样的自然，尽弃人为造作之痕，宛如山泉之曲折奔流，最后终于汇成了飞凌山岩的急瀑，震荡起撼人心魄的天籁之音！这些意象形成了特定的画面，而有些意境是德里达在描绘的基础上联想出来的。这些美丽的意境让读者受到了美的熏陶。德里达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他的行文有自己的风格，这无可置疑；面对德里达的著作，不同的人能从不同的角度做出迥异的解读，这也无可厚非。这些不同的解读恰恰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德里达思想的丰富性和多重性。
[1] C.Norris： Derrida ，London：Fontana press，1987，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