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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就是由“最终，我当然希望学会生活”
开场的。的确，如何才能学会更好地生活，这既是我们必然会遭遇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正如德里达自己问的：“我们会懂得怎样去生活吗？”
至少弥留之际的德里达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自己最终并没有学会生活，而且是完全没有学会。由于“没有学会生活”，德里达的一生很不平坦。尽管活得艰辛，但他不拒绝生命。在 74 年的人生之路上，德里达坚定而不自负，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认真地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认真地拒绝了他不愿意不喜欢的事。
德里达不愿意谈早年的经历，“啊，你想要我告诉你诸如‘我出生于阿尔及尔郊区埃尔比亚一个被同化的小资产阶级犹太人家庭，然后如何如何……’这类事情，真的有这个必要吗？行个方便，恕我不能从命”
。这是1982 年德里达被认为携带毒品而被捕事件几个月之后对有关他的童年经历和个人背景的回答。犹太民族是个充满苦难而又坚强的民族，它历经伤害而又从不绝望，历经苦难却又永存希望。作为犹太人的德里达，一生也充满曲折与不平，“他的前半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他的后半生则充满争议与荣耀”
。落泪是不幸的，但只要把泪水铸成闪光的金子，就会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德里达正是把辛酸与坎坷磨练成了金子，他才成为任何磨难都打不倒的坚贞学者。
德里达于 1930 年 7 月 15 日诞生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首都南面埃尔比哈区一个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酒品推销员，他的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因此，德里达家并不是“书香门第”，也没有“哲学血统”，他是自学成才的。他很小的时候就迷上了哲学书籍。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特别爱踢足球，整天在操场上踢得满头大汗。德里达后来多次谈到自己一个未实现的梦想，那就是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1942 年，受纳粹控制的法国维希政府决定实行严厉的歧视犹太人的政策，于是，刚迈进中学大门的德里达第一天就被赶回了家，虽然那时的德里达肯定还不明白被赶出去的原因，但是那次被驱赶的经历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这件事情对德里达影响很深，以致他后来在回忆文字中反复提到 1942 年对他的创伤：“我问自己我如此经常的旅行难道不是因为我总是被学校开除的缘故。我从别处来，别处。”
痛苦的经历使德里达带上了终生的伤痕，这使他更宽容和平和地观察世界和生活；挫败感也使德里达学会了思考，他喜欢上了阅读，在阅读中他找到了传统和现实的关联。“文学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同被称为真理、小说、幻觉、科学、哲学、法律、权利、民主的东西相关联。”
德里达把文字比喻成“药”。
于是，通过阅读，德里达发现了真理和正义，并认为这是治疗各种灾难的“良药”，这使他找到了坚守自己精神世界的法宝。
被赶出学校的德里达，后来终于被一所民办学校接纳，1947 年 6 月的中学会考，他却失败了。几年后，19 岁的他乘船去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第一次参加招生考试时没有达到及格线，几经努力终于被录取为高师预备班学生，并于1952 年顺利毕业，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正式学生。1955 年，他决定在学校教书，于是参加了法国大中学校哲学教师考试，却因为口试成绩不及格，没有如愿。又经过一年的辛苦，他终于考取了教师资格。这一年，他也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同时，德里达领到了哈佛大学特别听课生的助学金，在美国度过了一年，在此期间，他与玛格丽特·奥库蒂里埃（Margaret Okuirieri）结成伴侣。
回到阿尔及利亚后，德里达服了两年兵役，并希望成为军队的教员，但未能如愿。1959 年，他又回到法国，在孟德斯鸠高级中学担任哲学教员。1960 年，他返回巴黎，担任索邦大学的助教。1964 年，他接受阿尔都塞的邀请调到巴黎高师工作。他在巴黎高师总共干了 20 年，但一直是地位很低的助理讲师。因此，德里达感到，在巴黎高师“这个享有盛名的机构中我是被边缘化的”
，但无疑巴黎高师良好的学术氛围为他的思考提供了优良的思想土壤。1966 年，德里达到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参加学术会议，他大胆而深刻的文风，开始引起专家的注意。
德里达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终于酝酿出辉煌的思想之果。1967 年，他的思想像超新星爆发一样，震惊了学术界，这一年，他的思想闪出了令人目眩的光环。他一口气推出了《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和《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三本哲学著作。这三本书宣告了以德里达为核心的解构主义思潮的诞生，从此，他开始质疑传统的形而上学，倡导多元和宽容。这一年，也就成了“德里达年”。生活就是这样，吃苦的时候，无人知晓，成功的时候，却天下皆闻。德里达通过这三本书，获得了登上历史舞台的机会。从此，思想界升起了一颗耀眼的明星，在法国也掀起了一股解构主义的理论思潮。1975 年，德里达开始在美国的耶鲁大学授课。从这时起，他和媒体打成一片，声誉也随之日益升温。他的声誉“如日中天”，终于成了一个超级偶像，他成功了。
然而，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德里达声名显赫的另一面，是被人误解和嘲弄。
在一些政客眼里，德里达就是不受欢迎的“持异见者”。因此，1981 年12 月发生了德里达在布拉克机场以“非法贩运毒品”的罪名被捷克警方逮捕的事件。这是捷克政府的圈套。被警方“搜出”的毒品是由当局指派的人故意放在德里达手提包里的。德里达被带到警署，接受了长达 8 小时的盘问，被扒光衣服，照了许多照片。由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对捷克政府的施压，他才被释放。
在保守学者眼中，德里达的思想就是“歪门邪道”，就是登不上台面的“下里巴人”，就是戏剧舞台上小丑的“插科打诨”。因此，当 1992 年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时，遭到包括美国大哲学家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在内的 19 名学者的联名抗议。尽管如此多的反对声音，剑桥大学最后还是决定授予德里达荣誉学位。他还是得到了多数人的理解。但是，无论是褒扬还是贬低，德里达都淡然处之，这些都影响不了他的心境。他就如同一只犀牛，只知道埋头向前冲。
历史是一条长河，它会淘尽一切功利和是非。德里达曾经很得意，曾经很失落。得意之时众星捧月，把他夸得洁白无瑕；失落之时受尽冷眼，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如同六月的天气，有时晴朗无比，有时却暴风骤雨。其实，他就是百花中的一花，德里达应该是一束玫瑰花。他的美丽让人嫉妒，他的刺又让人不敢接近。但是，如果你宽恕一个人，灵魂就会宽恕你自己，保守学者不宽恕德里达，只是因为他激进的思想刺痛了他们的心。
德里达讲出了人的生存与时代的普遍性，讲出了超越时代的永恒性，从而具有久远的穿透力。世界被黑暗遮盖，人们在相互仇杀。苦海无边，何处是岸？是生活改变了我们，还是我们造就了地狱？高洁的灵魂，沉重的肉身，我们该何去何从？是什么让我们选择紧闭心门？选择死亡，是因为已经无路可走；而选择坚守，是因为还心存希望。德里达反对传统，正好说明他对传统理解之深。因为只有深爱祖国的人，才会“爱之深、责之切”，才会痛感旧的封建思想必须废除。心怀正义的人，才会为苦难流泪，为罪孽自责。德里达追求的精神家园，其实很简单，在那里没有追名逐利，没有钩心斗角，没有虚伪做作，只有诗意地生存，独立地思考，健康的人格。希望是未来之母。德里达的心灵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朝圣者，坚定执着，仰望故乡碧蓝的天空，他把明月作为自己的指引。它如同站立在旷野的一株芦苇，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到达“天国”的路。重建精神家园在根本上是从苦难到救赎之路。救赎就是渴望纯真与善良，渴望它的到来、它的存在。这就是精神家园作为道路的意义。
超越还是拯救？显然，德里达特别讨厌世俗的功利、权势、功名、利益等庸俗标准蒙蔽了成人的眼、成人的心，而儿童的心是纯真的，是还没有受到污染的一张白纸，因此，德里达倡导自由和宽恕，其实就是倡导拯救我们的精神家园。因此，是自由和宽恕支撑了德里达的希望，但精神家园从来都征途漫漫，原有的精神家园已经破败不堪，而新的精神家园的建立，仍遥遥无期。世界也许只是梦境，可是希望并不是赌注，风卷残云之后，一片虚无。德里达也相信希望与绝望、虚妄相通，但在绝望和挣扎之时，他始终没有放弃努力和希望。他的追寻四处飘散开来，飘出了喧嚣的尘世，飘出了疲累的灵魂，飘过了夜晚的圆月，飘过了碧绿的海滩，苦心求索，呼唤着美得令人窒息的精神家园。他深知，只有努力才能到达家园的路，只有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改变水深火热的生存处境。正是因为有了善良与真爱，人生才有了意义。而人生的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不是期待和恐惧能预测的。德里达终究没有给我们提供出一条新路，可有前进的勇气就是可贵的。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德里达病得相当严重，时常需要可怕的化疗，但他坦然面对病魔，继续思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