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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光无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哲学话语中似乎颇受冷落。随着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似乎降到了现实的冰点，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甚嚣尘上，而且理直气壮。在这种“炎凉”的世态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却挺身而出，“不合时宜”地撰写了《马克思的幽灵》，公开呼吁要维护这个“幽灵”。这既让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人大跌眼镜，也让我们这些戴惯了有色眼镜的人大惑不解。这究竟是德里达“语不惊人死不休”犀利风格的又一次展示，还是这位哲人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又一次“正面直言”？这些让我们费解的问题，迫使我们僵化的头脑在灵动中，去追寻他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在东欧剧变后，用解构的方法对如何继承马克思思想遗产的思考之作。在书中，德里达用解构的思维和方法解读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所谓“共产主义终结”后，如何继承马克思的思想遗产的问题，从而形成了被学界称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虽然德里达在其他的文本中对马克思主义也有论述，如《马克思及其子孙们》，但无疑，《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文本。因此，国内外学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往往是和《马克思的幽灵》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
本书探讨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借鉴了国内外研究《马克思的幽灵》的许多理论成果，在此，首先对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研究状况做简要的述评。
《马克思的幽灵》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刚一问世，就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热烈响应和争议，而且这种响应和争议直到今天仍然热度很高。该书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传入中国以来，一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十余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梳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立足现实在未来做好深入而有价值的创新研究。
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在西方尤其是北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在北美的影响远远大于其在西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德里达的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思想不仅深刻触及了美国的哲学领域，而且影响了这个国家整个的知识生活以及社会、政治与批判思想。因此，对德里达解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人数，美国远大于西欧。早在 1982 年，美国学者麦柯·瑞安（Michael Ryan）在其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解构》中，就对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探讨。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对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更深入的研究。伊姆雷·塞曼（Imre Zeeman）则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 2000 年夏季号发表了《关于幽灵问题：论德里达的幽灵观》评论文章，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做了较全面的评述。
《马克思的幽灵》自发表以来，反对和赞成的声音均不少。1999 年，美国学者米切尔·施普林格（Mitchell Springer）编辑出版的文集《幽灵的界线：与德里达论战》，对这一争论的论文做了较全面的收集。文集收集的是当代的一些理论家对《马克思的幽灵》一书的看法和德里达回应这些看法的文章：《马克思及其子孙们》。它汇集了以芒瑞、内格里（Antonio Negri）、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蒙塔格（Richard Montag）为代表的支持派和以伊格尔顿、艾哈迈德（Aijaz Ahmad）和刘易斯（Lewis Mumford）为代表的批评派的对立观点。批评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德里达“语不惊人死不休”犀利风格的又一次展示；而赞同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这位哲人面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又一次“正面直言”。
批评派主要由一些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士组成。他们认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与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毫不相干。例如，英国的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就批评道，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更明确地说，德里达在拥护马克思的批判精神的名义下，贯彻的是解构主义的精神和原则。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为解构主义鸣锣开道的工具。为此，他写了《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进行了揭露。伊格尔顿指出：“这部著作里的每一个字都带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色彩。夸耀做作的反问句一个接着一个，而句式则冗长沉闷，不失为一种供人戏仿的文字。”
刘易斯和艾哈迈德认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去政治化”的企图，马克思的“幽灵”成了“非政治化”的马克思，这显然违背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的“改变世界”实践的要旨。刘易斯的《幽灵学的政治：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文，指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祛除了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核心概念和基本原则，特别是祛除了作为马克思分析一切的工具的“阶级”概念，必将导致在社会革命和政治实践当中的“犹豫”与“悲观”，从而把具有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消解为温和的“幽灵政治学”。艾哈麦德的《和解的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与解构的政治》一文，则指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本质的不同。他反对德里达拒斥共产主义运动与实践的立场，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充满了苦难与救赎的宗教氛围，这必然导致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立场、原则的丧失。
因此，在批评派看来，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它已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无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出场。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中的观点表示理解和认同。支持派认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例如，芒瑞、内格里、杰姆逊、蒙塔格分别写作了《去质料化的马克思，或德里达的幽灵》《幽灵的微笑》《被窃的马克思书信》《被武装和未命名的精神：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等文章，对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的观点表示理解和支持。他们原则上支持和赞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化解读，认为马克思的“幽灵”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世纪相遇，有助于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下时代的距离。因此，在他们看来，是激情使德里达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也是爱使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得以进行。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启了一扇门。德里达逝世之后，美国批评理论家文森特·B.雷奇（Vincent.B.Rech）撰写了《晚期德里达：主权的政治》一文，认为，德里达晚年的思想主题展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思想家对当代政治问题的关切与思考，而《马克思的幽灵》是这一思想主题的重要表述，“回顾过去，德里达最著名的政治论述仍旧是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对后冷战时期的新世界秩序的十大弊端的谴责。他自始至终坚持这种全面的控诉”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托马斯C.帕特森（Thomas C.Patterson）则从考古学的角度与马克思的“幽灵”展开了对话，他在《马克思的幽灵：和考古学家会话》中，论证了马克思思想对很多考古学家都发生了影响。
因此，在支持派看来，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有助于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活力，并缩短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的距离，重新点燃人们的革命热情。
综上所述，西方学者围绕《马克思的幽灵》，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评析。批评派看到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特质，这无疑是正确的。支持派指出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积极影响，也有一定的道理。尽管一些人不认同德里达的观点，但对于他的勇气还是相当钦佩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意义。
在东方的日本，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研究。德里达去过日本三次，在日本，他的著作得到了很好的翻译。日本有一批曾经在法国生活过的哲学家，他们当中的译者很了解法国的情况，可以直接从法文文本翻译德里达的著作，“日本人翻译了我的全部作品，而且快得惊人”
。卓有成效的翻译，促进了日本学者对解构思想的研究。
除了翻译，日本学者同样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做了一定的研究。例如，现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的高桥哲哉的《德里达：解构》一书，就用散文化的语言从德里达的生平、成长经历、求学过程以及德里达思想的来源、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德里达的政治思想等不同方面，介绍了德里达的思想，这从本书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此书虽然简短，但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例如，该书第四章立足德里达晚期著作的解读，认为解构思想是把“语言”和“法律”作为两个焦点而展开的一种“正义”论。由此可见，日本不但有一些对德里达的著作做了很好翻译的翻译家，而且还有一些能够从内部认识解构主义的哲学家。
总之，大体上可以说，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研究，分成截然不同的两派。批评派认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消解了马克思的“在场”，而无建构之功。他们认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摧毁，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摧毁，就意味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诋毁……而赞同派认为，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就是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封闭性、稳定性和单一性，从而启发人们打破集权主义，启发人们要自由思考，改变对无知和愚昧以及浅薄的迷恋。它的反叛反映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现状：传统的那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作为看待世界的方式已经给人类带来诸多弊端，它需要找到一种新的出场方式，以更好地引领现实。
国内外学界关于德里达这一学说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观点可谓众说纷纭，研究现状主要集中在“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原因、发展历程、存在的问题、基本意义等方面。
德里达是和另一位已过世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在哲学观点上十分接近的大师级人物，论影响力犹有过之，不过在台湾显然知道福柯的人远多于德里达，这同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较难被人理解或许有很大关系。台湾的汪立峡在德里达去世后，发表了《不在场的在场者——德里达与马克思》的纪念性文章，此文围绕着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高度评价了“幽灵学”
的当代价值，认为德里达肯定会以一个“不在场的在场者”的身份，继续发挥他的影响力，启发人们对解放和革命的热情与实践。
德里达在 2001 年去过香港，并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题为“全球化与死刑”的公开讲演，因此，在香港，德里达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目前为止，香港并没有一本详细介绍解构思想的著作。
由此可见，台港地区对德里达的解构思想缺乏系统的研究，大多关注的只是德里达的晚期思想对民主和自由的启迪。
解构主义在中国大陆的影响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刚开始，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美学等领域。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解构”一词频繁出现在哲学、政治、历史、法律、文学等学科领域及媒体中，大陆学者对解构主义的研究也在上述领域展开。1999 年，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中文译本出版
，立即引起了学者的注意，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理解。2001 年，德里达 16 天的中国之行
，更使学者们的研究达到一次小的高潮，大有“开谈不说德里达，读尽书籍也枉然”的态势。
随着德里达的著作不断翻译到国内，学者们开始更进一步探讨其思想的主旨要义，以及它自身体系的“自为性”，也同时进一步认识到德里达思想对其他“后”思潮的奠基和生发作用。
对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研究，在其书出版初期，曾经有两种不同的反应和声音。一些人坚决肯定该书中的基本观点，大声欢呼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但由于那时正值东欧剧变，因此，欢呼者们对德里达书中的一些观点多少有一点为我所用的态度，断章取义地引用德里达的某句话，来证明马克思主义仍然存在巨大的生命力。而另一些人，则直接否定该书的基本立场，厉声斥责德里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痛不痒”，甚至把德里达看成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世界的进一步交流，学者们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理解和阐释有了更多的理性包容和多样。
就研究总体看，虽然大陆学界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的人并不少。目前而论，国内研究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尚杰、陈学明、方向红、杨耕、陆扬、任平、岳梁、张一兵、肖锦龙、杨生平、李振等。此外，杜小真、张宁、何一
、汪堂家、佘碧平、胡继华、夏可君、蒋梓骅等对德里达著作的译介做了大量工作。
就研究层面看，可分为三类：一是研究视域上注重结合马克思的相关理论探讨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如任平、肖锦龙等。任平近年来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阐释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在《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学”
对德里达的“幽灵学”做了解读，在《今日马克思主义：如何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与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对话》中，则认为解构主义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只是解构精神；肖锦龙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思想性质论：文化的视角》中，则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视角，结合德里达的身份背景，对其解构思想的性质做了界定，认为解构主义既不属于哲学，也不属于文学，但事实是：“无论在哲学界还是文学界，现在没有一个思想家可以忽略雅克·德里达的作品。”
除此之外，还有从宏观视角展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如陈学明、张一兵、杨生平、李振等。陈学明在《走进马克思——东欧剧变后西方四大思想家的思想轨迹》的第一章中从宏观的角度探讨了德里达的“幽灵政治学”的当代价值和意义，还不时写论文探讨“幽灵政治学”。他认为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继承马克思的遗产；张一兵近年来在完成了对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之后，开始关注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德里达幽灵说的理论逻辑》一文中，他围绕着德里达的解构思想，阐释了德里达试图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的真实意图，并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基础；杨生平从一种通常的视角来解读德里达的晚年思想，在《解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一文中认为，德里达所倡导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实际上只是解构主义精神的拓展，德里达所弘扬的马克思的弥撒亚精神实际上只是一种延异精神；李振的《解构与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思想研究》一书，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介绍和分析，认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对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的肯定，“对现代民主的人民性质、民族自觉、大学制度、马克思的幽灵性和友谊政治学等的讨论，表明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现代特征，表明结构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建构因素”
。
二是研究方法上，注重用诠释学、解释学等方法分析德里达的思想，如尚杰、陆扬、赵天成与李娟芬等。尚杰多年从事德里达思想的研究，近年来他开始涉猎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一书。在《“看不见的现象”暨“没有宗教的宗教”——再读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们〉》一文中，他试图把《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德里达的思想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在随后写作的《精神的分裂——与老年德里达谈话》一书中，他开始了与德里达独白式的讨论。陆扬较早从事德里达思想研究，他于 1996 年就出版了《德里达——解构之维》一书，此书依托德里达的早期文本对其解构思想做了比较详细而系统的介绍。在《德里达和马克思》中，他认为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了马克思文本的异质性，“解构主义将强调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异质性’，即它怎样一面打破了唯心主义传统特别是黑格尔的传统，一面又怎样在更深的层次上，依然受着各种形而上主题的统辖”
。他近年出版的《德里达的幽灵》一书，则以后现代的视角和方法探讨了德里达走进马克思的“幽灵”的“政治学转向”；赵天成与李娟芬的《马克思的幽灵与现实》，则从阐释学的角度肯定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对重新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
三是研究结论上，注重从不同角度界定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如岳梁、杨耕、方向红等。岳梁的《幽灵学方法批判》是从“幽灵学”的角度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全面而系统研究的一本著作，认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幽灵学。他认为，“幽灵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充其量只是几个口号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极为偏狭的形式”
。杨耕在《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解读〈马克思的幽灵〉》一文中则从肯定的角度，探讨了德里达从解构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向红在《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一书中，运用现象学方法解读了德里达的晚期思想，认为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把共产主义解读成弥赛亚主义，这暴露了解构主义的局限。
总之，国内学界在近年来对于德里达的研究达到了高潮，一批研究成果包括高质量的著作和学术论文相继发表，使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虽然仍有一些误解，但日益深入的研究终于使学者们认识到：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哲学贡献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消解和反叛，而是唤起了我们对苏联式共产主义体制的反思和对惯常生活的质疑。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显然还很不够，这主要表现在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和评价不够准确和客观。这一方面是由于德里达的大量著作至今还没有被翻译到国内，已翻译的译本也大都转译自英文。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少数学者还受传统意识形态批判思维模式束缚，在研究西方的思想成果时，相对而言，批判、排斥多，吸收、分析少。
总之，虽然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对德里达理论的研究成果不菲，但如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晚年的重要文本，深入探讨德里达解读马克思思想的方式、内容、解构的价值，如何通过这种探讨，理解德里达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的继承，以及这种“继承”对当下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仍然是在德里达思想研究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待深化的问题。
因此，国内学界一方面要加快德里达著作翻译的进度；另一方面要加强与西方学界的交流，引进国际学界新的思维、方法、观点，拓展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以便对发展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所裨益。
加快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引进新的视角、采用新的文献解读方法，并要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相结合。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反思时代的产物。在理论建构活动中，当人们还没有认清客观规律时，必定处于盲目状态。只有在充分认识必然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得出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体现的是思想作为人类认识的工具理性。它的逻辑出场既是一个从解构到建构、从继承到改造、从批判到升华的不断改造的本然逻辑过程，又是一个从人本到唯物、从分散到凝练、从凝练到实践不断创新的应然逻辑过程。正确的做法应是既要坚持“拿来主义”，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又要坚持理论的尊严，对任何一种选择都要尊重，在坚持独立人格和听从内心道德律的指引下，勇敢解构，不断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因此，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为了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进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吸取其有益部分指导现实，从而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前进。
本书主要采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围绕着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一主题，以对德里达思想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作为划分德里达思想各个时期的主要标志，以德里达的思想轨迹为重点，以德里达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变化即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为主要内容，并结合《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解读，阐述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
在分析过程中，本书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方法，注重分析时代和现实对意识的影响。全书通过文本与现实相结合的分析方法来论证主题。具体来说，主要采用了三重维度来阐述德里达思想的发展：一是对德里达思想发展轨迹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的维度，以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二是各个时期德里达思想的维度，以解构主义分析方法来阐述；三是时代和环境的维度，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分析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
本书对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建立在掌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在确定理论框架时，注重对德里达最重要的那些代表文本展开分析。在研究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时，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秉持良知的研究方法，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因此，本书在分析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时，坚持用一种细读法去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性话语尽量给出自己的理解，以此通达德里达的真正用意。
此外，本书在表述上力求生动流畅。在写作过程中，力求深入研读文本，在广泛搜集和参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尽量对德里达眼中的马克思形象，进行认真、明晰、生动的梳理和阐释。力求通过形象而具体的语词，将德里达晦涩隐匿的思想，明白畅晓地展现出来。
总之，本书坚持依托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以此贯通德里达的思想背景，显示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的非马克思主义渊源。这样，我们就能明确接受或者排斥德里达的结论的依据，才能确定在什么意义上接受和排斥德里达所提供的马克思思想遗产的继承方案，找到理论批判的切入点。
本书由绪论、正文和附录三个部分组成。
绪论部分简单综述了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的幽灵》的研究概况；并扼要阐述了文章的思路，结构和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所得和不足。
正文分为七章，探讨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以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出场顺序为节点，以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程度为阶段来安排章节。各章节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章 简介德里达的生平及其学者们对其思想的评价，指出德里达无疑是20 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文本的晦涩难懂增加了人们理解其思想的难度，也导致对其思想评价的众说纷纭。但德里达解构思想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打破僵化，倡导多元，在理论界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也启迪我们如何从不同维度，深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以便“学会更好地生活”。
第二章 阐述了德里达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解构主义的出场语境及其内涵，并对其价值做了简单的概括。在 20 世纪 60 年代，解构主义的产生既适应了时代精神的立场，也吸取和超越了前辈学人思想成果的结果。解构主义自产生以来，招致许多误解。有人认为，它消解了终极意义，否定二元对立，只能导致虚无主义。其实，解构具有否定与肯定的双重意义。解构不是只有破坏，而是在破坏的同时，也有着建设。因此，它不是走向虚无主义，而是能启发人们自由地思考。
第三章 探讨了德里达在东欧剧变后走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路径。在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中，德里达发现了自己解构思想的影子，这促使他要维护马克思的“幽灵”。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催化了他的这一行动。德里达要反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提醒人们不要高兴得太早，虽然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幽灵”，但“幽灵”绝不会善罢甘休，它还会瞅准机会出来“复仇”。德里达呼唤的马克思的“幽灵”，是在时代最需要它的时候到来了。
第四章 阐发了德里达呼唤马克思“幽灵”的现实目的。首先，循着德里达的思路，探讨了德里达语境中“向死亡学会生活”的含义。德里达认为，生活，按其本初意义，是不能自己学会的，也就是说，人是不能自己学会生活的。因此，向其他事物学会生活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德里达在一系列的追问后，得出结论：要学会生活，只能在生与死之间进行，而生与死之间的东西就是鬼魂。因此，我们必须向死后的灵魂学习。在这个“脱节的时代”，向马克思的“幽灵”学习，是我们学会生活的唯一可能。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生活启示。
第五章 讨论了德里达视域下的马克思“幽灵”的境遇与当代价值。德里达指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的遗产，它必然为我们所共同享用。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人类的将来。当今世界许多问题的解决必须求助于马克思的“幽灵”。而作为“幽灵”的马克思的走向，就是继续指引我们的生活。德里达用“幽灵们”来表示马克思主义具有“异质性”。面对这份复杂的遗产，需要对它过滤、筛选和批判，他号召人们只继承“好的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弥赛亚精神，并认为只有建立“新国际”才能拯救这个颓败的世界。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的激情与解构的面目的复杂结合。《马克思的幽灵》是一个复数的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文本，它具有双重的意义，它是德里达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的致敬和怀念，也是德里达利用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对解构主义的进一步展开。它对我们的启示就是：抱定信心，坚信马克思主义会有美好未来。
第六章 论述了马克思“幽灵”的当代出场，特别是论述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精神的当代出场。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生产批判伦理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及其道德形态的批判、审思中出场的，其中彰显了马克思等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现象及其伦理意识本然形态的探索，对其实然形态的解构和对其应然形态的建构，进而集结成三大伦理形态：在意识现象形态方面，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出了实践的空间生产意识形态批判伦理；在经济现象形态方面，通过批判空间生产中资本运作过程，提出了商品批判伦理；在社会现象形态方面，通过批判人本学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创立了唯物的社会空间批判伦理。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生产批判伦理在当代再次出场，并进而形成了三种出场样态：空间生产过程批判、景观生产机制批判、消费—符号生产模式批判。
第七章 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出场的路径。无论何种思想要继续前行而不是停滞僵化，必须破除前人思想的纠缠与桎梏。这种除旧布新是把解构和建构结合起来的实然逻辑过程。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的观点基础上而不断创新发展的，这种创新是一个把解构和建构相结合的理论重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成机制是以实践为导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式阐释的过程。在基本原理上，在马克思等人论述的基础上，展开积极的思想对话，对原理进行论证和推广；在具体观点上，以实践问题为视域，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吸收、借鉴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观点进行补充和完善；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把时代精神和现实实践结合起来，以主客观相统一为线索和视域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
本书最后认为，马克思主义当年传入中国时，指引我们走向平等和自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然逻辑是以现实问题为指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到建构的过程。历史总是在一脉相承中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自我完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则强调通过实践改变世界。今天，它虽然经受了挫折，但它不会消失，仍将继续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马克思论述了共产主义的实现条件和路径，阐释了异化劳动和私有制消除的方式，这对于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有一定的积极价值。我们需要理清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实现每个人的全面提升。
本书围绕着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这个主题，梳理了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轨迹，分析了《马克思的幽灵》这一文本所体现的思想，总结了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幽灵式的解读对我们的启示，有如下的理论意义。
一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就已有的德里达解构理论研究来看，大部分针对的是德里达早期解构理论的解读，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学、美学等领域。本书没有限于德里达早期解构理论及时代背景，而将焦点聚于东欧剧变后全球出现的新问题，结合德里达晚年文本探讨马克思思想的“当下性”。在新的时代环境里探讨了解构主义的出场语境、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德里达解读马克思的方式、德里达视角下马克思主义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内容。这些内容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理论研究的拓展。
二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有所丰富。就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关系来看，现有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指出德里达在东欧剧变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也有的分析了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局限，但多局限于德里达的理论本身，而较少结合德里达犹太人的身份去分析。本书没有囿于德里达理论的抽象分析，而是结合其犹太人身份，在论证其理论轨迹与人生踪迹的关联中，凸显其理论特色及其成因。本书结合德里达的人生经历和思想轨迹，分析了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溯源、内涵及意义，从这个较新视角分析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程度上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一步丰富。
三是一定层次上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本书以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文本为重点，揭示了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涵、德里达解读马克思的方式、德里达视角下马克思主义的继承问题等内容。当德里达用解构主义来解读马克思的“幽灵”的时候，是带着忐忑的心情来感受前辈学人思想的，他用自己犀利的笔锋来描述马克思思想的深邃和见解的深刻，怀着崇敬的心情，用精巧的文字，记下自己对马克思的认识，一点也不敢亵渎先辈贤人。德里达所处的是资本主义的混乱时期，他力图揭示资本主义造成的阶级矛盾，期望通过重拾马克思的批判精神，摧毁陈旧的社会制度和思维模式。这些认识可以深化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四是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的价值观念日益渗透。
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了要求推行西方式体制的声音。如何在新世纪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本书通过分析德里达对马克思“幽灵”的呼唤，表明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但社会道路的曲折复杂性启示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相结合
，在行进的道路中不断反思，我们才有希望最终实现自己的目标。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中国作为当代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责无旁贷。只有先将中国建成生产力发达的国家，中国才有能力去担负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当代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就是为了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以为人们的共同发展提供客观条件。
本书在大量阅读德里达文本、认真梳理其理论脉络、分析德里达解构理论要点的基础上，以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的理论内核为基点，通过阐述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基本范式，揭示了其解构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涵；通过论述德里达运用解构方法实现其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论证了其对马克思理论遗产独特的理解和表达方式；通过德里达对马克思“幽灵”呼唤之声本质的揭示，论证了当今世界坚持社会主义的曲折性和必要性。但由于笔者本人能力有限，也出现了一些不足和待深化的问题。
首先，由于笔者学识有限，解读很可能是粗略的，尤其是对于德里达这样晦涩的哲学家的文本。因而对一些理论知识可能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其次，笔者对德里达解构思想的全部内涵还缺乏相对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对解构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选择了与本书写作关系最密切的、自己认为最为关键的因素来探讨。因而无论是在阐述的展开上，还是在问题的分析和论证上，都不够全面和深入。
最后，书中的个别观点尚待考证。如本书认为，《马克思的幽灵》就是德里达在东欧剧变之后，用早期的解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结果，但实际上恐怕并不一定如此。因为《马克思的幽灵》是一个复杂的文本，它体现的是多方面的思想。
当然，这些不足的地方和没有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将为笔者未来的研究，提供进一步思考的余地和空间。我们应该继续以文本解读的方法探讨德里达的马克思主义观。以马克思文本与德里达文本之间相互碰撞、相互激活、相互解构而让意义在流动中呈现。我们应该超越后现代主义的地平线，认真思索哲学，特别是思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自我理解、自我创新的方式问题，以重建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