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就的。本书的写作，是一次自我省思的过程。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经常被一些问题困惑。我经常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发扬光大，更思考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紧密融合在一起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何遭受了挫折。最后，我终于明白了，是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必须走这一条路。

东欧剧变，让我多少有些失落。读研后，更是浑浑噩噩，我已经失去自我太久。在德里达思想的“幽灵”里，我才知道自己是谁。原来，我就是一个白痴，一个人云亦云的蠢货，一个碌碌无为的蝼蚁。鲁迅说过：人要向新的道路走去必须学会遗忘。可共产主义蓬勃辉煌的历史怎么能够遗忘？所以，当我写完论文最后一个字的时候，我没有感到丝毫的轻松，心里反而更加空虚和紧张。我既没有马克思的激情，也没有德里达的豁达，我有的只是更矛盾的心态。

我们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是马克思为全人类幸福而不断斗争的精神，还是德里达一再呼吁的宽恕不可宽恕的？是毛泽东“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的满腔热情与自信，还是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毁灭”的犹豫与追问？到底哪种精神才是济世良策？到底哪种价值才是永恒的准则？也许，我们最需要的是纯真，一种面对自己的内心，毫无羞愧的纯真。斗争只是一种形式，一种达到幸福的手段，它时常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可是，我分明感到，仅仅有斗争是不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今天，也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理念，这体现了它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

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当中，探讨了与马克思的“幽灵”对话的当代意义，形成了被学界称为“幽灵政治学”的学说。“幽灵政治学”以东欧剧变后的国际形势为背景，以如何继承马克思的异质性思想遗产为考察对象，以实现现实政治的公平正义为宗旨，架构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体现着特定的伦理意蕴。伦理学的宗旨是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实现有节制的理想生活。因此，德里达要彰显马克思批判伦理精神的时代意义，也是为了在“幽灵”的指令中，探寻生存的价值，以便让人们更好地回归生活的本真意义。“幽灵政治学”介于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马克思的“幽灵”为讨论对象，以祛除现实政治的灾难为目的。因此，德里达要发现并且发现了马克思的“幽灵”，并非仅仅为了从解构意义上补充政治理论，而是为了从马克思的“幽灵”中寻求生活的真谛，以便让人们学会更好地生活。

鲁迅说过：“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只是马克思主义遭受的暂时挫折，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涅槃。马克思主义要想获得新生，就必须历经地狱之火的焚烧，就必须历经由死向生的锤炼，假使历经不了狱火的磨炼，侥幸得来的新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幽灵政治学”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是带给人世间光明和正义的使者，它背负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和爱恨情仇，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自焚，以旧生命的终结换取新生。马克思主义经历这次磨练，定会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马克思和德里达同属犹太人，这也让他们惺惺相惜。在理想信仰上，马克思很早就超越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坚决同犹太教划清了界限，也坚决同自己家庭的宗教信仰划清了界限。德里达也保持着对犹太社团和西方宗教社团的警惕。他们都反对“律法不可更改”的犹太教教义，努力为人类建构更好的知识规则，以实现人类的解放；在对资本的态度上，犹太民族是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对资本充满渴望，而马克思和德里达都批判资本带给人类的灾难，尤其是马克思花费大量时间研究了资本的运作过程；在对历史的认知上，德里达和马克思都从宏观的角度理解历史，抛弃了西方一直以来从个人角度观察世界的方法。德里达认为，人类社会一直在堕落，需要回到古代的“黄金时代”，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类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共产主义。在理想实现的手段上，马克思和德里达都充满救世精神，渴望人类“复归”简单、纯粹、美好的时代，只不过他们开出的方法不同——马克思是希望通过斗争实现共产主义，让人类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而德里达则期望通过“爱”和“宽恕”实现“新国际”，让人类社会更多元化、个人发展更全面；在著书立说上，马克思和德里达都是著作等身。不同的是，马克思的著作是服务于无产阶级的，努力让思想变成改造世界的武器，语言上尽量做到通俗易懂，让人民群众更好地理解，而德里达的著作是想促进人类思维方式的改变，其语言晦涩难懂，充满双关语，让人很难理解他的本意。在现实影响上，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变成现实，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建筑和艺术上，其影响力远远不及马克思。由于德里达的文本不如马克思的文本那么通俗易懂，这给本书的解读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虽然本书尽力想弄懂德里达的本真意思，但由于其“两歧性”，必定让本书呈现“不完美的状态”。但世界本来就不存在“完美”，我们只能尽力去追求“完美”。

德里达在东欧剧变之后，才走向马克思，受到一些人的赞扬和批评。赞扬者认为，德里达在共产主义遭受“挫折”的时候，积极“拥抱”马克思，体现了一个哲人的“良知”；批评者认为，德里达在东欧剧变之后才“解构”马克思，真是挑了一个好时候。德里达的回答是：解构是无法在前马克思主义时期进行的，解构的策略就是在众人都沉默的时候才开始说话。哈姆雷特反复追问：“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间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显然德里达和马克思都选择了反抗。马克思反抗的是现存的一切不合理制度，希望推翻一切不合理的现实，建立更美好的社会。德里达反抗的是人类两千多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马克思引导人类建立了更美好的社会制度，而德里达指出了弊病，却没有开出“药方”，只是让人类思想变得更混乱。人类是更崇尚统一、和谐、稳定的，所以马克思建构的美好、纯粹、全面的“共产主义”赢得广大人民群众，而德里达倡导的多元、分离、非中心的“新国际”只能成为“书斋中的哲学”。德里达陷入对哈姆雷特生存困境的深深思索中，无法自拔，马克思早就说过：哲学应该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我们要继承马克思的精神，就要创新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哲学。

本书得到国家基金项目的资助，也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本书是怀着对马克思的崇高敬意写就的，正如德里达所言：“我们都是马克思的子孙，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马克思的指导。”如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已成为显学，本书力求“回到思想史”，“回到经典文献”，“回到基本范畴”，但由于成书仓促和笔者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也更乐意看到学界的批评。

孙全胜
2016 年 2 月 20 日于上海长宁夏雨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