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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在其文本中很少谈及他的个人经历，他的文本也看不出个人经历的影响。因此，苦难的童年经验和求学经历给德里达思想的形成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主要是潜意识的影响，是潜在的、表面的；而真正能形成他自己思想的，还是建立在对时代精神和前人思想的批判和吸收上，这是实践的、内在的。
任何一场思想的风暴都是伴随着精神的阵痛而来的。时代精神是时代政治经济等的反映。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精华的反映。但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是多元的。解构主义不可能是时代全部精神的体现，但它肯定体现了一部分时代精神。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 20 世纪时，中国正处于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之下，而西方正在孕育着一场思想革命。耶稣基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这样的情形下被宣判寿终正寝。真是一个毁灭性的世纪，各种信条被打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打破了牛顿绝对的时空观点
，让回到过去成为理论上的可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则打破了人类理性的光华，揭开了潜意识的冰山一角；尼采的意志论则消解了最高存在的可能性，使“超人”代替上帝降临到大地上。上帝被西方人称作世世代代的靠山，它作为最高的存在，是西方人深信不疑的，因此，当尼采判决“上帝死了”的时候，西方人把他骂为疯子。但这个疯子的狂言诳语深深影响了西方的思想。我们应该承认喊声不断的尼采，实际上是个很坚强的人。尼采质疑上帝的存在，其实否定的是世界有终极意义。这种否定精神为德里达所继承，欧洲的“新左派”
运动则直接催生了解构主义的诞生。解构不想成为“主义”，因此，“不能将‘解构’称之为‘解构主义’”
。解构也不是虚无的“达达”
，因此，没有所谓的“德里达达主义（Derridadaism）”
[1]
所谓的“德里达主义”只是一部分分析哲学家对解构主义的诬蔑。
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各地，其背后的支柱是资本及其逻辑（近代理性形而上学）。我们处在一个异化的时代，物质世界（社会意义上）是商品拜物教的天下，精神世界则是虚无主义的天下。人类拥有的技术越先进，自身反而越被忽略。资本本身给我们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进步本身带有一股强制性。这当然来自资本本身的“天性”，它促使人们在进步的同时，也将需求的强制赋予人们文明世界。我们不是需要，而是“被需要”。大众化潮流带着这种需求的强制性在当今时代所向披靡。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同时没有幸福感可言，需要对于我们来说成了一个概念符号、一个无线循环的逻辑系统。欲望本身被资本纳入理性的怀抱中，让欲望来代替人类的真实需要，让人类的文明中充斥物欲本能，当然这种本能披着理性神圣光环。相反，对真理的追求则被人们所忽视，这表现在当代人对艺术情感和哲学思维的冷淡化和庸俗化上。因此，虚无主义的出现也并非偶然。因为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的人类，必然会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所以，当我们沾沾自喜地以为拥有丰富的物质文化产品时，其实我们都在做资本的代言人。
我们当代人生活在一个科学与技术统治的时代之中。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都在一个词语——全球化的影响之下，走着知识论的路线。这条路线是西方人走出来的，这是一条崇尚理性主义的路线，它要求理性超越感性去切中那完美的实在。这条路线既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益处，但是同样让我们痛苦。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就以睿智的目光发现了现实中的弊端，那便是异化。异化是资本本身的基础，同时资本又巩固着异化。异化表明知识论路线给我们带来的悲哀。这种悲哀又表现为当代西方人的“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时代面临了这种困境，所以“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们挺身而出。他们深入时代深处，重新开始思考那隐藏在生活之中的“道”，以图拯救芸芸众生。而存在主义就是这样的哲学流派之一。这也应验了那句话——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是因为人们崇尚这种脱离感性生命的理性抽象，所以危机便伴随而来。在这种理性原则的支配下，我们以资本作为追求的原则与目标。最后我们只剩下利益与欲望。战争便随之而起，天灾与人祸往往会使我们人类重新面对自己，反省问题的所在。只要是历史参与者，不论是伟大人物、人民群众，还是所谓的历史反面人物，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历史。
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导致人的异化，造成单向度的人。以美国为主的资本主义新型霸权社会，由技术理性统治，压制了反对意见和人的批判性、超越性，实现了社会的同一化和一体化，让社会和人都只有单一方面或维度。单向度的人就是失去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没有能力去追求和想象与现实不同的新生活。人的单向度呈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方面，呈现了一个病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在政治领域，当代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意见的集权的单向度政治权利。技术制造了大量财富，让社会的包容力更强，不断消除各种反对力量，让阶级趋于同化，让工人阶级一体化。技术理性让具有反抗主张的无产阶级成为政府的顺民，自动放弃暴力革命主张，不再批判社会，与资本运作融为一体。工人阶级的单向度过程是在技术的支持下，不断机械化和自动化，工人的生产条件得到改善，体力劳动的强度降低。早期资本主义工人贫穷到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通过劳动力维持生活，而资本家凭借压榨工人获得财富。工人阶级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当今的富裕社会中，科技改善了工人的生产地位，日益顺服于资本运作制度，不断同化于社会。其二，在消费生活领域，有真实需求和虚假需求的区别。虚假需求是为了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让艰辛、痛苦、侵占变得普遍化，让人们沉迷于享乐，认同别人的爱恨。发达工业社会凭借传媒大肆传播着资本意识形态，制造大量虚假需求，让大众被动接受媒体宣传的生活方式，而大众没有觉察媒体宣传的只是虚假需求，而把这些当作真实需求，让大众失去个性和反抗性。其三，在文化领域，技术理性消解着文化中的对抗因素。以往，高雅文化和现实是对立的、不可调和的，高雅文化是对现实的反抗，与现实保持距离，为少数精英享用，为他们提供消除现实苦难的理想。在当代社会，高雅文化不断世俗化、商业化，不断消除与现实的差距，凭借媒介将艺术、哲学、资本运作、政治意识形态和谐地融为一体，清除了文化的反对力量，消除了文化与现实的对立，让文化与现实一体化了。其四，在思想领域，哲学的任务就是清除现实存在的事实，让思想独立于现实政治，发挥意识形态作用，如实呈现现实存在。但当代哲学对现实不再批判，失去了质疑精神，只是不断肯定现实。
20 世纪的 60 年代，是革命造反的年代。在中国，是轰轰烈烈的“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文化大革命”
；在西方，奉行“自由和快乐”的“新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这种“新左派”运动在法国进行得最激烈。1968 年，在法国发起了被称为“五月风暴”的学生造反运动，强调对现实存在的批判，并认为人的解放主要就是性欲的解放。解构主义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新左派”运动很快销声匿迹，但心怀天下的学者并没有停止思考的脚步。既然革新运动在行动上归于失败，那就发挥思想在变革中的力量。于是，以德里达为代表的激进学者把矛头对准传统思想，开始了另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一个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里，有人‘无聊’，就一定有人在踏踏实实做着‘有意义’的事情。”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在后现代的郁闷社会中诞生，他把自己的一腔热情献于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解构。
人的尊严就在于有思想。如果没有思想，人真要暗无天日了。可真正思想的形成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经历“山重水复”的考验，才能达到“柳暗花明”的境界；探索真理的路，也从来是窄的，它需要“上下求索”，才能“九死不悔”。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大家的形成都是一次艰苦的思想再创造过程，它离不开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和吸收。德里达思想的形成也是综合了前辈学人思想的成果，其中，胡塞尔、海德格尔、索绪尔等人的思想对于德里达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
首先，德里达吸取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方法。
德里达的解构工作是从论述胡塞尔（E.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开始的。他早期表述的解构观念就体现在《胡塞尔几何学起源引论》中。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极其重视，“就这本 40 页的著作中他做了 170 页的评介”
，但是德里达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盲从，他只是用胡塞尔的哲学方法，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德里达终其一生，对现象学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真正的信仰，他继承的主要是“悬搁”“本质还原”等现象学的方法。在笔者看来，“现象学方法”与其说是一套规范的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面对事实本身”的求实态度。德里达从现象学中首创了一个陌生的法语单词“différance”
，并从中发现和证明了解构学说最重要的支柱理论——“延异”
原理。
其次，德里达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与思路。
德里达对西方形而上学的“解构”，继承了海德格尔的立场与思路。德里达的早期解构主义著作也可以看作海德格尔反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可以说，德里达的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立场的源头就是海德格尔的相关理论。海德格尔之所以创造“此在”一词，在于他体悟到黑格尔哲学的伟大之处与不足之处。更进一步说，是为了进行批判。为了方便自己的说话方式，以及让大众不至于重新被形而上学所吞噬。但是，这项工作本身是存在“二律悖反”的，因为我们一旦开口讲话便需要语言作为载体，需要理性作为支撑。世界会以特定的形式显示给人，而事物的显示只是人先天理性建构的产物。这个理性产物，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先天综合判断的结果。人的知性能力凭借建构自然概念为认识领域制定法则，人的理性能力凭借建构自由范畴为实践领域制定法则。苦乐介于认识和欲求之间，让判断力和欲求结合在一起。文本的互文性具有特殊意义。符号的批判主体带有强烈的阶级意识。理论必须虚假，才能被人们承认。讯息消解了意义，引发了“内爆”（implosion），使社会成为“超可能”。德里达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在海德格尔批判的基础上，针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各种成规提出了自己积极有效的解构方法，这项宗旨也为其他解构主义者继承。
再次，德里达超越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
德里达反对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系统语言学，他的解构主义就是要反叛结构主义的语言霸权。索绪尔认为，文字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文字只是语言的附属，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表现语言；德里达却恰恰相反，认为文字不仅是语言的缔造者，而且是人类文明的缔造者，“文字缔造了人类文明，如果人类仅仅停留在无文字的婴儿声音、口语、声音的水平，就没有今日的文明”
。德里达的语言观最终导致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修辞和语言游戏。工具理性和文字书写对符号生产有重要意义。语言随意组合意义，塑造社会关系和组织，让能指和所指产生隔阂，但能指和所指也能互相影响，共同构造出虚假的世界。总之，符号让元语言塑造社会组织和关系。符号造成了晋升的假象，制造了等级和差别，让人们误以为差异就是进步。符号用不停地变动制造社会进步的幻觉，给人们带来虚假的希望，以为通过努力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符号的变动只是幻觉，造成关切的假象，实际仍按照旧有的模式运行。符号的意义呈现出对个体的关怀，渗透着资本的意识形态，展示着处于异化当中的人的冷漠和麻木。符号让物品脱离其实际功能，变成虚假满足目标。语言有着意指的特性。语言的意义不是由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由系统的差异形成的。语言的意义处于不停变动之中，没有固定的指称对象。语言有着变动的特性，消除形式上的不公带来实质的不公，构成资本的意识形态工具。符号的意义在于区分等级和身份，即凭借占有符号呈现个体的地位和身份。“德里达语言观的一个后果就是，所有对话在很大程度上都会依赖修辞和语言游戏。”
这样，他最终消解了语言的意义。
最后，德里达吸收了萨特的“想象”说。
萨特声称，“想象”的结果之一就是形象。他主张凭借“去生活化”的策略来实现艺术的想象。萨特的想象说建构了行动与想象的相互排斥，这与德里达静观与行动的对立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萨特看来，我们生活的世界本不该存在，而原本的世界是存在的。完美的罪行接近现实，但现实总是在变化，原罪会蔓延，终有一天罪会发展到不可救赎。社会存在是充满巫术的神学，是无动机、无痕迹、充满秘密的完美罪行。但社会存在表面是完美罪行，实际也通过表象露出马脚，还是有露出真面目的一天。人生永远处于绝望、死亡的过程中。人生就是各种死亡和痛苦意识的旅程，始终无家可归，始终流浪，被剥夺了希望和美好记忆，是荒谬的，人生的意义就是反抗荒谬。一个人要成为自己，先要在世界上存在，才会在社会中有自己的本质。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扬弃了萨特的想象说。其一，德里达将萨特的行动与想象的对立转换成静观与行动的相互隔离，将萨特的“想象”说与德里达的“解构”嫁接起来，把形象化转换成想象化；其二，德里达将萨特主张的“去生活化”的行动实践，应用到社会批判，认为人的这种行为导致现实只剩下形象；其三，德里达扩大了萨特学说的边界。解构批判伦理还沿袭了日常生活异化说。日常生活批判伦理起始于列斐伏尔的批判，这构成了德里达研究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生产的逻辑起点。
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的哲学家，如尼采、弗洛伊德、列特斯维劳斯、保罗·德曼等人的思想，对德里达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由于德里达本人的思想相当庞杂，而且他对别人思想的吸收也是本着“为我所用”的目的，别人对于他的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才成就了作为 20 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德里达。
[1] H.Hartmann， Saving the Text ： Literature／ Derrida ／ Philosophy ，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