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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乡愁是中国文化中挥之不去、浓厚重彩的刻痕，如果不了解记忆和乡愁的意义，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灵魂和精神。记忆和乡愁所依附的空间，是其赖以延续和发展的载体。城市记忆是一种“文化乡愁”，一种随现代化平整运动而产生的文化传统的失落感和追忆情绪，是现代性文明和文化的副产品。
我们需要从全球地方变迁视野下重新认识当代乡愁。
城市与记忆密不可分。城市是人类集体记忆的场所，城市记忆具有空间性，强调在城市空间中产生的记忆，是反映城市中的社会群体对城市各个时间断面内所有有形物质环境和无形精神文化的共同记忆。
一方面，城市是记忆的源泉，透过地方的生产是建构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因为记忆扎根于人们真实的地方和社会经历中，地方是重要的助记符。建筑学家多洛蕾斯·海登指出，由于地方对人的各种感官的综合刺激，使地方成为强大的记忆源泉，位于都市地景历史的核心
。哲学家凯西（Casey E.S）指出，机敏而鲜活的记忆自动会与地方发生关联，在地方找到有利于记忆活动并足以与记忆搭配的特质。
因此，记忆自然而然是地方导向的，或至少是得到地方支撑的。
另一方面，记忆也赋予地方以情感和意义，使人们产生对于地方的依恋，成为创造“地方感”的重要方式。各种历史文化景观充盈着城市的记忆，塑造着城市地方感。当我们把记忆和意义融入感知体验，使城市成为一个个具有意义和情感的地方，就造就了令人难以忘记的地方特质，将一处处单纯的物质空间转变为美好和令人愉悦的人性化场所。正如四合院、胡同之于北京，外滩、豫园、石库门之于上海，西关、沙面之于广州，西湖、灵隐寺之于杭州一样，夫子庙、中山陵之于南京一样，城市记忆赋予城市以个性化的鲜活生命力。
城市记忆离不开媒介和传播。建筑学者认为，城市记忆是一种由城市记忆客体、城市记忆主体和城市记忆载体相互作用的连续演变动态系统。城市记忆载体作为记忆显形、保存和传递的媒介，使人们在回忆与体验中产生对城市的依恋与认同。
由于科技发展，人们更多依靠书籍、报刊、电视或网络等外在化记忆载体或装置，而不是与人体、人脑密切相关的内在记忆。传播学者认为，城市是一种媒介，此媒介不仅仅是大众传媒，还包含了传播的各种方式和工具，如日常交流、邮政交通、印刷出版、各种物质和文化空间，“城市的实质是经由传播构筑的网络化的中介关系”
。由于人们在现代城市空间的体验是融合性的，物质空间、传播媒介、社会实践共同构筑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传播、交往、沟通的过程，因此城市记忆是在实体空间、虚拟空间与人们的空间实践中生成的。城市记忆传播的意义不仅在于传递信息，还有社会交往、意义共享；传播的媒介不仅是大众媒介，还有物质空间，乃至一切连接主客体的中介；传播的目的不仅在于社会整合，还包括地方感的营造、仪式感的实现、人与人关系的建构。
总之，城市是人类集体记忆的场所。城市记忆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是过去的，也是当下的；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记忆客体和载体的丰富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的颠覆性，决定了传播在城市记忆中的重要作用，媒介是城市记忆元素重要的培育者。
中国城市空前的变化速度所带来的形象的趋同与无序、社群的认知认同危机等一系列现象与问题，背后隐藏着与社会体系、社会心理、城市建设价值观等密不可分的诸多原因。2012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因此，加强城市记忆的研究，尤其是超越物质环境的维度，开掘在文化领域的深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将城市记忆领域内分属物质空间、精神文化和社会交往等不同层面的问题与现象整合到传播立场加以考察，探求在地理/建筑、媒介/信息、历史/文化的理论对话中实现整合与相互借鉴的可能性，拓展和深化了城市记忆的研究。同时从空间视角开展城市传播研究，在原有的历史和社会维度之外，拓展和丰富了传播与媒介的研究。
从实际应用价值来说，本研究的成果有助于缓解文化断裂和记忆残缺的危机，留住城市特色基因，可持续地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遗产，建设美好家园。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城市形象推广、城市建设和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