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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原来有 30 卷，唐代李善注本分成 60 卷。共收录作家一百三十家，上起子夏（《文选》所署《毛诗序》的作者）、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公元 526 年（南朝梁普通七年），而萧统卒于公元 531年（南朝梁中大通三年），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514 题。他将文章分为赋、诗、骚等38 类。所选多大家之作，时代愈近入选愈多。
《文选序》（节选，所谓选文标准“四不选”）
自姬汉以来，眇焉悠邈。时更七代，数逾千祀。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若贤人之美辞，忠臣之抗直，谋夫之话，辨士之端，冰释泉涌，金相玉振。所谓坐狙丘，议稷下，仲连之却秦军，食其之下齐国，留侯之发八难，曲逆之吐六奇，盖乃事美一时，语流千载，概见坟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虽传之简牍，而事异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深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都为三十卷，名曰《文选》云耳。
《文选》注释名家（六臣注）
李善在《文选》校勘方面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注释成果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 年）完成并进呈朝廷。开元六年（718 年），吕向、吕延济、刘良、张铣和李周翰的注本出现。此后五臣注颇受世俗青睐，较之李善注本更为流行。直至宋朝，出现了“《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因为人人要读《文选》，前人的注释就非参考不可。于是有人将李善注与五臣注合刻，统称“《文选》六臣注”。
《古文观止·序》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今年春，余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书，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冁（chǎn）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愚伯兴祚题。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伦理使人庄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读书的三种境界。散文本质上属于伦理范畴，但是其文学表述又总是诱发读书人的境界追求，因此他们的文章被人有意或无意地曲解，背离话语者本身的意图，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如《战国策·楚策》中不被社会肯定的性取向被淡化，就是礼文化传统诱导下历代注家的定向捆绑；宋朝学者一厢情愿地把孟子的“性善”说成“性本善”；郭象故意把《庄子》的“自由逍遥”解读为“任性逍遥”等，都是现代（解读时代）元素掺入原典的结果。
断背（brokeback）是 2007 年 8 月由教育部公布的 171 个新词之一，出自李安的同性恋题材电影《断背山》，隐喻同性恋。中国古代把男子相互爱恋称为“断袖”“龙阳”“分桃”。关于我国古代断背现象的记载，似乎从《越人歌》开始：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一作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这首歌记载在刘向《说苑·善说篇》，是一个故事中的故事。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爱恋的欲望。被拒之后，庄辛就给襄成君讲了鄂君子皙与越人的故事。榜枻越人以歌求爱，子皙立即领会了其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这样暧昧的动作，可以猜想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如果仅是一首越人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首单纯的爱情诗；但如果考察鄂君子皙与越人、庄辛与襄成君的性别，似乎使人可以窥探男男相爱两则趣事。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较早歌颂同性爱情的诗篇。
关于断背，在礼教立国的华夏历史上也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汉代称以谄媚而得到宠幸的人叫佞幸，佞幸还指以男色事君的人。《史记·佞幸列传》中记载的邓通、赵同、李延年、韩嫣等人专以谄媚事主，就有解说者透露其为帝王同性恋人。不只汉代如此，先秦也有断背的记载，比如《战国策·魏策》中魏安釐王与男幸龙阳君的关系，就衍生了后代“龙阳之癖”“龙阳之好”的成语或者叫作亵语；《韩非子·说难》称弥子瑕与卫灵公有分桃之好。《汉书·董贤传》记载董贤与汉哀帝有“断袖”之谊等，都是显例。就是庄辛，在《战国策·楚策四》中指责楚襄王的侈靡时，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
……
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载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
郢都失陷前后批评楚襄王的对话中，两次用同样的文字提到楚襄王的生活状态是“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为什么这么耿耿于怀？首先，这四个人基本上不见经传，更谈不上什么功业可据，只有州侯，大概是楚宣王时名臣州侯（事迹可见《战国策·楚策一》）的后代，他这一代没有什么功业可以称道。他们成为楚襄王的“宠臣”虽然让人不服气，但也不至于书写得这样具体，并且作为楚襄王的丑行被庄辛“津津乐道”，而楚襄王也没有什么像样的辩解，郢都失陷之前不知利害，骂人气走庄辛而已；郢都失陷之后成为流亡政府的漂泊国君，也只不过吓得“颜色变作，身体战栗”。而没有一句辩白，也没有痛改前非的表示。也就是说，国君私生活的改变没有被《战国策》的书写人关注从而留取史册。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四位都是男性已经在历代解说中没有异词。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第二次也就是郢都失陷、政府流亡城阳时的对话中，庄辛是把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的生活方式，和蔡圣侯“左抱幼妾，右拥嬖女”相提并论的。而且同样是以左拥右抱的方式“驰骋乎某某（襄王是云梦，蔡圣侯是高蔡）之中”。先前破口骂人的楚襄王也没有说庄辛乘人之危无类比附，人家拥抱女人怎么拿来和我宠幸男人相比！有戏弄君主之罪。
二是那“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辇是会意字，从车，从两“夫”（男子）并行拉车。意思是用人拉或推的车。所以古人把“辇”一律解释成如“挽车也”（《说文》）“人挽行”（《周礼·乡师·注》）“人步挽车也”（《广韵》）“人挽车也”（《诗经·小雅·我任我辇·注》）之类，没有例外。最典型的是在《汉书·李广苏建传》中有“扶辇下除”的话，在下台阶的时候扶着这个“辇”，辇都能上下台阶，说明没有轱辘，简直就相当于后代的轿子了。辇特指君、后所乘的车是秦汉之后的事情，应该是秦汉之后才有人力拉的带轱辘的辇，人抬的辇开始称为轿子。
因此，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关于辇字的解说，尽管啰里啰唆还有对古注无所适从的躲闪糊弄之词，但是其中引用的《司马法》佚文：“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就很有用，如果是要用 15—20 人才能拉动的车，干吗不用马？如果说是抬辇，还说得过去。所以前面提到的赵太后“恃辇而行”（《战国策·赵策》）应该是坐当时叫作辇的轿子。否则一个老太太出行非要坐十八九人拉的车，是否太狼狈况且有点不合情理？
现在将“辇从”解说为“同车的随从”恐怕就不合适了，应该是在最少十五人抬的大轿子里，坐着三个人：国君楚襄王、宠臣鄢陵君与寿陵君。三个男人坐在同一个轿子里，不是断背是什么！
应当指出的是，庄辛对楚襄王的这段对话还衍生了“螳螂捕蝉”“亡羊补牢”两个成语，也是值得关注的。
1．《孟子》这样被误读
因有“至圣”孔子在前，孟子被称为“亚圣”。其实孔子与孟子生活的年代相差百多年，思想在各自的时代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归为一个流派，就像梁山百八好汉一样总要排名位，在孔子之后，孟子总显得委屈。
傅佩荣在《向善的孟子：傅佩荣〈孟子〉心得》
中说孟子有三大委屈，其一是被误为好辩，其二是仁政理想被视为空想，其三就是人性论被误解。宋朝王应麟将孟子的性善论总结为《三字经》里的第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可孟子说的是“性善”，绝对不是“性本善”。看看《孟子·告子上》的说法：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据说是孟子学生的告子口才好，喜欢和老师孟子辩论，认为人性就像一条流淌的河，东边开个缺口水就向东流，西边开个缺口水就向西流，就像人会受环境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性没有善与不善之分，就像水没有向东向西的区别。人没有不向善的，就好像水没有不向下的。看书要整体看，要将“下”和“善”放在同一个位置，不要看到“人无有不善”就断章取义说人是没有不善的。为什么说是“向”？因为“下”不是水的“性”，是水的流“向”，人本性是“向善”。
孔子在《论语》中也提到人性：“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后来变成“性相近，习相远”，即《三字经》的第二句。《论语》里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习相远”的“习”和后天的环境以及养成的生活习惯有关，让人变得千差万别，有人行善，有人为恶。
将孟子的“性善”理解为“向善”，比“本善”更合理。人性向善，所以“性相近”。“本善”孔子没说过，孟子更没有说过，是宋代学者解释出来的。也有人说性善论和性恶论是华夏文化面临的选择，甚至有人说可以“向恶”，因为人性只是“向”善而已，恶也是可以选择的。为什么我们强调的“向善”而不是“本善”和“本恶”呢？假设你今天早上起来不孝顺父母，破坏公共安全，心里是不是觉得不安、不忍？这证明人性向善。反之：你今天一天都不去杀人放火，作奸犯科，心里觉得不安、不忍，这是人性向恶。在一般情况下，我们的自省，往往来自前者。所以说，孟子的“向善论”被人曲解为“性本善”，是不合理的。
说到误读与曲解，不得不说《孟子·告子上》中鱼和熊掌的关系。孟子原文是这么说的：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像《庄子·大宗师》中的相濡以沫与相忘于江湖一样，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往往认为是面对取舍时要学会选择。实际上孟子他老人家只在开篇说了这么一下，却被人念念不忘。后面的众多文字就被挡在眼皮外面了，可以说眼皮子浅对孟子也是不尊重的。这里应该是说“义”的价值高于生命，贤者在必要时应当“舍生取义”，而不行苟且之事，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人喜欢活着，当我所喜欢的超过了生存，我也不会苟且偷生。人们追求比生命更宝贵的“义”（向善），厌恶比死亡更可怕的“不义（向恶）”。最后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向善”并不是贤人才具备，而是每个人的本性。不受嗟来之食，不能因接受好处（官员接受好处称受贿）而丧失本性。接受好处应是不义之举，而被见识浅薄的人称赞，真是太没有羞耻心了。
2．汪洋恣肆不是语无伦次
庄子逍遥自由，爱游历，交游遍诸国。庄子的人生体验“衣弊履穿”“困窘织履”是为生活辛苦奔波。精神上他“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打造一个“无己、无功、无名”的世界。这是通说。其实其中有些描述是值得商榷的。
寓言是《庄子》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其文章的主干往往由一个个寓言组合起来。大量寓言的使用，使文章的结构看起来好像缺乏连续性、谋篇布局趋于散漫，因而显得内容杂乱随意，文字散乱重复，读起来语无伦次。实际上，庄子的许多篇章，尤其是内篇，古人并非如此评价，如直至清代还有诸如刘熙载这样的大学者如是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邪？”（《艺概》）用“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来概括《庄子》的语言风格与写作技巧再合适不过了。庄子智虑过人，才华谲奇，其文章看起来起落无端，想象奇特，其目的不只是说明主旨，也是展示其卓越不凡的见解及才华。
内篇是庄子的精华，我们可以用精华内篇中的精华《逍遥游》为例，来说明《庄子》的汪洋恣肆不是语无伦次。
细读《逍遥游》，看似无端飞扬，实则脉络清晰。文章脉络是从有所待到无所待的渐进说理，可以分为四个极为分明的层次：一是小大之辩，小至蜩与学鸠，大至鹏不逍遥，皆有所待。二是逍遥的三种境界：无所待（无己）、待于风（无功）、待于世（无名）。三是牵于世而无法逍遥游者，曾不若神人之尘垢秕糠。四是拙于大用。
《逍遥游》第一层次以“鲲化为鹏”的故事开篇：鲲、鹏是大者，“不知其几千里也”。大者，才能“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飞得高才能看得远。这鸟和鱼都非常大，张开翅膀就像天边的云彩，突破自然本能的限制，进入一个高远不受控制的境界，近乎“游于无穷”，再到“视于无穷”乃至“知于无穷”。蜩与学鸠“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受到自身小的限制，视野也受到地面的局限，不能达到鹏的境界。这就是大与小的区别。形体与空间的大小之别，影响到“小者其飞所至亦小，而大者其飞所至亦大”的认知。在“知”的方面蜩与学鸠是“小知”，鹏是“大知”。“大小之辩”还包括“小年”与“大年”等：“大年”制约着“小年”，“大知”与“小知”形成对比。“大知”的鹏突破了“小知”的局限达到逍遥，可以说逍遥游包含消除或突破种种局限的意思，也有提升转化的暗示。人的生命本来有各种条件的限制，慢慢转化突破，达到无待，就可以真正逍遥。当然，蜩与学鸠没有突破局限达到逍遥；大鹏有待，也未到逍遥。因为“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鹏凭风而起，无风则无力。
第二层是关于逍遥游的三种境界。这一段位于文章中间，“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逍遥游》的主旨，而第一句又是这三句的主旨。只有“无名”（无法称说，无以名状），才可无所待地游于无穷。
第三层是就举例“尧让天下于许由”证实“圣人无名”；举例“肩吾问于连叔”证实“神人无功”。神人超脱，不牵于世，是“道物之别”。
第四层以惠庄论辩证实“拙于大用”，说明“以无用为大用”。惠施立足于世俗，以常人不能用者（大瓠、大椿）为“无用”，庄子超脱世俗、超脱现实，要从“无用”之中发掘“大用”，突出“无”的重要性。
从“小大之辩”到“道物之别”到“拙于大用”，结束于“至人游于无何有之乡”，以无所待游于无穷之境。
此外，《逍遥游》一文有许多广为人知的有趣寓言，如越俎代庖、跳梁小丑、不龟手之药等，还有一个民俗符号：腰舟。庄子云：“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人以瓠系于腰间，用以渡水，谓“腰舟”。《晋书·蔡谟传》《鹖冠子·学问》均有腰舟的记载，曾是我国南方众多民族广泛使用的渡水工具，现只有海南黎族保留这一民间传统。
《左传》：
《郑伯克段于鄢》《周郑交质》《石碏谏宠州吁》《臧僖伯谏观鱼》《郑庄公戒饬守臣》《藏哀伯谏纳郜鼎》《季梁谏追楚师》《曹刿论战》《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宫之奇谏假道》《齐桓公下拜受胙》《阴饴甥对秦伯》《子鱼论战》《寺人披见文公》《介之推不言禄》《展喜犒师》《烛之武退秦师》《蹇叔哭师》《郑子家告赵宣子》《王孙满对楚子》《齐国佐不辱命》《楚归晋知罃》《吕相绝秦》《驹支不屈于晋》《祁奚请免叔向》《子产告范宣子轻币》《晏子不死君难》《季札观周乐》《子产坏晋馆垣》《子产论尹何为邑》《子产却楚逆女以兵》《子革对灵王》《子产论政宽猛》《吴许越成》
《国语》：
《祭公谏征犬戎》《召公谏厉王止谤》《襄王不许请隧》《单子知陈必亡》《展禽论祀爰居》《里革断罟匡君》《敬姜论劳逸》《叔向贺贫》《王孙圉论楚宝》《诸稽郢行成于吴》《申胥谏许越成》
《公羊传》：
《春王正月》《宋人及楚人平》《吴子使札来聘》
《谷梁传》：
《郑伯克段于鄢》《虞师晋师灭夏阳》
《檀弓》：
《晋献公杀世子申生》《曾子易箦》《有子之言似夫子》《公子重耳对秦客》《杜篑扬觯》《晋献文子成室》
《战国策》：
《苏秦以连横说秦》《司马错论伐蜀》《范雎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颜斶说齐王》《冯谖客孟尝君》《赵威后问齐使》《庄辛论幸臣》《触讋说赵太后》《鲁仲连义不帝秦》《鲁共公择言》《唐雎说信陵君》《唐雎不辱使命》《乐毅报燕王书》
《秦文》：
《李斯谏逐客书》
《楚辞》：
《卜居》《宋玉对楚王问》
《史记》：
《五帝本纪赞》《项羽本纪赞》《秦楚之际月表》《高祖功臣侯年表》《孔子世家赞》《外戚世家序》《伯夷列传》《管晏列传》《屈原列传》《酷吏列传序》《游侠列传序》《滑稽列传》《货殖列传序》《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
《汉书》：
《高帝求贤诏》《文帝议佐百姓诏》《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武帝求茂材异等诏》《贾谊过秦论（上）》《贾谊治安策（一）》《晁错论贵粟疏》《邹阳狱中上梁王书》《司马相如上书谏猎》《李陵答苏武书》《路温舒尚德缓刑书》《杨恽报孙会宗书》
《后汉书》：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马援诫兄子严敦书》《诸葛亮前出师表》《诸葛亮后出师表》
六朝唐文
《陈情表》（李密），《兰亭集序》（王羲之），《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陶渊明），《北山移文》（孔稚珪），《谏太宗十思疏》（魏征），《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骆宾王），《滕王阁序》（王勃），《与韩荆州书》《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吊古战场文》（李华），《陋室铭》（刘禹锡），《阿房宫赋》（杜牧），《原道》《原毁》《获麟解》《杂说［一］》《杂说［四］》《师说》《进学解》《圬者王承福传》《讳辩》《争臣论》《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与于襄阳书》《与陈给事书》《应科目时与人书》《送孟东野序》《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送杨少尹序》《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祭十二郎文》《祭鳄鱼文》《柳子厚墓志铭》（韩愈），《驳复仇议》《桐叶封弟辩》《箕子碑》《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愚溪诗序》《永州韦使君新堂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记》《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柳宗元）
宋文
《待漏院记》《黄冈竹楼记》（王禹偁），《书洛阳名园记后》（李格非），《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范仲淹），《谏院题名记》（司马光），《义田记》（钱公辅），《袁州州学记》（李觏），《朋党论》《纵囚论》《释秘演诗集序》《梅圣俞诗集序》《送杨寘序》《五代史伶官传序》《五代史宦官传序》《相州昼锦堂记》《丰乐亭记》《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泷冈阡表》（欧阳修），《管仲论》《辨奸论》《心术》《张益州画像记》（苏洵），《刑赏忠厚之至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上梅直讲书》《喜雨亭记》《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石钟山记》《潮州韩文公庙碑》《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剳子》《前赤壁赋》《后赤壁赋》《三槐堂铭》《方山子传》（苏轼），《六国论》《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苏辙），《寄欧阳舍人书》《赠黎安二生序》（曾巩），《读孟尝君传》《同学一首别子固》《游褒禅山记》《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王安石）
明文
《送天台陈庭学序》阅江楼记（宋濂），《司马季主论卜》《卖柑者言》（刘基），《深虑论》《豫让论》（方孝孺），《亲政篇》（王鏊），《尊经阁记》《象祠记》《瘗旅文》（王守仁），《信陵君救赵论》（唐顺之），《报刘一丈书》（宗臣），《吴山图记》《沧浪亭记》（归有光），《青霞先生文集序》（茅坤），《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世贞），《徐文长传》（袁宏道），《五人墓碑记》（张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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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生》（许地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秋夜》（鲁迅），《白杨礼赞》（茅盾），《依依惜别的深情》（魏巍），《荷塘月色》（朱自清），《樱花赞》（冰心），《长江三峡》（刘白羽），《秋天的况味》（林语堂），《山中避雨》（丰子恺），《江南的冬景》（郁达夫），《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俞平伯），《雨中登泰山》（李健吾），《江南的野菜》（叶灵凤），《茶花赋》（杨朔），《石榴》（郭沫若），《日出》（刘白羽），《白杨礼赞》（茅盾），《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李大钊），《暴风雨之前》（瞿秋白），《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生与死》（巴金），《野草》（夏衍），《致集团军诸将领的公开信》（张自忠），《造谣与辟谣》（邹韬奋），《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吴晗），《想北平》（老舍），《丑石》（贾平凹），《从一个微笑开始》（刘心武），《不死鸟》（三毛），《我的老师》《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大学》《故乡往事》（莫言）
1．散文产生的前提是什么？和“文学的产生”前提有什么不同？
2．你读过的散文，有多少出自《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的？
3．为什么说古代散文是华夏民族的思想武库（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