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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是一门独特的语言，研究汉语儿童的语言发展，对了解语言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西方相比，我国的儿童语言发展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对儿童的语言习得研究是在心理学领域展开的，1920年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陈鹤琴先生根据西方教育心理学对自己的长子进行了长达 808 天的观察、实验，对儿童语言习得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创作的《儿童心理之研究》可以说是对儿童跟踪调查研究的开创之作。与心理学相对而言，我国从语言学角度对汉语儿童语言习得的研究相对较少，下面主要从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国内的儿童语言习得研究情况。
语音习得是儿童语言发展的重要部分，国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我国，与词汇、语法的习得相比，语音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早期对语音习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语言阶段（比如婴儿的咿呀声）的发音描写和准确度的调查等方面。陈鹤琴（1925）、吴天敏、许政援（1979）等人从儿童出生之后的所有发音如哭声、打哈欠、打喷嚏开始记录，他们认为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在锻炼发声器官并为以后的交际发音做准备。许政援、迟立忠（1997）把这种发音称作“前言语发展阶段”，指出前言语发音与早期言语发展之间存在连续性。李宇明（1995）认为这个时候儿童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话语理解反应，所以应该算是语言活动的开始。姜涛（1999）指出语音意识的重要性，在拼音文字（如英语）中，语音意识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但在表义的文字（如汉语）当中，语音意识还是一个很陌生的研究领域。吴天敏、许政援对五名三岁以下的婴儿进行了调查研究，对他们语言发展的各个阶段及特点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许政援、郭小朝（1992）用类似的方法对七名三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研究，发现在正式说话前，儿童的发音顺序与儿童舌唇部的运动发展有关，同时也证明了前言语阶段儿童的咿呀发声对儿童早期发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发音是毫无意义的。
后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儿童一岁以后正式交际的发音。徐亮等人（2010）采用横向研究法，通过大量的语料收集对儿童元音和辅音的习得顺序进行了调查研究。司玉英（2006）采用纵向研究法，通过收集一个儿童两岁到五岁的语音数据，得出语音系统整体的习得顺序是“调位－元音音位－辅音音位”，这与李嵬（2000）得出的正常发展的普通话儿童在语音习得过程中音位的习得顺序类似。但是，他们对类似的儿童语音习得顺序的成因却做出了不同的解释：李嵬认为不同的“突出性”在儿童习得语音系统时会有不同的完成速度；司玉英认为单一因素不能合理解释习得音位的先后顺序与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语言形式、儿童认知能力的复杂程度以及儿童的生理器官的发育程度都会影响儿童语音的习得。
汉语儿童语音发展的研究表明，语音习得既有其普遍性规律，也有个体性差异。总体来看，研究者们承认儿童语音的习得具有阶段性和顺序性，儿童最先习得的是声调，通过不同的声调表达不同的意思，然后是习得元音和辅音，但是对于相同的音位具体在哪个年龄段习得还存在个体差异。儿童语音习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受多种因素制约，而我国对普通话儿童习得语音系统的研究还刚刚起步，需要我们从多角度去认识和探索。
词汇习得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方面，也是我国汉语儿童语言研究中相对较多的一个领域。
最早开始汉语词汇习得研究的是陈鹤琴。而孔令达（2004）却是对汉语儿童词汇习得的研究最为全面的，他对名词、动词、代词、时间词、方位词、形容词、副词、数量词等的习得过程都做了考察。
在儿童词汇习得的众多研究中，对某类词的习得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肖丹、杨小璐（2003）对一岁儿童的动词发展进行了研究；穆亚婷、邓永红（2009）对儿童早期动词习得过程进行了研究。这两个研究得出的结论十分相似：儿童最早习得的是动作动词，儿童在双词句阶段的习得顺序基本上都是“主－动”或“动－宾”结构。李向农、周国光、孔令达（1991）在对介词“比”和比较句的考察中发现儿童在对比中倾向于使用积极意义。周国光（2000）、傅满义（2002）对儿童副词习得的研究表明儿童表现出对高、大、全、多的物体的倾向，副词的习得遵循具体到抽象、实义到虚义的顺序。彭小红、崇慧芳（2010）从范畴化视角对儿童早期名词的习得进行考察，发现儿童的认知结构和语言输入会影响儿童早期的名词习得。彭小红、李尤（2010）从意向图示的角度对儿童早期方位词的习得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与名词习得类似的影响因素。张云秋、赵学彬（2007）的个案研究表明儿童优先习得的是出现频率高和语义范畴相对简单的副词。
除了对某类词的习得研究外，单个词的习得研究也不少见。孔令达、周国光、李向农（1990、1993）对儿童有关结构助词“的”、动态助词“过”的使用做了相关调查及分析。周国光（2002）分析了否定词“不”及其相关否定结构在儿童语言中的使用情况。从单个词的研究发现，儿童对词的掌握程度随着认知程度的增长而增长，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的发展过程。从儿童对某些词的习得顺序可以看出儿童对时间和空间意义的理解。周国光（2004）指出儿童先习得动态助词（了，过），其次习得时间副词（在，马上），再习得时间名词（现在，明天），最后习得时间序词（以前，以后），反映了儿童对汉语时间的系统掌握。纪悦、杨小璐（2015）对儿童早期语言中的“来”和“去”的使用情况及儿童对空间意义的理解也进行了调查分析。
在词汇发展的研究中常常无法避免有关词义的探讨。杜映（2003）、张廷香（2011）分别从儿童语义发展过程、词义理解策略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王永德（2002）运用语义特征理论对儿童词汇习得中词义的所指范围扩大和概括不足现象进行了研究。
上述研究尽管侧重点有所不同，但是结论却基本相似，即儿童词汇的习得与思维认知能力的发展是一致的，词汇的习得过程遵循由易到难的原则。但是，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儿童的认知程度、语言输入、词汇复杂程度等。
句法习得是语法发展的核心，以汉语为母语的儿童句法习得除了具有其他语言的一般习得规律之外，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句法结构是当前国内研究较为深入的一个方面。早在 1979 年，朱曼殊就得出结论：随着儿童年龄增长，基于认知发展基础上的儿童句法发展顺序是从简单句到复杂句。比较全面的研究有周国光（1999）、李宇明、唐志东（1991）、李宇明（2004）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句法结构入手讨论了儿童语言发展的过程，还提出了儿童习得句法结构的手段、策略及影响因素等。比如周国光（1999）指出儿童习得句法结构的手段有模仿、替换、扩展、关联及句法同化，儿童通过句法分解和合成来习得句法。除了上述从传统句法结构入手的研究外，研究者们还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汉语儿童句法的发展。比如乐守红（2009）对两岁至三岁儿童语言中表示修饰的句法成分进行了研究，发现儿童句法中修饰语的发展和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王永德（2001）从认知发展的角度对汉语儿童句法的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儿童汉语句法规则的习得是基于认知发展的，幼儿最初掌握的是述宾结构和主谓结构，其次是述补结构和偏正结构，儿童的语言发展中，句法发展滞后于语用和语义发展。
句法意识是指个体将注意从句子的内容转向句子的形式，这种对句子的内在语法结构的反思能力是元语言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儿童而言，句法意识是其注意控制能力的一种表现，与阅读理解关系密切。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和阅读水平低的儿童的句法意识明显落后于正常儿童句法意识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句法意识可能是阅读障碍或阅读水平低的原因之一。龚少英、彭聃龄（2005）等人的研究发现四岁到五岁的儿童句法意识呈现出从句子内容到句子形式发展的趋势，五岁儿童的句法更正能力显著高于四岁儿童。但陈雅丽、陈宝国（2006）指出虽然多数人认为句法意识的发展与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之间是相关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比如句法意识是直接影响儿童阅读能力的发展还是通过其他的中介因素（如工作记忆）产生的间接影响。
国内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关注多集中在语言结构的研究上，专门针对语用发展的系统研究在早期的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中并不多见。一些学者在讨论影响儿童词汇、语义、句法结构发展的影响因素中，对语用的解释也给予了适当关注，比如孔令达（2004）认为儿童人称代词习得较晚的原因是儿童在使用人称代词之前就学会了直称，尽管直称并不是最经济的形式，但是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满足儿童的言语交际要求。可见，儿童习得各种语言成分的早晚并不只是与语言成分的难度有关，还与该语言成分在交际中的作用和地位有关。李慧敏（2005）对 2-3 岁儿童语气词的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儿童语气词的使用越丰富，其语言运用能力的发展程度越高。
全面而系统地进行汉语儿童语言运用能力研究的是周兢（2001、2004、2006、2010）团队。该团队沿用哈佛大学儿童语用分析框架，对汉语儿童早期语言交流行为的形成进行了质化和量化的分析，探讨了中国文化语境中儿童早期语言运用能力发展的基本规律。该研究在同一体系内对汉语儿童语用发展与其他国家儿童语用发展进程进行了比较，其研究结果不仅显示了儿童语用发展的特征，还揭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亲子交往的特征，对儿童语用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较早进行儿童语用能力研究的是华红琴（1990），她通过实验对 5-7岁儿童的语用技能进行研究，指出 5-7 岁的儿童能够随着语境的变化调节语言的表达方式。丁建新（1999）、陈新仁（2000）、盖笑松等（2003）在汉语儿童语用发展几乎是空白的情况下，对国外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及成果进行了介绍。李宇明、陈前端（1997）对儿童问句的发生和理解进行了系列研究。李宇明（2004）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儿童独词句阶段的话语按照功能分为七类，初步搭建了儿童语言功能发展的描写框架。韩戈玲（2004）讨论了儿童交际行为的特点及识别不同交际行为意图的能力。朱雁芳（2004）、黄宇、彭小红（2010）从合作原则角度考察儿童语用特征并分析了儿童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原因。傅满义（2006）通过考察儿童语言中的“不”字结构的句法语义及否定句的语用类型对儿童语用能力进行了研究。刘森林（2007）从言语行为角度对学龄前儿童语用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谢书书、张积家（2007）对 3-6 岁儿童言语行为的元认知发展进行了探查。王宇虹（2012）探讨了 3-6 岁儿童语用能力的特点。罗黎丽（2012）从功能出发，通过描写一个五岁儿童的言语交际行为，探讨了儿童在具体的语境中如何选择适当的策略和适当的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与他人交流。
总体来说，国内对汉语儿童语用发展研究不够系统化，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语用学本身的范围还没有完全确立，造成研究对象不明确。其次，由于从事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的学者大多是汉语语法背景，因此，汉语儿童语言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语言结构方面，对儿童语用发展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最后，由于语料采集难度大、研究时间长等原因，造成语用研究难度相对较大。虽然语用研究目前相对薄弱，但是却为以后的研究开创了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