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进入 21 世纪，面对全球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面对世界绿色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地位。党的十六大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代会政治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新要求；国家“十二五”规划首次将“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单列为重要篇章，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十二五”时期我们“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目标。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战略规划，在思想认识、理念框架、政策支持和机制构建等各个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形成了诸多新的认识，总结了新的经验，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生态文化的鲜明主题和创新思想，系统建构和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不仅有利于丰富发展我国生态文化，而且为人类生态文化贡献现代中国生态智慧。
尽管中国共产党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战略是 21 世纪以来的事情，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发展经济、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高度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毕竟自然资源是人类劳动生产的对象和前提，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人类就什么也不能创造。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不断丰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体系的成熟。著者聚焦生态文化的知识供给这一主题，旨在集中阐释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成果，因此不是按照常规的时间顺序逻辑逐一阐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发展过程，而且按照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进行分类阐释。
我国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水、旱、风、雹、霜等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导致严重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生态环境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防治自然灾害。毛泽东多次强调，开垦荒山荒地，“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绝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四川、陕北等地爆发了百年特大洪灾，国家和人民财产损失严重，使得邓小平意识到自然生态环境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比如“把黄土高原变成草原和牧区，就会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富裕起来，生态环境也会发生很好的变化”
。江泽民明确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的科学论断，“要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真正明确，破坏资源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资源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20 世纪末，中国共产党积极吸收和借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出“环境保护工作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绝不能走浪费资源、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
。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从最直接的有利于防治自然灾害到深层次的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习近平在总结完善前任思想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人与环境的关系史。纵观人类文明最初起源的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等，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文明的发祥地具有共同特点，即无一例外都孕育于大河流域。这绝非偶然，因为大河流域地区水量丰沛、森林茂密、田野肥沃，易于人口繁殖，于是早期处于游牧状态的先祖们在此定居，发明了用以组织劳动和传播指令的书面文字，这是人类文明诞生的根本标志。同时，丰裕的自然条件使得人们在生产维持自身基本生存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外，还能富余大量剩余产品得以供养有专门技能的闲暇阶层从事别的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古代埃及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自然优势使得埃及人享有丰裕的食物资源和温暖的气候，人口成长的必要生活资料如此便宜易得，使得埃及人口迅速繁殖并有大量额外精力从事剩余劳动，金字塔就是在这样丰富的人力资源条件下兴建而成。生态可载文明之舟，亦可覆文明之舟。文明发源地随后的生态转衰，给几大古文明以致命性的毁灭。考古学家证实，过度伐木垦荒和盲目灌溉等行为产生了不可逆转的荒漠化和盐碱化，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原本富饶丰茂的地区成为不毛之地，早期文明古国的政治历史和它的城邦也紧随着生命支持系统的崩溃和农业基础的瓦解而结束。如今，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等上古文明早就衰落甚至消失殆尽，我国丝绸之路沿线的楼兰文明亦是湮灭于荒漠的吞噬之下。“古今中外的这些深刻教训，一定要认真吸取，不能再在我们手上重犯”，
由此总结得出“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深刻论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个论断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关系整个人类文明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深邃的历史观和高瞻远瞩的生态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产力是由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构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同时资源遭到消耗，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从 1978 年至 1995 年，我国因干旱、雪灾、洪涝等极端天气事件以及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年均 3. 1％的速率递增；1998 年，仅长江洪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当年新增GDP比重的 62. 9％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因生产排放的废弃物所造成的水体污染就造成上千亿元的经济损失
；最近五年，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在 3000 亿元左右。习近平引用恩格斯的话指出，人与自然是共生关系，伤害自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
，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所以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同样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这种生态环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形象地表达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他尖锐批评一些干部在发展问题上有思想误区，把发展生产力片面地理解为经济增长，强调生产力发展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
，如果不把生态环境工作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是深刻反思我国几十年来粗放增长模式、重新审视生产力内涵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这种形象通俗的表达具有很强的传播效果，较为容易在全社会形成广泛的生态文化。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及民生，人们通常将其理解为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认为生态和民生分别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彼此独立的体系。历史进程需要我们用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20 世纪中后期以来，尤其是 21世纪以来，自然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长期倾轧下终于不堪重负，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加速凸显，生态的“后勤保障”功能日益萎缩，开始严重影响甚至威胁人们的基本生活。人们生活在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的土地上、饮用严重污染的水体、呼吸厚重的雾霾，肺部疾病、畸形幼儿、癌症病人在近 20 年中呈爆发性增长之势，特别是近几年大量城市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农村污染治理体系尚未建立，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整村村民先后罹患癌症的“癌症村”现象。显而易见，人们以前认为是自然常态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一个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的现实问题，因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群众与企业对立、群众与政府对抗的事件不断出现，扰乱了正常社会秩序，再加上一些夸大其实的报道通过互联网迅速扩散，成为引发其他社会矛盾、侵蚀国家治理根基、损害中国执政党形象的重大政治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态环境在人们生活幸福指数和小康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改善民生、造福人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追求，生态环境是最为公平的公共产品，所有人，无论信仰民族，无论贫富阶层，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同一片天空下。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要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生态公共产品，提高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让老百姓在分享发展红利的同时，更充分地享受绿色福利。将生态环境纳入民生视野，把党的根本宗旨与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现实期待结合在一起，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发展和丰富了人民主体性思想和民生思想。
关于生态文明下的国家景象，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和展望。毛泽东在 1956 年 3 月提出“绿化祖国”的口号，要求“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行绿化”
，“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
，“用二百年绿化了，就是马克思主义”
。1958 年 11 月和 1959 年 3 月毛泽东又分别提出“美化全中国”和“实行大地园林化”的想法，“农村、城市统统要园林化，好像一个公园一样”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刚刚开始建设，我看要用新的观点好好经营一下，有规划，搞得很美，是园林化”
，“美化全中国”就是“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最早设想和朴素表达。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建设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入，中国共产党意识到，生态文明不仅仅是表面优美的生态环境，只有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才能具有社会价值，我们不是为生态环境而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更可持续地利用自然环境，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更高形态发展；同时，只有统筹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生态文明才有持续建设的社会动力和物质基础。因此，“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就要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为特征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即是中国共产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明确回答。那么，如何理解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新”在哪里呢？
首先，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生产发展基础上的发达文明。
我们建设生态文明不是要舍弃高科技和现代化，回到农耕社会的落后生活中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类社会中出现的一切现实问题从根本上都源于物质经济基础。“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是确定无疑的”
。理解和解决当代环境问题也不例外，依然需要由直接的经济动因来阐释说明。
发展中国家的诸多案例证实，落后的经济发展水平是生态环境退化的重要原因。比如，一组对墨西哥 2400 个自治区的研究数据发现，当地森林覆盖率迅速变化的主要因素是经济贫困，贫困程度越高，损失的森林覆盖率就越大
[1]
。对此现象，学者做出解释：相对于富裕地区，贫困地区的生计和发展更依赖于自然资源，落后的技术手段、粗放的发展模式与掠夺型的资源开发方式加剧了生态环境恶化
[2]
；穷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投资于见效慢的生态环境管理
[3]
。结果，环境破坏的自然制约产生了更大的贫困，学者将这种贫困与环境之间相互依赖与相互强化的螺旋下降过程称为“贫困陷阱”
。可见，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仅不与生态环境相对立，而且还是生态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实力谈高标准的生态环境无异于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观照我国现实，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与重要生态功能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高度的一致性。对于这部分地区的发展，有人说，当地生态环境基础薄弱，发展不可避免会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发展要宁慢勿快，否则得不偿失；也有人说，为了摆脱贫困必须加快发展，付出一些生态环境代价也是难免的。强调发展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是对的，经济发展不应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但“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当然，经济发展也不会自动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经济增长并不是提高环境质量的灵丹妙药，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办法，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的投入（包括环境资源）和产出（包括污染物）的构成。这就涉及如何发展或者说发展方式的问题，著者将在第三部分关于中国共产党思考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中予以详细说明。
其次，生态文明是建立在生活富裕基础上的高级文明。
所谓生活富裕，是指建立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基础上的劳动者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马克思和马斯洛的需要理论都认为，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不同层次构成的从低至高的系统。生存需要是最基本需要，一旦人的物质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就会产生新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需要满足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这种新需要“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
。
生态环境具有满足人的多层次需要的功能。从最低生存需要而言，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无机的身体”。从高级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而言，人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
，比如，优美怡人的自然景观使人心情愉悦、神清气爽；“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
。比如，牛顿从苹果下落的现象中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国家体育场“鸟巢”建筑就是从鸟类营造巢穴得到的启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富裕生活侧重于自然资源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程度。现在我国已经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部分城市的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富裕生活体现为物质丰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等全面小康的满足程度，尤其是在全球环境危机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放心的食品、优美的环境要求越来越高。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也就是说，社会需求调节社会生产，催生满足这种新需要的新手段和新产品。如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对水、空气、生活环境等自然生态的高层次享受需求，这将促进市场生产提供满足这种需求的清新空气、干净水源、绿色食品、宜居环境等，“这些潜在的需求如果能激发出来并拉动供给，就会成为新的增长点，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因此，生活富裕既能在经济方面促进消费升级和生产发展，而且对于改善生态环境也具有积极意义。此外，生活富裕还通过提升人的素质作用于生态环境的改善。关于收入对自然环境的正面影响，这一点已经在国内外很多研究中得到证实，如洪大用等
对我国居民的调查数据表明，环境关心与收入有着显著的正相关。
总之，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质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从自然汲取生产生活的物质能量，又将新陈代谢的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返还给自然，如此人类生产、生活与自然形成一个相互衔接、相互影响的循环圈，因此实现生态文明的中国必然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的美丽中国，是自然生态美、社会生态美与人文生态美互促互进的美丽中国。
关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尝试新思路、总结新经验、反思新问题，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举措和实践路径。
第一，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没有社会秩序，一个社会就不可能运转”，这是邓小平在总结“文革”教训后的深刻认识，因此，包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79 年 9 月，我国颁布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制度化轨道。此后，我国相继制定完善环境保护单行法和地方环境保护行政法规，建立完善了环境管理行政体制，创新运用市场手段完善环境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
，“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要求逐步“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就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开展了诸多创新性和战略性安排。比如，抓住“一把手”这个关键“牛鼻子”，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环境问责制，将以前行政问责拓展至党政问责，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在生态环境方面职责同有、责任共担，促使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齐心协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并终身追责，“已经调离的也要问责”
，极大促进了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和科学政绩观。再比如，建构了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习近平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不能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管一摊、相互掣肘，而必须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
。我国建立了跨区域、跨流域的协同治理机制，长江、黄河等七大流域分别建立了水污染防治联动协作机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建立了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区域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建立生态环境管理职责的协同整合，201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把原环境保护部全部职责和其他六个部门分散的生态环境保护职责整合到一起，统一组建成生态环境部，克服了环境管理体制多头治理、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病。此外，我国还创新建立执行了环保督查巡视制度等。总之，中国共产党要求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实现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过程全覆盖，尤其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开展长效机制建设，充分体现了尊重自然规律的战略思维、强化刚性约束的法治思维和维护生态安全的底线思维，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和魄力。
第二，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1988 年，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思想渗透到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他明确提出，“解决农村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都要靠科学”
。此后依靠科学技术保护环境和开发资源成为生态环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江泽民指出，“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节约耕地，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
胡锦涛指出，大力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抓好资源的节约和综合利用”
，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
，“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
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
，“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
，“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习近平指出，“要积极运用全球变化综合观测、大数据等新手段，深化气候变化科学基础研究”，“以关键技术突破支撑能源、交通、建筑等重点行业战略性减排”
。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敏锐地看到了科技有可能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提出了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
，因此，要积极发展生态技术，使科学技术进步“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
。
第三，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生态危机本质是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而引起生态环境退化和失衡的问题，因此，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国共产党要求“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明确指出“到 2020 年，生态文明教育普及率提高到 85％，积极培育生态文化，将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政绩观等生态文明核心理念，纳入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成为国家意识和时尚追求”
。从教育的对象而言，党中央重点对领导干部、青少年学生、企业负责人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
，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内容纳入干部培训机构教学计划，提高“关键少数”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要“从娃娃和青少年抓起，从家庭、学校教育抓起”
，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着力推动生态文化进课程教材、进学校课堂、进学生头脑”
；要求“每年开展百人以上‘企业环境责任’培训”
，使企业负责人准确把握当前环境形势，突出环境治理重点，提高政策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还要求抓好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态文明教育，如面向妇女开展环保科普宣传培训，强化村民环境卫生意识等。从教育的内容而言，要开展资源环境国情教育、环境保护科学知识教育和环境保护法制教育，促进全社会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自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从宣传教育的途径而言，既要加强培训和课堂教学，还要强化社会宣传工作，不断提高社会民众的环境素质和环境参与能力。要抓住重大契机，利用世界地球日、土壤日、粮食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重大环境纪念日和环境会议，精心策划组织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材料和宣传活动，“扩大覆盖面，提高影响力”
；要聚焦典型和热点议题，如深度报道国家重大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环境治理工程以及做出突出贡献的环保人物，追踪报道“人民群众广为关注的雾霾、核电、化工、垃圾、辐射、水污染、土壤污染等热点、焦点问题”
曝光各违法案例和浪费行为；要广泛利用宣传平台，推动主要报纸、通讯社、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以及新闻网站、网络视频、数字报、手机报、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开设环保专栏”，构建以报刊与数字新媒体相融合的全方位、立体化、多样化的宣传报道格局，形成推动绿色发展的良好风尚。
第四，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环境问题具有显著的“蝴蝶效应”，某一处自然条件的变化通过生态系统和地理联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另一处甚至全球的环境状况。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
。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全球性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仅要靠各国自身的努力，还需要国际上的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
。中国有需要、有市场，发达国家有技术、有经验，要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中国共产党指出，中国是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坚持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引导国际秩序变革方向，形成世界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解决方案。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二○三○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二○三○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二○○五年下降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森林蓄积量比二○○五年增加四十五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
。中国共产党在履行自身责任的同时，还提出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如“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十个低碳示范区、一百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一千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继续推进清洁能源、防灾减灾、生态保护、气候适应型农业、低碳智慧型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帮助他们提高融资能力”
。中国共产党辩证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造成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不同，发展需求和能力也存在差异。就像一场赛车一样，有的车已经跑了很远，有的车刚刚出发，这个时候用统一尺度来限制车速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全球生态文明建设要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各发达国家要履行在资金和技术方面的义务，“落实到 2020 年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承诺，2020 年后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友好型技术，帮助其发展绿色经济；应该尊重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国内政策、能力建设、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应对气候变化不应该妨碍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合理需求”
，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
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既是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也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为中华民族生态文化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就丰富生态文化的知识供给而言，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梳理中国共产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和思想，还要阐释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有何当代特色、有何时代价值以及有何发展规律，如此才能为我国生态文化建设贡献更加深刻的生态文化知识，也才能为未来我国生态文化建设提供指导方法。
首先，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性特征。诚然，文明总是在传承中不断进化的，文明的进步不可能完全摒弃长期以来积累的传统文化而从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从一开始就被打上深深的传统文化烙印，是对传统生态文化的继承和扬弃。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有计划地专门开展生态思考，只是在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思想中蕴含着生态元素，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党。任何一个思想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是时代的产物，而且折射出时代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代中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时期提出的全新思想体系。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人类社会还处于“物的依赖性”阶段，作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国对物质财富的向往和追求更是强烈。工业化作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手段，中国目前还不可能废弃。然而，作为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中国在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就不得不面临最大难题，那就是，已经完成工业化的西方发达国家造成了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的既定事实，地球给中国留下继续发展传统工业化的空间不多。也就是说，西方国家是在工业化完成后才遇到污染等问题，而中国在起步阶段就受到环境因素掣肘，不可能也不应该像西方国家过去那样靠掠夺其他国家和全球资源来发展工业化。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已经给我国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破坏，而现在以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速发展时期，矿产、土地、水和森林等主要自然资源的消耗及其各项污染物排放有增加的可能，这将给我国有限的生态环境容量带来更大压力。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在“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环境承载着历史上最多的人口，承受着历史上最空前的资源消耗和经济活动，面临着历史上最为关键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时期”的特殊国情下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这是中国在任何历史时期前所未有的，因此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显著的现代性特征。
其次，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社会主义特征。20 世纪中叶以来，面对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着手解决环境问题，加大污染治理力度，尤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加快绿色发展成为各国共识，人类社会正处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过渡期。中国共产党把握时代发展趋势，借鉴西方生态环境建设的经验，在开展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认识，形成系统的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体系。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思想并非亦步亦趋照搬西方生态理念，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且与西方生态理念具有本质区别。这不仅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而且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因为资本具有反生态的本性，资本主义无限追逐利润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技术模式和消费方式必然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当自己的自然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和生活水准时，他们就会通过资本全球化实施“生态殖民主义”“生态帝国主义”的环境策略，把发展中国家视为自然资源的原料地和污染物的排放地，不断向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工业产品的生态成本，让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埋单”，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资源掠夺和生态破坏，因此，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地球生态环境的现实写照，在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下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只有“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
，即改变历史上出现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私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才能实现整体意义上的生态文明。因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
。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国共产党深知，贫困与环境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关联，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是同一过程，因此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与西方生态理念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生态理念局限于自然环境的治理，且局限于部分地区的自然环境治理；而中国共产党将人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的治理结合，在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生态理念的基础上，形成能反映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努力确保全体人民公平共享自然赋予的天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同时，生态环境的影响全球性特征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视野不仅着眼于国内，还将中华文明的“和合”思想与社会主义理念进一步延伸，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环境改善和全球生态环境改善做出贡献，因而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是普惠性全体社会、普惠全球的生态文明思想，体现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的内在一致性。
最后，要说清楚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发展性特征。包括生态文明思想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源于活生生的社会实践，而实践是永无止境和永不停息的，这就决定了作为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必定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创新和发展。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生态环境问题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只要存在人类社会治理，就必然要有生态文明建设，只是不同的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同的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生态环境问题尚不突出，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为保持水土、防洪抗灾；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生态环境问题日趋恶化，生态文明建设体现为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时期，生态文明建设则体现为协调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生”共赢。诚如“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生态文明建设亦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新的环境问题，如新型电子废弃物污染等；我国城乡发展和环境治理不平衡，必然存在一些环境短板，如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薄弱环节；我国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生态环境质量受自然条件变化影响较大，特别是大气环境质量还明显处于“气象影响型”阶段，稍有松懈就可能出现反复，如 2018 年秋冬季以来，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出现 10 次重污染天气过程
；我国生态环境管理还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衔接冲突、地方政府的监督难以介入、上级部门的监督难以到位、环境监管缺失决策辅助等挑战；我国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生态环境治理存在较大的外部压力，如受全球经济放缓和治理体系调整的影响，一些发达国家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动力开始显现不足，一些国家质疑我国禁止“洋垃圾”入境政策等负面声音不绝于耳；等等。社会实践不断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课题，促使我们不断创新思路、探索试验、总结经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化和精细化水平。中国共产党将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生态文化发展新境界。
[1] Ravallion M． Why don.t we see poverty convergenc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2012，102 （1）：504－523．
[2] Milbourne P． The geographies of poverty and welfare ［ J］． Geography Compass ， 2010，4 （2）：158－171．
[3]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in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