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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6 月，在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的威胁下，世界各国学者、专家和政府代表云集斯德哥尔摩，举行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对所面临的严重挑战共商对策，发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响亮呼声。这呼声震撼了各国舆论界，赢得了全世界关心人类前途的有识之士的强烈共鸣。创造了高度物质文明和技术文明的现代人，又用自己的双手制造出一系列富有现代特征的全球问题，并用这些问题筑成了自身的困境。几十年来，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经济手段愈加成熟，然而这些对策于环境问题而言，终归治标不治本。现代人类走出困境的起点在哪里？人类何以会走到如此境地？他们究竟还缺少什么呢？他们缺少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在开发自然、变革社会、推进文明的过程中经常反思、不断自我调控、使自己的行为不超越客观阈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态文化。这种认识不是人们突发奇想、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陷于深刻危机的严峻时期，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阵阵痉挛和频频剧痛中得出的深刻领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道出了关于人与自然生态生命生存关系的文化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密集出台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 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通知》（中发〔2015〕25 号）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等都要求，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2015 年，国家出台我国首个关于生态文化建设的专门文件《中国生态文化发展纲要（2016—2020 年）》，从多个角度探究生态文化建设的长效机制，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根基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人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作为人类特征的一切东西——手、语言、思维等，都是在改造自然的劳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本质是人类通过劳动利用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物，从而不断推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以劳动工具或者生产力水平为划分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经历了原始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历史阶段，相应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敬畏、依赖和征服三个阶段。
在原始采猎文明社会，人类对大自然了解甚少，雷鸣、闪电、暴雨等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原始人难以捉摸，他们不能理解这种状况，便认为有神秘力量在支配这一切。面对这种强大的力量，原始人是无法与之抗衡的，便只有通过表达敬意和崇拜以求避免灾难。很多氏族把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作为图腾就是原始人对自然产生的恐惧和敬畏心理的证明。在我国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遗址中，都发现了装饰有太阳纹、鱼纹、蛙纹、鹿纹、鸟类的陶器，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祭祀山岳的记载，反映了原始人向自然祈求平安的朴素愿望。
在农业文明社会时期，人类最主要的生产活动就是农、林、牧、副、渔等农业产业，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自然资源如土地、林木、草场、山川、河流的高度依赖。人们把世界看作是“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提倡万物相连、包容共生，平衡相安、和谐共融、永续相生、真善美圣等“天人合一”的整体世界观，唐诗宋词等传统文化不乏大量歌颂和向往自然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总体而言，在原始采猎文明社会和农业文明社会时期，人类的生产方式比较落后，没有对自然界产生过大规模和高强度的破坏，人与自然处于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
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大量取代人力劳动，也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通过压榨工人剩余劳动对土地、矿产、河流等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利用，原有的人与自然关系也被完全颠覆了，“我们在最先进的工业国家中已经降服了自然力，迫使它为人们服务；这样我们就无限地增加了生产，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 100 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
。征服自然的结果是环境污染频繁发生，人类大规模非正常死亡、残废、患病的公害事件不断涌现，尤其是 20 世纪中期以来，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日益加剧，罗马俱乐部将维持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空间分为“源”和“汇”两个方面，“源”是指自然资源，包括矿产储量、蓄水层和土壤中的养分含量；“汇”则指吸收废弃物的空间，包括大气、地表水体和垃圾填埋。罗马俱乐部通过World3模型的系统分析，认为“源正在衰竭，汇正被填满”
，人类持续发展受到地球“源”提供所需物质和能量的能力及地球“汇”吸收污染物和废弃物的能力的限制，面临增长的极限，而且这种资源环境制约还将严重威胁人类的基本生存。有学者认为，以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未来面临的最重大挑战——比健康、人权、人口增长和贫富悬殊等问题更重要。”
早在 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中就警告世人：“一个狰狞的幽灵已向我们袭来。”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卡逊笔下的“生态危机的幽灵”不仅没有被驱散，反而变得愈发狰狞。由此，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从多个角度提出了解决之道。
有人主张创新发展科学技术，改进工业装置设备，实现污染排放减量化和资源利用节约化。但是杰文斯在《煤炭问题》一文中通过大规模实践调查反证：单位煤炭利用效率的提高，却带来需求绝对数量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对该类资源总的需求量和使用量不会减少、反而增加，那种认为凭借技术改进就能实现能源消费减量的想法，完全是幻想。“认为经济地使用燃料等同于消费减少，这完全是思维混乱。事实恰恰相反。通常说来，根据许多类似案例中发现的一条原则，节约的新模式会导致消费增加……例如，如果高炉使用的煤炭数量相比于产量下降了，那么，贸易的利润就会增加，并吸引新的资本，生铁的价格就会下降，但对生铁的需求将增加。最终，更多的高炉将弥补并超出每座高炉所减少的消费量。如果这种情况不总是一个单独部门的结果，那么就必须牢记，任何生产部门的进步都会激发大多数其他部门的新活动，并间接地——如果不是直接地——增加对我们的煤层的消耗。”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节能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往往是资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美国的能源消费量便是最好的例证。可见，效率、节约和技术进步，实际上可能会使能源和环境的前景更加糟糕，因为技术效率提高会降低价格，同样的预算可以购买更多的消费品而引发更大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是说反对追求节能技术创新和发展，而是要说明，技术不是像许多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灵丹妙药，诸种技术方案充其量只能算作“治疗”而不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上去“治愈”生态危机。
有人主张借助经济手段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减少环境污染“搭便车”和“公地悲剧”现象。比如美国学者先后提出了近百种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环境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有排污权交易项目、环境税收、押金退回制度、环境合同制度、环境补贴、环境标签、环境认证、信息披露等。这些环境市场机制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激励约束作用，但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环境规制模式也变相鼓励理性经济人将污染转移到低收入区域，导致低收入群体承担更多环境负担，在环境权利方面产生了非正义和不公正现象。比如西方国家将污染产业和固体垃圾处理转移到环境管制较松和环境成本较低的第三世界国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这种污染转移现象称为生态帝国主义。人类共同拥有一个地球，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最终会扩散到全世界，而且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污染转移还加剧了世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抑制了落后国家的发展，继续扩大南北差距，造成威胁全球稳定的新问题。因此，环境市场机制只是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策。
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变革，推行稳态经济，在预测人们基本消费需求的基础上，将经济规模收缩控制在某一范围之内，此后便维持经济零增长的稳定状态，以使人类生产消费的物质流与生态系统保持平衡。这种观点本质是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对立，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造成环境损害，为了保护环境就要停止经济与人口发展，比如有计划地缩减工业生产，降低社会生产率；拆除庞大的工业经济体系，发展小规模技术，甚至以手工劳动代替现代化大生产；人们必须学会“承受比今天还低的生活水平”
。显然，稳态经济所提倡的是一种小国寡民式的经济单位，不符合未来社会最终将走向社会化集体大生产的发展趋势，因而是一种开历史倒车的想法。而且从社会现实而言，因人口寿命延长等原因，世界人口的数量在增加，从而对经济总量的需求也在增长，如果只求产品产出和经济的零增长，则根本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我们完全可以预计，将经济增长停止时，相当大一部分的工厂、机器和工人将面临多余过剩状态，紧接着就是一个伴随着高失业率的严重经济危机和犯罪率飙升的社会动荡。因此稳态经济的对策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都根本行不通。
综上所述，尽管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从科学技术、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提出了诸多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但是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反而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生态危机本质是人的危机，是人类不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了生态环境退化和失衡的问题，因此，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在于人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摒弃就环境论环境的线性思维，必须追根溯源，从解决人的问题入手。
人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文化是人的特有属性和本质特征。动物以本能的方式适应环境，人类则以发展文化的方式来改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适应变化的环境。纵观地球演变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当前的环境问题是一定文化发展的阶段性产物，确切地说是工业文明时代所形成的生产文化、消费文化、道德观念的产物。工业革命的物质成就刺激了人的主体性极度张扬、占有欲极度膨胀，人类以征服者的文化姿态高举手中的“利剑”，贪婪地向自然索取，招致“自然的报复”，引发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偏差，因此，解决环境问题归根结底取决于人类的文化选择。正如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渡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关系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1]
意大利学者、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切伊也指出：“人类创造了技术圈，入侵生物圈，过多地榨取，从而破坏了人类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因此人类如果想自救的话，只有进行文化性质的革命，即提高对站在地球上特殊地位所产生的内在的挑战和责任及对策略和手段的理解，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
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方式，进而引导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和谐共进，这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共识。
生态文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的一个分支，要全面认识生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首先需要对文化的概念和内涵有清晰的把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引申为一切现象或形象；“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改变事物形态或性质。“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意思是，通过观察自然现象，来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和人伦现象，来教育感化天下之人遵从文明礼仪。在西方，“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cultura
，原义是指农耕和作物培植，后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西方关于“文化”的最早定义是 1871 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提出的，他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
。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关于“文化”的定义都包含这么两个意思，一是文化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的一种精神领域的财富；二是文化对于人们具有教化作用。数千年来，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几百种，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延伸拓展。我国著名的文化研究学者张岱年认为，“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由此可见，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以物态形式存在的体现人类智慧和创造精神的各种精神象征物；狭义的文化主要是指用于教化人的思想和精神，主要包括人的价值观、处世观和人们普遍认同的道德准则。一般而言，文化可分为物质、精神、制度、行为四个层次，分别对应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
。
顾名思义，生态文化就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创造产生的一系列反映保护生态环境、珍惜自然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既包括反映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文艺和价值观念等，又包括建立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载体和制度规范等。从横向而言，生态文化包括竹文化、花文化、茶文化、森林文化、湿地文化、沙漠文化等内容；从纵向而言，生态文化可分为生态精神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物质文化四个层次，这四种生态文化形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共同构成生态文化的有机整体。
第一，生态精神文化。生态精神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类反映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知识体系等精神成果的总和，其文化形态包括生态自然科学、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生态民俗学、生态旅游、生态史学、生态教育学等。此外，生态精神文化还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在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下，所创造的各种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技艺、戏曲、器乐、声乐、民俗、礼仪、节庆等非物质文化财富，凝聚了民族厚重而久远的文化积淀。生态精神文化在生态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对于其他层次的生态文化具有根本的价值引导作用，它要通过生态行为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等环节，逐级外化和具体化，最终达到生态物质文化。同时，生态精神文化在发展中也会受到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和生态行为文化的影响、渗透和制约。
第二，生态行为文化。生态行为文化是人类影响自然生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实践活动的总和。它是联系生态物质文化、生态精神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的中介，是沟通三者关系的桥梁。生态精神文化和生态制度文化要外化为生态物质文化，生态物质文化要得到生产和消费，通过认识和审美以内化为生态精神文化，都需要通过人的活动来完成，而这种活动本身就构成了生态行为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直接受到生态精神文化的导向和生态制度文化的规范，如分类投放垃圾、少购买使用一次性用品的绿色消费行为、企业生产中力求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生产行为，开展三北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修复、防沙治沙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等，就是在生态文明的理念指导下，贯彻《森林法》《防沙治沙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生态环境法律制度的实际行动。
第三，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是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管理机构的总和。生态环境保护固然与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有关，但政策、法律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和进程。邓小平在讲到制度问题时说：“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生态制度文化对于规范生态行为文化以及巩固、创新生态物质文化成果和创新精神文化成果起着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同时，它是生态精神文化由内向外转化即物质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没有这样一个环节，生态精神文化的价值便很难得到实现，实现了也很难巩固。因此，成熟和完善的生态制度文化是生态文化繁荣发达的重要标志，也是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第四，生态物质文化。生态物质文化是指人类生态文化意识形态、行为实践及其制度规范活动作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成果，是生态文化的物质表现，包括受到人类保护或改造的自然载体和融入人类生态关怀的人工载体两个方面。受到人类保护或改造的自然载体是指由森林、湿地、沙漠、草原、海洋等自然生态系统为主体构成并与人类活动相联系的自然承载物，如自然遗产、名山大川、热带雨林、湖泊溪流、沼泽溶洞、荒野草场等。凡是曾经留下人类足迹或文字记载的原生处女地，都可以成为生态文化的自然载体。融入人类生态关怀的人工载体指城市、集镇、村庄、道路、建筑以及与此镶嵌的园林、绿地、水面等“人化自然”物，是由于人的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天然生态系统变为人工生态系统的结果，如生态文化村、各级各类公园和动物园、重大生态建设工程、自然保护区、自然科学考察与实验基地、自然博物馆、古遗址、服饰、器物、艺术品、文献手稿等人工物质成果。比如，素有“世界园林之母”之称的中国古典园林，在造园艺术中一贯崇尚“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艺术境界，它源于自然，高于自然，以“咫尺山林，移步换景”的造园手法，置自然山水于方寸之间、眼帘之中，创造出自然与人工浑然一体，实景与写意巧妙融合的鲜活生命体。相对于精神文化而言，物质文化更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生态物质文化的品类和品质是生态文化的客观基础，也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文化水平高低、发展快慢的重要尺度和直观体现。
这里除了阐释生态文化的概念和内涵，还需要辨析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在学术界，有人认为，“文化”和“文明”同义，“文明”等同于“文化”，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 1871 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
严格来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文化”与“文明”确实存在诸多共同点，都是人类创造的、经由历史沉淀下来的精神成果及其物化产品的总和。但是两者也存在本质区别，从时间上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形成的，是文化的高等形式；从表现形态上看，文化是渐进的动态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文明则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跳跃式发展过程。因此，“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两个概念也存在本质区别。生态文明是由生态化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全新的文明社会形态，是一种更高级、更复杂、更进步的社会发展阶段，它与原始社会、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并列，是生态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社会形态的质的飞跃；生态文化则是不同民族在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多样化的生存方式，从地球上有人类开始，就存在生态文化，即使人类还处于文明之前的采集、渔猎时代，也存在着不同种族的生态文化，中华民族的生态文化传统正是人类在农业文明时代的光辉典范。可见，生态文化的时间跨度比生态文明更长。生态文明侧重于经济社会的整体层面，包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生态文化更侧重于精神层面，教化民众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理念，增强生态意识和生态责任，形成节约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自觉行动。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们的精神家园。先进文化，同先进生产力一起，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只轮子。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本上是人的理念、思想和意识力量的体现，文化和理念是文明的根本，没有文化和理念的改变，文明其他方面都不可能改变。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是生态危机时代背景下的现实紧迫要求。习近平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违法排污、违规建筑、乱砍滥伐、乱掘滥挖、乱捕滥杀等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还时有发生，究其深层原因是我们还缺乏深厚的生态文化。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文化建设，使生态文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理念，需要我们长期不懈地努力。”“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
只有把生态文化作为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生态文明建设才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第一，生态文化具有生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当前日趋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与人们长期以来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外在的主客体关系，认为只有人才是价值主体，才具有价值本领，自然界中人之外的任何存在仅仅是满足人类需求的客体。客体的价值只在于其存在是否为人类所需求，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它仅仅是一种相对于人的价值，其本身不存在“内在价值”。也就是说，与人分开，自然就没有价值可言，就像纳什所言：“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恰当关系是方便和有用。在此不需任何惭愧意识，由于自然界的仅有价值是工具性和功利性的——也就是说，是根据人的需求进行确定的。”
这种只认可自然的工具价值，不承认自然界的内在价值的文化观，使得自然被排斥在人类的道德关切以外，因此，人类在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只考虑自身的物质需求，只追求单一的经济利益，没有考虑自然界、自然生命的演化法则，使得人类逐渐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生态文化则承认自然具有自身内在的价值，反对把人类作为解释中心，主张人与自然地位平等，人类应当扩大利益主体范围，利益主体不仅包括人，而且包括动物、植物等生命现象，它们虽然有别于“人类主体”，但它们也应该像“人类主体”一样享有利益，人类必须把道德关怀扩展到非人类领域。也就是说，生态文化是一场价值观上的革命，它否定了自然只能充当人类工具的观念，将唤起人们对自然的“道德良知”与“生态良知”，使人类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也要为实现自然的内在价值着想，使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统一。故此，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其中最首要的就是构建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
第二，生态文化具有生态认知的教育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仅仅依靠良好的愿望和情感远远不够，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环境知识和技能，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运用科学规律和法律制度开展节约资源能源、保护自然环境的正确实践。包括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硕果，没有科学知识体系的文化不是真正的文化，在生态文化中，生态科学是基础性的核心内容。生态文化使人们接受普遍的生态知识教育，通过传播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科学研究成果，使人们超越个体经验的局限，获得群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对自然生态问题的经验和理性思考，为人们树立牢固科学的生态世界观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基础。生态文化使人们接受环境保护技能教育，普及大气污染防治、应对气候变化、土壤保护、生活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方面的知识，引导公众从日常生活做起，购买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高能效家电、节水型器具等节能环保低碳产品，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形成节约、绿色的消费方式和生活习惯。生态文化还使人们接受环境保护法制教育，通过加大排污许可制、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大气环境管理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宣传教育力度，做好制度解读，及时回应社会关切，使公民了解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常识和基本义务，了解环境听证、环境诉讼等法律程序，自觉遵守国家环境保护的各项政策规定，自觉利用法律武器保障自身环境权益，自觉以主人翁的责任感依法有序参与环境污染投诉、环境公共决策等。为发挥生态文化的认知功能，需进一步拓展作为生态文化基础的生态科学知识研究，不断深化人类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变化规律的科学认识。还要推动生态科学知识走出象牙之塔，使全社会都树立起生态科学理念，尤其要使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生态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用生态科学知识来指导与自然相关的各种规划和决策，如此才能切实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第三，生态文化具有生态行为的规范功能。
生态文化的规范功能，是指生态文化能够通过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各种具体制度（包括组织和法律规章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激励、约束或调整，使人们的生态理念不断得到强化，使社会发展遵循生态系统的运行和发展规律。如前分析，制度文化是文化的组成部分，生态文化的制度层次是一种硬约束，要求人们去服从、遵守，在自然环境能承载的合理范围内从事生产生活实践。同时，制度是具体的人制定的，反映出制度设计的主体追求什么、捍卫什么、贬斥什么、接受什么的理性思索和道德底线，是主体化、内在化的观念系统的外在体现，因此生态文化还能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
此外，生态文化还具有生态美学的功能。所谓生态美学，就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角度，从生态经济社会学的角度，从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高度统一，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审美观照和价值整合。比如，我国传统生态文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明崇祯四年（1631 年），计成撰著了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园林艺术的专著《园冶》，明确提出造园的基本原则是：“相地合宜，构园得体。”“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无论是北京、承德等皇家园林，还是苏州、杭州等地的私家园林，都体现了这些园林美学原则。当代生态哲学家余谋昌说：“审美和赏美，创造美和利用美是人的本性。”“值得注意的是，我们需要自然美、鉴赏美、创造美和利用美，但是有时又在破坏美、创造丑。”
生态文化有助于我们树立新的美学标准，在利用地球之美的同时，保护和发展地球之美，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高度统一，达到天人合一的至美境界。
“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引申到社会领域，表示某事物各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和运行方式。研究生态文化的建设机制，首先需要厘清建设生态文化所需要的基本要素。正如建设一个房屋，首先需要有原材料，生态文化建设的原材料就是知识思想，没有知识内容，文化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生态文化建设的首要机制是生态文化的知识供给机制，解决用什么来建设生态文化的问题。这也是生态文化精神层次建设的内容。
其次，需要有建设的主体，或者说生态文化的知识原材料供给产生后，供给的方式是什么？是政府大包大揽，还是通过市场渠道供给？相应地就涉及生态文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和生态文化的市场供给机制，市场供给主要依托发展产业，因此我们可以将生态文化的市场供给机制更准确地凝练为生态文化的产业促进机制。这也是生态文化物质层次建设的内容。
再次，需要找准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障碍。生态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文以化人，使社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体现生态自觉，以强大的社会生态惯性，不断推动形成建设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力量。消费是日常生活的最基本环节，如果生态文化建设没有表现在人们日常消费上，那么说明生态文化建设并没有起到广而化之的作用，生态文化建设就是失败的。事实上，目前社会中消费主义的泛滥是生态文化建设的最大阻碍，如果不消除消费主义文化，生态文化的宣传教育就要受到严重阻碍，生态文化建设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生态文化建设还需要合理的消费引导机制。这也是生态文化行为层次建设的内容。
第四，需要全方位考虑建设的保障问题。产品生产要保证有序进行，需要制度的规范，用制度激励和约束相关主体，使其行为具有可预见性，产生一种内在观念，从而自觉从事产品生产活动。文化建设本质是理念的植入和观念的树立过程，比实体产品的生产更难，属于柔性教化的范畴，如果没有规范的制度，文化理念就很难保证有效地转化为全社会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因此，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对社会主体进行有效的激励和约束，社会主体大致可分为政府、市场和公众三类，分别对应政府环境管理制度、环境市场机制、环境公众参与机制，这三类机制需要协同发挥作用，我们将这些机制统称为协同保障机制。这既是生态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也是生态文化制度层次建设的内容。
最后，需要最终的产品营销。产品生产出来后需要广而告之，提高产品的知名度，社会才能知晓它和认可它，进而采取购买的实践行为。文化更是如此，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依靠社会或横向或纵向的口口相传，如果没有宣传的过程，此类精神产品就仅仅停留在知识层面，还不能称之为“化”，因为“化”意味着普及，这种知识最终可能因接受群体的小众化和减少化而慢慢消失。因此，生态文化建设需要强大的宣传教育机制，启迪心智、传播知识、陶冶情操，以此提升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在格物致知中培育生态文明时代要求的“生态人”，当生态文化在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中扎根，我们可以说生态文化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综上所述，生态文化建设同实体产品生产一样，需要原材料（知识）、建设主体（政府和市场）、找准掣肘难点（消费主义）、建立规章制度（制度保障）、产品营销（宣传教育），与此对应，生态文化建设的机制包括知识供给机制、公共服务机制、产业促进机制、消费引导机制、协同保障机制、宣传教育机制六大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书将对以上生态文化建设的六大机制分别进行详细阐述。
[1] Donald Worster， The Wealth of Nature ：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the ecological imagin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