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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语义主要包括词义的形成和演变。结构语言学主要是从语言内部描述词汇语义现象，如语义成分分析，词义的聚合和组合关系分析。认知语言学主要研究人类的概念系统，概念如何形成，概念如何获得意义，并将语义形成的过程等同于概念化过程。本章分析认知方式和认知过程对词义形成和词义变化的影响，旨在解释词义变化发展的认知理据。
词语是音义的结合体。其中词义最能反映客观事物、社会现象和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一个词语的意义构成一个意义范畴。语义范畴的扩大是通过隐喻和转喻思维。隐喻和转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用于修饰话语的修辞手法，而是一种对事物进行思维的方式。英语词汇中充满了各种常规或规约化的隐喻和转喻表达，虽然这些表达通常没有被语言使用者意识到，但是已成为人们日常语言中最活跃、最有效的部分。Ungerer和Schmid [1] 指出，从认知的观点来看，真正最重要的隐喻是那些通过长期建立的规约关系而无意识地进入语言的隐喻。
隐喻研究已历经两千多年。传统的隐喻研究把隐喻当作是一种用于修饰话语的修辞现象，是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隐喻的修辞功能主要是使语言简练、生动和新奇。当今隐喻研究已大大超出修辞学研究范围，众多学者和语言学家从不同学科和角度探索隐喻的本质、功能和工作机制。其中以Lakoff为代表的认知语言学家从认知的角度对隐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使人们对这一现象有了全新的理解。他们指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手段，它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人类认知世界的方式之一。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使用大量的隐喻。人类的概念系统就是建立在隐喻之上的，隐喻概念是构成语言的基础。Lakoff和Johnson [2] 主要研究日常生活普遍存在的系统化的概念隐喻（conceptual metaphor），即人们常以一个概念去认知、理解和建构另一概念，这与修辞格中的隐喻是不同的。概念隐喻本身不一定是具体的语言表达，它是归纳语言事实后的抽象，在深层制约着语言表达的一种认知机制或模式。如我们说I´m feeling up./My spirits rose．/You are in high spirits。这些语言实例的概念隐喻是Happy is up。Lakoff和Johnson以大量的语言实例说明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不但在我们的语言中，而且在思维和行为中。我们赖于进行思考和行动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也是隐喻性的。这种“隐喻认知观”的提出具有开创性意义，其实质是人们借助一个概念域结构去理解另一个不同的概念域结构的过程。从隐喻的修辞功能到认知功能的研究，不断加深了人们对隐喻现象本质的认识和理解。隐喻在认知语言学中被认为是对抽象范畴进行概念化的有力的认知工具，是新的语言意义产生的根源，在词汇语义范畴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隐喻的认知基础是基本层次范畴和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它们来源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在概念的映射中起着重要作用。
Lakoff指出概念隐喻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认知性，并提出隐喻认知模式。该模式包括三个基本成分，源域（source domain）、目标域（target domain）和映射范围（mapping scope）。“域”也称为“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或“认知模型”（cognitive model）。认知模型是关于某一领域储存知识的认知表征，由概念及概念之间的联系构成。认知模型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无限性，人们很难穷尽对认知模型的描写；二是关联性，认知模型中的成分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认知模型影响我们的认知活动。 [3] 在Time is money这个隐喻中，我们通过money这个概念对time进行思考和概念化，但money和time不是孤立的概念，而是处在认知模型之中，所以我们将money称为源域，time称为目标域。隐喻的认知力量就在于将源域的图式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即从一个比较熟悉、易于理解的源域映射到一个不太熟悉、较难理解的目标域，在两个认知域之间形成系统而稳定的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让我们通过源域的结构来构建和理解目标域。这种映射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到映射范围的制约。映射范围可理解为一套限制，这套限制规定哪些对应有资格从源域映射到选定的目标域上。这些限制不仅有助于避免将任意一种特征从源域转移到目标域上，而且有助于激发可能对应的范围。隐喻的映射范围本质上反映出我们所处世界的概念经验。 [4] 映射范围中的限制成分有意象图式、基本相互关系以及文化评价。意象图式根植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是人类共有的空间图式，如里外、上下、容器图式、路径图式、连接图式等。基本相互关系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变化－运动关系，因果关系、出现－存在关系。文化评价指某一特定的言语社团所拥有的对事物的评价属性，如对“狗”的评价，西方文化中多为褒义，而在中国文化中多带有贬义色彩。其中意象图式和基本相互关系具有普遍性，而文化评价则决定映射的文化特殊性。例如在Life is journey这一隐喻中，激活的映射范围包括路径意象图式，变化－运动，目的－目标这样的基本相互关系，而不是上下图式或原因－结果这种关系。
隐喻是人类运用联想或想象，根据概念的相似性，将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个概念。由此可见，隐喻构建的基础是相似性，相似性一旦确立，隐喻也随之建立。概念之间的相似性是基于人类的完形感知的认知心理，即人类在认知世界事物时，其整体知觉往往大于部分知觉之和，而且感知整体比感知部分更为容易。完形感知对信息的组织具有一定的规律。其中相似性原则就是指人们容易将相同或相似的东西看作是一个单位。相同或相似的事物被给予相似的名称，类似事物可用来互为比喻。
根据相似性原则，人们在认识事物或感知信息时，往往将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归为一类。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相同的事物，相似也有程度差别，从完全相似到部分相似再到某点相似。隐喻相似性是认知相似性，寻找、判断和确立事物相似性都涉及认知活动。王文斌
认为隐喻的相似性有两种，一是形似，二是神似。所谓形似就是指始源域与目标域两者之间存在客观上的共有特性，即物理相似性。神似是指始源域与目标域两者之间存在主观上的共有特性，即心理相似性。不论是形似还是神似都是施喻者认知加工或主体自洽的结果。
隐喻认知模式植根于我们的身体和物质经验（bodily and physical experience），并在语言和概念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例如：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They defended their position ferociously．
He withdrew his offensive remarks．
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he target ．
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If you use that strategy ，he´ll wipe you out．
这些话语中都隐藏着一个概念隐喻argument is war，争论是一场“战争”，通过两域间的映射，“战争”这一概念域的相关概念和关系系统地转移到了“争论”这一概念域，所以“争论”也有进攻、防御、撤退、反攻、输赢等，人们因而把用于谈论“战争”的概念的各个方面的词语（如attack，defend，withdraw，target，demolish，win，wipe out）用于谈论“争论”，由此形成了对“争论”概念更为深层的认识和理解。
隐喻作为一种思维和认知工具，是词义拓展的主要途径。人们最初创造并使用的第一批词汇多表示具体事物，后来人们又用它们命名其他相似的具体事物。当人类从具体概念中逐渐获得了抽象思维能力的时候，往往借助于表示具体事物的词语表达抽象的概念。正如“抽象”二字所示，任何抽象的概念都是从形象思维抽“象”而来，这种抽象认知能力就创造了人类隐喻语言。
一个词语的基本词义由于隐喻的作用而发展了其他意义，有些词义被反复使用和联想，逐渐失去其修辞意义，转化为字面意义，并成为该词的义项。Ungerer和Schmid
[5]
把这种隐喻叫作常规的、词汇化的或者死隐喻（conventionalized，lexicalized or dead metaphor）。他们列举了表示身体部位词语的常规隐喻意义。
head of department，state，government，page，a queue，a flower，stairs，a bed，a tape recorder，a syntactic construction
face of a mountain，a building，a watch
eye of a potato，a needle，a hurricane，a butterfly
mouth of a hole，a tunnel，a cave，a river
lips of a cup，a jug，a crater，a plate
nose of an aircraft，a tool，a gun
neck of land，the woods，a shirt
shoulder of a hill，a bottle，a road，a jacket
arm of a chair，the sea，a tree，a coat
hands of a watch，an altimeter
新事物的不断产生需要词语来表达。人们并不是无限创造新的词语来表示新事物，而是赋予旧词以新义，或通过构词法形成新的词语。隐喻认知方式促进了新词语形成。如计算机英语中的virus，mouse，information highway，chatroom，cyberspace，menu，copy，store，databank，output，input，memory，surfing，address，cabinet，firewall，broadband，window，hacker，read等。
英语中一些复合词通过隐喻构成，具有隐喻意义。例如：bow-tie（蝴蝶结），bow-leg（罗圈腿），rainbow（彩虹），stone-deaf（完全聋的），hen-pecked（妻管严），zebra crossing（斑马线），chicken-hearted（胆怯的），honey-mouthed（甜言蜜语的），skin-deep（肤浅的），snow-white（雪白的），pea-green（浅绿的），grass-green（草绿的），pear-shaped（腹大腰圆），rubberneck（扭头观望），eye-ball（眼球），knee-cap（膝盖），eardrum（耳鼓），family tree（家谱），bottle-neck（瓶颈），dog-leg（急转弯），bluebell（蓝铃花），leapfrog（越级跳），pitch-dark（漆黑），cell phone（手机），pigeon-hole（文件格），goose-step（正步），mushroom（蘑菇），arrowhead（箭头），network（网络），wing collar（燕子领），junk mail（垃圾邮件），snail mail（蜗牛邮件），ice-cold（冰冷的），swordfish（剑鱼），footnote（脚注）。
一些动物名词可以转化为动词，表示具有这些动物特征的动作，因而具有了隐喻意义。例如：ape（模仿），dog（尾随），duck（潜入），fox（欺骗），leech（吸尽血汗），monkey（戏弄），parrot（模仿），snail（缓行），weasel（躲避），wolf（狼吞虎咽），worm（蠕动），shepherd（看管），fish（摸找）。
（一）转喻
隐喻以相似为概念基础，而转喻表示的是一种邻近关系（relation of contiguity），即用一个事物代表或联想到另一个相关联的事物。例如通过盛器联想到被盛的东西，或用地名指那里的人。例如：
1. The kettle is boiling．
2.We need some new faces around us．
3.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
例中the kettle表示water，以容器代容器里的东西，而new faces表示new people，good heads代表intelligent people，是部分代整体。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转喻同隐喻一样，在本质上都是概念现象，都可理解为映射过程。由此可见，转喻不只是一种代表或替代关系，也是对世界概念化的认知工具。Taylor [6] 认为转喻是一种比隐喻更为基本的意义拓展方式，因为我们首先通过邻近来认识事体之间的关系。Panther和Radden [7] 指出隐喻是基于从一个ICM向另一个ICM的映射，而转喻是指在同一个ICM之内的映射。转喻是一种可能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现象。转喻可被理解为一种概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概念实体“目标体”，在心智上可通过同一个ICM中的另一个概念实体即“转喻体”来理解。这里的ICM是Lakoff [8] 提出的理想认知模型（ideal cogni⁃tive model），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中说话人对某领域中的经验和知识所做出的抽象的、同一的、理想化的理解，是建立在许多认知模型之上的一种复杂的、整合的完形结构。
其实，人们在认识和理解范畴的过程中，也是以范畴中的典型或原型来认识和表达整个范畴，因为范畴中的原型成员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和代表性。这时转喻起着以“部分代整体”的认知作用。我国学者王寅
提出事件域认知模型（Event-domain Cognitive Model，简称EDM）。人们常以事件域为单位来体验和认识世界的。人们在对许多具体事件体验和认识的基础上逐步概括出事件的抽象概念结构，并将其作为组织块储存于大脑之中，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语言的各种表达。一个基本事件域主要包括两大核心要素：行为（Action）和事体（Being）。人们对于客观世界中同一个事体会有不同的命名。这涉及人的不同观察角度或识解。事体具有多个方面的属性，如特征、外形、材质、功能等。当人们强调或突出某一方面时，就有了不同的命名结果。这其中以某一属性表示整体的用法也是命名过程中的转喻现象。如汉语中的“眼镜”，强调位置，即放在眼睛前面的镜片，而英语中的“glasses”，突出制作的材料，即玻璃。同一个行为，包括动态性行为和静态性行为，是由很多具体的子行为或子动作构成的。一个事体是由很多个体构成的。事体包括人，事物，工具等实体。各事体又具有很多典型特征。这样，整个事件域不仅包括若干要素，而且各要素之间构成层级关系。人们可用同一事件域中的组成要素互代，或组成要素与整体之间互代，因而产生转喻模式。
转喻模式发生在同一认知域或事件域中，概念之间通过邻近关系连接起来，而且通常都为具体概念。Ungerer和Schmid [9] 认为转喻的功能主要是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即目标概念通过源概念来指称，例如hand代表crew，the white house代表the president。而当在I´m all ears中，转喻表现为突显功能（highlighting function），即ear用来强调人的听力特征。从认知的角度来看，转喻是同时具有这两种功能，因为转喻是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通常会用感知上突显的事物来充当源概念。Langacker [10] 把转喻的这一特点称作参照点现象（reference point）。“转喻基本上是一种参照点现象。更准确地说，通常由一个转喻词语指代的个体作为一个参照点，为接近欲表达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性。”参照点具有有效的认知和交际功能，能有效唤起目标概念。转喻普遍存在是因为人们具有选择参照点的能力。人们提及一个认知上突显的，更容易表达的个体来自动唤起一个非突显的或难以命名的目标概念。Langacker提出一些能充当参照点的认知原则，如人类＞非人类，整体＞部分，具体＞抽象，有形＞无形等。
转喻能够建立也与映射范围有关。转喻的映射范围不仅包括意象图式和基本关系，还包括社会认可的百科知识。映射范围提供一个合适的解释语境来决定转喻映射的合适性。例如：
4.a．The university needs more clever heads．
b．The university needs more hands．
5.a．The White House has launched a tax-cutting campaign．
b．The greenhouse has launched a tax-cutting campaign．
在句 4 中，在university的映射范围中，人们联想到head和person之间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关注的是人的智力，而hand关注的是人的体力，这不适合“university”语境。在句 5 中，在含有减税的映射范围中，处所概念White House暗示着和president之间的空间关系，在这个映射范围中很难将greenhouse与president联系起来，因而 5b的转喻关系无法建立。
转喻也是丰富语言的重要手段。日常语言中充满了各种转喻表达。许多词汇的转喻意义已经固化，成为规约化转喻。例如：
1.部分代整体：lazy bone（懒骨头），scatter-brain（精神不集中的人），new face（新面孔），new blood（新生力量），the strings（弦乐器）
2.服饰代人：bluestocking（才女），white-collar（白领），blue-collar（蓝领）
3.处所代人或物：the chair（主席），the bench（法官），the White House（美国总统），main street（中产阶级），palmtop（掌上电脑），laptop（手提电脑）
4.具体代抽象：heart（热情），brain（智慧），head（智慧），tongue（语言），the crown（王权）
5.特征代事物或人：red tape（官样文章），skinhead（光头党），greybeard（老头），redskin（印第安人），redbreast（红胸鸟），black（黑人），Black Panther（黑豹党），Green Berets（绿色贝雷帽），high-rise（高层建筑），yellow pages（黄页电话簿），longhorn（长角牛），hunchback（驼背的人），highbrow（风雅之士），low-brow（缺少文化素养的人）
6.材料代物体：metals（铁轨），gold（金牌），silver（银币），iron（熨斗），silks（丝绸衣），paperback（平装本），bronze（青铜制品），cotton（棉布），brass（铜管乐器），plastic（信用卡），glass（镜子）
7.容器代内容：dish（一碟菜），plate（一盘肉），cup（一杯茶），bottle（酒）
8.个体代普遍：bread and butter（生计），bread-winner（养家糊口者）
9.特指代普通：
Champagne（法国地名）→ champagne（香槟酒）
Rugby（英国地名）→ rugby（橄榄球）
Sandwich（人名）→ sandwich（三明治）
Walkman（人名）→ walkman（随身听）
Xerox（商标名）→xerox（静电复印）
转喻不仅使词义发生变化，而且是使词类发生转化。转类法是英语构词法中主要的方法之一，又叫零位派生，即无须添加任何词缀实现词类转化。转喻是这种构词法的认知基础。认知语言学家认为转类构词是利用了转喻的代表关系，或是部分－整体关系。
在事件域认知模型中，参与者可代表动作，如施动者、工具、对象，身体的部位等代表动作，从而发生词类转换。例如：
施动者代表动作：father（抚养），tutor（教导），author（写），nurse（护理）
工具代表动作：ski（滑雪），hammer（用锤子敲打），saw（锯掉），hand（递交），finger（用手指碰），brake（刹车），pump（抽水），sandpaper（用砂纸擦），lock（锁上）
对象代表动作：blanket（把毯子盖），cap（覆盖），dust（打扫灰尘），scale（刮鳞），pepper（撒胡椒），fool（愚弄），cash（兑换现金），group（编组），core（去核），skin（剥皮），peel（去皮），juice（榨汁），fuel（加燃料），shelter（掩护）
身体部位代表动作：tiptoe（踮着脚尖走），elbow（用肘推开），eye（注视），head（用头顶球），shoulder（肩负），knee（用膝盖顶）
处所代表动作：garage（把开进车库），corner（逼到角落），can（装罐），bottle（装瓶），pocket（装进口袋），cage（装进笼子）
与名词转为动词的过程相反，在动词转为名词中，动作代表参与者或事件本身。
行为代表施动者：cheat（骗子），stand-in（替身），cook（厨师），lookout（瞭望员），sneak（鬼鬼祟祟的人），scold（老爱责骂的人），coach（教练），pickpocket（扒手）
行为代表工具：cover（封面），divide（分界线），wrap（包裹），catch（门扣），cure（药）
行为代表处所：drive-in（免下车餐馆），lay-by（路测停车带），dump（垃圾处），pass（关口），turn（转弯处），retreat（撤退处），hide-out（躲藏处）
行为代表事件：rise（上升），hit（打击），laugh（笑声），doubt（怀疑），desire（愿望），attempt（尝试），swim（游泳），walk（散步），rest（休息），breakdown（崩溃），standstill（停顿），showoff（炫耀），shut-down（停业），walk-out（退席）
行为代表结果：catch（捕获物），reply（回信），reject（废品），reserve（存储物），import（进口商品），find（发现物），leftover（残存物），produce（农产品）
词义演变（change of meaning）指的是词义的改变和新义的产生。我国学者主要研究词义演变的方式、原因和过程（汪榕培，1997；陆国强，1999）。词义演变的方式有词义的扩展和缩小、词义的升降，词义的转化。词义演变的原因则涉及外部社会和内部语言因素。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引进，更多学者从认知角度研究词义演变的规律和理据（白解红，2001；林正军，杨忠，2005；廖光蓉，2005；王文斌，2007）。一个词语最初指称的是一个事物、现象、性质或行为，是单义词，然后逐步发展新义，形成多义词。词义演变虽然受到社会发展的影响，但在此过程中，不可忽视人的认知能力。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词义演变是通过人类认知方式如隐喻和转喻，由一个词的基本意义向其他意义拓展的过程，是人类认知范畴化和概念化的结果。
一词多义（polysemy）是词义演变的结果，指的是一个词语不同且相互联系的意义之间构成一个以基本义为原型的语义范畴，其产生即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也是认知现象。Sweetser
[11]
从认知角度考察三种词义现象：一词多义，语用歧义和词义演变，同时指出词义演变是历时现象，词义引申造成共时平面上的一词多义。一词多义是词义历时演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一个词由A义演变为B义，必定经过一个AB二义共存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一词多义。林正军，杨忠
认为多义词作为共时的符号系统，是词义的历时发展在共时屏幕上的投射，主张历时和共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一词多义虽是共时现象，但并不是处在一个静态的语言层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义仍在产生，词义范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原型效应不仅存在于非语言的概念结构中，而且也存在于语言结构中，因为语言结构同其他概念结构一样，都是建筑于相同的认知机制之上。
词义范畴中，有一原型意义或核心意义，是该语言社团成员想到的该词的第一个词义，也是儿童较早习得的词义。其他词义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出来，它们的原型性依次递减，直到边缘意义。同自然范畴结构一样，词义范畴各意义之间通过家族相似性联系起来，这一特征揭示了词义演变的向心性和内在的稳定性。同时，随着词义的拓展，词义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使得边缘意义与其他意义范畴相互交叉，因而词义模糊性使得词义演变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
一个词语最初获得的意义是基本义或原型义。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新生事物的产生，人们的认识和经验也不断扩大与丰富。人们并不是无限创造新的词语来反映客观世界的变化，而是赋予旧词以新义，于是词语概念不断扩充和延伸，继而形成一词多义现象。新义的产生导致词义的发展和词义的改变。词义发展是指在基本义上增加新义，词义范畴扩大；词义的改变是指新义的产生改变了基本义或原型义，基本义消失或成为边缘意义。
人类通过范畴化认识和了解客观世界。范畴是在主客体互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作为心理概念储存在我们的大脑中。概念形成后以词语来表示，语言符号从而获得意义。如图 1 所示，词语不是对应于客观的外部世界，而是与在认知方式参与下形成的概念结构相一致。概念也不是客观世界的镜像反映，是来自人类的经验和认知方式的共同作用。具体概念或概念体系根植于人类的基本经验，如空间概念来自空间经验。我们对抽象范畴的概念化也依赖于基本经验。人类经验源于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互动体验，包括物质经验和文化经验。身体经验和基本层次范畴构成物质经验，两者本身可以形成具体的空间概念和基本概念，同时也是理解和形成复杂或抽象概念的基础。首先人类通常把人自身作为衡量周围事物的标准，所以表示身体部位的词通常投射到其他事物上。如山有山脚，山腰、山头。其次，意象图式根植于日常的身体经验，包括里－外，前－后，上－下、容器、连接、部分－整体、路径等图式。这些基本图式形成了可以直接理解的空间概念，并在认知方式的作用下投射到其他概念，这些概念从而相应获得一定的结构。例如介词in的语义拓展：in the pool（地点）→in spring（时间）→in good health（状态）→in business（活动）。基本层次范畴不仅包括具体的物体和生物体范畴，还包括行为、特性和事件范畴。这些范畴概念在向更抽象的上位范畴概念和更具体的下位范畴概念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基本范畴词的词义通常首先表示为具体意义，然后发展为抽象意义。例如black的意义变化：black shoes（黑色的鞋子）→black future（暗淡的前途）→black day（倒霉的一天）→black deed（不义的行为）。
图 1 词义演变的基础
在词义演变中，有些词义在不同语言之间具有普遍性，而有些却又具有差异性。词义体现普遍性是因为人类认知相类似的客观世界。词义体现差异性是因为词义是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往往带有特定文化的烙印，因而对同一认知客体会形成不同的意义。即使词语表达相同的概念意义，也会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Ungerer和Schmid
[12]
指出特定情景的认知模型归根到底由文化模型决定，文化模型为我们的体验提供了背景，在此背景下才能形成有关情景的认知模型。由此可见，文化经验或文化模式影响着词语概念的形成。王文斌
提出词义演变的仙人掌模型时，将仙人掌的根须喻为词义根植的特定的文化沃土，吸收特定的文化养分，因而不同语言间相同词语的词义具有了个性。此比喻同时也形象地说明词义演变扎根于人类的经验，也就是说，由物质和文化经验构成的人类经验推动了词义的变化发展，是词义演变的主要动因。
如果说人类经验为词义演变提供了基础，那么人的认知方式和认知能力就是词义演变的催化剂。关于语义演变的机制，Meillet
认为主要是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重新分析是从一个概念过渡到另一个相关的概念，是概念的转喻，类推是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个相似的概念，是概念的隐喻。可见词义演变的机制跟隐喻和转喻这样的认知能力密切相关。据统计，语言中的 70％的词义是隐喻或源于隐喻。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从一个概念投射到另一概念，使得词义拓展与延伸，尤其是意义的抽象化。转喻以相邻关系为基础，以一个概念转指另一个概念，使得词义发生演变。
一个词的意义范畴中的各种意义之间呈现一定的关系模式，主要有连锁型、辐射型和交叉型。
词语在基本义的基础上，后一个意义依次从前一个意义引申而来，最后获得的意义与基本义之间的语义关系已难以辨认，如图 2。
例词：press（ n ．）
A：挤压act of pushing
图 2
B：印刷the process of printing books，newspapers，etc
C：印刷品books，newspapers or magazines
D：报刊newspapers
C：新闻界the journalists who work for newspapers
F：新闻报道the type of reports that newspapers write about
press基本义是“A：挤压”，通过隐喻引申出“B：印刷”，然后通过转喻依次获得其他的引申义，并逐渐与基本义分离，“F：新闻报道”与基本义之间的联系已很难识别，但可以看出各相邻意义之间的关联。
词义演变过程中，以一个意义为中心，引申出其他意义，这就是辐射式词义演变。
例词：break（ v． ）
A：弄破to be damaged and separated into two or more parts，eg．break the plate
B：损坏damage sth and stop it from working，eg． break my watch
C：违背to do that is against the law，eg． break the rules
D：打断interrupt sth so that it ends suddenly，eg． break the silence
E：摧毁destroy sth or make sth weaker，eg． break sb´s spirit
F：破译find the meaning of sth secret，eg． break a code
G：兑开change a bank note into coins，eg． break a twenty dollar bill
“break”以“A：弄破”为中心形成一个意义范畴，以一个意义为中心，其他的意义通过隐喻从其演变而来，呈辐射状发展，这个意义就是中心意义。引申义与中心意义的关系密切，各引申义之间相对独立。意义演变的发展趋势是由具体到抽象，如图 3。
图 3
词义的演变往往不是以单一方式发展，而是按链条式和辐射式交叉进行，体现出词义演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例词：scene（ n ．）
A：（戏剧、歌剧的）发生的地点the place where a play happens
B：舞台 an area in a theatre where actors perform
B 1 （舞台）布景the painted background on a theater stage
B 2 景色、景象a view that you see
B 3 表现景色的绘画作品a painting or photograph of place
C：（戏剧的）一场one of the small sections that a play is divided
C 1 （戏剧等的）一个片段，场面a part of a film，play or book
C 2 （实际生活的）插曲、场面an event or a situation that you see
C 3 当众吵闹a loud angry argument that happens in public
D：事件发生的地点，现场the place where sth happens
E：活动领域a particular area of activity
scene的基本义是“A：戏剧等发生的地点”，借助隐喻演变出B、D、E，分别表示“舞台”“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活动领域”；C通过转喻发展而来“戏剧中的一幕或一场戏”，因为A与C是相邻关系。在B的基础上，通过转喻发展“B 1 ：舞台的布景”，再借助隐喻发展B 2 和B 3 ，因表现的内容相似而生成。在C的基础上，通过转喻演变出C 1 ，“一个场面”是“一场戏”中的一部分，然后借助隐喻演变出C 2 和C 3 ，“现实生活中的场面”因与“戏剧的场面”相似而生成。在交叉型词义演变中，词义之间形成一个节点，节点越多，与基本义之间的联系越难辨认，如B 3 、C 3 和A之间的意义关系，如图 4。
图 4
通感（synaesthesia）作为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是指用一种感觉去体会表达另一种感觉，是不同感觉的沟通与融合。从认知的视角来看，通感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且是人类感知和认识客观世界的重要手段，即一种认知方式，也是词义拓展的认知机制。本节试图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来阐释通感现象，探寻这一语言现象的认知过程和规律。
一般情况下，人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各司其职。各种感觉的区分，应该是泾渭分明的。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人脑的前额叶（frontal lobes）部分，各感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并结成一体的，因而有“跨感官迁移”（cross-model transfer）假说的提出。德国美学家费歇尔在《美的主观主义印象》一书中说：
“各个感官不是孤立的，它们是感觉的分支，多少能够互相代替。一个感官响了，另一个感官作为回忆，作为和声，作为看不见的象征也就起了共鸣。”人的各种感官之间彼此相通，互相影响就是通感现象。它既是一种生理现象，即对一个感官的刺激也引起其他感官产生相应而不同的反应，同时又是一种心理现象，因为大脑相应部分的神经细胞之间发生共鸣和联想。基于人类感官共同的生理机制和感知经验，通感现象反映在语言创造和运用中，就产生了通感隐喻（synaesthetic metaphors）的语言现象，并具有普遍性。例如：
（1）Soft music like a perfume and sweet light
Golden with audible odours exquisite
Swathe me with cerements for eternity
柔软的音乐声散发着芳香幻化成甜美的光
金光闪闪让人听来品味着极精美的味道
包裹着我让我沉浸在永恒之中
英国诗人西蒙斯这首诗，是一个精彩的五官相通的通感范例。诗人把听觉（music）与触觉（soft）、嗅觉（perfume）、视觉（light）、味觉（sweet）都糅合在一起，绝妙地表达了听了肖邦乐曲后的奇妙感受。
（2）方鸿渐看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 笑意 ，像音乐停止在袅袅空中的 余音 。许多女人会笑得这样 甜 ，但他们的笑容只是面部肌肉的柔软操……（钱钟书《围城》）
钱钟书先生在此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各种感官，出神入化地再现了唐小姐的笑意，使之不仅能见之于目，而且闻之于耳，品之于舌。
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在日常语言中，运用通感构成的词汇更是俯拾即是。如冷笑、冰冷、冷言冷语、苦笑、热闹、热情、香甜、辛辣的讽刺，酸溜溜的话，等等。英语中亦有a loud shirt（过于花哨而引人注目的衬衫），quiet colour（朴素的颜色），cold words（冷言冷语），hot debate（热烈的争论），piercing cry（刺耳的叫声），sweet smile（甜蜜的微笑），warm applause（热烈的掌声），icy voice（冷峻的声音），loud perfume（浓郁的香气），heavy silence（凝重的寂静），acid look（讥讽的神色）等。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在日常经验中，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舌、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有温度，声音似乎有形象，冷暖似乎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
通感隐喻作为隐喻的一种，是指某感官范畴的认知域向另一感官范畴的认知域的映射，也就是将感官中的某些特征从一种感官（源域）映射到另一种感官（目标域），即感官特征之间的映射过程。通感隐喻的这种跨感官映射有其内在的规律。
基本认知域来自人的基本经验，是无法再简化的（irreducible）。基本认知域大都与人的基本感知有关，因为人们往往从自身出发，用身体和物质经验去表达一些抽象概念。根据Langacker [13] 的观点，空间（时间）、颜色、感情、味（嗅）觉、触觉（温度、压力等）、亲属关系等属于基本认知域。而其中最基本的是空间域，其他基本域可根据空间概念来认知，如时间、温度、味道、颜色、亲属关系都可以用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等来定义和理解，所以有high flavor，high pressure，high-pitched sound等表达法。基本认知域之间也可以发生对应，所以可以互为定义，于是有piecing cold，warm feeling，hot taste，loud color，cold color等，汉语中有冷色、冷淡等表示法。
通感隐喻中从基本认知域到复杂认知域的映射主要指从触觉、空间感、嗅觉、味觉到听觉、视觉的映射。触觉、味觉、嗅觉属于低级感官形式，而听觉和视觉属于高级感官形式。其中，视觉是最复杂的感知，它融合了空间、触、色、听等多种感知。Ullmann
对 19 世纪不同国域、不同语言的许多文学作品中的通感例子的研究发现，有 80％呈向上的等级分布（hierarchical distribution），即感觉的移动方向主要由较低级向较高级，由较简单向较复杂。Ullmann在调查结果中将六种感官依次排列为：触觉、温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正如在概念隐喻中，我们经常用身体和物质经验去表达一些抽象概念，是因为身体和物质经验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同样，在通感中，较低级感官形成的感受更为具体和形象，它们所构成的概念如“冰冷”“柔软”易于理解，而由较高级感官所构成的概念如“刺耳”“明亮”则相对较难理解，所以我们常用较低级的感官中的概念表达一些较高级的感官中的概念。在语言表达中，通常将触觉、味觉转为听觉或视觉，如soft sound，sharp voice，sweet face，sweet silence，icy look，冷眼，声音响亮，眼睛尖，尖声尖气等。
通感是感官域之间的相似性心理联想。但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地理历史、政治和风俗习惯，而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必须体现着这种文化的差异。通感所呈现的语言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联想机制上，即对同一外来刺激所引起的心理联想，存在着文化差异。如以味觉“酸”为例。“酸”在汉语中可表“悲痛”，故有“悲酸”“心酸”之说。可通触觉，用以描述痛感，如说“酸疼”“酸痛”。另外“酸”在汉语中还有非常特殊的通感联想。如下面例（1）中的“酸溜溜”表示“嫉妒”，显然与汉语中关于“吃醋”“醋意”的典故有联系。例（2）中形容言谈迂腐，还有“酸秀才”一说。
（1）听到被表扬的不是自己，她心里有些 酸溜溜 的。
（2）他就喜欢卖弄， 酸溜溜 地来两句之乎者也。
英语中对于“酸”则另有一番联想。通向视觉往往表示“愤怒”“凶狠”或“敌意”，如说to have a sour look（狠狠地瞪了一眼）或acid look（讥讽的神色）；通向听觉，表示“刺耳的”，如a sour note（刺耳的音符）；通向触觉表示“湿冷的”，如a sour winter。
通感作为一种认知模式，遵循着从基本认知域到复杂、抽象认知域投射这一隐喻认知规律。基于人类共同生理机制的通感，既表现出总体上的共性，同时通感意象触发的联想又存在着文化差异。对通感现象的研究可揭示出语言、感觉与思维之间的关系。
结构语义学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对词义构成进行切分，揭示词语之间的关系。认知语言学提出词义的百科知识分析法，强调概念的认识和理解离不开其相关的背景知识或概念结构。人们对于一个词的知识，不仅包括了其词典知识，还有关于这个词的所有经验知识，这个经验知识是特定社会成员所共有的或是特有的。这些百科知识构成该词的概念框架。词语唤起相应的框架，框架为词语的理解和使用提供背景知识。本节主要探讨框架理论的基本内容及其对英语词汇意义的解释。
框架（frame）概念来自认知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用来谈论知识的表征，人类的知识是以数据结构的形式储存在记忆中，被称为框架和图式。Minsky
于 1974 年系统论述了框架理论，认为框架是储存在记忆中的、表征特定情景的信息结构，是含有若干节点和连接的网络系统；人们可以从记忆中随时调出框架中的信息作为背景知识来理解新的情景和语句。在一个总体框架的下层有许多空位，有待于具体情景中细节内容来填补。框架具有层级性，相关框架可结合成一个框架系统。Fillmore最先把框架概念引入语言学研究领域，并将其定义为由概念组成的系统，系统中的概念相互连通，理解其中任何一个就必须以理解整个系统结构为前提。后来，Fillmore
[14]
又将框架视为认知结构，“是特定的浑然一体的知识构型，即经验的一致性的图式化”。他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框架语义学（frame semantics）。Ungere和Schimid
[15]
提出框架是一种认知模型，表征了关于具体而又频繁出现的情景有关的知识和信念，可以看作一种描写认知语境方法，这种认知语境为认知范畴提供背景知识并把认知范畴联系起来。这里的框架和第一节提到的认知模型有相似之处，但认知模型更具有一般性，框架是各种认知模型的一种。由此可见，框架指的是知识网络，将与语言形式相联系的多个认知域连接起来。例如，要构建“母亲”框架就涉及基因域、婚姻域、家谱域、抚养域和出生域，这五个认知域汇集成一个整体形成框架。框架语义学是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其理论，词语一旦出现，就会停泊在人们的经验与社会文化的习俗框架中，一个词语可能会激活其所涉及的一整套经验或概念结构。要理解词义，需要参照概念结构，理解人们的经验与社会习俗。客观主义意义观认为，符号只有通过与世界上事物的联系才能获得意义。按照这种意义观推理，“星期”一定是世界上存在的某种事物。但“星期”并不是客观存在的。不同文化中星期的概念不同。印度尼西亚的巴厘人语言中的星期的概念与多数文化中的认知模型不同。如果脱离了文化的框架，很多词义则无法理解。因此“星期”是人脑想象和创造的产物。大部分人类文化现实是存在于独特文化的框架中，词义是相对于该框架产生的。框架阐明了统一的、理想化的对某一领域经验的理解。
认知框架有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认知框架具有稳定的基本角色和道具。例如在课堂框架中，教师和学生是基本角色，粉笔、讲台等是道具。其次，框架涉及讲话者的视角（perspective）。用语言表达同一个场景，认知视角不同，语言表达也不相同。视角的基础主要是建立在注意力这种认知能力之上。我们观察一个场景的视角取决于是什么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在描写场景时，说话人一般会选择一个特定的视角，把场景中的角色成分纳入视角进行视角化组织，并选择相关的动词和句法结构。因而框架可用来解释不同句子类型的意义。一个需涉及框架来定义的词在不同的用法里可以突出其中的不同认知域而使词义有所不同。如在职业母亲里突出的认知域是抚养域，而在生母里突出的却是出生域。第三，形成框架网络的各个角色，关系十分密切。任何一个框架角色一经提及，可激活整个认知框架，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借助被激活的认知框架来理解语言所表达的意义。框架会使词语意义结构化，而词语则唤起框架，成为这些框架语境知识的索引。任何一个框架成分都可以激活它所属的那个框架。例如乘飞机框架可激活飞机、飞行员、空中服务员、安全带、机票、登记卡、头等舱、经济舱等概念。此外，框架内还有各种各样的次框架，这些次框架可以帮助人们捕获到与乘飞机有关的特定情景知识，如在飞机上进餐、看电影，去洗手间等。由于日常情景的复杂性，知识也应以复杂的框架系统来表征。框架内的各成分可以通过提供依赖语境的原型来进行默认指派，即给常规条件下的框架中的空位赋值。例如次框架在飞机上进餐，不可能有大餐桌，不可能在桌上配备通常的餐具和蜡烛，也不可能外加葡萄酒美餐一顿。这些意料之中的事都来自我们的经验并储存在我们的长期记忆中，它们是框架系统中的一部分，并影响着我们使用和理解与框架系统有关的语言。
认知语法强调语义结构必然涉及人的认知能力。语义不仅反映了被感知的事体的特征、内容和功能，而且也能反映出人们感知的能力和方式，被感知事体是如何被人们所体验、观察、认知和理解的，信息是如何被组成一个有序的系统。
Langacker
[16]
用“识解”（construal）表示这种认知能力和方式，指人们为达到思维和表达的目的可以从不同视角、选择不同辖域、突显不同焦点、以不同方法观察情景和解释内容的一种能力，是形成概念和语言表达的具体方式，强调了人的主观因素。语义值与特定的解释方法密切相关，语义在本质上具有主观意象性。识解方式包括详略度、辖域、突显、背景和视角。词语是概念化的结果，其形成和演变受到识解的影响，尤其是突显和视角。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我们会选择某一特定视角来表达想要表述的内容，体现在句子类型和词语选择上。
Langacker把视角分为两种，优越视点（vantage point）和方位（orientation），是指说话者从不同的方位来观察实体或从不同的关系位置来描述复杂场景，例如下面的句子：
（1）a．I sat in front of you．
b．You sat behind me．
这两个句子因说话者选择了不同参照点确定了不同的视角，从而产生不同的语义。除了上述客观视角外，还有主观心理视角。所谓的主观心理视角是指讲话人看待事物或问题的角度，会受到自身价值观的情感及态度等因素影响而形成内心带有明显个人色彩的主观视角。这些主观视角会影响词语的选择。例如：
（2）a．She is slender．
b．She is skinny．
“slender”与“skinny”含有相同的概念意义，但是两者有不同的褒贬意义。“slender”是从赞美欣赏这一主观视角来描述一女孩的，而“skinny”却是从贬低、蔑视这一主观视角出发。可见不同的态度产生不同的认知视角，也就产生不同的意象意义。对同一事物或场景以不同的方式和角度进行观察可获得不同甚至是相反的意义。例如，某人不轻易花钱可以描述为stingy或thrifty。但这两个词参照了带有不同评价取向的框架，stingy表示负面评价，thrifty表示正面评价。这样，词语的选择取决于说话者将事物或经验置于什么样的框架之中，导致不同的识解，或者说，取决于说话者如何对经验进行概念化。语言的使用通常表征某一特定视角，只是我们有时没有意识到而已。这从另一方面表明词义的形成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识解，一种概念化，即具有客观性也具有主观性。词语在概念化的过程中受到认知主体的情感和态度的影响，表达不同的视角，因而英语中有些词汇在词义形成和演变中具有了褒义或贬义。
框架是一个认知结构，结构中由不同的元素组成。例如典型的商业交易框架，该框架分别由卖方、商品、金钱和买方四个元素构成。选取不同的视角则选用不同的动词。视角依赖于突显原则（principle of prominence）。如从买方视角选用buy和pay，从卖方视角选用sell和charge，视角焦点是商品则用cost。看待同一情景的不同视角会引起人们注意框架中不同的元素。如选用buy时，人们会注意买方和商品，即买方和商品得到突显。动词所能激活的框架包括与动词相关的参与角色，当突显的参与角色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句式结构。
（3）a．Jesse robbed the rich（of all their money）．
b．∗Jesse robbed a million dollars（from the rich）．
c．Jesse stole money（from the rich）．
d．∗Jesse stole the rich（of money）．
rob和steal是一对近义词，它们的参与角色分别是：“抢”（抢劫者、被劫者、抢劫物）、“偷”（偷窃者、失窃者、失窃物）。虽然抢和偷两动作的参与角色的数量相同，但突显的参与角色不同。对“抢”而言，抢劫者和被劫者是突显角色，抢劫物相对来说是非突显角色；而对“偷”而言偷窃者和失窃物是突显角色，被偷者相对来说是非突显角色。这种区别是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被抢者所受的损害要比被偷者大得多。在偷窃事件中，失窃物是注意的中心，但在抢劫事件中，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人受伤害没有，抢走的钱财倒在其次。
词语理解需要背景知识，这些背景知识就是语义框架，例如，land和ground都指涉陆地，但它们在不同的框架得到突显。前者的语义框架包括干燥的地球表面，和海洋对立；后者的语义框架则和天空对立。词语选择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推理。要说某种鸟“A bird spends its life on land”，表示这种鸟不会下水，而说“A bird spends its life on the ground”，表明这种鸟不会飞。再如flesh和meat，flesh突显的是人体框架，所以有flesh and bones的表达，而meat激活的是食物框架，因而具有语义差异。
在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会从各自的期望和态度出发，虽突显相同的实体，但因选取不同的语义框架作为背景，从而体现相反的视角。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一起美国法庭审判案件中看出。一位马萨诸塞州的医生被指控在给人做堕胎手术时犯了谋杀罪。州检察官在法庭上盘问医生时双方各执一端，充分体现了不同概念视角冲突。检察官执意要用“婴儿（baby）”一词，以人为语义框架；而医生则坚持用“胎儿（fetus）”一词，以哺乳动物为语义框架，从而展示其截然不同的视角。检察官选择“婴儿”是为了控告医生犯了谋杀罪。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婴儿也应享有成人一样的权利，即受到法律的保护。与此相反，医生选择“胎儿”是出于自卫。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胎儿是指哺乳动物尚未出生的幼体。既然胎儿没有出生，也就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因而谋杀罪不能成立。
文化属性是框架的重要而显著的特征。框架是基于文化约定俗成的知识构型。 [17] 框架中的知识是某个言语社团所共享的知识，具有文化特征。框架是与语境和文化密切相关的认知结构，也就是说，框架根植于人们的经验和特定的文化模式中。词语的理解要借助于和激活与其相联系的语义框架，因而词语意义决定于特定的文化语境。
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社区的人们所经验的事情有差异，而这些经验差异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框架结构、框架系统和次框架。英汉两种语言中很多词只是部分对等，例如学生看到worker一词激活的是工人概念。汉语中的工人范畴所属的框架是工厂框架。而worker所属的是工作框架。工作包罗万象，并不只限于工厂里的体力劳动。由此可见，worker的所指范围比工人要大得多，涉及面要广得多，从事任何工作的任何人都可以是worker，相当于汉语的“工作者”，所以可以说political workers，financial services workers，Wall Street workers。同样，知识分子和intellectual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义也大不相同。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包括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等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中国农村有许多地方，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但在美国和欧洲，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而不包括普通的大学生，所以这个词所指的人的范围要小得多。而且这一词语在英语中还带有贬义，指那些自认为是的知识界杰出人物，耽于空想，忙于钻研空洞的理论、但不善于处理实际问题。例如：
Don´t go for the intellectual who knows nothing but two-dollar words．（不要轻信那些只会咬文嚼字的知识分子。）
有些词语在两种文化中激活的框架截然不同。汉语中的“龙”对中国人激活的框架是“神圣，至尊、吉祥和非凡”，所以汉语中有很多成语与“龙”有关：望子成龙，龙腾虎跃，龙凤吉祥；而dragon对西方人激活的框架是“危险、凶猛和邪恶”。“东风”为中国人激活的框架是“凉爽、使人舒服、有利于草木生长”，而对英国人来说，能激活同样框架的却是“西风”。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一个词在一种文化中可以激活丰富的文化内涵。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只是一种语言符号。竹子高耸挺拔，质地坚硬，中空有节，它的特点容易使人联想起高风亮节和高尚的品质。在中国，文人墨客多喜欢种竹赏竹咏竹，以寄托自己正直、坚贞和谦逊的情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使人俗。”与竹有关的成语有胸有成竹，势如破竹，雨后春笋等。英语中的bamboo一词只有概念意义，激活的只是一个名称而已。再例如daffodil，汉语里的黄水仙仅是一种花而已，但它在英美文化中象征春光和欢乐。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在《我像云霞般只身漫游》这首诗中，把黄灿灿的水仙花比作璀璨的群星，潋滟的波光，在他孤寂无聊的时候给他以安慰和快乐。
词义形成和演变是概念化过程。概念的获得一方面是基于人类的经验，另一方面通过隐喻、转喻、识解等认知操作。隐喻和转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直接参与人类的认知过程，是词义形成和拓展的主要途径。隐喻对于抽象概念的形成至关重要，涉及不同认知域之间的映射，而转喻是同一认知域之间的映射。从认知的视角看，通感是一种隐喻，同样包含着隐喻性的认知和思维过程。词语意义特征化的背景信息可看成是一个共享的、约定俗成的知识网络，是根植于文化信念和习俗模式之中。这些背景信息就是理解词语意义的框架知识。框架作为知识结构来源于人们的经验，是经验的图式化，并储存于人的长时记忆中。随着人们经验的丰富和发展，框架是不断更新和调整的。框架知识构成认识或推理的基础。我们可以利用框架知识认识世界，进行推理和理解意义。
[1]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117．
[2] Lakoff，G．＆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p.4-5．
[3]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45．
[4]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130．
[5]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117．
[6] Taylor，J．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124．
[7] Panther Klaus-Uwe ＆G．Radden，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John Benjamin，1999，pp.1-2．
[8] Lakoff，G．， Woman ， Fire ， and Dangerous Things ：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68．
[9]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131．
[10] Langacker，R．W．，“Assessing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enterprise”，in T．Jassen＆G．Redeker（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 Foundation ， Scope ， and Methodology ，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9，p.199．
[11] Sweetser．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2]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117．
[13] Langacker，R．W， Foung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 Vol．I Theoretical Prereguisite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47-150．
[14] Fillmore，C．，“Frames and 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 Quaderni Di Semanti caⅥ，1985，pp.222-254．
[15] Ungerer，F．＆H．J．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6，p.210．
[16] Langacker，R．W．， Gramme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Mouton de Gruyter，2000，p.5．
[17] Taylor，J．R．，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95，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