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爱国华侨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集美村（今厦门）人，早年在南轩私塾就学，读过“四书五经”等书。1891年他渡海到新加坡，在其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做帮工。1904年创设菠萝罐头厂，后又经营橡胶种植园、橡胶制造厂、木材厂等。由于经营有方，企业得以迅速发展，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用职工达3万余人。陈嘉庚也确立了在南洋华商中的领袖地位。南洋华侨原本帮派林立，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只有陈嘉庚称得上是南洋800万侨胞唯一公认的领袖。

一、政治活动

陈嘉庚虽身处南洋，但一直心系中国，积极支持中国国内的革命活动。1909年，陈嘉庚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1910年，他正式加入同盟会，并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就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筹款两万银圆支援福建。不久，福建都督孙道仁发电要求陈嘉庚再次汇款给予支持，陈嘉庚为此热情奔走，发动华侨踊跃捐献，月余间，汇款十多万元，给予新政府以有力的支持。

1928年5月，北伐军攻克济南。日军以保护侨民为名，屠杀济南军民17000多人，制造了“济南惨案”。惨案发生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消息传到海外，陈嘉庚担任“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积极筹款救济难民。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在新加坡成立，陈嘉庚被推选为主席。他自己带头捐款，还组织各类活动。“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倾尽血汗。”南侨总会成立仅一年时间，总会的分支机构即发展到80多个。仅1939年一年，南洋华侨就向祖国汇款3.6亿多元。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陈嘉庚号召的捐款达到了15亿美元，已经足够支持整个抗日战争中国的所有军费了。可以说，当时如果没有南洋商人们，中国很难打赢这场战争。

1940年，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封锁了中国的海上交通。之后通过缅甸的道路成为国民政府的最主要的军运动脉。为了保证道路畅通，国民政府不但需要大批军运汽车，而且急需大批熟练的司机和汽车修理工。遂恳请陈嘉庚先生在南洋代招募司机和修理工（通称“南侨机工”或“华侨机工”）。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遂于1939年2月迅速发出《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的第六号通告。陈嘉庚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捐物，购买大量汽车和军需物品，另一方面还亲自到南洋各埠演说动员。广大华侨青年热烈响应、纷纷报名参加。同年2月18日，首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成员80名在新加坡集中出发，南侨总会举行盛大欢送会。陈嘉庚勉励大家：“你们是代表千万华侨回国服务的，一定要坚持到底。”新加坡报纸出版欢送专刊，把首批回国机工赞颂为“八十先锋队”。

1940年3月，66岁的陈嘉庚亲自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团”，参观了重庆、延安等地，与国共两党都进行了接触。从1927年到1940年回重庆之前，他是坚决的“拥蒋派”，称“蒋委员长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拥戴之唯一领袖”。抗战义捐款项悉数汇交国民政府行政院。然而在重庆访问期间，陈嘉庚所闻不外是惯例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他私下为国民党要员的假公济私、贪污舞弊和生活奢华行为而叹息。

陈嘉庚访问延安是他政治生活的一个里程碑。他收到毛泽东的邀请后，于1940年5月31日抵达延安。他原定在延安停留三天，恰巧因随行的李铁民车祸住院，就在延安多住了几天，陈嘉庚当时访问延安是需要一定的胆略的。当时延安临近前方，经常受到空袭。延安城已被日机炸平，新建的窑洞也有被炸塌的，空袭警报的枪声不时响起。就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之前的4、5月，王震将军刚率领三五九旅粉碎了日寇对晋西北河防的六路进攻，山西全境的八路军配合晋西北战场，大破日军，歼敌五万余名。在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战备大演习刚刚结束，留延安的200多名华侨青年，也在各自的学校、机关参加了演习，随时准备行军打仗。

在访问延安期间，陈嘉庚先生参加了四次群众性集会，同毛泽东、朱德和其他党政领导人多次会晤，深入交谈。他还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市容和安塞钢铁厂、印刷厂等。他广泛接触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并同延安归国华侨青年进行了多次接触和座谈。与毛泽东会面时，毛泽东曾对陈嘉庚描绘未来的国家：一没贪官污吏；二没土豪劣绅；三没赌博；四没娼妓；五没小老婆；六没叫花子；七没结党营私之徒；八没萎靡不振之气；九没人吃摩擦饭；十没人发国难财。

陈嘉庚这次访问延安，经过实地考察，亲眼看到边区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认为这是“克敌制胜之本”。反观国民党“大后方”官员腐败，坐待外援，民众疾苦无人过问，军事节节失利。对比之下，感到中国共产党深知民心侨心，国民党无视民心侨心。陈嘉庚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感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中共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及边区各界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这次访问他坚定了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且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1年，陈嘉庚被推为南侨总会第二届主席。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1942年年初，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陈嘉庚未及通知家属，即与友人乘船离开新加坡，辗转到印尼等地避难。日军重金悬赏通缉他，致陈嘉庚数度迁徙。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陈嘉庚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消息传开，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都为他额手称庆。10月11日，新加坡五百社团为他举行欢迎会。在国内，11月8日，500多名当政要人和社会名人参加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会堂上悬挂着许多祝词。毛泽东的条幅上书写“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邵力子主持大会，称赞曰：“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陈嘉庚反对美国援助蒋介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和国会表示抗议。陈嘉庚还抵制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指出蒋介石“一夫独裁，遂不惜媚外卖国以巩固地位，消灭异己，较之石敬瑭、秦桧、吴三桂、汪精卫诸贼，有过而无不及”。1947年，他又组织“新加坡华侨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声援民主党派关于制止内战的斗争。

1949年5月，陈嘉庚应毛泽东的邀请，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当年9月，以华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陈嘉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在任期间，他为如何加强海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国内经济建设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8月15日上午，首都各界举行公祭陈嘉庚大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祭人周恩来总理，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廖承志致悼词。周总理和朱德委员长领先执绋，在哀乐中护送灵柩上灵车，然后用专列载往厦门。8月20日下午，运载灵柩的专列抵达集美，由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林一心、副省长梁灵光及从北京护送灵柩来的侨务委员会副主任庄希泉等领先执绋，将灵柩送到福建集美鳌园安葬。

二、捐资助学

陈嘉庚早年无资财之时便热衷于公益事业，其自述“生平志趣，自廿岁时，对乡党祠堂私塾及社会义务诸事，颇具热心”。陈嘉庚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捐资助学。他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为国家和民族他不惜倾资办学。

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圆，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1914年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等，并在学校建立起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学校规模宏大，体系完整。1923年，粤军与闽军分别屯集在集美和厦门岛高崎，隔海对峙，开枪互击。集美一学生在乘船前往厦门的途中中弹身亡，陈嘉庚与林义顺从新加坡联名通电，要求确保集美学校的安宁，南北各路军阀纷纷同意订立集美和平学村公约，特别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由此而来。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在关于创办厦门大学的通告中，他阐明了筹办大学的动机和目的：“吾闽僻处海隅，地瘠民贫。莘莘学子，难造高深者，良以远方留学则费重难期，省内兴办则政府难期。长此以往，吾闽岂有自由幸福之日耶？且门户洞开，列强环伺，存亡绝续，逼于眉睫。吾人若复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鄙人久客南洋，志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不揣冒昧，拟倡办大学校，并附设高等师范于厦门。”

厦门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初设师范、商学两部，后陆续增设工学、新闻、法学等。到1930年，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厦门大学是当时福建省唯一的大学，也是国内科系最多的五所大学之一。应聘来执教的，有不少一流的名教授，如文学家鲁迅，动物学家秉志，何博李（德国人），数学家姜立夫，化学家刘树祺等人。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在陈嘉庚的苦心经营下，厦门大学在军阀混战和社会动乱的环境中，艰难地成长起来。

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1921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1924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1935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圆，全部由陈嘉庚承担。

“盖厦集两校，经费浩大，必有基金为盾，校业方有强健之基。”为使集美学校能有持续的经费来源，在1919年5月第五次返乡前，陈嘉庚便将其在南洋的所有不动产捐作集美学校发展的永久基金，并把自己经商所得利润，除去花销、分红和留一部分添入资本外，其余悉数寄回国内用于教育事业。1942年，陈嘉庚授命其次子陈厥祥筹办“集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集友银行”，规定公司股东股息和红利及“集友银行”盈利的20％用于厦门集美学校的办学。据统计，1972年至2007年，集友银行共资助集美学校9.65亿港元，平均每年捐助8000万港元。陈嘉庚以此种方式筹集办学经费实乃一创举，解决了办学资金难以持续的问题，极大地保障了集美学校的发展与壮大。

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1915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1919年又捐资三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又创办水产航海学校、南侨师范和南侨女中等学校。在新加坡，曾受到陈嘉庚捐助的学校就有道南、爱同、南洋工商、英华、莱佛士中学、启发、南侨中学等共计20余所。

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陈嘉庚推崇西方国家人民有治国治教育的权利，认为西方国人踊跃捐资兴学，是因为其拥有兴办教育为国民天职的意识，并一再地表示他倾资兴办私立厦门大学等公益事业，不过是如西方国人一样，聊尽国民天职而已。他说：“西洋捐资兴学已蔚成风气，是以余虽办有集美、厦大两校，不足资宣扬，实聊尽国民之天职而已。”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他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一亿美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解放集美的第一枪。在这个决定集美学村命运的关键时刻，29军85师师部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集美学校是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一定要保护好。”为了贯彻周恩来的指示，人民解放军决定不组织炮兵火力毁击蒋军碉堡和炮兵阵地，全部使用轻型武器。23日下午5时许集美解放了，师生和村民无一伤亡，集美学校校舍和村民民宅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253团指战员在解放集美的战斗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伤亡200余人，其中牺牲80多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嘉庚表达了将集美学校无条件献给政府办理的意愿。周恩来总理考虑到集美学校的悠久历史和在海内外的声誉以及鼓励华侨捐资办学，希望陈嘉庚先生维持私立名义，而由政府给予部分补助。1952年3月，陈嘉庚为了扩充集美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和集美水产航海职业学校，并提高两校学生的助学金标准，亲自致函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并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很重视，即指示教育部核办。

三、慈善和公益事业

陈嘉庚始终热衷于慈善事业。据《南侨回忆录》记载，陈嘉庚曾多次征集药方和医书，印制后免费赠予乡民。第一次花钱编印医书《验方新编》时，他才20多岁。他指出，“夫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行，如必待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万事非财不举”，慈善事业同样需要资金支持，陈嘉庚深知此中道理，也正因为这样，他非常重视募捐活动。

1906年11月的江苏洪涝灾害、1908年的漳州水灾、1917年的天津水灾、1918年的潮汕地震、1920年的威海饥荒、1922年的潮汕风灾、1924年的广东和福州水灾以及1929年的陕西和甘肃旱灾，在这些灾害发生后，陈嘉庚对灾区人民施以援手、多方筹款赈灾。1917年，天津发生水灾，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华侨筹款救济会主席，计募20余万元。1928年，日军占领济南，陈嘉庚担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主席。1935年，中国11个省发生严重水灾，陈嘉庚担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动员华侨为国内灾民捐款。

陈嘉庚对于文化事业，也是积极支持。范长江、夏衍等人主办的“国际新闻社”，宣传抗日救国，写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立即汇去15000港元。范长江又倡办《华商报》股份有限公司，陈嘉庚慷慨认股一半。著名民主战士邹韬奋秘密来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进步人士郑书祥、吴金卫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都得力于陈嘉庚的支持。

1955年，台湾飞机轰炸福州市，烧毁房屋住宅四千多间。陈嘉庚于次日发电报给周恩来总理，要求重新规划福州市。电文说，福州“因自来建屋概用木板，街巷密狭，横直无序，卫生不讲。每遇火患，多以千数，急功克复。仍用木板，危险长存。请电示省长，严令市民复踵旧习，须归市政重新计划，留最新式街巷，建合卫生砖屋，可转祸为福也”。他认为，卫生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需要重视。他把《验方新编》和《住房与卫生》两书，多次翻印数十万册，广泛散发，借以唤醒同胞注意。他在倡导卫生方面所付出的精力仅次于兴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却十分俭朴。他的个人自传中写道，“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在集美建一住宅，不上一万元，他无所有”。他晚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给他的300元月薪，他除了每月15元的伙食费外，全部存入集美学校校委会会计处，作为公用。

2019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为纪念本国开埠200周年而发行的20元新钞上，向八位在不同领域奠下现代新加坡繁荣文明根基的先驱致敬，其中唯一的华人即陈嘉庚。天空中有颗星，被国际小行星委员会命名为“陈嘉庚星”，以纪念陈嘉庚先生对社会的特殊贡献。 5tVsiQS+/qv3USiPyKrhA1TgJClCHx3aZASYYPUDTFxiiBhZQeGNyAJLeTb+2p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