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们刚刚送走改革开放40周年，今年又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华诞。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40年抑或7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却在此期间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展现了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今天，站在2019年新的时间节点上，回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一个充满生机的中国，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肇始于40年前的改革开放，是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做出的战略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坚决破除一切阻碍改革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同一切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思想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断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推动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不断劈波斩浪，昂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正是这举足轻重的“关键一招”，开启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鲜亮的时代特色，成为当代中国腾飞进步的根本动力，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引擎。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的实践离不开伟大理论的指引，伟大的实践催生着伟大理论的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在这一崭新理论的指引下，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改革开放越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发展，越需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思想武装和行动指南，越需要全社会贡献力量。因此，如何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艰巨任务。这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为职志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自然更加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更加需要以创新性研究、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和学术成果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助力。

这正是本文集命名为《理论创新中助力改革伟业》的主要原因。本文集集萃了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2017—2018年间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成果，其中一半以上涉及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容。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五个板块进行编排，现将各板块的论文情况做一简略介绍。

在第一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板块中，我们收录了5篇文章。彭启福、李后梅的《马克思主义“三原”问题的诠释学探析》运用诠释学方法考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三原”（“原典”“原理”“原创”）的关系问题，指出：原典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寓所和原始出处；原理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概括，是在理解和领悟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解释性成果；而原创则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力源泉。只有坚持“原典”“原理”“原创”的辩证统一，才能创造性地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发展。陶富源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合法性及科学解答》中结合哲学史的考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超越，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是一种融唯物性与辩证性于一体的辩证物质本体论。它以人类实践为出发点、以科学思辨为理路、以揭示事物本质为旨归，超越了传统哲学那种以单纯感知或抽象思维为出发点、以独断思辨为理路、以追寻人与世界的“源头”或“原动”为旨归的实体本体论。张传开、冯万勇在《探索、建构、确立和深化——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历史发展》中则将研究视角转向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认为该理论大体经历了探索阶段、初步建构阶段、基本确立阶段和深化阶段。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社会冲突理论的基本确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特别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和冲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对社会冲突理论进行了深刻的论证，从而使其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总体上看，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经历了从抽象的理性冲突观到人本主义冲突观，再到历史唯物主义冲突观的发展历程。陶富源的《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规范资本逻辑》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建设之间的实践性张力，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需要重新认识资本逻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作用，并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逻辑对其进行引导和规范。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发挥资本对经济促动的作用，使之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还要拓展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的内涵，使其衍生出拥护政府主导性、公有主体性、劳企两利性和大众福祉性等特征。钱广荣在《社会主义自由的认知基础——自由话题纵横谈》中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是在批判和吸收西方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基本内涵是追求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核心义理是自由与必然之辩证统一的逻辑理性。社会主义自由的逻辑建构要在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指导下进行，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建构社会主义自由观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引导和帮助人们识别和自觉抵制与社会主义自由相悖的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正确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

在第二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板块中，我们收录了7篇文章。余在海在《从实践概念看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联》中指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非直接接续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而是发端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接纳和批判。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突破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视域，批判地划清了同黑格尔辩证法的界限。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为基础的，具有“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外观的”思辨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以实践原则为基础的、“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王习胜的《马克思的“纠结”与化解——基于俗世生活的关怀视域》则从世俗维度展开了对马克思的考察，为我们勾画了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马克思所具有的诸多“纠结”（亲情与爱情、生存与生活、友情与事业），剖析其高超的化解方式，让人们更深入地感受其生活的艰辛与意志的坚忍，从中体悟到马克思从俗世常人脱颖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人文品格。陶富源在《〈实践论〉〈矛盾论〉的深远指导意义》中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剖析了毛泽东的人生阅历对《实践论》《矛盾论》写作的影响，认为“两论”所阐发的“实践第一”和“矛盾特殊”两大原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哲学依据。他同时论述了以这两大原理为主要理论支撑所形成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群众中心的群众路线、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精神，以及克难制胜的革命气概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胜利，是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张涛的《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路向》剖析了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重蕴含：一是批判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为历史唯物主义奠立生存论根基；三是通过生存论转向来克服人的本质存在的异化，并以此为基础，澄明其中体现的马尔库塞“执海德格尔以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向，以及马尔库塞是如何在海德格尔的地基上走向黑格尔的。单传友的《拯救政治——朗西埃〈十论政治〉的核心主题》《现代政治批判的不同路径——霍耐特与朗西埃的对话》两文着重探析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前者通过对朗西埃《十论政治》一文的解读，揭示了朗西埃在对“政治”与“警治”的辨析中所透显的“拯救政治”这一核心主题，以及他所做出的将政治从“政治的终结”和“政治的回归”中解放出来的努力。后者则通过朗西埃和霍耐特之间围绕“现代政治批判”展开的对话，为我们呈现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两种代表性路径——霍耐特的“为承认而斗争”和朗西埃的“为平等而斗争”。文章认为，复兴现代政治批判的关键不在于遵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性批判，而在于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宣庆坤的《论文化建设》一文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与政治”之间张力的分析，反思文化建设问题，认为在社会结构中，文化与政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存在互补性，当文化与政治之间存在良性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时，才能有助于构成一种基本的文化建设秩序和政治生态环境。

在第三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板块中，我们收录了7篇文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张正光在《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主题、逻辑与意蕴》中剖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题、逻辑与意蕴。主题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是既遵循客观规律又紧贴中国实际，既着力顶层设计又注重整体协同发力，重视历史与现实的逻辑统一，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根本意蕴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刘桂荣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论创新与话语建构》中集中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它自觉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原则，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共同发展，落实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和合”文化的精髓为底蕴，创新性地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案；它体现了“四个自信”，昭示了如何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话语，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并以富有卓见的顶层设计、科学性的内涵体现了前瞻宏远的理论高度。高正礼、李卉在《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视野》中重点阐述了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国际视野：既立足当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自觉，又基于当今世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理论创新，基于推进世界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勇敢担当，基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教训的经验总结，基于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的智慧结晶。胡安全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生成逻辑》中认为，40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经历了凤凰涅槃式的生成过程，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再造中华精神文明、重塑中华核心价值、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演进关系和生成逻辑。这一生成逻辑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中华民族文明传承、近代中国演化变革、新中国持续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发展规律之中，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李祥兴、王先俊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嬗变及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认知的历史嬗变，一定程度上与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同步。这一认知历程受到了多种经济学说尤其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干扰、影响。梳理和总结这一认知嬗变过程，不仅可以揭示党和政府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还可以划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界限，为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有益借鉴。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探讨。王先俊、李春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强调指出，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应该重点关注马克思主义的引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实践问题等方面，应该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和突出问题导向。王先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础理论问题论纲》中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和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主题、进程、条件、主体、路径、规律等方面，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供了学理基础和理论支撑。

在第四编“思想政治教育”板块中，我们收录了7篇文章，大致分为三个主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领域突出问题研究。陶富源的《树立正确意识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充分体现了对实践问题的高度关切，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通过语言和文字宣传树立自我形象来赢得人心的工作，意识形态领域是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两条道路和两种制度较量的重要战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国家长治久安以及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树立更加自觉、更为自信、更有担当的精神，努力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王习胜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教育对象“思想”深处着力》中认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是做人的思想的“释疑解惑”工作，其工作对象较高的文化水平及职业特点决定了“思想”更具有认“理”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只有着实厘清、理顺教育对象思想深处纠结的“理”，才能完成做人的工作的任务，实现立德树人的职责使命。为此，需要有恰当的方法和有效的路径，王习胜创设了“思想咨商”这一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并在《“思想咨商”助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获得感”》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主要来自“思想性获得”，是教育对象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获得的满足其成长和发展之思想需要的主观感受。思想咨商是以消解求助者思想症结、解除求助者精神困扰为旨要的思想关怀活动。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优秀文化为思想资源开展的思想咨商活动，可以帮助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化解其思想困惑，助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获得感”。二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问题研究。张正光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的逻辑理路》中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和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其他各门课程也应向“课程思政”转变，把思政元素纳入专业教学体系，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于专业知识教育之中，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只要转变思想认识、健全体制机制、提供组织保障和激发教师的积极性，就能够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无缝对接。胡安全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主体性学习机制的构建》中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改革以“教师、教化、灌输”为核心的传统教学模式，建立以“学生、学习、活动”为核心的新型教学模式，可以通过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的主要环节，如建立学生学习活动组织机制、学习问题和学习资料征集机制、学习热点和难点研讨机制、课堂主题演讲展示机制、暑期项目调查研究拓展机制等途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主体性学习机制。三是高校辅导员工作专题研究。朱平、陈勇在《高校辅导员配置和工作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将当下高校辅导员的配置和工作模式谓之“个人包保制”，认为该模式在明确工作主体责任、维护办学和校园安全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弊端。为此，应在全校范围内组建由初级、中级、高级辅导员构成的三人“一线组”和能覆盖辅导员九大功能的由若干名高级辅导员组成的专家组，用“团队合作制”替代以院系为单位的“个人包保制”，从而实现辅导员工作主体的资历、经验和专业的分工合作与功能互补，推进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发展，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水平，更好地适应大学生健康成长顺利成才的多方面发展需要。许磊、陈九如在《从规约到自律：高校辅导员职业守则内化与职业人格的完善》中认为，高校辅导员职业守则内化是一个从规约到自律的转化过程，其中辅导员较强的专业素质是必备条件，深厚的文化修养是重要条件。高校辅导员职业守则重在立德，以德修身、完善职业人格是辅导员职业守则内化的源头性工程。需要通过积极的教育与管理实践，将职业守则内化为辅导员的道德自律与理想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从而有效实现辅导员职业人格的完善与提升。

在第五编“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板块中，我们收录了4篇文章。首先，前3篇文章主要集中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问题研究。章征科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群众性政党目标的实现及特点》中，考察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群众性政党目标的建立和实现过程，从中共“二大”提出建立群众性政党目标，到中共“七大”时成功实现这一目标，这对保持党的先进性、改善党员成分结构、密切党群关系、实现革命领导权、增强中共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产生了积极影响，并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姚宏志在《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再探讨》中强调指出，抗战时期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是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颇为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作者以“学术中国化”运动的重镇——上海为中心，以“孤岛”出版的有关报刊为主要依据，着力探讨“学术中国化”运动在上海的发生发展过程，深入剖析上海“学术中国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思想论争以及历史地位和作用。沈燕培在《“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以毛泽东在1947年12月会议上的这一重要判断为切入点，深入揭示该判断的深刻内涵，明确指出：军事形势和军事战略的转折是其最集中、最典型的表现，为政治、经济上的转折提供了前提；政治形势和建国路径的转变为开辟新中国的历史新纪元奠定了基础；经济形势和政策的转变为革命胜利后的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转折中建党整党的新要求和新方法统一了全党认识，夯实了即将在全国范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历史转折点的判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审时度势的能力，展示了其为夺取全国胜利进行战略部署的领导能力，彰显了其根植于人民的信心和决心。其次，最后1篇文章主要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基本问题研究。胡安全、宋曲霞在《中国改革开放起点问题再认识》中重点探讨了改革开放的起点问题，认为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实践逻辑起点的统一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这样的起点，是因为它既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的理论逻辑，做出了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决策，又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实践逻辑，建立了由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传扬的改革开放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伟大传统，保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前进。

以上就是本文集收录论文情况的简单介绍，基本上反映了30余篇收录论文的主要内容，也基本上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2017—2018年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总体面貌。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史诗般的旅程，是当代中国最精彩的故事。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要改革开放的脚步不停歇，理论创新助力改革开放的使命就不能忘，社会科学工作者为改革开放立功立德立言的责任担当就不仅不能缺席，也不能迟到！

姚宏志
2019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