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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作为一种理念是实然与应然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无论是在自然界生物领域还是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中，共生作为事实和规律都存在着，它是我们可以从自然界和客观历史中抽离出来并运用于社会组织以及作为价值导向去追求的。本书将共生上升到一种哲学理念，进行了本体论、方法论、伦理学等层面的考察。然后，将作为哲学层面的共生理念应用于社会领域进行研究，分析社会的合理化生成，梳理出社会发展的共生原则，完善社会合理化理论，从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审美理性的共生协调发展，推动现代性走出困境，分析指导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我们这里是要发现一种大智慧——共生的智慧。我们的研究是对共生智慧和法则的发觉与论证过程。在事实和逻辑理论的基础上，如果它成立的话，希望能为我们思考人类未来的人自身和组构社会提供一条蹊径。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非常高明，它的表层产生了一个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成千上亿的存在物被精妙地安排在一起，在这个系统当中还产生了人这样会思考、有理性的高级动物。爱因斯坦曾经感慨：这个世界最不可理解的是它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么，我要问，这个世界为什么是可以被理解的？盲目的自然力量却产生了让我们人类的技巧再高明也难以企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这个世界没有上帝、主宰去安排，却又无处不显示出一切都有神灵在安排，一个大大的问号高悬在人类的头顶——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对这个问题的追问是人类自从诞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产生了宗教，也产生了哲学和知识。宗教的回答是世界是上帝的杰作，古希腊哲学认为是原始的世界“始基”——“火”等构成世界的基本元素变化的结果，中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是神秘的“道”变化的结果。近代科学家认为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现代科学进一步从复杂性理论进行探索，强调了世界的偶然性作用。这里我们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寻找答案。我们认为，世界没有上帝和精神主宰，盲目的自然力量为什么会产生智慧以及整个宇宙为什么是一个精妙的系统，这来自于共生法则。与其说是法则，不如说是世界演化的事实。共生的法则很简单，事物保持尽可能多的数量，然后相互作用，在概率中产生新事物，大自然在偶然性的碰撞中产生新事物，一次“成功”的碰撞是以无数次的“失败”为条件的，《易经》强调，“日新之谓大德”。世界的演化，生物的进化，人类的发展，都属于新事物的产生过程。这个过程的实现有三个条件：一个是事物的差异性存在数量的多少；另一个是差异性的事物活动的自由度大小；还有一个是差异性事物相互作用的频度、程度和深度。在偶然性中产生了并存在下来了，这就具有必然性，大量的相互作用的结果眨眼都消失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实际只看到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生存斗争，没有看到生存斗争是以多样性存在为前提的，也没有看到在斗争中还有融合和会聚
，只看到了斗争，忽略了共在和生成。达尔文只看到了共生法则中事物竞争的一面，没有看到协同的一面。刚才谈到的新事物产生的条件就可以概括为共生法则，从反面的角度来说，共生法则反对事物存在的单一化、事物的僵死化和割裂孤立化，主张事物的差异性、丰富性、自由性、互动性。世界的前进是概率式前进、试错式前进、证伪式发展。自然界很笨，因为它没有理性，但它又非常高明，它创造了具有理性的人，这个进化的奥秘，就是共生法则。
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在偶然碰撞中产生的尤物，是大自然的骄傲，这个骄傲是大自然数十亿万年的血泪史的结果，是来之不易的。大自然庆幸的是自己在盲目中积累下来的事物图式和机理是被具有理性的人来认识、记录、保存和利用的。也就是说，自从有了人类之后，自然界就由完全盲目进入到具有一定自觉化的状态。我们人类现在的科学技术就是对大自然成果的开发和利用，所以人类的发展速度就比大自然快多了。我们不仅要认识这些成果，还要总结这些成果产生的缘由，大自然在盲目地运用共生法则，我们人类应当自觉地认识并运用共生法则，将自然的共生法则上升到社会的共生法则。
那么，人类社会的共生法则是什么呢？人类社会的共生法则与自然界的还不一样，因为人类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涉及到人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什么是人、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如何活着都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人的主体目的性与共生法则是否一致呢？这也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什么是人？人是自然界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产物，他是一个生成的过程，今后还要进一步地生成。人活着是为了获得幸福和快乐，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和快乐？人的幸福和快乐来自人与他人的交往、人的劳动、人对自然的审美，而这些只有当主体目的与客观必然相统一时才能实现，这个统一也就是人的自由的实现。那么，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主体目的与客观必然的统一呢？我们的主张是人通过审美性实践这个途径通向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审美是真与善、感性与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自然规律与社会实践、客观必然与主观目的、必然与自由相互交融、一致、走向统一共生在主观心理上的反映。在达到主体目的与客观必然统一之后，人与人和自然界将找到共生的通道。
我们说人是有意识的、自觉的类存在，人类的前行是基于对自然界积累下来的事物图式和机理的认识、发掘和利用，因而人相对于自然界是自觉的存在物，人认识、发掘自然界积累的成果的表现形式是知识，因而人类的自觉是基于知识而实现的，人类的发展的基点无疑是知识。怎样积累和运用知识就成为人类前行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人类的知识无非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科学工具知识，属于人对自然界机理和图式的认识；二是道德实践知识，属于人对自身及社会机理和图式的认识；三是审美快乐的知识，属于人发自内心对外界事物审美愉悦的认识。科学工具知识提高人生存的能力，改善人生存的条件。道德实践知识促进人自觉组构社会机体，促进社会良性、有序发展。审美快乐知识促进人由自发的审美走向自觉的审美，实现人由工具性存在走向目的性存在，提高人生活的幸福指数，促进社会机体在运行中回归人的内在目的性原点，是促进人与自身相统一、防止滑向异化的有效指针。
那么，作为理性自觉的人要做到三重自觉：对自然规律的自觉；对社会规律的自觉；对自身规律的自觉。实现了三重自觉和三种知识，人类方能健康、快速地健步前行。而这些知识是散存在芸芸众生的个人当中的，良好的社会机制能促进个人知识的发挥和互动会聚，从而更好地改善人类的存在状况，促进人自身的进步发展。
我们现在归纳以下人类社会的共生法则：一是个人必须从审美实践出发保持自己存在的自我同一性，处理好与自身的关系，实现本真的生存。二是必须保持人的存在的多样性、个性的差异性、社会存在的多元性。三是保持社会的开放性，提供给人活动的空间的自由度。四是为人们建立立体多维的交往环境，并创造条件，提供社会制度、体制、机制保障。五是加强人们知识沟通的设施建设，促进人们科学知识、道德知识、审美知识的汇聚激增。六是构建审美性生存样态和文化结构，促进人与人和自然共同生成。
通过以上两方面分析，我们总结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生法则。那么，无论是将共生上升到哲学高度，还是总结出一般法则，我们的目的都是要回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我们立足的是中国，解决的是中国现代化的理念问题，中国离不开世界，离不开现代性问题。所以，我们对共生理念的研究一方面是为现代性的发展寻找出路；一方面是为中国的现代化寻找发展理念。现代性问题是西方现代化不断进行反思的问题，从韦伯（Max Weber）到胡塞尔（Edmund Husserl）、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再到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罗蒂（Richard Rorty）、哈贝马斯，都在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现代性自启蒙运动开启以来，经过了吉登斯所说的理性再嵌入过程，也就是韦伯所说的社会合理化过程，社会从文化观念到社会机制、体制都进入理性化阶段，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大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科学技术空前提高，人跃居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人自信到人定胜天的地步，但当人类进入到20—21世纪时发现，现代性的理性带给人们的是战争、屠杀、核威慑、冲突、环境恶化、人的缺场、人的孤独、精神失落、各种各样的异化，人并没有获得幸福。现代性的精神理念和文化样式、生存样态受到了挑战。人们呼吁一种新的生存理念和文化样式来克服现代性弊病。我们从审美实践走向共生的路径来探索走出现代性困境，消除人的异化，改变工具理性独霸天下、资本逻辑物化人的局面，实现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同时发展，从审美性生存恢复人本真的存在，实现人与自身的同一，人与他人和自然界的共生。
我们将最终的研究归宿落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近些年来我们对中国社会转型中紧迫的、重大问题的关注是比较及时的，但在研究深度上还有待进一步加强。面对社会转型，在对中国经验展开真正有深度的研究的同时，我们不能回避重大问题，要敢于面对深层次矛盾。特别是目前学界虽大谈转型问题，但“却没有人能说清楚我们的社会从何型转向何型”。“我们在转型中国社会时，既要克服改革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乌托邦’倾向，也要超越‘中国话语’下的实用理性或工具理性倾向。中国需要既适合目的又实用、既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性的社会转型与现代化理论。”
中国的现代化实际要完成双重使命：一方面要完成从农业社会跨越到工业社会的使命；另一方面要迎接西方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挑战。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要走启蒙以来的现代性之路，要实现社会合理化，但同时又要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发展的覆辙，避免工具理性和资本逻辑对人的扭曲，使我们步入健康的轨道。而共生理念就能适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共生作为自然和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普遍法则，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指导作用，还能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发展之路，帮助中国顺利实现工业化和信息化。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坚持兼容并包，尊重文化思想的差异，尊重人的个性，将知识提高到社会发展关键点的高度，提供人交流知识的渠道和机制，促进人交往互动，提升科学、道德、审美的知识水平，坚持自组织的市场经济政策，提供宽松的舆论氛围和经济交往空间，倡导审美的文化教育，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存样态。费孝通曾说，“中国社会学不能再始终停留在生态和制度上的思考，而要把研究界限扩至对人和人、心和心、文明和文化问题的深层次，要深入思考在制度背后真正起支撑作用的价值和人心问题”。
共生理念的社会研究视角也是从这个方面出发的，希望对共生理念的讨论能为新时代中国新文化样态的诞生引出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