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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农业开发历史的大国。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环境、保护家园的经验。但由于人口的增长及农业种植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森林、草原面积不断减少。尤其是清代中期以来，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对耕地和木材的需求，使得森林和草原资源越来越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内忧外患的加剧，出于人口、财政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的原始森林、天然草场被开放垦荒，再加上殖民者和侵略者的掠夺，截至新中国成立，中国的自然环境已经大大恶化。美国学者马立博在《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中说：“在中国共产党1949年取得胜利之前的一个世纪里，中国各地广泛出现了明显的环境危机。人口增长、商业化以及政府的战略和财政需求等动因，促使一批又一批移民迁入边疆和内陆边缘地区，他们不断砍伐森林、排干或填充沼泽湿地以开垦农田。森林的砍伐导致了越拉越多的泥沙淤积和平原地带的洪水泛滥，也造成了土壤中营养物质的流失和保水能力的下降，还加剧了能源短缺和建筑用木材供应量的减少……抛开别的不论，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的是一个已经严重退化了的自然环境。”
这种严重恶化的自然环境，要求新中国在改变一清二白面貌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林业事业。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是一个森林、草原严重退化，森林覆盖率极低，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极其频繁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不仅危及农业、工业的发展及国民经济的恢复，更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存。
1.风沙南侵的危局
我国960万平方千米的国土，森林覆盖率只有8.6％，西北、华北地区的森林面积更是仅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2.87％和0.95％。地面缺乏林草覆盖，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就极为严重。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约15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国土面积的1/6。水土流失使江河上游地区旱灾频发，土地日益贫瘠，同时也淤高了下游的河床，酿成洪水频繁泛滥。建国初黄河流域的平原、山东、河南诸省的水旱灾，便是由于山西及西北森林的被破坏；苏北的水患，同样是沂蒙山区森林被破坏后造成的恶果
。因此，国家不得不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投入巨大经费去保护堤防安全和疏浚河道。据统计，仅1955年国家在主要江河修筑堤防的土方就达6262万立方米，石方95.9万立方米，混凝土1413立方米，国家投入的经费达100853616元
。对于在建和已竣工的水利枢纽工程，水土流失也是巨大的威胁。如1954年5月建成的官厅水库库容22.7亿立方米，至1956年已淤积泥沙1.75亿立方米。梅山水库库容22.75亿立方米，1954至1955年就淤积泥沙880万立方米。照这样的淤积速度，水库的防洪、发电和灌溉等功能将很快失去。水土流失严重影响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解放前是一个36户人家的小山村，村民流传一个顺口溜，描述水土流失给当地带来的灾难：“山山和尚头，处处裂嘴沟，旱天渴死牛，雨天水土流，满野黄土坡，十年九不收”
。这样深重的灾难在很多地区并不罕见，水土流失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了。
森林覆盖率低的另一严重后果是沙漠化现象。在华北和西北的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人口的增加，粮食的需要量不断增加。于是人们将原始森林砍伐掉，然后开垦成田地。在草原地区，草场经受着过度放牧，甚至被直接开垦成耕地。森林和草原植被被破坏，土地经受过度的农耕和放牧，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于是，土壤的干燥化便进一步加剧，土地退化，原来非沙漠化的地区出现了风沙活动。近数百年来，我国北方地区的森林砍伐和樵采、农耕和过度放牧，使大片的草原和森林植被遭到破坏，沙化土地迅速扩张。以内蒙科尔沁草原为例，50年代末沙化土地与草原相比已达20％。
沙漠化的加剧直接危害生活环境和农牧业发展。沙地在风力作用下形成沙尘暴，给人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障碍。风沙埋压农田、草场、房屋，阻塞道路、桥涵，淤积水库，填充水渠，破坏沙区各项设施，给当地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使沙区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被迫四处逃荒。在农牧业方面，沙漠化的危害更大。以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威武、张掖、酒泉三地区为例，解放前的耕地面积仅410万亩，却有200多万亩遭受风沙危害，土地生产能力下降。整个村庄被沙埋没的现象也不鲜见。沙区群众曾流传着“风沙撵人走，亩产二三斗。扛沙又挑沟，三种一不收”，以及“黄沙滚滚不见天，到处沙窝压良田”，“朝为庄园夕沙压，不知何处是我家”等心酸歌谣。河北省的正定、新乐等7个县有11万亩田地变成了沙地，而且沙子乘风飞到临近的地方埋压农田。1949年4月4日的一场风沙，新乐县19万亩的麦田和豌豆都遭到风沙的危害，减产达六成。新乐县黄家庄在十年里被风沙埋没了55口井，把1600亩水洼地变成了沙荒地
。当地百姓苦不堪言，迫切要求防风固沙。他们说：“谁要是把沙子制住了，我们就给他修个庙”
。
2.风沙直逼北京
我国北方地区气候干旱、沙漠众多，历史上就多有沙尘天气。古代的“雨土”“雨尘”“黄雾”“黄霾”“风霾”等，都是指扬沙或沙尘暴。《尔雅·释天》说：“风而雨土为霾”。班固《汉书》里也记载过沙尘暴：“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随着明清以来人口、土地矛盾的激化，成千上万的移民开始向内陆边疆地区迁徙，他们砍伐森林，开垦牧场，开荒种粮。而我国北部的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区气候干旱，土壤以沙土、沙壤土为主，极易沙化。所以明清以后土地沙漠化现象日益严重，沙尘天气日益频繁，北京成为了沙尘天气的重灾区。如明嘉靖二年（1523年）二月至四月间，“风霾大作，黄沙蔽天，行人多被压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通州雨红沙，昼晦，张灯火，自辰刻至明晚乃止，家家辇沙十数石”
。类似的记载在明清两代极为常见。
民国期间，关于北京沙尘天气的描述就更多了。例如鲁迅在日记中记载：“风挟沙而昙，日光作桂黄色”
。梁实秋在《北京的垃圾》中说：“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这是北平的传统形容词。北平的天气干燥，风大，路修得不好，所以灰尘太大。有时候，从蒙古沙漠那边吹过来的大风，卷起了北方戈壁的细沙，向南筛洒，能把半个天都涂成讣闻纸的颜色”
。老舍描绘的更详细，他写道：“在那年月，人们只知道砍树，不晓得栽树，慢慢的山成了秃山，地成了光地。从前，就连我们的小小的坟地上也有三五株柏树，可是到我父亲这一辈，这已经变为传说了。北边的秃山挡不住来自塞外的狂风，北京的城墙，虽然那么坚厚，也挡不住它。寒风，卷着黄沙，鬼哭神号地吹来，天昏地昏，日月无光。青天变成黄天，降落着黄沙”
。
京津冀地区的主要沙源在蒙古高原，最近的是浑善达克沙地。而北京与浑善达克沙地之间的森林及草原地带，自清末以来被广泛开垦，沙化现象严重。“一年开草场，二年打点粮，三年变沙梁”，就是当地人民描述土地沙化现象的俗语。以木兰围场及其北部的草原地区为例，木兰围场自清代同治年间以后逐渐开围放垦，到民国年间，原始森林被破坏殆尽，当地大片农田出现了沙化的现象；围场北部的草原地带也经历了类似的历程。自清末以来，清政府以“移民实边”的名义向内蒙古草原地区迁移了大批汉族农民。1902年清政府宣布“开放蒙荒”，1907年又将“口外十一县八旗荒地”全面放垦。进入中华民国，政府专门设立了“垦务总局”，负责原察哈尔地区草原地带的放垦事宜
。草原开垦后，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使土地迅速沙漠化。到解放初，围场及周边区域的风沙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每年春季都有一二十次沙尘暴，严重时白天在屋里都要点灯，人们外出一会儿弄得耳朵鼻子里都是沙土，迎风处种上的地都要把种子都刮出来，窝风田每年都有大片庄稼被掩埋。”
围场及周边的张承坝上地区，处于北京正北方。从海拔上看，这一区域属于蒙古高原的南缘，海拔在1000至1600米左右，比北京高出1000米以上。从距离上看，这一区域离北京直线距离仅200千米左右。这一地区沙漠化以后，南下的风沙在这里得到加强，所以袭击北京的风沙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建国初有关部门组织考察这一区域时，有专家就指出，如果风沙不在这里被阻拦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不出百年，北京城里三层以下楼房都要被黄沙吞没。从1951年至1960年，北京地区共测量记录到52次沙尘暴，平均每年5.2次
。20世纪50年代沙尘天气年均31.1天
。风沙成为了悬在北京头上的一柄利剑，时刻威胁着首都人民的生产生活。
影响北京的风沙，大致有三条路径。北路从二连浩特、浑善达克沙地西部、朱日和地区开始，经河北北部到达北京；西北路从内蒙古的阿拉善的中蒙边境、乌特拉、河西走廊等地区开始，经贺兰山地区、毛乌素沙地或乌兰布和沙漠等地，到达北京；西路从哈密或芒崖开始，经河西走廊，到达北京。从上述路径分析，内蒙古中部和河北地区的退化草场、撂荒耕地等水土流失及沙漠化现象严重的地区，是北京地区沙尘天气的重要沙源。沙尘天气或是从这一地区就地起沙，或是在这里得到加强。因此，治理这一地区不合理的土地利用带来的土地沙化及水土流失现象，搞好地表植被的营建和保护，加强以京津风沙源和水源为重点的治理和保护工作，就成为阻断沙尘来源、解决流沙逼近北京城，形成北京地区绿色生态屏障的主要途径。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的生态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由于历史原因，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森林覆盖率低，林木蓄积量少，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发生，一些地区甚至失去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这种条件下，植树造林、绿化国土、治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中国人民的福祉和新中国的未来。
1.注意水土保持工作
面对新中国成立初自然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对治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论述和决策。他们深刻认识到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的根源是植被被破坏、森林被砍伐，指出保护植被、造林绿化是做好水土保持和沙漠化治理工作的根本途径。例如毛泽东一再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时要注意水土流失问题。1955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了中共广东省台山县委写的《台山县田美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开荒生产的经验》一文后，写下这样的按语：“这是短距离的开荒，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必须注意水土保持工作，绝不可以因为开荒造成下游地区的水灾。”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对〈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中再次强调：“在垦荒的时候，必须同保持水土的规划相结合，避免水土流失的危险”
。毛泽东十分重视地方的水土保持规划工作，多次转批相关文件。1955年毛泽东为离山县的水土保持规划《依靠合作化开展大规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一文写了如下按语：“离山县委的这个水土保持规划，可以作黄河流域各县以及一切山区做同类规划的参考”
。同年他又转批了山西省阳高县大泉山村的水土保持经验，要求学习大泉山村的经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那么“整个华北西北以及一切有水土流失问题的地方，都可以照样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周恩来也一再指出，森林被破坏是水土流失的根本原因。1951年9月7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101次政务会议上指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两句话，就要写得适当才行，否则，靠山吃山，把树都砍光了，水灾就来了”
。1956年8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印度政府计划考察团代表时说：“我们的祖先没有注意，把许多山上的树木砍伐过多，以致形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因此现在要注意植树造林，以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为了治理水土流失，国家很快成立了专门的水土保持机构，整合农业、林业、水利、科研等部门的力量协同治理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需要采取耕作措施、林草措施和工程措施进行综合治理，这就有必要改变农、林、水等部门各自孤立进行水保工作的状态，加强它们之间的沟通、写作和紧密配合，统一规划，综合治理。所以，1955年10月，在国务院领导下，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会议。1956年5月国务院正式成立了水土保持委员会，由上述各部门的负责人参加组成，下设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此后根据中央的要求，全国水土保持工作任务较重的省、区先后建立了各级水土保持委员会或水土保持局等机构，推动了该项工作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水土保持科研机构也陆续建立，截至1957年，全国各地已先后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15个，工作推广站132个。1957年12月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国水土保持会议，提出“预防与治理兼顾，治理与养护并重，在依靠群众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集中治理。综合治理，沟坡兼治，治坡为主”的水土保持工作方针。
由于风沙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所以即便是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防风固沙的重要性。由于历史原因，河北省西部有老磁河、神道滩、沙河堤坡三大沙荒，总面积达53万亩，风沙灾害严重，当地群众饱受其害。1949年2月，华北人民政府在此设立了冀西沙荒造林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由林垦部领导）。该局与地方政府密切配合，将改造沙荒、造林防灾列为农业增产的措施之一。该局和地方政府抽调干部组成造林队，深入重点区、村，广泛宣传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好处，并组织群众开展造林运动。经过三年时间，植树造林20万亩，成为全国沙荒植树造林的先进典型
。1950年春，河北省人民政府农林厅派出造林工作队，在遭受风沙侵害严重的永定河下游地区，动员党员、团员带头，发动群众一季造林536万株。在西北榆林地区，政府成立了陕北防护林场，规划营造防沙林带。东北地区也开始营造西满防护林带，防风固沙。
在风沙危害严重的几个重点区域取得经验后，大规模的防风固沙工作开始纳入国家的议事日程。1958年，国务院成立治沙领导小组，并于同年在呼和浩特市召开西北和内蒙古六省（区）第一次治沙会议，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均参加会议。会议商议和部署了以北方地区为主的全国防沙治沙工作，提出了“向沙漠进军”的口号，并制定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全面规划、综合治理、因地制宜、因害设防，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普遍治理与重点治理相结合，改造沙漠与利用沙漠发展生产相结合，保护巩固已有植被和大力向沙地造林御草相结合”的治沙方针。自此之后，各地掀起了防沙治沙的高潮。
2.植树造林，绿化国土
水土流失和风沙灾害的根源是森林覆盖率低，所以植树造林、绿化国土，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百废待兴的困难条件下，面对严重恶化的自然环境，中国共产党人扛起了修复生态、植树造林的历史重任。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的政策规定。1950年2月28日至3月9日，林垦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林业工作会议，确定了“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林业建设方针。1950年5月16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全国林业工作的指示》，强调：“我国现存的森林面积约占领土5％，木材产量向感不足，对天然灾害之袭击无法保障。而大部分地区对森林的破坏和滥伐活动，迄未停止。我们当前林业工作的方针，应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其次在风沙水旱灾害严重的地区，只要有群众基础，并备种苗条件，应选择重点，发动群众，基酌土壤气候各种情形，有计划地进行造林，并大量采种育苗以备来年造林之用”
。据统计，1949—1952年，全国营造防护林88.8万公顷，占同期全国造林总面积的52％。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后国民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木材供应不足的矛盾开始出现。1953年9月30日，政务院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造林、育林、护林工作的指示》，再次指出：“我国现有森林面积过小，木材资源贫乏，因之，既不能满足国家长期建设的需要，又不能庇护广大土地，抵抗风沙灾害，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威胁”，明确要求：“在水土冲刷严重、风沙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的地方，应积极营造水源林和防护林；在水土条件较好林木生长迅速的地区，应大力培育用材林”
。
毛泽东一贯重视植树造林工作。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省、自治区党委《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中指示，要“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荒地荒山，在一切宅旁、村旁、路旁。水旁以及荒地上荒山上即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规格种起树来，实现绿化”
。这一指示，被列入1956年发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使我们祖国的河山全部绿化起来，要达到园林化，到处都很美丽，自然面貌要改变过来”
，“一切能够植树造林的地方都要努力植树造林，逐步绿化我们的国家，美化我国人民劳动、工作、学习和生活的环境”
。
为了治理水土流失、防风固沙以及培养用材林，1958年4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全国大规模造林的指示》，要求：“在着重依靠群众造林的同时，必须积极发展国营造林。除原有国营林场应加强外，还应该利用国有的和合作社无力经营的荒地荒山，组织下放人力，有计划地增建新的林场。国营林场应该以造林营林为主，同时适当结合多种经营（例如农林间作，经营林区、山区副业等），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国营林场必须大力改进经营管理，提高造林质量，逐步扩大营林范围。”
该《通知》还明确：“西北、华北是森林最少、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必须排除万难，大力造林”
。
塞罕坝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阻挡风沙南侵极为关键。自清朝同治年间开围放垦以来，塞罕坝周边的森林和草原被逐渐破坏。由于当地土壤以沙土、沙壤土为主，土层较薄，当地表植被被破坏后，土壤容易被雨水冲走，再加上风蚀等因素的影响，此地迅速沙化。在风力作用下，地表的流沙被吹到别的地方，形成大面积的流沙堆积，即沙丘。因为土壤最肥沃的部分是表层，所以随着土地的水土流失和风蚀现象越来越严重，也导致了土壤肥力大幅下降，因此土地产量很低。与此同时，部分耕地被流沙掩埋。当地农牧民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重复砍伐森林开垦草场——土地沙化——产量下降——转移的恶性循环。
围场县半截塔镇北部的羊鹿沟，曾经是木兰围场内的重要猎场，永安湃围和布都尔围等小围场都位于此地。这里曾遍布森林，动物繁多，但到清朝末年，山上的原始森林都已被砍伐殆尽，山沟的河道内积满了流沙，河边的农舍和耕地也都遍布黄沙。到建国初期，围场等县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沙尘天气频发，流沙淹没农田；河道平时干枯，下雨天立即暴涨并冲垮河岸，水旱灾害频繁。1962年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与河北省水利厅对围场县庙宫水库上游龙头山等4个大队做了调查。调查显示，1955年至1961年围场县全县水灾面积达19万亩；伊逊河围场镇段50年代河宽12米，到1962年河宽达129米。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剧，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使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地力逐年贫瘠，产量逐年下降。据所调查的4个大队，1957年实有耕地2.79万亩，到1960年减到2.49万亩，耕地减少约11％。粮食总产量下降24％。另据庙宫水库实测，从1960年5月至1962年5月，库内淤积泥沙838，6万立方米，相当于设计死库容的一半。当地群众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是：“山砍光了，沟冲长了，河变宽了，地种荒了”。
沙漠化严重
塞罕坝周边区域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现象，一方面导致了当地的贫困落后。“周围的农村备受生态环境恶化之苦，常常遭受风沙、霜冻、水灾的侵袭，收成不保，贫困至极。”
同时直接影响了京津地区的城市环境和水源质量。塞罕坝周边地区位于北京上游，是西北季风进入北京的主要风道，其海拔高度平均在1000—1600米，比北京高出1000米左右；这一地区是沙漠化严重的地区，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地，由于地势高，土壤差，土地干燥疏松，因此成为对北京危害最直接影响最严重的沙源地。到解放前，北京的风沙活动十分频繁，“在北京城郊甚至出现了流沙堆积”
。防风固沙，阻断侵袭北京的沙源已经刻不容缓。塞罕坝地区是滦河、辽河等河流的发源地和主要集水区。其中滦河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水源。这一地区水土流失，严重威胁了京津冀地区的水源安全。例如，伊逊河是滦河的重要支流。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伊逊河输沙量极大，对下游滦河流域的水源质量产生了重要影响，威胁了京津等地区的饮水、灌溉等。因此，为了保障京津地区的城市环境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在塞罕坝地区植树造林，治理沙漠化和水土流失，防风固沙，涵养水源，是势在必行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