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塞罕坝的历史变迁

在祖国的版图上，在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的接壤处，有一片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绿色林带，横亘在这一片狭长的地域上，这就是塞罕坝国家级森林保护区，总面积141万亩，距承德市区240公里，距北京460公里。

（一）塞罕坝的历史地理环境

“塞罕坝”是蒙语，意为“美丽的高岭”。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地质构造上，塞罕坝处于内蒙古地盾的南缘，属内蒙古台背斜的一部分。该区早在上古生代时期就已成为华北陆台的一部分，中生代晚期至新生代前的“燕山运动”使其缓慢抬升并显出雏形，古老的花岗岩、片麻岩、石英岩奠定了该区的岩层基础；在老第三纪，世界气候温暖，该区处在暖温带或亚热带笼罩下，发育着东北、华北暖温带—北亚热带常绿—落叶阔针叶林。新生代第三纪中期至晚期，“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使本区再次抬升，逐渐形成高原状态，该运动期间沿断裂线又有大量玄武岩溢出堆积，形成了现存的玄武岩台地；随着中国大陆大气环流形势的根本改变以及内蒙古高原的抬升，本区气候变得凉爽而干燥，植被也向温带、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和森林草原演化。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期间，本区岩层产生了许多微断裂，形成一系列的小型湖淖，从而奠定了该区高原湖淖的分布格局。

从地理环境上看，塞罕坝地处北纬42°02′至42°36′和东经116°51′至117°39′之间。本区地跨两个地理单位，是内蒙古高原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当地人将这种地形分别称为“坝上”和“坝下”。其中，坝上属于内蒙古高原东南缘的一部分，它既有高原的一般特征，又具有湖、淖、谷、甸较多，梁、峁、丘、滩齐备的特点，高程多在海拔1500米以上，最高点海拔达1936.6米；接坝山区是冀北山地、阴山山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交汇地带，高程约在海拔1000米至1500米，由于长期风化剥蚀、流水切割，山体浑圆并有较多谷地分布。本地区属于大陆性半干旱半湿润气候区，具有气温低（年均气温-1.3摄氏度），无霜期短（年均无霜期60天），降水较少（年均降水量450毫米），四季不分明（春秋短暂，冬长无夏）以及雨热同期、寒旱同季等特点。从水系上看，塞罕坝东部为辽河支流老哈河的发源地之一；西、南部是滦河支流伊逊河、小滦河的发源地。因为该地区高原山地兼备，森林草原并存，河流湖泊较多，所以区域生态环境复杂多样，生物多样性丰富。

（二）从皇家围场到千里黄沙

1.“木兰围场”的设立

塞罕坝及周边地区是华北地区森林的主要分布区之一，由于气候寒冷、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等原因，该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人烟稀少，因此保存了大片天然森林，动植物资源极其丰富。辽代时这里曾被辟为帝王避暑游猎之所。辽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平地松林”一词，据学者考证，“大体上是西以大兴安岭为限，东抵老哈河；南起围场县、喀喇沁旗、宁城县，北达巴林左旗、巴林右旗的北部，方圆在千里以上” 。由此可见，今天的塞罕坝地区，属于辽代所谓“平地松林”的南部。《中国历史地图集》将辽代“平地松林”的位置标注在今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的南北延伸地带，也囊括了今天的塞罕坝地区。以《辽史·帝王纪》中的记载统计，平地松林的名称出现了14次。《辽史·兴宗纪》载：“上猎马盂山，草木蒙密，恐猎者误射伤人，名耶律迪姑各书姓名于矢以志之。” 马盂山位于今天河北、内蒙古交界处的七老图山脉，塞罕坝即属于七老图山脉。《王沂公行程录》记载说：“正东望马云山（按即马盂山），山多禽兽、林木，国主多与此打围。” 该书同时记载了周边冀北山地南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 完全是一派森林密布，野兽出没的原始自然景观。

辽代的“平地松林”占地广阔，林木茂密，但很快遭到了破坏。金代后期，为了抵御蒙古人的入侵，在西部边境地区大修边壕堡垒。边壕堡垒的修建需要大量木材，驻军及家属的生产生活也需要木材，这些木材多是从“平地松林”取材的。元代修建宫室、明代修建长城也多从塞外森林取材，再加上边境战争使大量森林被焚毁，所以“平地松林”地区广阔的森林大幅缩减。至清代康熙年间，由于清政府面临着北方威胁，包括当时兼并蒙古大部分部落的准噶尔部，以及虎视眈眈的沙皇俄国，出于政治、军事考虑，清政府在森林保存状况较好的塞罕坝及周边区域设立了木兰围场。

木兰，在满语中是“哨鹿”之意，即用木哨模仿雌鹿求偶的叫声，来吸引雄鹿的到来，借机进行猎取。“国语（即满语）谓哨鹿曰木兰，围场为哨鹿所，故以得名。” 《钦定热河志》记载说：“哨鹿，以秋分前后为期……哨鹿择林壑神幽、兽群总萃之所……其哨以木为之，随机达变低昂，应声鹿即随至，上每发神枪殪之。” 中国古代曾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礼，是一年四季的田猎活动。清代的哨鹿，多在秋天举行，因此借古礼之名，又称作“木兰秋狝”。“木兰秋狝”是皇家狩猎行动，同时是重要的政治活动，所谓“习武绥远”。类似的活动在我国古代北方许多少数民族中沿袭已久。例如辽代皇帝有“四季捺钵制”，即辽帝四季外出游猎，会见南北面官，设行帐称“捺钵”。其中，“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虎……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碱鹿’，又名‘呼鹿’” 。辽代之后，金、元两代都有类似的围猎行动。清代圈定区域，设立围场，进行皇家狩猎，既是对辽、金、元旧制的继承，又有所创新。

清初，现围场县（1913年建县）境是喀喇沁、翁牛特蒙古诸部的游牧地。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蒙古诸部敬献的名义被划定为“木兰围场”。围场立木栅或植柳条为边界，直属理藩院管辖，清廷派八旗兵把守，并颁布“蒙古、民人不得阑入”的禁令。每年秋天，皇帝率领王公大臣，并召集北方少数民族首领等到此举行“木兰秋狝”大典。据统计，康熙、乾隆和嘉庆皇帝在140年里，先后到木兰围场秋狝92次。为便于围猎，根据动植物的分布或其他自然特点，“木兰围场”又划分为许多规模较小的围场（即猎区）。关于围场的数目，说法不一，有学者考证为六十九围 。这些小围场分别用蒙语或满语命名，如“图门索和图围场”（蒙语，意为灌木丛生的地方）、“额捋苏锡纳围场”（蒙语，意为有沙子的山地）、“沙勒当围场”（蒙语，射鹿的地方）、“扎克乌里雅苏台围场”（蒙语，附近有柳树的地方）等。有些名称一致沿用至今。

今天的塞罕坝地区是木兰围场的一部分。塞罕坝地区有“坝上”“坝下”之别。“坝上”“坝下”分别是当地人对地势高的高原地区和地势低的丘陵山地地区的称呼。“坝”又称“达坝”，是由蒙语“达巴汉”演变而来。“达巴汉”（也作“达巴罕”“打巴汉”），在蒙语中是指山岭。清代人对此多有记载，汪灏谓“打巴汉者，岭也” ，乾隆御制《热河考》注称“蒙古语……达巴汉者，岭也” 。《围场厅志》说：“达巴汉者，蒙语言岭也，后乃讹为大坝。” 所以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将“塞罕坝”视为蒙汉合璧语，只是以讹传讹，并不正确。

“塞罕”在蒙语中是“美丽”的意思，所以“塞罕坝”是“美丽的高岭”之意。这一名称的由来还与大兴安岭有关。木兰围场北部这一段的大兴安岭，蒙语称作“赛罕达巴汉”。乾隆年间编纂的《钦定热河志》所附的《围场图》上，在木兰围场的最北部，标有“海岱罕赛堪达巴汉”“镶黄旗赛堪达巴汉色钦卡伦”“达尔罕赛堪摩敦”等地名。这些地名中的“赛堪达巴汉”，又作“塞罕达巴汉”，都是指大兴安岭。《围场厅志》说：“塞罕坝、海拉堪山，均为兴安岭正干，特变异其名耳”，“达巴汉者，蒙古言岭也，后乃讹为大坝。今土人均为此山为塞罕坝，又谓大坝，以其山板高大也。亦有直谓兴安岭者” 。

2.木兰围场的自然环境

木兰围场设立之初，仍较好地保持着原始自然景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法国传教士张诚（P.Jean-Francois-Gerbillon）曾横穿木兰围场，经过今围场县塔镇、道坝子、龙头山等地。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沿途所见自然景观。他描述木兰围场“到处生长着小松林、桤木，及其它各种树木，有些山岭几乎全部为森林所覆盖” 。清人汪灏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随康熙皇帝到木兰围场参加秋狝。他在自己的著作《随銮纪恩》中描写了围场内的自然环境：“黄叶数十万株，交枝接干，无复罅隙，翘首望之，一派金光，目为之一夺。数万骑缘崖而上，恍如仙子行金云中，人马俱作黄色。” 他描写了围场内的参天大树：“沿岭麓皆落叶松，松叶短而劲”，“落叶松万株成林，望之仅如一线”；云杉“有未落者翠黛参天，为干松枝。横生如盘，一树十数层，近地一层枝最长，至巍渐小，有如浮图，约数十株”；油松“山背短树经霜久，叶尽黄明，惟山松数枝立异其间，不改翠色”。

木兰围场内茂密的森林植被，给大量野生动物提供了家园。围场内的野生动物以鹿、狍、羊、盘羊、虎、豹、狼、狐、熊、野猪、兔、野鸡、斑鸠、鹌鹑等为主。康熙、乾隆年间，每次木兰秋狝，都能获得大量猎物。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对侍卫说：“朕自幼至今，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矣。” 《随銮纪恩》中也有大量秋狝猎获猎物的记载，例如“驾返射得巨鹿十只”“是日得鹿尤多”“复下岭猎得巨鹿甚多”“皇太子猎得一虎归”“上射得石熊一只”“上所射野豕大如牛”“驾行七十里于途间射金钱豹一只”，等等。由此可见，木兰围场野生动物资源极其丰富。

3.木兰围场的开垦

持续140余年的大规模“秋狝”围猎活动，对木兰围场的动植物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木兰围场虽以哨鹿为名，但每次木兰秋狝是以围猎为主的。采用上千兵卒的多层包围圈，将野兽围困至谷中平地等特殊地形中，聚而猎之。这样一网打尽的围猎方式对动物资源的破坏极大。以乾隆四十一年（1876年）的木兰秋狝为例，捕杀的野生动物总量超过1000只。再加上动辄上万的随驾官兵，以及蒙古等部落的首领、官兵和其他各类人员，总人数就更加庞大。规模这样大的队伍在围场内扫荡，不仅各类动物被大规模猎杀，而且随行的牛马等牲畜也践踏、啃食了大量植物，再加上生活、取暖等消耗的植物资源，可以说每一次围猎都是对围场自然资源的严重破坏。这种破坏的结果到乾隆时期就已经显现。乾隆时期围场地区的大型动物虎、熊、野猪、鹿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乾隆十一年（1746年）就有官员奏报称“每围牲禽稀少，数围仅枪刺二虎” 。嘉庆时期围场的动植物资源情况进一步恶化。嘉庆七年（1802年）首次举行木兰秋狝时，“鹿只已属无多”。嘉庆八年（1803年）“遍历十围查看……鹿只甚觉寥寥”，不得不“姑允蒙古王公等所请，停止行围”。嘉庆九年（1804年），情况并未好转，“详查各围场鹿只甚少者四十余处”。因为无鹿可猎，只好“仍著停止”木兰秋狝。 嘉庆九年以后，清政府勉强进行了数次木兰秋狝，但围场的生态环境和动植物资源情况已全面恶化。

除大规模围猎外，清政府对木兰围场及附近森林的砍伐，也严重破坏了其自然环境。乾隆四十一年，“砍伐英图莫多图等围场木植共二十四万二千三百五十七件”，一部分用作承德避暑山庄及京城的建筑材料，另一部分则出售牟利 。嘉庆四年（1799年），因重修乾隆裕陵隆恩殿等陵寝建筑，清政府又在木兰围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砍伐。裕陵隆恩殿修建历时长达五年，耗用材料无数，再加上官员贪污成风，内外勾结，“任令匪徒逸入，私立寮铺，影射偷砍，运载出境牟利”，被发现时“其未运之木尚堆积路隅，不可胜数”，为掩盖罪责竟“将余木烧焚灭迹，竟系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长期的围猎、砍伐使得木兰围场的自然环境大大恶化。至道光年间，木兰秋狝正式被废止。这一方面是国力衰落，无心北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围场内的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秋狝已难以维持。虽然木兰秋狝被废止，但围场禁令仍在，百姓依然不能进入垦荒。由于清代后期内忧外患日益加剧，“国用日绌”，为缓解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有官员开始提议将木兰围场放围开垦。同治元年（1862年），顺天府尹蒋琦龄就在奏章《进中兴十二策疏》中建议，将“关东口外之闲田”授予旗民，“任其自耕” 。同治二年（1863年），经时任热河都统瑞麟奏请，清政府开始允许开垦围场的边缘地区，即“将围场四面边荒地八千余顷展出开垦”。瑞麟接旨后即设立裕课总局，协同管围官员招佃开垦 。此为木兰围场开围之始。

同治年间的开围放垦，基本限于围场边缘，主体部分即所谓“围座”，仍严禁开垦。光绪年间，为解决热河财政困难，经地方奏请，朝廷批准，木兰围场开围范围进一步扩大。

光绪三十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取得南满与内蒙古东部势力范围，经营甚急，且有南下之势。围场土地广阔，且与南满东蒙相毗邻，而且当时清政府正推行各项“新政”，也正需款。因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练兵处奏请开办围场屯垦事宜，“以拓利源而裕兵食”，既收“寓兵于农之效，又凑强本固圉之功”。光绪批准了这一奏请，下旨要求：“开垦围场各地，藉筹军饷，为寓兵于民之善策，著派袁世凯认真督办，所有该处地方事务，并归该督专辖，以一事权。”袁世凯接旨后，立即派人前去设立机构管理此事。由天津海关关库所存之铁路余款内拨银15万两，作为开办经费。围场的“屯垦木植”一事进展很快，刚满一年即“招垦荒地四千余顷，伐存木料十万余件，建造房屋二百余间” 。至此，这块昔日的皇家猎场禁地全部放垦。

木兰围场放围之后，人口迅速增加。据有关资料，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木兰围场所辖有人口37253人，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人口已增长至48869人。民国六年（1917年）人口则增至89106人，民国十六年（1927年）人口达116135人，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人口为247995人，1949年人口为228276人。 快速增加的人口主要是自外地来的开荒垦殖的农民，“近而关内，远而山东之民，褓负子来，荷锸云屯” 。垦荒人口的大量增加，使围场境内“可以耕种的地方，完全开尽” 。“谷地平地不必说，就在丘阜斜面，但凡可以耕种的，已都变成耕地” ，“虽然是三十度以上的倾斜地，也都耕遍，反而到了有害于土地的程度” 。木兰围场全面开放垦殖后，累计开发土地面积达130.3万亩 。

围场开放后，主管机构只知谋利，对森林的有序开发和保护等毫不关心，所以围场森林快速消失。“讵料主办其事者，只知索欵，对于森林保护、伐木手续，漠不关心，以致森林锐行退化。” 大规模开荒垦地及农民生活、取暖樵采，使得围场森林迅速消失。“当时放地，任人购买，对于森林，尚不经意，于是人烟渐有，然民购其地，即伐其林，因木不值钱，故官亦不课税，居民自由取伐盖房，并以成材作燃料，人民生活程度底（低），故移民围场者于以多，盖房与燃料，既同取之于森林，则移民愈多，森林亦愈少，概可知矣。厥后土地卖完，只余少数森林存在……由上观之，则三千方里之森林，经十余年之功夫，而昔日之荣荣者，今已濯濯矣。” 据时人统计，“林地所占之面积，于西历一千九百十年（清宣统二年）（即1910年）尚有三千方里，至西历一千九百十四年（民国三年）（即1914年）少至七百余方里，迨一千九百十六年（即民国五年）（即1916年），据木植局调查，仅一百方里。虽非确实，而其减少之速竟出人意外” 。

木兰围场放围的过程中，所先后设立的各类主管机构，如裕课局、垦务总局、木植局等，均有砍伐木料供政府所需或直接售卖的任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木植局便承办了清东陵之景陵大殿所需木材大料800余件，裕陵碑亭所需大料700余件，另外砍伐了一般木料10万余件用于出售。民国六年（1917年）撤销热河垦务总局改设围场县木植局后，其职能就是专司砍伐国有森林售卖木材，以及承办售卖林地事宜。主管机构除将质量较好的木材砍伐供给政府或对外出售外，残林或幼林都被砍下来用作烧炭。开荒的农户也会把地里的散生树木砍掉卖给炭窑。围场的烧炭业自开围之初便诞生了，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统计，围场县全县有烧炭户116户，年产炭3180吨，其原料消耗木材1万余立方米，折合活立木蓄积2万余立方米，毁林面积1万余亩。今天围场县境内有炭窑沟、老炭窑沟、西炭窑沟等地名，都是曾经兴旺的烧炭业的遗迹。

围场的开垦过程中，离不开放火烧荒。烧荒一方面可以烧掉灌木、杂草等，便于土地耕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土壤肥力。但烧荒往往会造成森林火灾。而且烧荒多在春秋等季节，在大风作用下，大火经常经月不灭。这对围场地区的林草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此外，当地气候寒冷，穷苦农户为了取暖，经常“连草木根蒂一齐掘出，为烧炕保温之用” 。由于围场开垦之初，粮食产量多，所以当地又诞生了酿酒业。据考证，光绪三十年（1904年）围场有酿酒的大烧锅15家，产白酒100余万斤；民国六年（1917年）围场县政府统计，全县有烧锅17家，产白酒78.82万斤。 这些烧锅消耗了大量燃料，除木材外，烧锅的主要燃料是价格低且耐烧的大树根，因此森林砍伐后留下的树根也被刨尽。总之，“因为树木采伐的结果，无山不秃” 。

森林的大量砍伐使得原来被植物覆盖的土地完全裸露，而由于木兰围场的土壤和气候特点，这导致了土壤的快速沙化。木兰围场位于我国湿润气候和干旱气候的过渡带上，在地质时期，受气候波动的影响，干旱区曾经多次向南扩展，并在围场县境内形成数条古沙带。清代初叶，正值降水丰沛的湿润期，植被良好，沙地多呈固定状态。清末以后，围场内的植被被大量破坏，加上降水量的减少，使清初比较轻微的沙化现象呈扩大的态势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围场已是满目疮痍，除锥子山附近的很小范围以外，已基本上无森林存在。围场境内可以到处见到“堆满黄沙的农地” 。

到新中国成立时，持续80余年时间的毁林毁草，已经使围场的生态环境全面恶化。大片土地沙化形成狭长沙带和大面积沙荒与无数流动沙丘。水土流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侵蚀沟和冲积扇。木兰围场建立之初，境内的河水以质清闻名。乾隆皇帝在木兰秋狝途中曾从伊逊河中取水烹茶，他称赞伊逊河水可以与北京玉泉山的泉水相媲美，“玉泉伊逊真巨擘，难为伯仲均天禀” 。至新中国成立，由于水土流失严重，伊逊河流域已经成为滦河的主要输沙支流。耕地面临着“山地雨水扒，平地沙石压，靠河床两岸，顺着水坍塌”的严重威胁。区域气候也变得更加极端，水旱风雹等灾害性气候不断。

由于乱砍滥伐、连年火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塞罕坝生态环境严重恶化，成为风沙肆虐、人迹罕至的荒原。

从地理位置上看，塞罕坝属木兰围场核心地带。围场生态退化，塞罕坝首当其冲。从生态学气候学等角度看，森林、蒸散、气候、沙漠有着紧密的内在关系。因为人为沙漠造成的森林大面积减少，首先引起陆相蒸散量的降低，进而使区域气候逐渐趋于干旱化，最终表现为沙漠的扩张 。塞罕坝北部是浑善达克沙地南缘。在森林被砍伐殆尽后，植被的防风固沙效果失去，北方沙尘因而随风南下，不仅加剧了塞罕坝区域的沙漠化现象，而且直接威胁到京津乃至整个华北地区。 RdO7xHxLvO2tWKfwe6ZSy13Rnm4vPNpjiXRAOmAMQiOBuIoLnQF0QjifS/kA9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