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铁人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

石油，按照业内人士的话来说，是存在于地下岩石孔隙中，由各种碳氢化合物与少量杂质组成的液态可燃矿物，石油被称作“黑色的金子”“工业的血脉”。古代中国是最早开发和利用石油的国家之一。可是近代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石油工业远远落在了西方国家之后。新中国成立初期，石油工业举步维艰，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一）打破“中国贫油论”的精神束缚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早在公元一二世纪，中国古代的先民就在陕北一带发现了石油及其可燃性。东汉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在其所著《汉书·地理志》中写道，“上郡”所属二十三县“高奴有洧水可然”，首次记载了我国陕北延长地区的石油使用。在秦汉之际，中国古代的先民在钻凿水井和盐井过程中，就发现了天然气的可燃现象，并形象地称这种井为“火井”。西汉文人扬雄在其《蜀都赋》中，把“火井”列为蜀都的一大名胜。这是今日所见到的关于我国天然气井的最早文字记载。宋朝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首次把这种天然矿物质称为“石油”。从那时起，“石油”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指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他试着用原油燃烧生成的煤烟制墨，“黑光如漆，松墨不及也”，并且预言：“此物后必大行于世”。

历史记载了中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骄傲，也记载了长期封建统治下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和中华民族靠“洋油”过日子的耻辱。当美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他们的本土和海外领地已经发展起规模庞大的现代石油工业的时候，我们还停留在古老的“淘油”阶段。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洋务官僚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参加的洋务运动中，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才开始出现。人们不会忘记，当大庆的原油还在地下沉睡的时候，中国近代石油工业史上只写着四个大字：中国贫油。“中国贫油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给我们造成了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有人曾这样描述中国缺油和“洋油”充斥的情景：“从大城市的街头巷尾到偏僻的村镇，到处是德士古的广告，马路边开设着亚细亚的加油站，油桶上贴着美孚公司的标签。”面对此情此景，地质学家李四光、潘钟祥、谢家荣、黄汲清等我国一批地质工作者，不为“洋人”的结论所束缚，从我国的地质情况出发，认真分析，闯出了一条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的新路。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在《现代评论》著文，对美孚的结论提出质疑：“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特别重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1953年，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询问中国天然石油远景时，李四光分析了石油形成和储存的地质条件，以其构造体系理论及新华夏构造带为依据，深信中国具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赞同李四光的看法。同年，谢家荣在《探矿基本知识与我国地下资源的发现》一书中指出：“从我国大地构造角度来预测探矿方向，华北、松辽两大盆地下面，都可能有石油蕴藏。”毛泽东主席指出：“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这代表着党中央的决心。当时，铁人王进喜就喊出了石油工人忧心如焚与无比坚定的心声：“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在外国人的地底下，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就没有油？”语言虽然朴实无华，却体现出了一种精神，一种不屈不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一种敢于把石油落后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的伟大民族精神。

（二）冲破美、苏的经济封锁和政治讹诈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一方面，美国从战后“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转而公开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即不承认中国、孤立中国、实行贸易禁运、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分离中国领土台湾，企图制造“两个中国”。另一方面，中苏关系从“蜜月时期”急转直下走向破裂，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造成我国国民经济严重损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推行“扶蒋反共”政策的美国政府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统治阶级出于“反共”的顽固本性和对失去中国不肯善罢甘休的态度，终于走上了一条遏制中国、孤立中国的道路。从深层次来看，美国最终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是战后美国推行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的必然结果。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和实质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其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就是把国民党政府当作“在亚洲唯一能够抵制苏联扩张”的支柱，最能体现美国的“在华利益”。然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使国民党政府失去了对美国的上述价值，而且在中国建立了与苏联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政府，这是美国最不愿面对的现实。虽然有一些头脑清醒的政治家认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应该调整对华政策，承认新中国，但是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美国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最终走上敌视中国的道路，推行遏制中国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毛泽东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于1949年12月访苏并在1950年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似乎使美国决策者关于“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的判断找到了根据。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苏维埃政权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附属国”，必须制定一系列相应的计划，积极推行对华遏制政策。几乎同时，为了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影响，毛泽东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据此，1950年上半年，新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如关闭美国在华宣传机构等措施，这更坚定了美国决策层一些人头脑中“中共是莫斯科夫‘仆从和工具’”的判断，为美国敌视中国政策找到了新的依据，而朝鲜战争的爆发最终促使美国推行对华全面敌视政策。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决策层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对中国是缺乏了解的，他们不懂得他们的对手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决心洗刷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凌和耻辱的仁人志士，因此他们的对华政策必然走上歧途。

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中关系处于尖锐对立，美国始终“保持对中国最大限度的压力”，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军事上遏制中国，经济上封锁中国，扼杀、颠覆社会主义的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同时，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破裂。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政府便宣布承认新中国。因此，中苏两国便正式建立起一种新关系，并迅速开展了广泛合作，双方关系进入了后来被称为“蜜月时期”的友好合作新阶段。在这个时期内，两国的国家利益基本一致，双方基本上都采取了相互支持、互谅互让、友好合作的政策，因而中苏关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合作中有竞争，蜜月中有裂痕和阴影。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我国政府，片面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止供应重要设备。当时在短短的一个月内，苏联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1390人，撕毁了343份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带走全部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使我国一些重大设计项目和科研成果被迫中断，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入生产，严重地破坏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加重了我国的经济困难，使我国国民经济受到了重大损失。在外援濒于断绝的情况下，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形势日趋严峻，许多汽车背上了煤气包，连部队执勤训练都因缺油而受到影响。朱德总司令曾忧心忡忡地说：“没有石油，飞机、大炮都不如一根打狗棍。”美国封锁，苏联断绝油品供应，妄图用石油来卡中国的脖子，面对这种严重局面，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铁人精神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体现了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民族精神，体现了一种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奋斗精神。

（三）新生人民共和国在磨难中砥砺前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国际社会中重大的历史事件，标志着中国已经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结束了帝国主义的控制，实现了国家民族的独立，结束了分裂割据、战争不断的混乱状态，开启了国家统一的新局面。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廉洁奉公，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广大人民群众结束了被奴役、被剥削、被压迫的历史，真正成为新社会、新制度、新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年轻的共和国充满着朝气和活力，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新鲜的政治空气，让人们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得到一次彻底的解放。困难重重，但那是前进中的困难；磨难重重，但那是充满希望的磨难，铁人精神同年轻的共和国的磨难一起生发。

1953年，中国开始了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五年计划，石油工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当时，石油工业在国民经济中还是最薄弱的一个环节。1952年石油产品的产量，大体上只能满足国家需要的25％，而且石油资源情况还不是很清楚，这同国民经济建设对石油的急需成为一对突出的矛盾。1953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征询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意见。毛泽东说，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李四光表示，他深信在中国辽阔的领域，天然石油的贮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地质勘探工作。国家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认为天然石油的潜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只是勘探周期较长，投资较多。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长远地、根本地解决石油问题，只有大量地开发天然石油才有可能。但当时人造石油的资源比较现实，见效较快，是短期增加原油生产的重要途径。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我国的石油工业的产量很低，同需要的程度相差很远，我们必须努力地去找寻更多的石油资源和研究发展人造石油工业的办法，以便扩大石油工业的建设规模。

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导方针，大力加强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国务院于1954年12月决定，从1955年起，除由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继续负责石油的勘探、开发外，还由地质部、中国科学院分别承担石油资源的普查和科学研究工作。1955年7月，国家成立石油工业部，由李聚奎任部长，全面加强石油工业的生产建设工作。从此，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较大规模的石油勘探开发建设工作开始了。根据国家确定的方针，石油工业部把发展天然石油放在首要地位。从1953—1959年，用于天然石油建设的资金，在石油工业建设总资金的比重达71％，天然石油的勘探和开发相继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特别是通过对新疆准噶尔盆地的勘探，发现了克拉玛依油田，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石油勘探史上的第一个突破，克拉玛依油田也成为新中国开发建设的第一个较大的油田。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困难时期，即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其他如畜牧业生产也大幅下降。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共损失约1200亿元。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大幅滑坡，“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左”的错误，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和苏联的背信弃义，我国的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当时，虽然经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艰苦奋斗，石油地质勘探也打开了一些局面，但是石油工业落后的情况还没有根本改变。首先，石油产品产量低，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的销售量为504.9万吨，其中自产的仅205万吨，自给率为40.6％。为解决国内需要不得不耗用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即使如此，油品的供应情况仍然十分紧张。民用油中数量最大的煤油和柴油，商业部门年底库存量1959年比上年分别下降15％和24％，1960年比上年又下降38％和23％，高级的航空燃料则全部依赖进口。其次，石油工业的布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不相适应。作为石油工业基础的石油资源，偏蕴于西北。1959年，98％的原油产量和61.7％的原油加工能力在陕西、甘肃、青海、新疆等省区，而90％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生产和消费的布局极不协调。最后，国家对石油工业发展的投资少。1960年国家给石油工业的投资只有10亿元，1961年又减少了52％。总之，当时石油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从整体上说是缺少足够的后备储量，原油生产的增长受到制约。要想摆脱被动局面，适应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从勘探上取得重大突破，尽快找到新的大油田，并且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这样才能突破石油制约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