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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研究，是对文学做系统、纵向的梳理，并建立起知识谱系的一种重要的途径和方式。文学史的撰写，也是文学研究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层面的一种显著标志。“文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或学术撰述的方式，欧洲人搞得最早，19世纪的日本人随后，20世纪初的中国人又随后。就日本文学史而言，明治时期出现了“国文学”和“国文学史”的概念，随后，各种各样的“国文学史”“日本文学史”的著作陆续出现，最早的是三上参次、高津锹三郎于1890年出版的《日本文学史》，随后，例如芳贺矢一的《国文学史十讲》、五十岚力的《新国文学史》、芝野六助的《日本文学史》、服部嘉香的《日本文学发达略史》、铃木畅幸的《新修国文学史》、津田左右吉的《表现在文学上的国民思想研究》、土居光知的《文学述说》、本间久雄的《明治文学史》、吉田精一的《明治大正文学史》和《现代日本文学史》、久松潜一的《日本文学评论史》、加藤周一的《日本文学史序说》、小田切秀雄的《日本现代文学史》、平野谦的《日本文坛史》等，通史、断代史、专题史，单行本、多卷本等各种形式，丰富多彩，迄今日本文学史类著作（包括教科书）多得难以准确统计，估计接近上千种，可以说，日本是一个“文学史大国”。这种情况为中国人系统了解日本文学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也对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学史的撰写与研究提供了参考。
中国人在晚清时代对日本文学就有所介绍，如黄遵宪在《日本国志》，梁启超在相关文章中，都谈到日本文学，但都是片断的，还没有出现日本文学史类的系统著述，也没有把当下的文学纳入文学史视野加以叙述。进入中华民国时代，这种情况渐渐有了改变。居于中国文坛领导地位的周作人，此前长期留日，学习日本文学，对日本文坛有着精细而又独到的观察和研究，并于1918年写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长文，在北京大学举办了讲座，这是中国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日本文学史述。从日本文学史的角度看，“近三十年”这样一个历史区间，实际上构成了以明治时期为中心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史、小说史的一个纲要。
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周作人用最为洗练的语言，对日本小说的历史渊源、对“近三十来”的日本小说的思潮流派和代表作家作品，都做了很中肯的概括和评述。他从物语文学说起，到江户时代的通俗小说、明治初年的旧小说、以二叶亭四迷为代表的“人生的艺术派”新小说，到尾崎红叶、幸田露伴的“艺术的艺术派”的砚友社小说，到自然派小说，非自然派的夏目漱石的“有余裕的文学”、森鸥外的“遣兴主义”，再到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的享乐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等以白桦派为中心的理想主义小说等，梳理了明治时代日本小说发展的基本脉络，涉及到了重要的作家作品。这样的综述性的文章直到今天看来，也仍然是很得要领的。将日本文学近三十年的最新动态梳理得如此清晰、如此到位，从文学史撰写的角度看，也实在很不容易。因为在当时，日本文学正在发展变化中，日本文坛和学界并没有写出像样的当代文学史之类的文字。虽然，此前日本文坛也有人梳理过明治时代的文学史，如评论家山路爱山（1864—1917年）曾发表过《明治文学史（序论、凡例）》（1893年）的文章，北村透谷发表过《明治文学管见——日本文学史骨》（1893年）的长文，但他们的评述都带着特定的思潮流派的印记，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的文学史论。相比而言，像周作人这样，站在日本文坛之外加以鸟瞰，对1918年之前三十年的日本小说的发展脉络做如此全面、客观、准确评述的，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这样的好文章在当时的日本也是不易得的。从文学评论的角度看，周作人往往在三句五句的评论文字中，就能把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的特点，在前后左右的比较中概括出来，例如说：“一样的主观的倾向，却又与〔幸田〕露伴不同的，有北村透谷的文学界一派。露伴的主观是主意的，透谷的主观是主情的。露伴对人生问题，不曾切实地感着，透谷感得十分痛切，甚至因此自尽”；又如说：“自然派说，凡是小说须触着人生；漱石说，不触着的，也是小说，也一样是文学，并且何必那样急迫，我们也可以缓缓地、从从容容地玩赏人生。譬如散步，自然派是急忙奔走，我们就缓步逍遥，同公园散步一般，也未尝不可。这就是余裕派意思的由来。”这样的结论，在百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切中肯綮的。
周作人讲日本文学史，之所以先从“近三十年”讲起，显然是与当时他本人及当时主流学术界的“为人生”的价值观所决定的。讲日本文学史，不是纯粹为求知而求知，而是要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走向提供一种借鉴和参照。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就是日本人的“创造的模拟”。日本文学古代受中国的影响，近代受西洋的影响，却“仍有自己特别的精神”，因为它善于学习模仿，“所以能生出许多独创的著作，造成二十世纪新的文学”，因而周作人认为，理清日本小说发达的经络，“同中国新小说界的情形来比较，也是一件颇有益有趣味的事”。这种意图，他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表述得非常明确，他指出：“中国讲新小说也二十多年了，算起来却毫无成绩，这是什么理由呢？据我来说，就只在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体现在翻译选题上，真正的世界名著不多，倒是译出了一些不值得模仿的东西，“因为译者本来也不是佩服他的长处所以译它，所以译这本书，便因为它有我的长处，因为他像我的缘故”，这样是不行的。周作人的结论是：必须“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一个榜样”。可见他是带着比较文学的自觉意识，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谈日本文学的。
此后的日本文学史，是在周作人的延长线上进行的。1929年，也就是在周作人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发表后的第十年，编辑家、作家谢六逸（1898—1945年）的专著《日本文学史》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日本文学通史，在中国的日本文学学术史上有重要位置。他在该书序言中，讲了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理由。他说：
近二十年来的日本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里获得了相当的地位。有许多著名作家的作品，曾有欧美作家的翻译介绍；我国近几年来的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受了日本文学的影响，日本作家的著作的译本，在国内日渐增多；德俄的大学，有的开设日本文学系，研究日本的语言与文学；法国的诗坛，曾一度受日本“俳谐”的影响。根据这些事实，日本文学，显然已被世人注意。
其次，欧洲近代文艺潮流激荡到东方，被日本文学全盘接受过去。如果要研究欧洲文艺潮流在东方各国的文学里曾发生如何的影响，那么，在印度文学里是寻不着的，在朝鲜文学里更不用说，在中国文学里也觉得困难，只有在日本文学里，可以得到这个的答案。
以上文字中，虽然，谢六逸所说的西方文艺潮流的影响在东方只有日本文学里可以找到，在印度、朝鲜乃至中国都找不到，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但是日本近代文学学习西方文艺思潮，无疑是最早、最全面、最有成效的。最为难得的是谢六逸所体现出的一种紧追世界文坛潮流的积极心态，这是一种有别于一直以来一些国人轻视日本文化与文学的自大心态，也有别于梁启超时代以“东学”为跳板快捷地接触西学的急功近利的心态，是较为纯粹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扎实态度。他在后文中还希望中国的学术能够赶上日本，中国的书店里书架上“能够增添许多研究日本文学的书籍，俨然与日本出版界的庞然的《支那文学史》《支那经济调查》等书遥遥争雄”，这种纯学问上的竞争与对等诉求，对于中国文坛而言，洵属可贵。
《日本文学史》分上、下两卷，上卷是古代文学史部分，分四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上古文学”；讲述奈良时代（含）之前的文学；第三章“中古文学”，讲述平安王朝时代近四百年间的文学；第四章“近古文学”，讲述镰仓时代、南北朝时代、室町时代近四百年间的文学。下卷包括第五章“近世文学”，讲述江户时代260多年的文学；第六章、第七章是“现代文学”（上、下），讲述明治时代、大正时代的文学。从章节结构的安排上看，日本传统文学占到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篇幅，也体现了作者通古鉴今，而不是厚今薄古的急功近利的态度。在文学时代的划分上，谢六逸针对中国读者的需要，没有采用日本学者最为通行的按朝代更替来安排章节结构的做法，而是直接采用在当时较为新颖的“古代”“中古”“近古”“近世”“现代”这样的断代法。这种断代法是从西方学者的世界历史著作中借鉴过来的，其好处就是将历史上的朝代更替、社会政治变动与文学性质的变化结合在一起。例如，中古时代的平安王朝文学，属于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文学，作者主要是贵族女性；“近古文学”即镰仓、室町时代的文学，是以武士阶级为主体的武士文学，以及因战乱而遁世的佛教文学；而近世文学即江户时代的文学，则是“平民文学”。对此，谢六逸在“绪论”部分做了明确的概括与说明。这种断代法最能揭示日本文学发展演变的连续性与时代性的特征，故而直到今天，仍为许多学者沿用。后来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文学史，也大都采用谢六逸的这种断代法。
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从细部来看，不仅在文学史断代上，而且在对作家作品的分析评述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作家作品论虽然较多地借鉴日本学者的通行看法，但取舍之间，要言不烦，能够将修史的客观与文学论的主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关于《源氏物语》，谢六逸是这样说的：
关于《源氏物语》里表现着的思想，有人说作者把佛教的教义具体化，写成这部长篇小说；有的人说寓有劝善惩恶主义在内，这两说都不恰当。有一位学者名叫本居宣长的，他说《源氏物语》是描写“人世的哀愁”（即“物哀”——引者注）的，是写出含着人生悲哀的人情的小说，即是一种人情的描写，此说颇得多数人的赞许。所以这部写实的长篇小说，不外是以人情为中心，以佛教思想为背景，而去描写平安时代的宫廷生活与贵族生活的著作。
对于《源氏物语》这样复杂的作品，谢六逸用了二三百字，便把各种观点摆出来，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谢六逸写作此书的年代，已经是左翼“革命文学”如火如荼的时候，用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作品，以政治意识形态倾向对作家作品做出价值判断，在当时已经开始蔓延。而谢六逸仍然坚持着纯学术的态度，不为时代主旋律所左右，从历史与文本出发，在尊重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判断，是难能可贵的。联系到半个世纪后，许多中国的《源氏物语》评论者却无视《源氏物语》特殊的文化背景，从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将这部作品说成是描写宫廷政治、反映社会历史的现实主义作品，认为这样说才与文学名著的定位相匹配。与谢六逸比较起来，时代的进退，见识的高下，不禁令人感慨。
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在日本文学翻译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在谢六逸《日本文学史》出版之前，除了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周作人翻译的俳句、短歌，以及《古事记》和《徒然草》等译作之外，古代文学名作严谨忠实的翻译不多。鉴于此，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的上卷，在相关章节中附录了他自译的日本古典文学的作品或作品片断，其中包括古代的歌谣、祝词、《古事记》选、《万叶集》和《古今集》中的和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竹取物语》《源氏物语》《宇津保物语》《枕草子》《今昔物语》《平家物语》等物语文学，还有两出狂言剧本。假如不将这些日本独特的文体加以示例性的翻译，仅仅靠解说是难以让读者加以体会的。因此文学史中附录译作这种做法，相当于是把后来的“文学史”加“作品选”两种样式结合在一起了，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创意。谢六逸的这些翻译显然承续了他所敬重和推崇的周作人的语言与翻译风格，使用俗语而俗中见雅，流畅中带有一丝涩味。例如他翻译的《万叶集》中的大伴家持的一首和歌——
我想念着的父母，
如果是花就好了，
——如果是花，
我在旅途上好捧着走。
译文应该说相当有味道。
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是一本不厚的小册子（全书十来万字），但却把从古至今的日本文学史讲述了一遍，该讲的作家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等都涉及到了。这种言简意赅、要言不烦的篇幅短小的微型文学史，是一种由博返约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写起来相当不易。直到今天，其学术价值和学术个性仍没有减弱。
《日本文学史》问世后，由于种种原因，几十年间中国没有出现“日本文学史”字样的书。在这期间，还是谢六逸于1940年出版了一本名为《日本之文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的小册子，在内容上是《日本文学史》的改编版。值得注意的是，在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胶着时期，谢六逸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一本书呢？谢六逸在“自序”中认为，在“烽火四起”的时候，决不可以像黄遵宪所批评的中国士大夫那样“好谈古义，足以自封，与外事不屑措意”。他援引了周作人在抗战爆发前夕发表的《谈日本文化书》（1936年）、《关于日本语》中的两段话，认为：“因为憎恶暴力，便抹杀一切，则凡学术的研究都无从进行了。周先生的公正意见，指示一条研究日本的路径。”又说：“再说到日本文学的研究，编者所取的态度，纯以客观的立场，就是既不夸张，也不贬抑。日本文学的原样是怎样，编者就还它一个怎样。因为，文学是人类共有的。日本的国民文学，原是世界文学的一环。这其间并没有什么民族的恩怨。这本书就是在这个观点上写成的。”这种态度，与谢六逸十多年前在《日本文学史》中的态度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学术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学术研究要有客观性，而不能受当下情势的左右。这种看法显然不是当时的主流看法和主流做法。要保持这一姿态，实际上也是很不容易的。谢六逸的卓然不群的姿态和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在谢六逸的《日本之文学》出版稍后，日本文学研究者尤炳圻在1943年至1944年间，于《艺文杂志》创刊号之后，连载了介绍日本文学史的系列文章，其中包括《日本上古文学》《日本中古文学》《日本近古文学》（以上连载《艺文杂志》第1卷各期，1943年）、《日本近古文学》《日本文学讲话》《日本近世的狂歌和川柳》《日本的近世小说》《日本近代的戏曲》（以上连载《艺文杂志》第2卷各期，1944年），形成了自己的日本文学史的雏形。但时值日本战败投降前夕，由于种种原因，尤炳圻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未能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