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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有一百多年学术传统，大体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由文学评论到文学研究、由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由追求功用或实用价值到追求非实用的纯学术价值乃至审美价值的发展演变历程。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对我国的社会政治思潮、文学文化革新等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形成了四代研究群体，在文学史综合研究、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万叶集》及和歌、俳句研究、《源氏物语》等古典散文叙事文学研究、能乐等戏剧文学研究、汉诗文研究、现代文学研究、文论与美学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史乃至整个学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知识与思想两个方面，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也为今天该领域的学术史撰写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评论与研究，从晚清时代算起，到今天（2012年）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据《20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2007年）一书所附《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译本目录》统计，到2010年为止的一百多年间，中国翻译出版的日本文学单行本已达2500多种，日本文学译本的数量在各国文学译本中位居第五。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三十年多间，我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又据《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等工具书统计，六十年间，有关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的文章约两千篇，有关研究专著（含论文集，不含教科书）约有250部，由此可见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相当显著的规模，有了厚重的成果积累。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对日本和歌等传统文学样式的介绍。梁启超等对日本政治小说的翻译与评论，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肇始。此后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都与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进程与时代要求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化时期到1940年代，周作人、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巴金、韩侍桁等，对日本文学关注的幅度大有扩展，但除个别成果外，总体上还属于“评论”的范畴。虽然时有深刻的见解、透彻的分析，但大多属于主观印象性的论说与评价，与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还有距离。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虽然较为全面系统，但主要也是着眼于介绍，在文学史料、文学史观上多从日本人那里借鉴而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战时日本文坛的动态与走向的密切关注、对日本军国主义文学的批判，成为整个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有关出版部门将日本古典文学名著《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平家物语》《今昔物语集》等古典名著以及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岛崎藤村、樋口一叶、石川啄木等近现代作家作品列入出版计划，标志着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超越了此前的商业化或功利化的考量，而以纯学术价值作为主要考量标准。此时期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源头——《古事记》的翻译，标志着日本文学“研究”的真正展开。周作人在翻译中对《古事记》做了大量注释考证（出版时大部分被编辑删除），是翻译与研究结合的范例。可惜在这几种名著的翻译尚未结束或尚未出版的时候，一场政治运动爆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将十几年前启动的工作接续下去。总体看来，这一历史时期是日本文学研究的准备期，基本上属于“日本文学评论”的范畴。
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在“中日友好”的大氛围下，中国出现了长达十年的“日本文学热”。从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到当代川端康成，从严肃的纯文学到推理小说等大众文学，大规模的译介全面展开，每年都有五十篇以上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发表问世，还出现了“日本文学研究会”“东方文学研究会”这样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出版了专业的《日本文学》杂志（1984—1988年）。到1992年后，由于中国加入了世界版权公约和伯尔尼版权公约，受版权许可的制约，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明显减少，但日本文学的评论研究的规模与水平却在1980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和提高。此时期中国各大学进入了大张旗鼓的“学科建设”时期，重要的大学的外语系都设立了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也有不少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设立了日本文学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向，并逐渐形成了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的人才培养制度。到2012年，全国有460多所本科大学、200多所专科大学，亦即中国约三分之二的大学，都设立了日本语言文化或日本语言文学专业，专业教师约9000人，各校中文系从事东方文学、日本文学教学研究的教师也有数百人，再加上原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的日本文学的教学、研究人员的队伍规模也较为可观。在除英语之外的“非通用语种”中，日语及日本语言文化的规模位居第一。这是由日本作为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所决定的，也是由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重要性所决定的。尽管在进入21世纪后，各大学的外语学院的日语专业在学科建设中，为了强调实用价值，原来清一色的“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大都去掉了“文学”二字，而分解为语言、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翻译等不同专业。但无论如何，要学习日本语言，必然要学习作为语言之艺术的日本文学；要了解日本，必然要了解集中体现日本精神文化的日本文学。一个研究日本政治或日本经济的人，若丝毫不关心日本文学，那他对日本人及日本文化能否有深度了解，是令人怀疑的。事实上，绝大多数大学日语专业都一直开设着日本文学的课程，至少几十所名牌大学的文学院（中文系）在外国文学史课程中，都教授东方文学特别是日本文学。还有不少人到日本留学，学习日本文学。这些都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奠定了学科体制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综观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历史，积累已经很丰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按学术领域的不同，这些成就可以划分为如下八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日本文学史的综合研究。周作人1918年的长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是站在中国人及中国文学的角度，对明治维新后日本小说所做的考察与评论，目的是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开中国人日本现代文学史研究之先河。十年后出版的谢六逸的《日本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从古代到现代的日本文学通史，首次对日本文学发展史做出了系统纵向的把握。谢六逸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由于历史的和学术上的原因，日本文学史的著述几乎处于空白状态。1987年出版的吕元明著《日本文学史》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用汉文撰写出版的、有中国学者立场和观点的日本文学通史。1990年代后，陆续出现了一批各具特点、各有用途的新的日本文学史教材类著作。其中，叶渭渠的《日本文学思潮史》作为从思潮角度撰写的日本文学通史，具有显著的学术个性；叶渭渠、唐月梅合著四卷本《日本文学史》则是集大成之作，综合各家之长，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代表了20世纪末期之前我国日本文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二个方面是《万叶集》及和歌、俳句的研究。和歌、俳句是日本古典诗歌的典范性样式，也是日本人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要把和歌、俳句置于汉语文化的平台或语境中加以研究，首先就有赖于和歌、俳句的汉译。和歌、俳句的汉译及关于汉译方法的争鸣讨论本身，也是中国和歌、俳句研究的独特形态。周作人、钱稻孙、杨烈、林林、李芒、赵乐甡、金伟、吴彦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为和歌、俳句的汉译和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俳句翻译及格律模仿中诞生的“汉俳”成为中国当代新型小诗体，丰富了中国诗歌体式，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歌、俳句无论在内容表现，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与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王晓平等中国学者的和歌、俳句研究，在选题上也大都从中日文学关系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中国立场和中国文化的优势，在借鉴吸收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在日本和歌史、俳句史的研究上，郑民钦的《日本民族诗歌史》等著作最有代表性。
第三个方面是《源氏物语》等古典散文叙事文学研究。所谓日本古典散文叙事文学，是指用古日语写作的古代王朝物语、中世战记物语、“说话”及近世各体市井小说等。对中国而言，这些作品因语言文化的阻隔大，翻译难度也很大，因而翻译既是研究的基础，其本身也是一种研究。丰子恺、林文月等对《源氏物语》等贵族文学的翻译，周作人等对古代神话的翻译，周作人、申非、王新禧等对《平家物语》的翻译，金伟、吴彦对《今昔物语集》等民间说话的翻译，周作人、钱稻孙、李树果等对江户市井小说的译介与研究，都为相关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为相关的研究做出了贡献。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学者对日本古代散文文学都做了不同角度的评论与研究。其中，对《源氏物语》的评论研究在中国已颇具规模，经历了从主观性的评论到力图贴近日本原典文化的解读与研究的过程，站在中国文化和比较文学的立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源学”。
第四个方面是戏剧文学研究。日本戏剧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中国对日本戏剧的翻译介绍，多从“戏剧文学”的立场进行。周作人、钱稻孙、刘振瀛、申非、麻国钧、王冬兰等对日本古典戏剧及戏剧理论的译介，填补了文学翻译与戏剧文学翻译的空白，奠定了中国的日本戏剧研究的基础。王爱民、崔亚南的《日本戏剧概要》、唐月梅的《日本戏剧史》以及能乐、歌舞伎、狂言等剧种的评介专著，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知识空白。在此基础上的日本戏剧文学研究，一方面注重对日本戏剧文化、审美心理的体察与理解，一方面站在比较戏剧的立场上，研究中日戏剧文学关系与交流，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
第五个方面是日本汉学及日本汉诗文研究。汉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汉学中包含了日本的汉文学研究。中国学者对日本汉学的研究，也包含着对日本学者的汉文学研究的研究。在这方面，严绍璗的《日本的中国学家》《日本中国学史稿》关于“日本中国学”的研究成果首开风气、奠定了基础，李庆的五卷本《日本汉学史》集其大成。19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对日本以汉诗为主，包括汉文及汉语小说在内的汉文学展开了研究，陆续出现了马歌东的《日本汉诗溯源比较研究》、王晓平的《日本诗经学史》等力作。宋再新、肖瑞锋、高文汉、严明、张石、孙虎堂、马骏、陈福康等研究者也各有特色。从作品分类整理、注释赏析，到对相关作品进行个案研究；从中日的比较研究及关系研究，到综合性的专题研究，还有文体学、语言学等不同层面上的研究，更有大规模的日本汉文学史著作问世，解决了文献学、诗学、比较文学层面上的许多问题。
第六个方面是日本现代文学研究。所谓“日本现代文学”，在时段上包括了从1868年开始的明治时代，到当下2010年代的140多年间的文学，包括了中国读者习惯上所说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从历史上看，这一段文学史的时间虽不太长，但处在从传统文学到现代文学转型、更新，到逐步融入世界文学这一重要的历史时期，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从20世纪初期开始，中国文坛就对日本现代文学予以关注，并加以翻译、介绍、评论。相对于日本古代文学，对中国人而言，日本现代文学在语言上的阻隔度、阅读翻译的难度相对要小一些，加之没有太长的时间距离和历史沉淀，故而中国关于日本现代文学的译介更多地着眼于创作或理论上的借鉴与阅读鉴赏，大多属于“文学评论”“作家作品论”的范畴，学术价值不高。到了1980年代，特别是1990年代后，才逐渐由“评论”发展到“研究”，并在一些研究领域（如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文学现象的研究等）具有自己的立场和特色。出现了吕元明的《被遗忘的在华日本反战文学》、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唐月梅的《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周阅的《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以东方文化为中心》、林少华的《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等重要成果。
第七个方面是日本文论研究。日本文论是日本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日本文论译介与研究也是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研究难度大，又是研究深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对日本文论的译介最早集中在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中期对日本现代左翼文论、通俗文论的译介，主要目的是为新兴文学的理论建设提供参照。1990年代后，日本古典文论的翻译陆续展开，王晓平承担了《东方文论选》中日本文论的翻译，王向远的《日本古典文论选译》（古代卷、近代卷）和《审美日本系列》（四卷），大规模地系统译介日本文论、美学原典，并围绕“物哀”“幽玄”“寂”“意气”等日本传统审美范畴展开研究。古代文论方面蒋春红的《近世日本国学思想——以本居宣长为中心》、祁晓明的《江户时期的日本诗话》，现代文论方面李强的《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等著作，都富有创意。
第八个方面是中日文学关系史研究。这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重要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它包括“交流史”和“关系史”两个方面。“交流史”指的事实上的文学交流，需要运用文献学的方法，实证、考证的历史学方法加以研究；“关系史”则更侧重两国文学的平行的比较研究，寻求两国文学精神上的关联与异同关系。中国的相关研究始于1930年代的周作人，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1980年代后开始的，到1990年代之后的二十几年间得以深入展开。严绍璗的《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稿》、王晓平的《近代中日文学交流史稿》和《佛典·志怪·物语》、王向远的《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日本文学汉译史》和《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等著作，填补了中日古代、近代、现代文学关系研究的空白。由于中国学者在史料运用，特别是理论辨析能力方面占有明显优势，能够较大程度地超越日本人的先行研究而后来居上，使该领域成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中成果最多、学术品质最高的领域，在中国的中外比较文学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上述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稳定的知识群体。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年来，至少形成了四代研究梯队。对此，刘振生教授在《鲜活与枯寂——日本近现代文学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一书第218页中，列出了三个梯队，如下：
第一梯队：郭沫若、巴金、周作人、丁玲
第二梯队：陈喜儒、文洁若、叶渭渠、李德纯、刘振瀛、李芒、林林、吕元明、王长新、李树果、唐月梅、谷学谦、高慧勤、金中、刘柏青、于雷、刘德有、吴树文、赵乐甡、李明非、孙利人
第三梯队：谭晶华、宿久高、于长敏、孟庆枢、徐冰、陈岩、修刚、高文汉、王向远、林少华、张福贵、靳丛林、刘利国、张龙妹、于荣胜、林岚、王若茜、刘光宇、王中忱。
这三个梯队的划分大体符合实际，但也有忽略和遗漏，例如第一梯队中应该有谢六逸、韩侍桁；第二梯队中应列入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名家严绍璗、王晓平，还应有杨烈、何乃英、郑民钦、彭恩华、陈德文、马兴国、郭来舜、马歌东等重要学者；在第三梯队中，还应有王敏、王勇、王志松、王琢、马骏、刘立善、许金龙、李强、李俄宪、陈多友、陈春香、张哲俊、张石、佟君、宋再新、肖霞、赵京华、徐东日、姚继中、施小炜、彭修银、阎小妹、董炳月、曹志明、魏大海等研究者。可以看出，第一梯队主要活跃于1980年代之前，除周作人外，其他人对日本文学只是偶有涉猎；从第二梯队开始，即从1980年代后开始，大多是主要从事相关研究的专业人士，两代研究者经历了从非专业化到专业化的转变。进入21世纪后的十多年来，现年四十岁左右的第四代研究者也已经形成，如钱婉约、关立丹、柴红梅、周阅、蔡春华、刘研、卢茂君、杨炳菁、翁家慧、郭勇、王昇远等，其研究实绩也日益显著。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是现代中国的外国文学学术史，乃至整个学术文化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改良和文学革命的时代，在“红色三十年代”，在侵华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文学的译介、评论和研究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的功能。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文学译介、评论与研究的影响与作用更为显著。除了“文革”高峰时期的几年外，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评论关注于日本民间的、反体制的战后民主主义文学，成为一般读者了解日本的重要途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两国领导人倡导“中日友好”的大背景下，使得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日本文学艺术，得以借助电影这一媒介，先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作品而捷足先登，传入中国，并在197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受众中产生了令今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反响。例如，根据女作家山崎朋子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望乡》，在中国各地放映后，成为各地街谈巷议的话题。日本文学及电影中所表现的人性人情，乃至长期成为禁忌的两性主题，对习惯于接受主题思想、政治说教的读者受众而言，是一种巨大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为1980年后的思想解放运动铺垫了感性基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体现在“知识”与“思想”两个方面。换言之，我国日本文学研究对中国的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一是对知识的贡献，二是对思想的贡献。
先说知识上的贡献。我们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本文学，来源于日本文学的评论与研究。通过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我们不仅对古今日本文学在知识层面上有了系统全面的了解，同时也可以通过日本文学研究成果，深入了解和理解日本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日本人的国民性、民族文化心理、审美趣味等。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绝大多数是用汉语发表或出版的，从而实现了日本文学知识表述的汉语转换，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化角度的再书写。经转换和再书写的日本文学知识，与日本人在日语语境中的表述相比，后者已经加入了中国人的表述与理解。因此，中国学者所撰写的成熟的《日本文学史》、各种中日文学交流史、各种中日文学比较研究的著作，还有对作家作品的解读与批评等，固然依据的是日本原典，也吸收借鉴了日本人的研究成果，但其知识体系的建构、陈述的角度、解读的方法上，与日本学者都有明显的不同。这些知识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学者自己的创造或再创造。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之于中国的意义，还在于日本文学研究的成果，很大程度地影响着中国人关于日本的知识建构。从梁启超、到鲁迅、周作人，中国人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大多是从“文本文化”入手的，而日本文本文化的大部分，则是日本文学的文本。从日本文学文本入手，建构关于日本及日本人的知识系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的名著《菊与刀》，其主要的材料依据就是不同时期的日本文学作品。同样的，中国不同时期的日本研究者也清楚这一点。因而日本文学便成为几代中国人关于日本之知识的汲取来源。从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中积累起来的关于日本的知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了中国人的日本观。当然，日本文学很复杂，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文化，又突显着日本文学的阶层属性和时代属性，《古事记》中的“皇国”意识，《万叶集》以“诚”为本的质朴，《源氏物语》等王朝物语文学以“物哀”为基调的华丽装饰的人情主义，《平家物语》《太平记》等“战记物语”的忠、勇、风雅的武士精神，五山僧侣文学的汉文学化与日本式的“风流”，江户时代町人文学以身体审美为主导的“意气”及“粹”的审美趣味，近现代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在传统与西化、个性与社会之间的探索与苦斗，都从不同侧面呈现着不同的日本面貌。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两国的战争和平、远近亲疏的关系不同，对日本文学译介与研究的选题侧重的不同，所承载的知识侧面不同，读者的既定日本观及接受期待不同，这些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人日本观中的诸多困惑与矛盾。许多人在美的日本与丑的日本、樱花的日本与刀剑的日本、残暴的日本与人情的日本、彬彬有礼的日本与傲慢无礼的日本之间，困惑着、思考着。加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留有许多的盲点和空白点，对日知识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尚未充分形成。这种状况到了1980年代后逐渐得以解决。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的名作，尤其是第一流的代表性的名作，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对这些名作的不同角度的评论与研究文章已经有了相当的数量，对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近现代经典作家作品，我们不仅有了大量的文章论文，也有了若干的研究专著，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的学术特色；在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与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方面，我们的不少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超越了日本。总之，经过一百年努力，到2010年代，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知识系统，这对中国人的日本知识建构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尤其是中国读书人对日本的了解逐渐趋于全面，也趋于多元化。尽管一般民众关于日本的知识和日本观，仍不免受到媒体上铺天盖地、想象丰富的抗日影视剧的影响，但是要想获得对日本文化的深入了解，完全可以借助和参考中国学者的日本文学及日本文化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更为理性、更为可靠的知识与学术依据。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贡献也十分显著。这种思想上的贡献首先就是通过日本文学研究，对日本文学中所包含的独特的有普遍价值的思想加以阐发。日本文化与其他各国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就在于日本人的思想主要是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表现和传达的。如果说西方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哲学著作，印度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宗教圣典，中国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注经，那么似乎可以说，自古以来，日本人表述思想的主要方式是文学创作。日本人不擅长哲学的、理论的、逻辑上的思维与表述，却在感性思维上异常发达，因此，日本人在思想上的主要贡献体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感性思维、情感思维方面。而感性、情感思维一经模式化，便形成审美观念，乃至美学思想。换言之，日本人对世界思想宝库的最大贡献是审美思想。包含在日本文学中的这些美学思想十分丰富、十分独特。例如，《源氏物语》所蕴含的“物哀”美学，和歌、能乐中所蕴含的“幽玄”美学，俳谐中所蕴含的风雅之“寂”的美学，江户市井文学中所蕴含的“意气”及“粹”的美学，近代作家夏目漱石的“余裕”论与“则天去私”论，正冈子规等的“写生”论，长谷川天溪的“自我告白”与“自我静观”论，谷崎润一郎的“恶魔”之美与“阴翳”之美论，三岛由纪夫的“残酷之美”论，川端康成的“背德＝悲哀＝美”论，等等，都蕴含着新颖、独特而又深刻的美学思想乃至人生哲学。这些美学思想与审美的人生哲学，与西方美学、哲学思想在表述方式与内涵上有很大不同。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在日本作家作品及文论的研究中，对这些极有特色的审美思想做了评述与阐发，从感性学或美学的角度充实了我们的思想宝库。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对思想的贡献，更主要地体现在“文学思想”方面。日本文学译介、评论与研究，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文学观念的革新与转变、对中国文学评论方法与文学理论的建构，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借鉴、启发和推动作用。例如，中国近现代文学评论、文学研究、文学理论、文学思潮和运动的概念体系，大都是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与评论中首先使用并且逐渐流行开来的。例如，“革命/文学革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国学/国粹/国故”“民族文学/国民文学”“贵族文学/平民·民间·大众文学”；“东洋（方）文学/西洋（方）文学”“世界文学”“文学史”“翻译文学”“写实/写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浪漫主义”“审美/耽美”“悲剧/喜剧”“生命力”“余裕”“主观性/客观性”……。这些新名词、新概念，都是日本近代从西语中翻译过来的汉语词汇，陆续引进后，都成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及文学研究的基本概念而使用至今。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文学评论与研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例如，1980年代之后中国的持续多年的“川端康成热”，实际上主要是由研究家、评论家们促成的。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的、历史的原因，我国文学评论界独尊现实主义，习惯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看待文学现象。1980年代初期，研究和评论川端的一些文章，都把川端康成的作品看成是现实主义作品，用现实主义的“典型人物”论及“人物形象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川端康成作品中的人物，用所谓“主题思想”的概括来把握作品，用“反映社会本质”论来衡量作品的价值。但不久人们就发现对于描写日本式的感觉、情绪、日本式审美的川端康成而言，这样的评论是方凿圆枘的。因为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没有我们理解的“主题”或“主题思想”，没有西方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没有我们从其他作品中能够找到的各种“思想意义”，更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乃至社会批判，甚至最不讲“道德”。若用原先那种既定视野来读川端康成，简直读不懂。于是评论家和研究者调整视角，试图走进日本文化内部，从日本独特的审美文化入手，来理解和评价。可以说，日本文学研究者在川端康成评论与研究中所展示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不仅促进了中国读者阅读视角的转换，丰富了审美趣味，更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的转型与多元化，并使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批评、文化批评方法走向成熟。
此外，在审美的人生态度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推动方面，日本文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也很显见。例如，日本动漫及动漫文学这些年来对中国青少年影响极大，随之而来的动漫评论和动漫研究也相当丰富，虽然大都散见于电子媒体，难以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来看待，本书也没有把它们列入论述范围，但是动漫评论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相接，将日常生活与文学艺术相融，将文艺鉴赏批评与人生批评高度合一，或许预示了今后文学批评的一种前景。更为切实的例子是日本当代作家村上春树最近二十多年来在中国读者中的巨大影响。关于村上的评论与研究文章，每年都有十篇以上，仔细检点这些文章，就会发现林少华等对村上春树的评论研究，既是品评和研究作家作品，更是在品评和研究着乃至“推荐”着村上所描写、所提供的那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村上及其笔下的人物在熙熙攘攘的现代都市中对孤独的享受与把玩、对苦涩与无奈的咀嚼与反刍，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又有所追求、跃跃欲试，在高度封闭的蜗居式生活空间中如鱼得水，又在高度开放的都市人海中自由徜徉。这样的“小资”的审美的生活方式激发了年轻读者的体验与憧憬。而中国的村上文学研究者的那些得其要领的论文著作，不仅将村上的文学世界“解码”化，实际上也是对一种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阐发，从而一定程度地推动了一些年轻白领阶层、“小资”阶层的生活态度与审美趣味的养成，一定程度地影响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人生态度与生活趣味，塑造了他们的人生价值观。
综上，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已经有了上百年的悠久历史，形成了四代知识群体，大体上经历了由浅入深、由文学评论到文学研究、由追求功用或实用价值到追求非实用的纯学术价值乃至审美价值的发展演变历程。学术资源丰富、研究成果丰厚，研究人员的数量、成果的受众群体已有相当规模，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格局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现在要写出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条件已经成熟。
此前，对日本文学研究及中日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加以系统的评述的著作，已有几部相关著作出版。第一部是王向远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再版改题为《日本文学汉译史》），虽然该书涉及日本文学研究的许多内容，但因其研究的角度和重心是“翻译文学”，翻译史与研究史往往密不可分，但翻译史与研究史也有区别，在翻译史的框架内，对日本文学研究的评述难以深入展开。第二部著作是王向远著《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该书有一半篇幅涉及到日本文学研究的内容，但其研究的框架与平台是“东方文学”，侧重区域史的整体性，而且时间截止到20世纪末。王向远著《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等书，对作为日本文学研究史之组成部分的中日比较文学有专章评述。谭晶华主编的《日本文学研究：历史足迹与学术现状——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周年纪念文集》（译林出版社2010年），以日本文学研究会三十年的活动历程为中心，收录了47篇文章。其中，谭晶华的《回眸与见证——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吕元明的《日本文学研究会建立时日的回想》、刘春英的《〈日本文学〉杂志创刊始末》以及文洁若、陈喜儒、李长声的回忆、总结性文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外，还有王升远的《周作人与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之建立——教育史与学术史的视角》（《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7期），张龙妹、王成、王志松、王升远等撰写的评论日本作家（包括紫式部、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厨川白村等）在中国翻译与研究状况的单篇文章，以及对某年度的中国日本文学研究加以概述的文章。但是，迄今为止，以“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作为时间范围，乃至上溯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多世纪，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系统、深入的评述与总结的著作，还是一个空白。
学术史的写法和其他历史著作的写法根本上相通，都要求科学合理的架构、丰富充实的史料、敏锐深刻的史识、客观公正的立场、包容百家的心胸。写史又不同于文献目录的编纂，在既定的框架结构与叙述流程中，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对所有文献都全面罗列和提及，而必须有取有舍、有详有略。除此之外，具体的学术史也有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要求。我曾在《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一书“前言”及《我如何写作〈中国比较文学二十年〉》（《山西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写学术史要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是正确看待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学术性身份之间的关系。学术活动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一切学术活动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服务于学术研究，是为了多出成果、出好成果。评价一个学者必须坚持“学术成果本位”的原则，以他的学术成果为主要依据。第二是正确认识学术成果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评价一个人的学术贡献和地位，既有软性的标准，也有一个硬性的标准。硬性标准就是他的学术成果的数量。数量多未必质量好，但很高的学术水平往往要从大量的学术成果中体现出来，从根本上说，没有数量，质量无从谈起。从学术史上看，几乎所有学术大家，都是著作等身的。对人文学科而言，若学术成果数量太少，就无法形成系统的学术思想，无法体现出一个学者学术研究上的体系性、广度和深度。第三是处理好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形式——论著与论文的关系。人文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以论文为首要的成果形式，人文科学却要著书立说。论文常常是研究的阶段性表现，单篇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最终会体现在专著中。比起单篇论文来，专著（包括专题论文集）更能集中地体现其研究的实绩与水平，因而以专著为主要依据来评述其学术成绩，是可行的、可靠的。以上三点看法是十多年前提出的，但至今仍没有改变。
上述的三种关系的处理是人文学术史都要共同面对的。除此以外，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的撰写还要处理好“翻译史”与“研究史”的关系、区分“评论”与“研究”两种形态的关系、辨析“借鉴”与“创新”的不同，这都是日本文学研究史撰写的关键环节。
首先是“日本文学翻译”与“日本文学研究”的关系。
没有翻译，就不能将外国文学置于中国语言文化的平台和语境中加以观照。就外国文学研究而言，翻译是研究的基础。说翻译是研究的基础是因为，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相当一部分研究者是根据译本而不是根据原作来研究的。之所以根据译本来研究，是因为历史和语言上的原因，原作的阅读已经变得很困难。例如，日本的《源氏物语》，连日本的许多研究者都是通过现代语译本阅读和研究的，只有在涉及语言学问题时，有些研究者才拿原作来对照。同样的，中国的《源氏物语》研究者，大多是通过中译本来研究的，到涉及原文语言问题的时候便参考原文。这种情况不只是存在于日本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广泛存在于日本当代文学研究中。例如，已出版的有关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村上春树的博士论文，引用原作时几乎全都使用译本，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大都列出译本。这种做法在一些“语言原教旨主义”的人看来是不可以的、不可取的，但实际上这不光是日本文学研究，也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乃至外国哲学、美学研究的通常做法。例如研究马克思，根据中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研究黑格尔、康德，依据的也是中文版译本。只要不涉及具体的语言学上的问题，根据译本来研究是可行的、可靠的。但重要的是所选择的译本本身的质量一定要高，要依据名家名译才行。通常，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无论外文水平多么高，他读原文的时候对原文的理解，其准确性超过翻译家译作的，恐怕极为少见。哪怕是外文再好的研究者，如果完全无视译文的存在，不去参考译文，恐怕也要走不少弯路。更何况，如果从“翻译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则译本就不仅仅起参考作用，而且还是研究对象本身。这样看来，日本文学翻译是日本文学研究的基础。特别是对日本古典文学而言，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研究形式，因为日本古语古奥难懂，翻译家在翻译时困难和阻隔很大，同时涉及大量典故出典、概念难词等的注释问题，这些都是古典作品研究的重要环节。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文学研究史，应该包括日本翻译史在内，特别是应该包括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史。事实上，许多翻译家同时也是研究家（学者），或者说，在亲手翻译的基础上所做的研究，是较为可靠的、有权威的。在日本文学学术史上，周作人、刘振瀛、李芒、叶渭渠、唐月梅等，都是翻译家与研究家兼于一身的。他们的翻译活动与研究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谈研究家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必然涉及他的翻译。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史与文学研究史是难以截然区分的。但是，另一方面，严格说来，“翻译文学史”和“学术研究史”的立场、角度和方法又有显著区别，分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史关注的是原作—译作之间的转换，要有语言学立场上的对与错的判断和翻译美学立场上的优劣判断，而学术研究史关注的则是作者及其著作，要进行的是选题价值、学术规范、学术创新度的判断。因此，翻译文学史与学术研究史应该分头进行。就日本文学而言，笔者此前曾撰写出版《日本文学汉译史》（初版名为《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其中多少涉及日本文学研究问题，但那还不能代替学术研究史。
第二是“日本文学评论”与“日本文学研究”的关系。
写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还要处理好两种形态的成果，即“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文学评论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但文学评论不等于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带有作者的主观倾向性、感受性、印象性、鉴赏性，文学研究则有更严格的学术规范。但具体到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史，两者的严格区分往往不是那么容易。例如，周作人在20世纪上半期所撰写的一系列关于日本文学的文章，大都采用随笔、漫谈、介绍评论的形式，篇幅短小，行文随意潇洒，形式不拘一格，固然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但这些评论文章却包含着作者的深刻新颖的见地，具有很高的思想含量和学术含量。但是，除了周作人那样的大家以外，大多数文章往往流于介绍，而缺乏灵气和新见了。一直到1990年代之前，严格地说，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成果中，大部分的文章实际上是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而不是真正的学术论文，主要是属于“文学评论”的范畴。1990年代之后，教育界、学术界开展学科建设，强调学术规范，真正意义上的论文才陆续出现。即便到了1990年代后，由于受到长期以来的中国的作家作品论模式的影响，再加上日本学术界也长期盛行作家作品论的模式，还有从英美传来的强调“文本细读”的所谓“英美新批评”方法也被一些人推崇，因而大部分文章仍然属于“作家作品论”或文本分析。文本分析所分析的文本，若不是古典作品而是浅显的现代作家作品，那么写出来的文章就更加浅陋，类似于读后感，写起来容易，写好极难，大多数基本上没有学术价值可言。1980年代以后的三十多年间，一多半的文章属于这类评论文章，只有少数属于“学术论文”。但这种现象绝不是只有日本文学研究所特有的，而是整个外国文学界，乃至文学评论与研究界的普遍现象。诚然，介绍性、赏析性的评论文章，对需要的读者而言也有价值和用处。写得好的，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还有美文的价值，如翻译家林少华的关于村上春树的评论文章。但问题是许多研究者将“文学评论”视作“文学研究”，严重妨害了文学研究应有的品格和品位。相对而言，虽然也有若干著作写得相当粗陋，有的甚至文不对题、思路混乱，但从比例上来说，好书要比好文章多。那些有独到见地和深入研究的学者，总是要把自己零散的文章体系化、专辑化，而以出版专门著作作为某一领域或某一课题的总结。同样的，那些写出专著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章，一般而言也是有一定水平的。总的看来，大部分的学术著作（含系列论文集，不含教科书类的书）都是有学术性的，中国日本文学的研究成绩也集中体现在这些著作中。
第三是借鉴日本人的成果与我们自己的创新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而言，如何借鉴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是无条件地模仿、照搬和认同日本学者的观点，如何既充分尊重作为研究对象的日本文学，又站在中国人的文学与文化的立场上，放出我们的眼光、运用我们的见识、做出我们的判断，能否在了解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再思”，在“再思”的基础上提出“自见”，决定了我国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受时代与国内大环境的制约，有的研究者对日本作家作品做出定性判断时，依据的是当时流行的僵化定见。例如，关于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长期以来我们研究者认为该作品是“现实主义”乃至“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在日本则公认为它是自然主义的代表作，两种判断的基准完全不同。对《破戒》做出“批判现实主义”的判断，本质上基于当时独尊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价值观，而很难说是“自见”。另一方面，不少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特别是长期在日本受教育的学者，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日本学术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带上了所谓“和臭”，即日本气味，实际上是对日本学者观点和材料的模仿、袭用。这首先在学术思路和方法上有所表现。绝大多数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重材料、重实证、重考据、重细节、重微观，但其文章或著作往往结构松弛，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分析的深度。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样写出来的文章，不说空话和大话，风格平实质朴；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往往罗列材料、平庸浅陋、啰嗦絮叨、不得要领、只摆事实、不讲道理。由一些平庸的日本教授指导出来的学位论文，或者模仿日本人用日语写出来的篇什，大都平淡如水、浅显如滩。这样的论文用日语表述还好像是论文，可是一旦译成中文，则无甚可观，与我国国内的学术无法接轨，也难以为严肃、高端的学术期刊所接纳。还有那些低水平重复的日本文学史教材，大多是从日文书中编译而来，在普及阅读与教育教学中固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少有学术价值。其次，“和臭”也表现在具体的学术观点的套用上。一些研究者对日本的时髦的学术观点缺乏批判的辨析，而径直拿来加以发挥。例如，关于夏目漱石的《文学论》，日本当代文学批评家柄谷行人从其后现代的“反思现代性”的立场出发，认为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不是“小说”而是属于“文”，即现代小说形成之前的综合性文体，这本来是一种刻意“解构”的、主观性很强的看法，而中国有研究者却按照这一思路和结论，认定夏目漱石的《文学论》中所阐述的文学观念也是“文”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文学”，而全然不顾及《文学论》中甚至连“文”这一概念都没有使用过这一事实，如此貌似也很“理论”，这是拾日本学者之牙慧的典型例子。这样的情形不仅在日本文学研究中，而且在欧美文学研究中也相当突出。有朝一日，当我们在研究日本问题的时候不再一味模仿、重复，研究外国问题的时候不再“唯外是从”，那么我们的思想、学术就算真正独立了。
最后，还有几个技术性问题需要交代。首先是本书的时间范围。按国家课题的名称“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六十年”，该课题的时间范围很明确。但“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外国（日本）文学研究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因而谈新中国也应该上溯到旧中国，这样才能探寻到新中国外国（日本）文学研究的源头。其次，是对“六十年”做软性的理解，使学术史一直延伸到当下，将研究的时间下限延伸到所谓“末日”的2012年。（以往的“末日”也是将来的“初日”。）
第二，关于本书的评述对象，因为有“新中国”的限定，本书所评述的主要是中国大陆地区的日本文学学术研究，只有在个别特殊的语境下，才偶尔涉及到香港、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港台的研究当然属于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考虑到历史的与社会制度的原因，学术研究的历史语境和社会条件很不相同，往往难以同日而语，今后可以考虑在“中国学术史”（而不是“新中国”学术史）的语境中，实现学术史叙述上的整合与汇流。
第三，本书所处理的文本，是在中国大陆正规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不包含中国学者在日本或其他国家地区出版的、用日语撰写的、主要以外国人为读者对象的相关著述；近年来，有关日本文学、中日比较文学的学位论文也逐渐增多，一般而论，学位论文在答辩后，作者如认为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会做进一步修改，在达到出版和发表水平后再将其社会化。因而，本书评述的对象未包含非公开出版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第四，关于引文注释问题。正如先前我在《比较文学研究》一书中的“后记”中曾作过的交代一样，现引述如下：
作为学科史、学术史著作，本书以具体的文章与著作作为主要评述对象，所以行文中的文献名称大大多于一般著作，有时可谓触目皆是。如果将文献与引文出处等以脚注的形式一一注出，势必会繁琐至极，甚至一页中脚注会占三分之一以上的版面，且编序排号时很容易出错，所以我在已出版的其它几种类似著作中，均采用文内注的方法，那样既避去繁琐，版式也较为美观。
“文内注”，即在书名和文章名后面，直接用括号标明出版社、出版时间，或所载期刊报纸及年份、期号，如“《日本文学史》（昆仑出版社2004年）”“《论“寂”之美》（《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
第五，关于年号数字的使用。本书作为学术史著作，年代的使用很多。在这种场合，为了表述更科学、更洗练和更直观，也与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通行的年代表示法相接轨，本书使用“1910年代”“1920年代”这样的表述，一般不使用“20世纪××年代”这样的表述。例如：“1910年代”指的是1901—1910年间，若用以前的表示法，便要写成“20世纪10年代”，这样的表述既不合所谓“规范”，也拖沓拗口，实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