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叶、唐合著四卷本《日本文学史》

《日本文学思潮史》近50万字，是篇幅上属于中型的专题文学史。也可以看作是叶渭渠的日本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浓缩。此后，叶渭渠先生和唐月梅一道，将日本文学史的研究进一步展开，写出了四卷本的《日本文学史》。

《日本文学史》全书分为“古代卷”（上、下册）、“近古卷”（上、下册）、“近代卷”“现代卷”，近200万字，属于大型的日本文学通史。2004年列入《东方文化集成》，由昆仑出版社出版。《日本文学史》的特点首先是“大”。从篇幅规模上说，文学通史的撰述，最难的是两端，一端是小型文学史，用十来万的篇幅就把文学史写下来，非有极强概括力而不能为。另一端是大型文学史，篇幅在数百万之上。迄今为止，我国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中，堪称大型文学史的，据笔者所知大概有两种：一种是王佐良、何其莘主编，1994—1996年陆续出版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总字数有200万字左右；另一种是2000年出版的刘海平、王守仁主编四卷本《新编美国文学史》，总字数在150万字左右。以上两种大型文学史，都是多人合作撰写。这样比较看来，多达200万字的《日本文学史》，由叶、唐两人合著而不是多人执笔，保证了文学著作风格的统一性，实在难能可贵，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水平是居于前列位置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日本文学通史，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日本也是不多见的。日本学者的《日本文学史》类的著作，卷数字数有更多的，但日语表述比汉语拖沓，若把它们译成汉语，超过两百万字的恐怕也是屈指可数，规模最大的似乎只有美国学者唐纳德·金的十八卷《日本文学史》。叶、唐合著四卷本《日本文学史》从古代一直写到20世纪末，是中国唯一的一部跨度最长、规模最大的日本文学通史，堪称叶、唐夫妇日本文学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是几十年孜孜不怠、潜心研究的结晶，显示了他们在日本文学方面长期的、丰厚的积累。可以预料，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者要在规模和水平上超越此书，恐怕是很困难的。

作者在序章“研究日本文学史的几点思考”中，阐述了日本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这些主张和表述与上述《日本文学思潮史》绪论中的主张和表述大体一致。作者不满意以往日本文学史的既定模式，意欲有所突破和更新。表现在文学史分期上，作者分析了日本文学史的各种分期方法，没有采用日本人最常用的按朝代更替来划分文学史时期的做法，而是采用西方式世界通史的做法并做了简化，将从古到今的日本文学史分为古代、近古、近代、现代四个历史时期。其中，作者所说的“古代”，是指平安王朝时代及其此前的文学史，“近古”是从镰仓时代、室町时代到江户时代的文学史，“近代”是指明治、大正时代，“现代”是指昭和时代至今。并按照这样的划分，每个时代各成一卷，简明扼要，有利于分卷。这样的时代划分与日本学者西乡信纲的《日本文学史》大体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在于西乡信纲将“近古”表述为“中世纪”。叶、唐合著《日本文学史》把“古代”之后的历史时期称为“近古”，是一个独特的表述。细究起来，既然以“古代”为开头，那么一般而论“古代”以下应该依次有“中古”“近古”。从“古代”突然跳到“近古”，势必会使习惯于世界通史划分方法的读者多少感到疑惑。但好在作者对此做了明确的时代界定，不至于产生太大的误解。

在文学史撰写的方法上，《日本文学史·古代卷》在对日本文学的起源和发展进行追溯和清理的时候，既注意日本本土文化的特性，也不忽略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及它与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共性；既充分论述日本语文学，也用相当的篇幅研究日本的汉文学，包括《日本书纪》那样的历史文学，《怀风藻》等汉诗集；在论述日本古代文学评论及文学观念的时候，也周到地论述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影响，反过来又肯定了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对保存和整理中国古代文论所做出的贡献。在论述《源氏物语》的时候，则专辟一章论述《源氏物语》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在《近古卷》中，作者对镰仓时代以佛教僧人为主体的“五山”汉文学以专章加以论述。在论述到江户时代文学时，也分专章论述了中国儒学的文学观对江户文学观念的影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学史》的《古代卷》和《近古卷》也是一部中日古代文学的关系史和交流史，并揭示了一个历史事实：上千年的日本的古代文学史，是汉文学与日语文学并存的历史，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汉文学一直是居于正统和主流的地位。一些具有日本文化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写作的《日本文学史》，虽然也都承认汉文学的存在，并给予一定篇幅的论述，却有意地贬低汉文学的价值，例如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西乡信纲等著《日本文学史》，认为“汉诗是由头脑里产生出来的理性的文学，卖弄学识的文学。作为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古典作品流传至今的，当然不是《怀风藻》，而是《万叶集》”（中译本，第46页）。从这种认识出发，该书对后来的“五山文学”等汉文学创作则基本未提。近些年来日本出版的一些《日本文学史》，由于新一代作者汉文学修养不足，想谈也谈不了；抑或出于文学史观念上的原因，导致对汉文学的论述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下，叶、唐合著的《日本文学史》全面客观地再现了日本传统文学中汉文学与日语文学并存的状况。不过，该书对汉文学的评述方面也存有一些缺憾之处，例如江户时代、明治时代日本人创作的大量的汉文小说，就基本没有提到。

《日本文学史》的《近代卷》和《现代卷》，由于作者对相关作家作品的翻译研究积累更多，所以显得更为成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叶渭渠、唐月梅先生的主要精力用在了对日本现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方面，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包括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谷崎润一郎、横光利一、东山魁夷、安部公房等著名作家的多卷本文集，就是经他们两位组织、策划并译成中文出版的。在译介这些作家作品的过程中积累了对作家作品丰富的阅读经验，对其中的有些作家，如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等，还做过专门深入的研究，这些都为《日本文学史》的《近代卷》和《现代卷》的研究和写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日本文学史·近代卷》的“序章”中，作者论述了日本近代文学与日本传统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双向的密切关系，同时强调了近代文学成立的三个价值基准：一是近代自我的确立，二是文学观念的更新，三是文体的改革，并在具体章节的论述中加以贯彻。“近代自我的确立”属于近代文学综合体现的思想内涵，“文学观念的更新”主要是在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中得以反映，“文体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作品表现形式演变的层面。作者就这样以“近代性”为中心，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创作，系统地呈现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及基本特点。在以下各章中，作者以作家作品论为中心，以思潮流派的更替为线索推进近代文学的叙述，将翻译文学、政治小说作为启蒙主义文学的主要表现，将二叶亭四迷作为日本近代小说的开山者，将坪内逍遥、森鸥外分别作为近代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将正冈子规作为近代俳句的革新与确立者。在论述日本文学思潮的时候，将浪漫主义运动作为近代文学主体性确立的标志，将自然主义思潮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潮，将反自然主义的唯美主义、理想主义文学作为近代文学进一步展开，将夏目漱石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高峰和代表。在论述过程中，把小说视为近代文学的主要样式，同时也对诗歌、戏剧的近代化发展进程做了评述。总之，《日本文学史·近代卷》写得周密、周到和成熟。

当然，具体到有些论述，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榷。例如在第十章“岛崎藤村与近代现实主义的发展”中，把岛崎藤村看成是“现实主义者”，这似乎是延续了1950年代刘振瀛先生在《破戒》译本序言中的说法，但刘的说法是在独尊现实主义的那个特定时代产生的，实际上，按日本自然主义的标准，岛崎藤村的《破戒》在“描述实事”“个人隐私告白”“无理想、无解决”等方面，是地地道道的自然主义小说，这也是日本学界的定论。不能因为作品反映了社会现实问题就判为“现实主义”。如果单从反映现实甚至批判现实着眼，实际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几乎所有思潮流派的作品也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现实，甚至批判和否定了现实。因此，还是得从日本自然主义的独特定义出发，来判断岛崎藤村思潮的归属问题。再如，在第十一章“夏目漱石”中，把夏目漱石定位为“一位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第364页），把《我是猫》视为“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第380页），恐怕是以偏概全了。夏目漱石的作品充满社会正义感，有批判精神，但更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没有的那种佛教禅宗式的超越、余裕、旁观、静观的姿态，尤其是对社会政治保持了足够的距离，也没有欧美批判现实主义者那种以文学干预社会，乃至改造社会的动机与意图。《我是猫》《哥儿》等前期创作是取江户文学的滑稽讽刺，后期则是专心对人性中的利己主义的剖析。因此，漱石作为一个大作家，其文学具有超流派的、综合性的特征，不能简单地说夏目漱石是个“现实主义”作家，用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来给夏目漱石定性，这样就难以揭示夏目漱石作为“日本近代文学之代表”的本质特征。此外，对戏剧家菊池宽的戏剧的评析和评价也不够。

和日本近代文学史比较而言，1920年代末期之后，即芥川龙之介去世后的日本文学史，被一些日本文学史家称为“现代文学”，这一时期处在日本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混乱年代。在战前和战中，反国家体制的无产阶级文学、为天皇制国家服务的民族主义及日本国家主义文学，协力侵略战争的战争文学，西化的新感觉派及现代派文学，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大众通俗文学，反对西化和反拨近代化进程的“近代的超克”文学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加上历史沉淀时间不长，经典化的过程太短，因而现代文学史的撰写也远比近代文学史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叶渭渠、唐月梅合著的《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在“序章·现代的探索”中，谈了这一时期文学史发展的基本特点，认为“在社会的重压之下，近代文学虽然在促使近代人的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方法开始发生变化，但未能实现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日本近代文学软弱性和妥协性的原因所在。”（第4—5页）那么这种情况到了“现代文学”中有了什么改变吗？若没有改变，近代文学如何演进到现代文学呢？“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并没有明确地加以回答。作者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文学是近代文学解体期的产物，前者从个人意识转向社会意识，以实现革命文学的形式，促进这种解体；后者脱离社会意识而笼闭在个人意识中，试图以文学革命的形式来完成这一解体的过程。它们的诞生，宣告了近代日本文学的完成，拉开了现代日本文学的序幕。”（第5—6页）又指出，无产阶级文学与现代派文学“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基本对立关系，就是日本现代以来的文学本质，也是20世纪世界文学状况在日本现代文学中的反映”。（第6页）。这个基本判断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日本文学史家们的共识。但是，上述近代文学中人的解放、个性解放、自我意识的主题，在现代文学中并没有得到进一步解决，而且在很大意义上是后退了。对此，作者也指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实质是以阶级性、党性、政治性、集体性为优先，是反对个人主义和个性表现，而战争时期的为天皇制政权对外侵略服务的御用文学及战争文学，也是强调个人一切服从国家。还有一些理论家提出了反对西化、回归日本民族传统的“日本主义”“近代的超克”的主张。这一切，不但很不“现代”，而且是在“超克”近代了。对此，作者没有加以透彻分析。实际上，将日本的昭和时代以后的文学史称为“现代文学”，只不过是一些日本文学史家为了给明治以后的文学史做时代分期，而使用的一个单纯的时间性词汇而已。换言之，1926至1945年的日本文学，在天皇制政府前所未有的集权统治及对外侵略的举国体制中，人的解放、个性解放方面，总体上是倒退了，在一定程度是反“近代”的，更遑论“现代”。对于这个问题，文学史家必须作出清醒的判断。也必须让读者明确，只有到了日本战败后，才在一定程度上接续了近代的传统，而具备真正的“现代”文学的性质。

正因为“现代”历史不长，因而哪些该写进文学史、哪些该多些、哪些该少写，不同作者由于立场视野和方法论的不同，而处理有所不同。叶、唐合著的《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的选择。对于战前文学部分，众多的日本文学史书论述很多，选材上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存在一个论述上多寡与轻重的问题。例如，在《日本文学史·现代卷》的“序章”之后的头三章，讲的都是无产阶级文学，三章的篇幅是全书各流派中最多的，可见对无产阶级文学的高度重视。其中对小林多喜二单列了一章，与后文中单列一章的井上靖、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处在一个等级，给了他以大作家的地位。但是，应该明确：小林多喜二去世的时候不到30岁，生前主要精力并不在写作，艺术上处在学习阶段，如何能把他列为专章，作为第一流的大作家来论述呢？老实说，这样的选材标准，恐怕主要还不是文学本身的标准、艺术性的标准，而是社会政治的标准，这与作者关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也不尽相符。而另一方面，对战争时期的侵略文学，作者单列第八章“黑暗的战争年代与文学”做了评析，但对侵华文学及战争文学的来龙去脉的分析还不太充分，对日本文学史上的反文学的阴暗面还应该更充分地加以揭示。特别是该章第四节谈到所谓“抵抗文学”的时候，与其他一些日本文学史书一样，没有明确说明那些看起来是“抵抗文学”或反战文学的作品篇什，到底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写的。只有在战争中发表的抵抗文学才是真正的抵抗文学，正如只有面对着敌人抵抗才是抵抗一样。鉴于日本很多作家战前、战中、战后，在压力之下见风使舵，频繁“转向”，战后发表的那些所谓反战文学，很难证明是战争中写的，而很可能是战后写的而故意说成是战中写的。这一点要做明确辨析虽然不容易，但一定要跟读者说明。否则就会使读者误以为日本文学界也像德国文学界那样存在“反战文学”“抵抗文学”，并给予过高评价。

对于战后文学部分，特别是近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选材上有许多困难，这也许就是所谓“灯下暗”现象，越是晚近的，越难以入史。例如，大众文学、通俗文学，主要包括战前战后的历史小说、推理小说等，是日本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文学的发达也是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对此，《日本文学史·现代卷》第七章“现代戏剧再兴与大众文学流行”中的后两节，评述了1920年代至1930年代大众文学及代表作家中里介山、吉川英治、大佛次郎、直木三十五等人。鉴于这些作家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一些日本文学史家认为这不是“纯文学”而是商业化的文学，便予以轻视。《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在这里予以专门介绍是非常必要的。但写到战后至当下文学部分的时候，《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对战后十分繁荣发达的大众通俗文学虽有涉及，但评析不足，例如，在日本读者中几乎人人皆知、长期以来影响力名列前茅、被众多研究者作为研究对象的著名小说家司马辽太郎，论述却过于简单，与司马辽太郎在日本文学中的实际地位与影响不甚相配。平心而论，就当代日本作家的创作成就、对读者与社会的影响力而言，能与司马辽太郎比肩的作家，为数极少，司马辽太郎是应该用单列专章予以论述的大作家。另一方面，对于推理小说这样一种具有巨大影响的文学样式介绍不够。站在中国读者的角度来看，近三十多年来，特别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日本的推理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很多、传播甚广，对此，面向中国读者的《日本文学史》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反应和解说。同样的，中国读者很熟悉的村上春树并不是大众文学家，而是属于纯文学或精英文学，村上1980年初就走向文坛，并产生了持续的、世界性的影响，可惜在《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全书中，甚至难以找到村上春树的名字。除了村上以外，在战后文坛上影响很大的许多作家，都没有进入该书的视野。本来全书的最后一章“当代日本文学的走向”和终章“未来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应该提到，但是作者只是援引了若干日本评论家的话并做了宏观层面上的综述，便匆匆结束全书。看来，《日本文学史·现代卷》中涉及当代（战后）部分的文学史时，面临的关键还是选材问题。要把近十年来的重要的文学现象纳入文学史，需要冲破已有文学史的论述范围，紧密追踪文学发展的实际，将文学史的纵深性与当下性联结起来。总之，尽管存在选材范围及论述轻重上的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妨碍《日本文学史·现代卷》的学术上的高水平和重要价值。作者的论述和评析在知识层面上是可靠的，在思想层面上也不乏启发性。

总而言之，全四卷的《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为止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资料最全面的日本文学史，代表了我国20世纪末期之前日本文学史研究写作的最高水平，是叶渭渠、唐月梅夫妇日本文学史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作者虽然借鉴和参阅了许多已有的日文版文学史，但由于建立了自己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写作方法论，能够有效地避免了日本学者常有的那种材料堆砌、文本细嚼、散漫繁琐、过于感性化、过多臃词赘句、缺乏理论思辨性的弊病，充分发挥了中国学者所擅长的思路清晰、表达准确洗练的优势，体现了中国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实力和贡献。这样大规模的、高水平的日本文学史著作，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即便在日本也并不多见，与日本的同类文学史相比也是出类拔萃的。全书结构合理、逻辑周密、知识密集、信息丰富，既可以作为专著连续阅读，也可以作为工具书与资料书供随时查阅使用，具有阅读和收藏的双重价值。对于日本、中国的日本文学史学习与研究者来说，可以将此书置于座右。

除上述的著作外，叶渭渠、唐月梅先生的其他的日本文学史方面的著述还有二人合著《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出版社2004年）、《日本文学简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叶渭渠著《日本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等，基本上都是在四卷本《日本文学史》基础上的缩编或改写的。

在叶渭渠、唐月梅四卷本《日本文学史》这样的文学通史之外，有特色的日本文学史，还有大连外国语学院教授罗兴典（1934年生）著《日本诗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作者长期从事日本诗歌的翻译，出版了多种日本新诗译本，因此撰写《日本诗史》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该书以30多万字的篇幅，从明治初期《新体诗抄》一直写到1990年代的日本诗歌，对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无产阶级诗派、战争时期的诗歌、战后诗歌的各种思潮与流派，做了系统的评述，是一部系统的日本新诗通史。所引用的作品也由译者翻译，可以看出译者作为一个翻译家出色的诗的语言感觉，只可惜书名“日本诗史”不免会引起歧义，因为在日本传统文学中，“诗”指的是“汉诗”，与“和歌”相对而言，到了近代才泛指新体诗（新诗）在内的一切诗歌样式。名为“日本诗史”，会使读者误认为是日本传统的汉诗史，至少是包括传统汉诗和新诗的古今通史。

不以文学史之名，而具有文学史性质的著作，是叶舒宪与李继凯合著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作者使用1990年代盛行的原型批评的方法，以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为中心，从《古事记》《竹取物语》到《源氏物语》等平安王朝物语，再到中世纪武士文学与江户时代的町人文学，最后到近现代文学，系统揭示了日本文学中的女性观念、女性形象的变迁及其特点。该书虽然只是一本12万字的小册子，却在从特定视点考察和研究日本文学史这一点上，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还有其他学者也先后编写出版了日本文学史著作或教材，如平献明《当代日本文学史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马兴国《日本文学史》（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谭晶华编《日本近代文学史》（日文版教材，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高晓华编著《日本古代文学史》（大连出版社2004年），张如意编著《日本文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曹志明著《日本文学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日本战后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10年），刘立善著《日本近现代文学流派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7年），谢志宇著《20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张龙妹、曲莉编著《日本文学》（上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李先瑞编著《日本文学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刘利国、何志勇编著《插图本日本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蓝泰凯著《日本文学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崔香兰、张蕾编著《新编日本文学史》（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刘利国编著《日本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王健宜、吴艳、刘伟著《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高鹏飞、平山崇著《日本文学史》（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钱韧编著《简明日本文学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肖霞编著《日本现代文学发展轨迹：作家及其作品》（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于荣胜、翁家慧、李强编著《日本文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等。还有一些日本文学作品选评类书籍，如孙莲贵主编的《日本近代文学作品评述》（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予娜主编的《日本文学教程》（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等。这些书大都是在日语专业教授日本文学的教师所编写的教科书，各有其一定的特点，都为中国的日本文学史教学与知识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特别是马兴国的《日本文学史》、张龙妹的《日本文学》，在某些方面是有自己独到的研究和见地的。但从学术的创新与进步的角度看，十几种日本文学史，许多都没有在此前的叶渭渠、唐月梅先生著述的基础上有明显超越。有的文学史观念较为落后甚至原始，大多仅仅是作家作品的简单介绍的连缀，而且，其中许多书不严格遵守学术著作的规范，参考书目的征引相当随便，许多著作在书后的参考书目中没有列出此前出版的叶渭渠、唐月梅著四卷本《日本文学史》，甚至有些就完全没有“参考书目”。试想，若想写出有新意的、超越前人（至少在某些方面超越前人）的日本文学史，怎么可以不看前人的相关著述呢？作为用中文写作的日本文学史，怎么可以无视叶渭渠、唐月梅的《日本文学思潮史》《日本文学史》的存在呢？

还需要提到的是，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文学研究室编著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该书由张龙妹执行主编，编委有王华、蒋义乔、赵力伟、尤海燕，何蔚泓、林晓，撰稿人除主编与编委外，还有佟君、刘德润、邱岭、周以量等20多人。以词条释义的方式，对日本文学史上的重要和较为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样式、文学术语、概念、文学题材及相关典故等，做了言简意赅的表述，既借鉴了日本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同时又根据中国读者的需要，在词条选择和释义方面，重视中日文学关系及中日比较文学的内容表述，而且在重要词条中都有研究史概述、相关版本介绍以及研究参考文献的胪列，具有较大的信息含量和参考价值，可以作为日本古典文学学习的入门书和手头常备工具书，作为日本文学综合研究的重要成果，是值得注意的。 UeUM2TbZXmbdJOyf0vSe2/2ijHD7Yfb4gLMKlKhPn9e47qEzIf6mr1wmtzvYlL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