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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社会是中华儿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时期的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路径寻找各自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小康社会建设方案。历经几千年的演化，小康社会理想从形式和内容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与深化，并一步步由构想走向实践。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制定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理想，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
“小康”一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意思是，老百姓终日辛劳不止，该让他们稍稍得到安康。爱护城中的老百姓，安抚诸侯定四方。这是一幅理想的社会生活图景，也是几千年来老百姓孜孜以求的社会目标。
“小康”社会最早在《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该书较为详细地描绘了两种理想社会模式：“大同”和“小康”。“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大同社会的理想状态，没有剥削，互敬互助，财产共有，成果共享，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是小康社会的理想状态，财产私有，劳动私有，礼、义为社会准则和根基。
中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曾经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不同的设计和描绘，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
春秋时期的孔子，认为小康社会是人类在追求最高理想社会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退而求其次的一种现实追求，是人类社会向大同社会行进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孔子描述的小康也仅仅是一个大体框架，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发展，小康社会思想会不断被后世儒家发展和完善。
战国中期的孟子，不仅提出“为民制产”的经济思想，还设计了一个温饱型小康模式。他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即有恒产的人思想稳定有恒心，没有恒产的人思想不稳定容易胡作非为。他还设计了一个小康的标准：“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这是一个温饱型的小康模式，是一种美丽的田园生活图景。
战国后期的荀子，设计了一个“隆礼至法”的小康社会模式。荀子认为：“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这个社会是“隆礼贵义”等级制的大一统君主专制社会，礼和法在治国安邦中同等重要。荀子既强调礼，又重视法，使儒家小康社会思想得到发展和完善。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宋代的朱熹，认为只要有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大贤实行孟子提出的“王道仁政”，小康之世就可以达到，而且“千五百年之间……不无小康”《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在朱熹的眼里，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唐朝的“开元盛世”均为小康社会的表现。孔子及其后学所提出的小康社会思想，一方面重视礼治，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满足了长期生活在贫困中的普通民众对理想生活的渴求，所以既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又可以获得老百姓的认同和拥护。因此，小康社会思想在封建社会中盛行千年而不衰，内容不断发展和完善，影响与日俱增。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萌芽和封建制度出现危机，早期启蒙思想出现了。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授田以养民”，主张将官僚私有的土地收归国有，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使用，从而达到养民和富民的目的。他还提出“公其非是于学校”，主张学校要肩负起议论朝政、监察朝政、参与决策国家大政的重任。这些思想在当时背景下不可能实现，但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小康的追求也隐约有了“现代化”的文化意蕴。
回顾几千年的历史，“小康”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丰衣足食生活的一种向往，尽管中华文明曾经走在世界前列，有过多次盛世，但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
小康社会思想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世代人们所期盼和追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到了近代，一方面由于人民深受多重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艰难，距离儒家的社会理想愈行愈远；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所处时代环境的变化，导致社会的剧烈变革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却并未动摇人们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先进的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开始学习西方进步思想，赋予小康社会新的时代内涵。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主要有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三世历史进化论和孙中山的建国方略。
太平天国的农民首领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并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作为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由于科举考试屡次落第，洪秀全对当时黑暗的社会极为不满。于是他潜心研究西方基督教义，并借助儒家经典对基督教义加以改造利用，宣传人人生来平等，不断批判社会现实，以此表达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在太平天国建立政权后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照“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分配土地，彰显了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决心。
由于洪秀全期望建立的是一个绝对平均的理想社会，带有严重的空想性质，在当时的条件下注定难以建立。随着太平天国的败亡，这种寄托着无数人民期盼的美好愿景成为泡影。
清末资产阶级思想家康有为，推行维新变法并提出“三世历史进化论”。康有为借口托古改制，重新举起了儒家思想的大旗，但实质上是对儒家小康思想的否定和升华。康有为提出“三世历史进化论”，他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轨迹向前演进的。其中，“据乱世”是人类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一阶段文教未明、人王总揽事权；“升平世”是小康社会阶段，这一阶段渐有文教、人主垂拱无为；“太平世”是大同世界阶段，这一阶段远近大小若一、文教全备、一切平等、无王可言。康有为设计的小康社会，是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价值取向，并非建立在封建宗法文化和儒家价值体系基础之上的，这在总体上突破了儒家小康社会思想的框架。
由于多方面的局限性和空想，康有为的社会理想注定无法实现。但相比前人思想，康有为的社会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认为社会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这丰富了传统小康社会思想。但另一方面，其思想存在对封建社会的严重妥协。
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主张“振兴中华”并著有《建国方略》。孙中山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面对“华夏大厦之将倾”的危急情势，喊出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口号。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在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所以他认为他的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也是大同主义。孙中山指出：“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才是真正的民生主义，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孙中山崇尚大同社会，在求而不得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国强民富的小康社会。他认为要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去实现民生主义，在土地国有的基础上，必须由国家兴办掌控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孙中山认为兴办现代工业是实现其理想的根本途径。同时，他还主张把强国和富民问题结合起来，就是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也要注重保障民生。孙中山思想中既有构筑大同社会的理想与抱负，也有建设小康社会的主张与举措。
由于时代环境所限，孙中山的社会理想没能如愿实现，但对后来探索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孙中山倾半生心血著成的《建国方略》一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和道路的著作，他在书中系统地分析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对后来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真正将千年小康梦付诸实践，并将小康社会思想理论化的是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社会，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49—1956 年，中国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在这一阶段，党依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和党在过渡时期“一化三改”总路线，阐明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理想。
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通过《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系统阐明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贯主张，向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教、民族、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这些关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民族平等等方面的政策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贯主张，也深刻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热切期盼。它再一次表明，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理想纳入党的奋斗目标之中，并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懈奋斗。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愿望，那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实现这个共同夙愿的必要准备和重要途径，二者都蕴含了丰富的“小康社会”思想因子。
1953 年，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最后完整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条“一化三改”总路线指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1956—1978 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人民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论十大关系》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志，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开端，也为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正确的基本遵循。
第一，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步骤方法。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1956 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又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中：“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64 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两步走”设想：第一步，建立较为齐全的工业、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努力完成“四个现代化”。政府工作报告还指出要努力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步骤方法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份初步的时间表和规划。
第二，规定了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适当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中央曾经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明确规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有计划按比例，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前进。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
。在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党的八大还明确了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经济发展方针，认为需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保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途径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逐步提出的。1951 年，为庆祝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毛泽东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 年，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办刊物的方针，毛泽东回答“百家争鸣”。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中共八大提出，“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探索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虽然出现了一些曲折和失误，但也进行了诸多成功的实践。“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明确了我们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途径；“两步走”战略设想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他们在探索和建设的过程中总结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之后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源基础和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