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绝不是人们头脑中的臆想,而是切实可行的美好蓝图。实现美好蓝图不仅需要强大的精神支撑,更需要殷实的物质基础。没有扎扎实实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真正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此,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夯实物质基础。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体如表 3.1.1 所示。
表3.1.1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举措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不断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过程,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正确处理好两者关系,需要在实践中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不断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围绕正确认识与处理计划与市场、政府与计划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从而推进经济体制不断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大致经历以下历程: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当前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然需要围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展开,即需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与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第一,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公开透明的市场规则是生产要素和商品自由流动与平等交换的重要保障。这要求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保证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推进工商注册制度的便利化改革,保证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渠道畅通;推进国内贸易流通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化经营环境;改革市场监管体系,严惩各类地方保护主义与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健全优胜劣汰的市场化退出机制。二是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市场决定价格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这要求不断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不当干预。明确政府定价的范围,积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信以及交通等领域的价格改革,注重发挥市场在农产品价格形成中的作用。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资源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推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是保障农村居民权益的重要方面。这就要求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市的机制;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以及个人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机制,合理提高个人收益。四是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是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这要求不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完善监管协调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保障金融市场有序发展。
第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离不开政府的科学治理。这要求政府强化宏观战略制定与发展方向把控,做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深入推进消费、投融资、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财政、货币、产业、区域发展等经济政策,强化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协同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推动政府职能更好提供服务与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一是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这要求健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相协调的宏观政策调控体系;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标准;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加快建立国家统一的经济核算制度。二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政府合理履行自身职能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这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加强政府对发展战略、规划、政策以及标准等方面的制定、实施与监督;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等。三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政府结构的优化是实现政府高效治理的重要举措。因此,转变政府职能需要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机构。这要求统筹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优化行政区划设置;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推进机构编制管理科学化、规范化与法制化。四是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 这要求不断改进财政预算管理制度,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税收制度,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调整消费税的征收范围、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等。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洞悉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指出人类社会历史也是逐渐由民族史转向世界史的。关起门搞建设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规律的行为,建设中的“独角戏”难免会变成“孤鸿遍野”。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主动融入世界,“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序幕。我国的对外开放日趋成熟,开放的内容日趋丰富,适应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日益健全,对外开放也越来越国际化。由最初的主要通过让权放利与招商引资来形成外向型经济体制,到主要通过汇率、外贸、外资、金融以及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等方式来推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再到进一步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放开外贸经营权,大幅度降低关税等措施,提高了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从而有效加强了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把握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全面深化对外开放。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改善营商环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实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自贸区建设试点,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放宽市场投资准入,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主动融入世界开放市场。
第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促进国内国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加强内陆沿边地区口岸和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从外贸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创新外贸发展模式,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壮大装备制造等新的出口主导产业;发展服务贸易,实行积极的进口政策,向全球扩大市场开放。完善投资布局:扩大开放领域,放宽准入限制,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
第二,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有利于合作共赢并同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适应的体制机制;建立便利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体制,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施单一窗口和通关一体化;提高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质量,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竞争;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转变外汇管理和使用方式,从正面清单转变为负面清单。放宽境外投资汇兑限制,放宽企业和个人外汇管理要求,放宽跨国公司资金境外运作限制。加强国际收支监测,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推进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改进并逐步取消境内外投资额度限制。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措施,完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
第三,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秉持亲诚惠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第四,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加大内地对港澳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秉持“两岸一家亲”,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推动两岸产业合作协调发展、金融业合作及贸易投资等双向开放合作。
第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完善,积极引导全球经济议程,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促进全球经济平衡、金融安全、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参与网络、深海、极地、空天等新领域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促进多边贸易体制均衡、共赢、包容发展,形成公正、合理、透明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平等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创新是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推进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实践中,需要高度重视创新这把推动经济发展的“利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
马克思主义政党历来都十分重视创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推动理论的创新,从而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与社会主义制度具体形式的创新,从而推动苏俄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的实践相结合,从而推动理论的创新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形式的创新,进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向前发展。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国经历从理论创新与科技创新向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以及文化创新等全方位协同创新的转变。
第一,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前提。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就不会有伟大的实践行动,更不会有伟大的科学成就。中国共产党有着理论创新的光荣传统,无论是在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一直都致力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推动中国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一是着力于时代发展需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是书斋里的闭门造车,而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与时俱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二是根植于中国伟大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只有根植于中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才会不是“无根之木”。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三是依靠人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理论创新需要吸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提炼人民群众的理论观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第二,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制度问题更带有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是决定一个国家性质和竞争力的根本。” 只有深入进行制度创新,才能解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践中的新问题,才能真正突破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践中的体制机制瓶颈。只有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增强创新的优势,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推进制度创新并非仅仅是某个领域制度的单一创新,而是多领域的全方位制度创新。一是不断推进经济制度创新。经济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前提。通过制度创新推动经济的发展,为整体制度创新夯实物质基础。二是不断推进政治制度创新。政治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题中之义。通过政治制度的创新形成创新的体制机制,为推进整体制度创新提供政治环境。三是不断推进文化制度创新。文化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内在要求。通过文化制度的创新提升人民的创新意识,为推进整体制度创新提供理念支撑。四是不断推进社会制度创新。社会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关键。通过社会制度的创新推进社会管理的优化,为推进整体制度创新营造创新的社会氛围。五是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创新。生态文明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必不可少的部分。通过生态文明制度的创新推进生态环境建设,为推进整体制度创新提供环境保障。六是不断推进治党制度创新。治党制度创新是推进制度创新的组织基础。通过治党制度创新提升党的领导能力,为推进整体制度创新夯实领导基础。
第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保护生产力的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推动科技创新需要发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的服务作用,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科技创新新格局。同时推动科技创新需要把握科技进步大方向,突出重点;抓住科技进步大趋势,制定战略;强化人才工作,加强科技队伍建设;突出问题导向,推动科技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推进科技创新。一是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着力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二是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技术前沿研究以及社会公益技术研究。三是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公关技术,突破重大技术瓶颈。四是构建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应用于经济发展实践的制度支持。五是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与激励机制,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
第四,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创新,正如他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曾指出:“一个没有精神力量的民族难以自立自强,一项没有文化支撑的事业难以持续长久。”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如果没有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的创新,没有文化的优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可能会缺乏持久的动力,可能会是黄粱一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主要通过以下举措来推进文化创新。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推进文化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文化创新的形式和内容应丰富多样,但不能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推进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指导的红线。 二是立足于新时代的实践推进文化创新。文化创新不仅仅是观念层面的创新,它也深受社会实践活动的影响。推进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三是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推进文化创新。文化创新是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互碰撞的结果,推进文化创新需要培养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人才。四是推动文化与科技融合推进文化创新。“科技的发展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丰富了表现手段、提升了感染力和传播力。” 通过科技让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增强其传播力与影响力。五是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良好的体制机制是文化创新的“催化剂”,推进文化创新需要“坚定不移将文化体制改革引向深入,不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
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实施协调发展战略是推动我国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目标的重要举措。
我国以马克思主义的协调发展思想为指导,不断探索适合解放和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协调发展战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论述的农业、重工业、轻工业,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中央与地方等十大关系,都体现出了协调发展的理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党和国家都十分注重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党和国家主要推动了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以及经济与国防协调发等。
第一,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出发指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乡关系也将由城乡分离走向城乡融合。由此可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要选择。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城乡区域共同的小康。努力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的一项重要任务。” 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有利于实现城乡共同的小康,还有利于推动生产要素的自由畅通,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融合发展必须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以及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从而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融合的新型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与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第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区域发展指导思想上逐步形成了改革开放前的区域均衡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统筹区域发展观,以及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可以有效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还可以有效推进全面小康的区域全面。实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构建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有效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协调问题,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性。一是培育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增长极。经济带是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建立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新举措,突破发展的行政区域界线和壁垒,从而塑造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通过技术、资金以及政策等资源的互通,从而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的合作。二是打造城市群经济圈。城市群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增长点,也是最具有创新活力的板块,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展潜力的重要经济载体。 通过打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等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群经济圈,从而发挥它们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实现内部之间资源流通自如,进而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三是统筹推动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协调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中,党和政府立足于中国区域发展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国情,逐步形成西部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强化推进西部大开发的举措、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挥中部地区的优势推动自身的崛起、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从而形成有效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机制。
第三,推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经济建设为国防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保障。因此,需“要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努力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十分重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协调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世情国情军情,不断探索两者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两者互动发展的实践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军工企业军转民和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积极推进寓军于民阶段、军民融合发展初级阶段、军民融合深度发展阶段” 。充分发挥军民融合在促进新动能培育中的作用,关键是要促进军民深度融合,从市场主体培育、试点示范打造、产业融合发展、能力提升四个方面协同发力;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构建紧跟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需要统筹利用好军民和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加强文化建设和财政金融保障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立足国情,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杠杆,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举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新时代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利器”,受到了学术界的热议,不少学者从多个维度对其进行了阐释,同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也随着实践而不断丰富与发展,具体见表3.1.2。概而言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从生产端着手,通过调整生产结构达到增加有效供给的目标。生产与消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单是生产决定消费,同时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因此,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优化生产结构,也要改善消费结构,从而形成生产与消费协同发力的新局面。
表3.1.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央精神与学界研究
注:作者根据《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2018 年中央工作经济会议以及《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研究述评》整理所得。
第一,优化生产结构。生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产业是生产中的载体。因此,优化生产结构的核心就是要优化产业结构,通过合理的产业结构带动生产结构的优化,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优化产业结构应集中使三大产业比例合理化,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化,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以及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一是优化三产比例。经济发展是由三大产业协同发力推动,而并非某一产业独立拉动。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第一、二、三产业保持合理比例,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产业结构。优化产业比例不仅是数字上比例合理化,而且还要求提升产业内部发展力量,即积极构建现代化农业、智能化工业以及新型服务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结构。二是推进产业融合发展。产业融合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优化产业结构不仅需要三大产业的比例合理化,而且还要求三大产业之间融合发展,从而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即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三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产业空间布局合理化是实现生产资料最优配置的重要前提。在实践中坚持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旅则旅等因地制宜的产业空间布局原则,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命脉,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必须“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 ,从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政策支持,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改善消费结构。消费不仅是撬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杠杆,还是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消费结构的改善诱导产业结构的升级,从而解决供给与需求错位的问题。党和国家一直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面临消费“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的问题,党和国家更加把推动国内消费市场作为一项紧迫工作来抓。为了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需要进一步培育消费客群、推动消费转型、升级消费供应、优化消费环境、强化消费配套、完善消费制度,从而推动消费升级,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发挥消费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关键在于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居民的消费能力,尤其是增强居民国内的消费能力。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国内消费市场具体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加强政策引导,形成居民健康、持续的消费理念;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间、区域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消费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居民的现期消费和消费支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