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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内外对公共资源管理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公共资源管理研究所涉及的学科广泛，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对市场配置、政府规制以及自主治理的公共资源管理的相关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公共资源管理的既有研究之间的争论表明，公共资源管理研究依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必要性。
首先，公共资源管理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以命令控制为基础的政府规制理论、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市场化管理理论、以公共池塘资源为基础的自主治理理论以及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网络治理理论。公共资源管理的政府规制途径以公共资源管理端外部性和市场失灵为前提基础，将具有强制性权威的公共政策安排视为解决“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难题的最佳方案。主张通过禁止性和惩罚性权力与征税权力制约浪费和破坏公共资源的行为，通过健全的公共资源管理体系和法规制度体系提高公共资源管理效率。事实证明，政府规制途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公共资源管理的外部性矛盾。公共资源管理的市场化途径认为公共资源管理的外部性来源于交易费用，只要创立私有产权制度就能够通过市场化途径将公共资源管理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依靠市场机制调节供需平衡，以此实现进行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许多农牧场通过私有化确实达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公共资源管理的新制度主义途径认为在没有政府和市场介入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公共资源管理。在公共资源管理中，只要群体成员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借助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共同的价值、信念，以及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声望、信誉、舆论等约束因素，从内部形成一个具有有效约束力的合作机制是能够实现有效资源管理的。实践证明，自主治理比政府和市场途径更容易达成合作，具有更突出的优势。公共资源管理的社会资本途径将公共资源治理的绩效水平归因于社会资本存量的高低，各治理主体之间形成相互信任、紧密连接的社会交换网络，并构建畅通的公众参与渠道，通过民主监督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约束，就能够实现公共资源管理的有效合作治理。上述公共资源管理的政策途径研究为公共资源管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其次，公共资源管理研究探讨了不同领域的实践成果，检验了公共资源管理理论的有效性。公共资源管理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公共资源定价以及公共资源的腐败治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成果。关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研究，主要在海域资源、教育资源以及土地资源领域的市场化实践较为丰富。但是不同研究对于市场化机制是否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得出不同结论，一部分学者主张推动特定领域公共资源管理从以政府机制为主转向以市场化机制为主，着力加强公共资源的市场化建设；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公共资源管理无法脱离政府机制而依靠市场机制独立运行，需要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同时发挥各自优势，主张实行公共资源的半市场化配置。需要指出的是，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实践中还存在诸多困难有待进一步解决。关于公共资源的定价方式研究，普遍认为合理的公共资源定价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先决性条件，公共资源定价应遵循公平效率原则，并且人们通过实践探索出不同的公共资源定价方法。然而许多公共资源定价的实践案例表明，公共资源定价涉及复杂的环境因素和多元利益关系，定价问题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管理和政治问题，公共资源定价难度远超预期。关于公共资源管理的腐败治理研究，普遍认为资源富集性和权力资本化是引发公共资源腐败的根本原因，必须通过完善公共资源管理机制和制度机制遏制公共资源交易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和腐败现象。然而腐败治理实践表明，各种公共资源腐败治理途径对腐败的遏制效果有限，公共资源腐败治理问题仍有待深入探索。
再次，公共资源管理研究也表明了各种理论范式在实践指导方面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不仅有助于发掘公共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新问题，也能够为推进公共资源管理研究提供新方向。具体而言，现有理论表明市场化管理无法回避市场失灵问题，以及市场化能否起到预期的作用。政府规制则必须要面对高额的执行成本和政府失灵，因为政府规制假定政府具有超强的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并且决策者是明智和出于公心的。自主治理应用的范围和条件比较苛刻。自主治理最重要的在于界定明晰的边界和资源利用者严格遵守制度规范，但是在实际进行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具备这样条件的公共资源并不是很多，个体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结果，往往会导致个体在公共资源管理中不能严格按照制度的约定去执行，导致公共资源管理的混乱。社会资本途径的公共资源管理同样存在难以适应现实的困境。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催生了个体化社会，个体行为趋于理性（功利）最大化，人际关系趋于淡漠，在此社会背景下很难保证个体、团体、社会的利益一致性，从而难以轻易达成网络合作。上述理论问题为公共资源管理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创新空间。
最后，在关注公共资源管理研究内部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为公共资源管理带来的契机。在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大趋势下，跨国公共资源管理也逐渐进入学者的视野。但是由于跨国公共资源的复杂性，公共资源边界的不清晰，此类公共资源的管理也同样面临着“公地悲剧”的考验。尤其是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资源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公共资源，如何把这类公共资源管理好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更进一步说，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如何把政府、市场与个人紧密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公共资源管理体系和管理能力现代化，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