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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东部沿海的商业性农业主要有果品、糖品和烟草生产。
中国制糖术于唐朝从印度传来，迄至明代，南方的福建广东二省已经形成强大的糖品生产能力。明末宋应星说，“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已”。
所谓两种甘蔗，是就其功用而言。王世懋说：“蔗有二种，饴蔗，节疏而短小，食蔗，节密而长大。”可见，食蔗就是一种果蔗，而饴蔗是供榨糖用的。“凡饴蔗捣之入釜，径炼为赤糖。赤糖再炼，燥而成霜，为白糖。白糖再炼则曰冰糖。又有响糖，牛皮糖之属。”
福建的糖品生产主要在东南区域，王应山说：“糖产诸郡，泉漳为盛。有红白及冰糖商贩四方货卖。”
可见，福建糖业以泉漳二府为盛。实际上，兴化府的制糖业亦不亚于泉漳，《罗源县志》记载，“崇祯志云：兴化府人每在邑贩买，煎为白糖、糖霜。则从前所产倍蓰矣”。
莆田人在明末到罗源等外县制造白糖，说明当地的制糖业是相当盛的。明代沿海的甘蔗种植影响了粮食生产，据载，甘蔗先是种在沿海的山地，如嘉靖年间的惠安县：“唯深山肥润处种畲稻，兼种畲蔗，傍山煮炼，岁亦获利。”
而后，由于甘蔗的利润越来越高，农民使用良田种蔗，万历年间的《泉南杂志》记载：“甘蔗，干小而长，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焉。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
据其所说，明代漳泉一带缺粮，即与农民以稻田种蔗有关。由此可知，闽南的甘蔗种植相当广泛。
在砂糖脱色方面，明清技术有不少改进，其中一项为蛋液澄清除去杂质法。“白糖，每岁正月炼砂糖为之。取干好砂糖置大釜中烹炼，用鸭卵连清黄搅之，使渣上浮，用铁笊篱撇取干净。”经过这一道工序，显然能使糖质更为纯净。明代的福建方志对黄泥脱色法的记载也更为详细：“二月梅雨作，乃用赤泥封之，约半月后，又易封之，则糖油尽抽入窝，至大小暑月，乃破泥取糖，其近上者全白，近下者稍黑，遂曝干之，用木桶装贮。”
由此可见，用黄泥给砂糖脱色的时间很长，至少要半年时间。而且，白糖的成色也不一致。福建糖农将白糖分为三等，“上白名清糖，中白名官糖，下名奋尾”。若要使低等次白糖更为纯净，还可使用多轮次脱色法，“官糖取之。再行烹炼，辟鸡卵搅之，令渣滓上浮，复置瓷漏中，覆土如前，其色加白，名洁白糖也”。
《天工开物》所载黄泥脱色法辨误。《天工开物》记载闽粤的制白糖法为：用瓦溜装砂糖液，待黑沙结定，然后去孔中塞草，用黄泥水淋下，其中黑滓入缸内，溜内尽成白霜，最上一层厚五寸许，洁白异常，名曰“西洋糖”。和明清实际制糖术相比，《天工开物》有两个错误，其一，福建民间是用黄泥封于瓦溜之上部，宋应星却记为用黄泥水冲下；其二，封泥时间至少要几个月，宋应星却以为黄泥水一冲便可产生白糖，其实，没有那么便当的事。《天工开物》的作者虽以广博闻名，但有些材料得之于传闻，不可尽信。
嘉靖年间编成的《惠安县志》中最早出现了新式的冰糖炼制法：“其响糖、糖霜皆煮白砂糖为之。”
万历年间的王世懋《闽部疏》记述：“白糖再煅而凝，则曰冰糖。”可见，明代已能直接用白糖炼制冰糖。可是，具体制造过程不详。一直到明末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新的制冰糖术才得到详细记载：“造冰糖者，将洋糖煎化，蛋清澄去浮滓，候视火色，将新青竹破成篾片寸斩，洒放其中，经过一宵，即成天然冰块。”新技术的制作周期大大缩短，成功率也提高很多，已成为一种实用技术，从此，冰糖不再是一种罕见的食品。白糖也是潮州的特产，“为葱糖，极白而无滓，为乌糖，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炼成白，捞鸭卵搅之，使渣滓上浮”。
明清时期的福建糖坊处于扩张状态中。麦哲伦于 16 世纪初远航菲律宾时，就发现有福建人在当地教土著种蔗煮糖；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大力招徕闽粤人民去当地发展制糖业。1650 年，巴达维亚城附近的华人制糖作坊有 20 家，1710年发展到 125 家，同时期巴达维亚的荷藉人制糖坊仅四家，闽粤人制糖坊占绝对优势。
从荷兰人对福建制糖术的兴趣中我们可知道，虽然荷兰人可能引进了印度的技术，但其辖下殖民地的制糖业还是以中国制糖术为主，这可能是福建生产的绝白洋糖比印度同类产品更适于外销的缘故。
按，世人皆谓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但要注意的是：英国人在工业革命过程中，也吸取了世界各地的先进技术。以大辊筒榨糖术为例，现在看来，这是起源于台湾、福建的技术，而后传向世界。至今新式榨糖机还是使用辊筒榨蔗的原理。工业革命只是用新的蒸汽动力机取代牛力而已。
烟草原为美洲植物，于明代传入福建。据张介宾的《景岳全书》，万历时闽广已经有了烟草。关于烟草的传入，明末崇祯年间的《海澄县志》记载：“淡巴菰，种出东洋，近多莳之者。茎叶皆如牡菊而高大，花如蒲公英，有子如车前子。取叶洒酒阴干之，细切如丝，燃少许置管中，吸其烟，令人微醉，云可辟瘴。”
这段文字不仅详细介绍了烟草的食用特点，而且还介绍了烟草的传播途径——漳州的烟草是由东洋传入的。后人以东洋称日本，所以，国内有烟草从日本传来的说法。实际上，明代的东洋包括漳州以东的各地区、国家，其中包括吕宋、渤泥等。烟草原是美洲植物，由西班牙人传入它在东方的殖民地——吕宋，而后由在吕宋贸易的漳泉人传入中国。姚旅为莆田人，行踪遍于天下，他于万历三十七年曾想将《露书》交付刻印，后因故未出。因而，今人研究《露书》，多将其定为万历三十七年的出版物，原因在此。其实，就《露书》的内容而言，有一些内容是天启、崇祯年间的，所以，此书真正的出版时间，也应是崇祯年间。
前述《海澄县志》记载的文字表明：当时漳州人制造烟草是十分讲究的，他们不是将烟叶晒干，而是将其放置于通风的地方喷酒阴干，然后切成细丝。这一烟草制法很快流行于中国，使中国人的吸烟习俗与美洲原始的吸烟习俗有所不同。美洲人吸烟，大都是将烟草卷起来，于是有了雪茄；中国人将烟草切成细丝，放在烟锅里点燃，于是有了旱烟。后人在细切丝的基础上用纸包裹烟丝，就形成卷烟，所以说，细切烟丝在烟草史上是一重大发明。这一发明，应是首先出现在漳州。
虽说目前所见明代记载烟草的文献多为崇祯年间的，但许多文献都说烟草在万历年间已经进入福建。例如《福州府志》说：“（烟）叶大如芋叶，种盛闽中。郡西禅寺之盖露，一名淡巴菰，明万历中始有种者。”
《南靖县志》云：“烟草，种出东洋，万历季年始有之，一名相思草。”
《安溪县志》：“烟叶，种来自海外，明万历间始有。”
以上记载都与《景岳全书》相同，指出闽人是在万历年间才开始种植烟草。考西班牙人在马尼拉建城的时间为 1571 年，即隆庆五年，以后才渐有漳泉人去当地贸易，随着贸易的增长，马尼拉越来越富裕，西班牙人在当地站稳脚跟，才会将美洲植物引入菲律宾群岛，所以才会有陈振龙于万历十五年引进番薯的传说，估计那时候闽人才开始注意到烟草，因烟草只是一种消费品，不像番薯可以作为粮食，闽人引进烟草肯定会迟一些。但是，闽人约在明万历时引进烟草是可以理解的。
明代闽人引进烟草后，先在漳州海澄种植，而后推广至各县。如漳州的龙岩县（清代为龙岩州所在地）：“烟，俗云芬草，崇祯初年始种之。”
《宁洋县志》说：“烟，俗呼薰草。崇祯初年始种之，迩来称盛，视耕耘之功加勤。然较之漳属十邑，宁犹未及十之一也。”
明清之际的宁洋县隶属于漳州，这段话反映了明末漳州十县种烟之盛况。姚旅的《露书》表明：明末莆田也种植了烟草。由于莆田与漳州之间隔着泉州，烟草能传到莆田，肯定先行传到泉州，所以，可以认为此时泉州已经有了烟草种植。
明朝虽有禁烟之令，但福建是天高皇帝远的地区，本地民众对皇帝的命令绝对没有江南区域那么顺从，多数情况是听听而已，仍然做自己的事。所以，明末的闽人仍然吸烟如旧。“明季服烟有禁，惟闽人幼而习之，他处百无一二也。”
“《宁化土产志》但云出东洋，始惟闽广人食之。”
连山区的宁化县也在崇祯年间发展了烟草种植，可见其发展迅速。《赣州府志》说：“烟，一名淡巴菰……始入中国，初盛于闽。”
这是一个较好的总结。
闽粤东部沿海的水果生产历来在国内较有名气。王应山论福建：“果实多品，荔枝、龙眼、橄榄、香橼四色，独下府所产，以地温暖，而此四种皆怯霜雪也。桃、李、杨梅、枇杷、西瓜、雪梨、柑橘、菱角、藕、柿、枣、甘蔗之属，他郡俱有，沙果、胡桃、菩提果、人面果，间有之，乌梅之用，普于四方。”
可见福建果品生产之多。潮州的果品生产也十分有名，“果，有柑、有桔、有橙、有柚……有荔枝、有龙眼、有金桔、有枇杷、有橄榄、有葡萄、有甘蔗”。
郭子章《潮中杂纪》说：“杨桃，大叶繁枝，果聚生如车轮而无廓，土人以蜜渍之，食可化痰。”“为李、为柿、为梨、为枣、为栗、为金橘、为枇杷、为橄榄，亦名青果，又名谏果，枝干皆直，最高耸，味似逊闽；为葡萄、为甘蔗、为菱、为菩提、为香橼、为莲房、为杨梅、为余甘、为石榴、为百纳子、为李木子、为黄弹子、为榛、为木瓜、为蕉。”
大致说来，中国主要区域都在北回归线以北，所以，生产于福建、广东的亚热带果品在市场上尤其受到欢迎。
福建荔枝产于沿海四郡，“闽中惟四郡有之。福州最多，而兴化郡最为奇特，泉漳时亦知名”。
福州台江以南，“行数十里间，荔枝、龙眼夹道交荫。”兴化郡的仙游县“枫亭驿荔枝甲天下，弥山遍野，婆娑可爱”。
释如一说：“福建下四郡俱出，福州最多，延亘原野，一家至万株。”
闽人运送水果到江南市场上出售，每每可以获得高价。为此，有不少外地商人入闽购荔枝，“闽种荔枝龙眼家，多不自采。吴越贾人，春时即入赀，估计其园。吴越人曰‘断’，闽人曰‘穙’，有穙花者、穙孕者，穙青者。树主与穙者，倩惯估乡老为互人。互人环树指示曰：某树得干几许，其少差，某较胜。虽以见时之多寡言，而一日之风雨，之肥瘠，互人皆意而得之。他日摘焙，与所估不甚远。估时两家贿互人：树家嘱多，穙家嘱少”。
明代的安海，“乡人以荔枝、龙眼焙作干，谓之桂林、桂元，运往温、台、苏、杭、南京等处发卖牟利”。
明代广东也有荔枝。郭子章《荔枝》：“荔枝之实，广不如闽。而闽以兴化枫亭为佳，其肤厚而香，其核甚小，广不如之矣。”
这是万历十年之后的事。可能是福建的荔枝良种传到广东的缘故，明末清初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一书，便不承认闽荔会比广东荔枝更好。这是福建农艺传到广东一证。
龙眼。自明代开始，龙眼干已是福建出售的主要商品之一，如何乔远所说：泉州“园有荔枝、龙眼之利，焙而干之，行天下”。
在荔枝、龙眼二果中，焙干行销的主要是龙眼。在中国人看来，龙眼干是温补的食品，冬天食用龙眼干，有利于身体健康，所以，福建龙眼干在国内销路极好。由以上记载中我们知道：明代中国已经流行食用龙眼干了。
闽粤东部沿海是国内柑桔主要产地之一，郭子章《潮中杂纪》：“潮果，以柑为第一品，味甘而臭香，肉肥而少核，皮厚而味美，有二种，皮厚者尤佳。”“今潮州柚有二种，实白者酸，实丹者味酸而甜。其华亦甚馥，其实甚伙。潮人烧其皮以瓷器覆之。用之可以引香。”
潮州到处都有柑柚种植，“潮有二水自西北来。东曰洲溪，西曰西溪。东南绕郡治之南，二水回流相错弗通仅十里。或为渠，或为池，旱干水溢，农者弗便也。其地橘柚诸果，贩鬻以脚，商者不便也”。
谢肇淛说：“闽楚之桔……霜液满口，足称荔枝、龙眼之亚矣。”
徐光启认为：“闽中柑桔，以漳州为最；福州次之。”
李世熊议及柑中极品——乳柑时曾说：“则今闽漳所产，恍惚似之，此当为真柑矣。”
何乔远说：“近时天下之柑，以浙之衢州、闽之漳州为最。”
释如一说：“桔虽出于闽广及苏、越、抚、荆，惟闽之漳州所产为上。隆冬采之，生意如新。”
清代初年的王胜时说：“柑桔一类，俗以黄者为柑，丹者为桔，闽产为天下最，清漳尤称佳。先朝盛时，闽桔之美，达于京师。岁时传柑，非此不乐。”
这都反映了漳州乳柑在国内市场上的地位。由于漳州乳柑是福建的贡品，《八闽通志》记载了漳州柑桔的品种：“朱柑，色朱而泽，味甜而香，为诸柑之冠。乳柑，兴福间亦有之，而漳地尤宜。白柑，花香皮薄，亦曰银柑、胡芦柑，有脐，盖乳柑之别种也。”
此外，福州一带种桔很多，柑桔成熟时，闽江桔红，成为一景。福建柑桔也是畅销的土特产，《安海志》说：柑桔“耐搬动、可久藏，乡人远商苏杭、临清、两京，或异域番国，必置此为货，多获厚利”。
而福州的红桔，因“福桔（吉）”之名，成为江南人家迎春节必备的食品，畅销江南。北京也流行吃“福桔”，有一年，北方大寒，京师柑橘不至，“唯福橘间有至者，价数倍”。
福建其他的果树还有橄榄、桃、佛手柑等，橄榄“树高二三丈，叶似榉柳，二月开花，八月成实，状如枣……福州最多，福清所产，百分之一矣”。
各类水果，成为当地经济的一大来源，如安溪县，“产多桔、柚、梨、柿之属，柿有名‘重色’者，晒而饼之，可以愈疾。……每当秋冬之交，行其郊野，柿黄梨绿，桔柚垂垂。时入池圃，有举网得鱼之适。非独博赢利，取厚资，为民间充实财用者也”。
广东兴宁县：“其又多者曰：柿子，所在成林，花初落，客商即入直于主人，九月结庐守之，去皮暴之，名曰柿花，空其园，千斯箱以去。”
明中叶以后，国内市场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讲究饮食穿着，茶叶消费量大增，《安海志》记载：“茶，昔惟清源有之，郡人未之种也。后安海游于外，习用之。于是饮者知求，卖者知植。……自后乡人争慕之，不特富贵之家为然，即村夫下辈亦窃效颦。雀舌一斤，售价三钱。自是而四方山寺争效种之，而买者争趋安海矣。”
由此可见，大约在明代晚期，福建沿海出现了饮用茶叶的一股新的热潮，大大刺激了茶叶的生产与消费。当时闽南有许多地方生产茶叶，林希元记永春的雀舌茶：“清明采者为雀舌，谷雨采者次之，五、六、七、八月采者则粗茶，雀茶一斤值银一钱，粗茶三斤银一钱。”
龙溪县，“旧有天宝山茶、梁山茶，近有南山茶，龙山茶，俱佳。及各处俱有土产，多于清明时采之”。
有名的安溪茶区正稳步发展，“安溪茶产常乐、崇善等里，货卖甚多”。
万历时，何乔远论述安溪茶，“茶名于清水，又名于圣泉”。
其时闽南的茶叶还是以泉州的清源山茶最好。官府开始对清源茶收税。何乔远说：“吾郡清源山盖产茶云。万历七年，县令彭公履亩欲令种茶于山者，茶千株实赋如一亩。肖陶庄公告令曰：‘请万之’，令如其言。种茶人户齐德庄公，欲碑而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