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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是关系到基本口粮供应的大问题，闽粤东部沿海除了潮州之外，都有严重的缺粮问题，这对东部沿海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昔人论福建：“闽中有上下四郡，下郡负海，而上郡负山。”
下四郡的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漳州府就是我们说的福建东部沿海区域了。
就总体情况而言，广东的潮州是粮食产区，而福建的沿海四府缺粮情况严重。明初在全国进行了较详细的田地登记，洪武二十六年（1393 年），福建纳税田地为 1 462.6 万亩。据官方的统计数字，北宋时福建已有 1109 万亩田地，经过300 多年的开发，福建田地数仅增加了350 万多亩，这充分说明山地限制了福建田地的开发。
而与此同时，福建人口大有增长，从北宋时的 204 万人增加到 391.7 万人，其增长幅度超过田地，明初平均每户 18 亩、每人 3.73 亩，和北宋时福建每人 5 亩多田地相比，人均占地量下降了一亩多。和国内其他省相比，福建人多地少的情况更为突出，例如明代的湖广省（含今天的湖南省、湖北省）人均 47 亩地，人均占地要比福建多 11 倍。这表明福建发展粮食生产的条件是远远不如外省的。
福建东南沿海的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也可分为山区与沿海二部分，靠山各县的地理环境类似闽北山区，如安溪县的长泰里参山，“参山林麓丰茂，原田瞴润，其人多因山田之美自饶给”。
“永春为邑在山谷之间，攒峰叠嶂，蹙沓不已。于其断处，始得少衍微平，以为聚落畎亩”。
可是，当地的粮食生产状况不错，“土沃泉膏，率种一斗而收十（石？）之六七，余可食郡中”。
这类县还有福州的闽清、永福，漳州的南靖、长泰，它们都是粮食有余的地区。当然，沿海的山区也有山多地少的地区，如福州的古田，泉州的德化，漳州的龙岩、宁洋等地。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较为困难。
沿海各县的情况较为复杂，其中有良田千顷的三大平原：福州平原上的闽县、侯官、怀安三县，莆仙平原的莆田、仙游二县，漳州平原上的龙溪县，这些平原分别位于闽江、木兰溪、九龙江等三大河流的下游，土壤肥沃，水利发达，种植双季稻或是稻麦三季，主要在这些平原上。元代已有亩税三石米的记载。就明代而言，它也是全国粮食产量最高的区域。可惜的是：这些平原的面积最多不过数百平方公里而已，在福建全省 12 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不大，即使以沿海二十余县范围来说，它所占比例也不大。福建的河流受到山地的限制，下游的冲积平原较小，若像广东、江苏那样拥有一块面积可观的三角洲，福建农业生产的面貌就不一样了。福建沿海除了所谓的三大平原外，其余的田地含沙量太高，渗水速度过快，其实并不适于种水稻。如惠安县的沿海，“山益低，地益夷，气益纾缓，村落繁多，田错布原隰，无深溪大泽以溉注之，常病于旱”。
该县的崇武乡，“地斥卤，无田可耕，惟宜麦、菽、豆、瓜、麻、黍之属”。
《泉州府志》说：“泉之，山带海，海滨地瘠卤，所树艺惟牟麦黍菽瓜蔬之属，绝少粳稻。……合一郡而计之，其为上腴田土不多也。”
何乔远评估晋江沿海区域：“土，瘠土也，海之所绝，山复障焉。土出不丰，百货皆自外至，舟装骡驼数十钟，不能至一石，而官复税之。”
长乐县的“沿海之民，如松下、广石、大小祉，海滨斥卤，以渔为生，每患谷竭，专依浙广米，至则米价差平，不然，其苦饥每甚于内地”。
福建地处南方，一向以水稻生产为主，所以，当地没有水田，人们就自认为是“无田可耕”，实际上还是有可以种麦、菽等作物的旱田。但其产量不高，自不待言。最典型的福清县：“福清土益卤，海益患，其田下下，不蕃粟稷而蕃人。故四人外给恒十之七八焉。”
福建沿海土壤沙化问题在明末已经相当严重了。闽粤沿海在经历宋元时期的大开发之后，自然环境恶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沿海植被的破坏还导致沿海土壤的沙化。闽粤沿岸线上原有天然的森林防护带，但因木材被砍伐，土壤逐渐沙化，形成越来越多的沙滩。闽粤沿海终年海风迅烈，被海风扬起的飞沙一步一步地侵蚀农民的田地。如金门县，“风烈莫如东方，料罗以上，荒埔茫茫，飞沙填压，不可耕作”。
这是明代就有的情况。长乐县的风沙更为严重，明代长乐县令夏允彝说：“长之民务本力田，罕有弃壤，顾田数日耗何欤，海风飞沙，倏层积，田没沙下，久且成沙阜。数十年之后，沙幸徙，勤者或洗沙出田，然洗之勤，不敌飞之易也。故失田为多。夫计民日加多，而计田日寡，民食何由赡足。滨海者恒祝海不扬波，余为长民祝海不扬沙矣！”
按，近年长乐县在修机场之际，发现了被海沙吞没多年的显应庙。这些地方过去都是居民区，几百年来入侵的飞沙，竟将一座高大的庙宇埋于地下，当地有多少农田被飞沙埋没，可想而知。周之夔论连江县：“自吾家龙塘而下，由荻芦门入海，其地属于连邑。其山多怪石，其田斥卤，岁穰率亩一种。其民舍陆而食于海。厚重少文，其天性也。”
其他如东山岛，原来也是一座有名的沙岛。在过去东山是全省最穷的区域之一。
有些地方的土壤虽然未曾被沙土淹压，但土壤的沙化也导致产量的下降。《同安县志》记载了明代王家彦的《闽省海防议》：“职观地势，自江南以北，沃野千里，不沟不洫。因叹职乡海壖地如巾帨，民耕无所，且沙砾相薄，耕亦弗收。”
福清县的沙地是有名的，福清名相叶向高说：“吾邑滨海，土田瘠薄，又鲜泉源灌溉之利，雨旸一不时，苗立枯矣。”
泉州厦门一带：“卤地斥耕人。”
这类沙壤土地很容易受水旱二灾的影响，大都是雨则水灾，晴则旱灾，粮食产量不能不下降。由此可见，森林植被的破坏，直接导致闽粤粮食生产的下降，养活当地人口是困难的。蔡献臣说同安：“夫同负山阻海，地瘠人稠，闽南之剧也。”
明清时代，闽粤沿海的缺粮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而粮食缺乏，不能不制约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沿海植被的破坏，对明清时期闽粤手工业也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沿海森林的破坏，使一些直接依赖森林的产业无法生产。如造纸业，宋代福建沿海的造纸业相当发达，如兴化府，“考宋志，兴化县辜岭村有厚藤纸，彭志莆田县文赋皇茧村有皮纸，近皆辍业。莆人所用纸皆自顺昌等县贩而至者”。
如果明代兴化府已经没有了森林，无法造厚藤纸与皮纸，都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一背景下，沿海一些依赖燃料的手工业便无法发展，《兴化府志》说，“客曰：莆地旧有铁，今无煅者。……宋志：莆海滨有铁沙场，舟载陆运，凡数十里，依山为炉，昼夜火不绝，今望江永丰里有东西灶，安乐里有铁灶，皆不闻有煅铁者，岂地利有时而尽欤？”
实际上，其主要原因不在于铁矿沙原料的缺乏，而在于兴化沿海是福建省植被破坏最厉害的地方，本地没有原料可以供铁矿炉使用。
因此，自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的缺粮是十分严重的。《福州府志》有这样一段话：“闽省僻在南服，地狭民稠，水耨火耕，仅足糊口。一逢旱涝，将朝夕之不给是虞，安所望卒岁哉！”
董应举说：“盖闽田少，偷取山海之隙地以耕，即丰年犹仰给于他省。况乎重荒。”
“大率城市有肉食者，乡民多菜色耳。”
某年，福州发生了抢粮食事件。许孚远的《题处乱民疏》说：“有闽县学在官生员李章与伊在官父李三，住居省城温泉铺，家资巨万，开铺卖米。伊父子平昔嗜利，与人交易，算至丝毫不让，又执泥不肯零沽……万历贰拾贰年肆月内，青黄不接，邻府俱各缺米，商贩鲜至，省城一时米价骤腾，人心汹汹。”
结果，其人粮店被抢。董应举曾与地方官讨论济荒：“谷米踊贵，半由谷乏，半由禁米，米禁则富者闭籴以徼利，奸商乘急而跃价，棍恶乘禁骗钱而米益贵。此从来积害。如今年五月末，敝乡烂米五升，价至五分，小儿贷银一百七十两买米至乡，而价始减。非一百七十两之米足周海滨，有此米而闭籴者、跃价者恐源源来，而价不得不减也。其后某归，载崇安米仅四十石，以与人。远近相传，莫测多少，而价遂大减。”
对于晚明的福州来说，它的粮食主要来自上游各县与邻省，可是，晚明屡屡出现的海禁，往往导致浙江与广东的粮米无法运到福州，明末周之夔曾说：“闽中原仰上府及海船米相济，今海寇克斥，船米不来，上四府各各禁粜，米又不下，加以数年水旱不齐，稻皆半收。富室蓄积仅足自支，果非藏匿高价，今自此一借之后，上户、中户囊并如洗矣。”
福州的粮荒，每每引起民众的恐慌。如曾异说：“大户少兼岁之储，米粟价稍踊则待哺者嗷嗷，省会今岁米未及千钱一石，较之大江南北，价不能逮半，民情汹汹。”
可见，当时福州严重依赖外来的粮食，若外来粮食供应不足，便会出现粮荒，这说明福州城对市场的依赖。
福州之外，闽南的泉州、漳州二县粮食更成问题。尤其是明代末年，中国气候变冷，
福建沿海经常发生饥荒。万历二十一年六月泉州大灾：“又据泉州府申称：本府所属柒邑，晋南惠同肆县滨海，安、永、德叁县依山，去岁旱魃为灾，所幸广谷通贩，米价不腾，物情乃定。今春以来，地土承久旱枯涸之后，虽甘霖屡降，水积不深，灌注不广，间多不种之田，既而螟蝗为害，根叶俱伤，正当吐实之时，又遇飓风大作，摧折扫荡，殆无虚日。至陆月初旬，淫雨如注，溪水下奔，海潮上涌，滨海禾苗，尽被淹没，负山稻谷，多属糠秕，天祸属邑，捌口嗷嗷。又闻广惠澎五谷不登，迩来米价遂至腾贵，民情汹汹，相率哭泣。”
而同安县的灾荒尤为严重：“同安县申称，本县田土，本来瘠薄，全赖雨泽滋生，今春不雨，其地居高亢者既不得施种，近水者稍得插苗，方在吐穗，突生螟蝗……兼之潮谷不到，米价日腾，贫民束手待毙。”
洪朝选论述同安的灾荒情况：
惟山田则资山泉以灌溉，今秋薄有收成耳。然山田少而平原之田、斥卤之田十居其七八也。……弊县东乡之民，所以养生之具，半资于田，半资于地也。自今春小米不收，今秋棉花不收，豆、芝麻不收，所望者惟田耳，田复不收，复何望哉？是以先卖牛，牛价食尽，则食羊，羊食尽则海菜，海菜食尽则采海榕树叶，采芭蕉根。闻之乡人，海菜、蕉根尚可食也，海榕树之叶，食之辄浮肿，皮裂水流，尽青叶之色，以其性特寒甚也。生计既蹙，粒食又竭，于是行乞者往安溪，佣雇者入山，拾穗者、采蕨根、柯子者，扶携老少，不绝于道。有一乡百十家而仅存五六家者，而强窃盗时作矣。
可见，一旦灾荒袭来，同安一带会出现饿死人的情况。
查阅何乔远的《闽书·祥符志》的记载，笔者发现：明代福建各府的饥荒发生极不平衡，山区的建宁府虽有自然灾害，但很少发展为饥荒，《闽书》记载的饥荒仅有两次；而沿海的饥荒次数相当多，如泉州府约有 14 次大饥荒，兴化府有 19 次大饥荒。
一旦饥荒来临，人很难生存。同安县某年遇荒：“水而田荒，民半菽，无所得饱，七尺之藏，一抔之土，无所得委蜕。”
这些饥荒往往引起沿海社会的动荡，明人记载：“弘治己未岁，陈公志学起江东来为兴化府长吏，时连岁大祲，地方艰虞，朝夕之间，虑有祸变。公极力营救，幸有以出民于涂炭矣。”
其他各府的情况与兴化有类似之处，“全闽山海之郡半，山郡不患人满，诸海邦食地浅，人溢于土，虽大穰，仅足当他省下岁”，“大户少兼岁之储，米粟价稍踊则待哺者嗷嗷，省会今岁米未及千钱一石，较之大江南北，价不能逮半，民情汹汹”。
有一个福州人说：“自有生以来，仰上地米，仰他省米，偷安度日，别无长虑。有能耕之人，无可耕之地也。”
泉州的缺粮则与种植蔗糖有关：“其地为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种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给于浙直海贩。”
何乔远总结：“虽水旱以时，斥卤悉获，尚不足望闽人之腹，而况天为之灾，而寇为之警乎？”
福建的山区产粮有限，不足以供应下游日益增多的人口。于是，商人从沿海运入粮食。晚明有人说：“海滨斥卤，以渔为生，每患谷竭，专依浙广米，至则米差平，不然，其苦饥每甚于内地。”
这段文字反映了福建沿海对海运米的依赖性。明代后期周之夔概论福建粮食市场时说：“夫闽三面距海，山多田少，虽丰岁尚资邻粟。故漳（州）、泉（州）贩之惠（州）、潮（州）；兴（化府）、宁（福宁州）贩之温（州）台（州）；省会贩之上四郡；上四郡不足，则又贩之江、广。此定界也。”
由此来看，福建粮食市场上的粮食运输可以分为四路，除本省上游运至福州外，还有三路都与外省有关，其一，从江浙运至福宁州、福州府、兴化府，泉州府；其二，从广东运至漳泉；其三，从江西运至福建。
在粮食生产方面，福建与潮州有较大的区别。福建沿海多为缺粮区，而潮州的沿海平原以富饶称，“方志南海十郡并列，潮独称古瀛洲云。其地多隰泽良田，宜稻谷。粇稌之美，溢于四方。山海所藏，百物流衍。贾人宾客，重茧而来。”
饶平县的名字，已经说明其粮食生产的状况。“潮属鱼米之乡，素称饶沃……盖潮阳饶富，甲于各邑。”
揭阳县也是以粮食产量丰富著称：“揭地饶沃，一易之田可收数钟，二易之田倍之。然地卑湿谷易红朽，岁耕而岁食之。值狼戾之时，漳泉人率为汎舟之役，转输而去矣。所谓一年、三年之余，无有也。”
普宁县位于揭阳的上游，境内有南山平原，土壤肥沃，一年可以收二季以上的水稻，也是潮州重要的产粮区。
不过，潮州境内也有缺粮的县，在沿海是澄海县，县令王嘉忠评论：“地湿潮咸，宜种禾苗者仅十之四五，每遇飓风淫潦，则一望污莱，或遇旱干则沙土渗涸，灌溉之水不能久蓄，故澄民半不务农，而以鱼盐为生，谷食多往给于揭、潮、三河等处。”
大埔县：“大埔于潮最为荒僻，一水中分，万山层叠。其间耕桑之地，不过山阻水涯，总计得之十一耳。故民生生计甚难。其不沾寸土，则十室而九也。”
“漫衍千峦，居民其中，田少山多，民生之资山，甚于资田。”
总体而言，潮州余粮县多，缺粮县少，因此，明代的潮州有大量的粮食运贩福建沿海各县。
不过，到了明代末年，随着潮州人口进一步增长，潮州也感到人口的压力。“又潮称海郡，海水咸卤，不宜于田。凡三农皆藉溪潭以收灌输之功，水少则引之溉田，水多则泄之归海，于是乎岁无涝旱，而田亦无荒废。潮民之以水讼者比比矣，有司者当询其利病以断之。”
潮州首县海阳的粮食供应严重依赖外围：“盖海阳民食西仰给于长乐、兴宁、程乡，东仰给于揭阳。毋令减价，惟在广招。若海运则仰给于高雷。今间高州米船数十，浮海而来。”
潮州沿海缺粮情况的扩张，可能造成闽粤东南沿海粮食市场的波动。
番薯原产于美洲，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西班牙人入侵吕宋，将番薯引进吕宋群岛。当时，福建漳州人多往吕宋做生意，很快认识了这一植物。“夷人虽蔓生不訾省，然吝而不与中国人，中国人截取其蔓咫许，挟小盖（篮？）中以来，于是，入闽十余年矣。其蔓难萎，剪插种之，下地数日即荣。故可挟而来也。”
关于番薯的引进，现代学者中，梁方仲先生最早提出番薯是由闽人从吕宋引进的。
查福建古代的史料，对这一问题众说不一，流传很广的《金薯传习录》声称：万历二十一年（1593 年），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行医多年返乡，携回番薯藤，试种成功，其子陈经纶向福建巡抚金学曾报告，次年，金学曾在全省推广番薯，恰逢该年大旱，稻麦减产，唯独番薯丰收，于是，番薯很快在福建各地传播开来。
对于《金薯传习录》的记载，朱维幹先生表示不可信，他甚至说：“《金薯传习录》是出于陈世元伪造事实，以吹嘘自己的家庭，恐不足信。”
他的理由是：《闽书》的“金学曾传”未记录金学曾推广番薯一事。然而，金学曾确实在福建大力推广过番薯，福清人陈文炅的《明都御史金学曾报功祠记》载：“吾融山海之区，东南土瘠而燥，不蕃禾稻，雨泽稍愆，田苗立槁。明万历间，旱魃为虐，野草无青。都御史金勘灾至此，相厥土宜，将外国所传曰地瓜者，教民种之。”
此外，长乐县的祥符志也记载了金学曾在福建推广番薯。可见，金学曾推广番薯，功不可没。但是，陈振龙是否为第一个引进番薯的人，却是可以商议的。因为，陈振龙引进番薯之际，已是西班牙人占据吕宋的 28 年之后，而从西班牙人占据吕宋的一开始，便与福建闽南商人建立了贸易关系，在这漫长的 28年时间内，漳泉商人不知道番薯，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实际上，明代的文献大多说漳州人最早引进了番薯。明代的《惠安县续志》云：“是种出自外国，前此五六年间，不知何人从海外带来？初种在漳州，今侵蔓众与诸郡，且遍闽矣。”
《漳州府志》也有类似的说法：“漳人初得此种，虑人之多种之也。诒曰：食之多病，近年以来，其种遂盛。荒年赖此救饥者众。”
据记载，泉州人的番薯也得之于漳州卫辖下的南澳岛。《亦园脞牍》记载：
万历间，侍御苏公琰有《朱薯疏》，其略曰：“甲申（1587 年、万历十五年）乙酉间，漳潮之交，有岛曰南澳，温陵洋舶道之。携其种归晋江五都乡曰灵水，种之园斋，苗叶供玩而已。至丁亥（1587 年）、戊子（1588 年），乃稍及旁乡，然亦置之硗确，视为异物。甲午（1594 年）、乙未（1595）间，温陵饥，他谷皆贵，惟薯独稔，乡民活于薯者十有七八。由是名朱蓣。以其皮色紫，故曰朱。”
万历甲申年即为万历十五年，此时西班牙人占据吕宋已有 22 年，而南澳岛已种植番薯了。按，南澳岛今属广东，所以，广东学者曾以此为据，说明番薯最早引进广东。但在明代，南澳岛由福建、广东两省共同管辖。其原因是：嘉靖年间，南澳为海寇、倭寇的盘踞地，戚继光率福建水师经过多次交战，方将海寇歼灭。万历四年，决策由闽粤两省水师驻扎南澳岛，福建派出去的是漳州水师。其时，广东因兵力不足，南澳长期由福建水师漳州卫管辖，岛上赋税也由漳州府征纳。由于漳州人将南澳岛当作去马尼拉始发站，所以，南澳岛上的漳州人很多。漳州人从马尼拉回漳州，也是先到南澳岛。明代对吕宋的贸易一直以漳州人为主，泉州人次之。明代万历年间，到菲律宾的潮州人很少，所以，南澳岛的番薯应当是漳州人首先引进南澳岛，然后传播于福建、广东各地。或云：番薯首先由东莞人陈益于明万历八年（1580 年）由交阯引入东莞县。稍后又有吴川人林怀兰将番薯从交阯引入电白县。至于交趾为什么很早就得到番薯，只要了解到在交阯港口经商的多为福建漳州人、福清人，就可知道：其实交趾的番薯也是福建人带去的。
番薯传入南澳后，逐步传播福建、广东两地。据崇祯《汀州府志》记载：“番薯，瘠土之地皆可种，其味甘甜。”
由此可见，明末福建山区已有番薯种植。至于和福建沿海交通的外省地方，可能先于福建山区得到番薯。所以，《龙岩县志》总结：“番薯，种自吕宋而来，由闽而广，万历中始有之。”
但是，番薯在闽粤各地发展很快，泉州沿海的刘五店：“番薯被冈长。”
“市买一担终便尔。”
番薯传入福建后，很快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如《泉州府志》说：“番薯，种出岛夷，蔓生，多结根，一亩地有数十石之获，比土薯省力而获多。贫者赖以充腹。”
又如夏允彝所说：“番芋，来自外夷，其味甚香，食者不饥，不择肥瘠，不畏水旱，邑民以佐粟米之匮，较蜀之蹲鸱尤为胜。”
尤溪县的“薯蓣，有红白二种，近有一种蔓生者，红皮白里，谓之番薯，种此省力而获多。贫者赖以疗饥”。
据以上材料，番薯的优点是耐旱、抗涝，所需劳动力少、成本低，高产。其中最大的优点如谢肇淛说：“种沙地中易生，而极蕃衍。”
福建沿海无河流之处多为沙地，诸如长乐、福清、惠安等县，沿海岸线的沙地漫延数百里，而且，由于盛行东风，沙线不断内侵，使沿海沙地越来越多。沿海第二个大患是海水内侵，田地含盐量高，用这两类地种稻麦，几乎是十年九不收。但是，自从出现番薯后，沿海沙地都可以种植番薯，“昔也，陆利在
麦，今也，利在朱薯”。
番薯的出现，取代了各种旱地作物的地位。它的出现，也使沿海的饥荒得到缓解。为福建各地经济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本章着重研究了闽粤两省东部的自然环境及人口压力、粮食供应诸问题。就自然环境而言，闽粤东部沿海区域最大的特点是背山面海。东南丘陵的余脉延续到闽粤沿海，有些山脉或隐或现延伸到大海里，形成了众多的海湾和岛屿。这些海湾和岛屿拥抱着众多的海港，成为沿海民众与南海交通的良港。明朝实行海禁的时代，可以禁止其他省份的私人海上贸易，却无法禁止闽粤两省的海上贸易，与这一点有关。因为，任何港口都可以成为走私船的停泊地，而且这类港口太多，明军无法全部掌控。此外，由于地处热带与亚热带多雨区域，闽粤两省的森林茂密，其中的杉木等树种适宜造船，因此，闽粤沿海民众造船十分容易。不过，在沿海各府中，泉州和福州早在宋代就开始造船，迄至明代，沿海森林大都被破坏，巨木要从上游运来，因明军和官府控制了沿江港口，所以，明代前期福州和泉州两府的海上商业不是最发达。漳州和潮州的情况不同，漳潮位于闽粤两省交界处，森林密布，具有发展造船业的天然条件。而且漳潮二府位置偏僻，天高皇帝远，两省官府经常忽略他们，所以，漳潮两府成为明代私人海上贸易最发达的地方。这是闽粤沿海区域海上贸易的优势。
闽粤沿海区域的另一面是农业发展局限性强。由于山多地少，可耕平原不多。除了潮州外，福建沿海四府都是缺粮区。可是，由于闽粤二省人口增长较快，迄至明代后期，闽粤两省东部沿海都出现人口过剩的情况。因平原有限，可以种植粮食的农田不多，即使他们有很多人口，发展精致农业，但是，地理条件的局限性，使他们在本地无以谋生。因此，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得不寻找更为合适的行业。在这一农业欠发达的背景下，他们必须寻找其他方式谋生。这是闽粤东部海洋经济较发达的原因，因为，蓝色大海的诱惑，不是所有人都能抵挡的。晚明番薯的引进，使闽潮沿海的粮食生产大为改观，然而，福建沿海需要进口大量的粮食的局面并未彻底扭转，这说明随着番薯的引进，闽潮沿海人口也在增加。因而在海洋文化的背景下，当地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也增加了。
明代后期，闽粤两省的人口中，都有数十万人从事与海洋有关的产业。他们最早是渔民，后来成为船工和海商，于是成为海洋经济的承载者，也继承了宋元以来中国海洋事业传统。他们从事渔业，从事运输，从事商业买卖，进而成为商业巨子。明代从事海洋事业的多为漳潮人，是有这一背景的。事实上，由于明朝的海禁，使全国多数沿海区域的海洋文化遭到挫折，只有倔强的漳潮人仍然从事海洋事业。于是，明代的海洋文化呈现从漳潮向全国沿海各地漫延的趋势。不论漳潮人进入哪一个港口，都会刺激当地古老的海洋文化复苏，从而带动了中国沿海各个港口海洋事业的重新崛起。不过，由于明朝强力的海禁政策，中国传统海洋文化未能在江浙及北方区域大发展，在明代真正有海洋成就的只是福建、广东两省，其中又以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诸府和广东的潮州诸府得风气之先，经济结构发生较大的变化。中国最早的有规模的海洋经济在这一带打下基础，并且形成了泉州、漳州特殊的生产生活模式。随着泉漳生产模式的推广，中国东南各地的城乡发生巨大的变化。